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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政治文化史的发展趋向 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综合当时已有的政治史研究文献，简略而条贯地梳理了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脉络。罗纳德·佛米萨诺也概要评述了截至20世纪末美国政治文化史起伏不定的历程。概括来说，美国史家对历史中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涉及的课题形形色色，采用的方法五花八门，解释方式和基本观点也各有千秋；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 1. 精英政治文化研究 在政治文化研究问世之初，美国政治学家并未意识到政治文化有精英和大众之别，他们把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政治取向都纳入某种共同的全国文化之中。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政治学理论关于“精英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文化”才形成了相对明确的区分。那些研究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学者往往侧重精英政治文化，因为这些国家大多存在领导危机，同时缺乏关于大众政治文化的可靠数据；而专门研究发达国家的学者则更关心民主的运转，自然而然地把眼光投向大众政治文化。两种研究路径在工具和方法上也出现分殊：研究精英政治文化通常采用“解读意识形态”、“刻画操作符码”、界定政治行为背后的“精神和算计”等技巧，而研究大众政治文化则倚重调查研究和测度公共舆论的方法。 有政治学家把“精英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系统领导人与政治相关的信念、价值和习惯”，或者更简洁地说，就是“精英的态度”。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精英政治文化不一定就是“官方政治文化”，但两者经常有重合的地方。在美国史家笔下，精英政治文化一般体现为政治领导人或其他精英的“意识形态”，因而同政治思想史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们既研究单一政治领导人的个性、心理和思想，也讨论作为群体的精英的政治态度。一般来说，这类研究拥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以精英的政治言论作为题材和材料的来源；其二，主要依靠思想史的方法来解读文本和言论；其三，基于精英的政治“态度”来界定政治文化的主流和政治变迁的趋向。 但是，研究精英政治文化的史学毕竟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罗伯特·凯利谈到，研究精英政治思想的“旧”政治史，在同研究大众投票行为的“新政治史”结合以后，可以产生新的成果。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中，的确可以看到这种结合的痕迹，即把精英言论置于大众政治行动的语境中解读，以此越出政治思想史的藩篱。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精英的政治信念更加复杂和微妙，最好的研究方式是通过面对面地与政治领导人做系统的交谈，认真倾听和解析他们所说的话。但是，历史学家却没有采纳这种研究方法的便利，其替代的途径是全面而细致地研究精英领导人留下的日记、书信、演讲、谈话以及相关活动，也就是按照历史学的规范来运用前面提到的“解读意识形态”、“刻画操作符码”、界定政治行为背后的“精神和算计”等技巧，从言论和修辞中探知精英的“信念”和“态度”。 前文提到的美国政治文化史的两位开路先锋，都以研究精英政治文化而闻名。霍夫斯塔特的《改革的时代》一书，对“象征性表达和象征性行动的功能”作了出色的探讨。他把改革运动视作对急剧社会变动的一种心理调适方式，运用“地位革命”的命题来诠释中间阶层对待社会变动和发动改革运动的心理机制。该书的副标题“从布莱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毫不含糊地标明，它所关注的是政治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风格，因此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诸如威廉·布莱恩、路易斯·布兰代斯、罗伯特·拉福莱特、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等，全都是具有全国性声望的精英领导人。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侧重从革命者的内心世界来探究革命的由来。他笔下的革命者其实仅限于革命领导人，多数人的职业身份乃是律师或牧师。他们关于自由、权力、腐败、奴役的认知，对英国政治和帝国体制的态度，对殖民地未来的期望和担忧，特别是母国的殖民地政策调整带给他们的“真实的恐惧”、“真实的焦虑”和“对真实危险的感觉”，最终凝结为关于“英语世界剥夺自由的阴谋”的想象。正是这种强烈的焦虑和恐惧促使他们起来反抗母国的统治。概而言之，在殖民地精英的政治“信念”和“态度”中，蕴含着美国革命起源的“奥秘”。 另外还有几种研究精英政治文化的论著值得一提。丹尼尔·豪着重研究12 个辉格党领导人的政治思想，以此呈现美国辉格党的政治心态。他说，自己所选取的这些人物均符合两条标准：第一，他们是“对界定辉格党的活动和范围有影响力的人”；第二，他们是“最能为辉格文化提供洞见的人”。根据第一条标准，他选择的是男性；而根据第二条标准，他挑选的则是那些“能言善写的自觉的代言人”。虽然他尽可能留意这些人在背景、职业和地域上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但并未超出辉格党党内精英的范围。埃里克·方纳的成名作《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人》，讨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即共和党对于当时美国（北部和南部）社会的认知，以及关于国家未来的看法。在他的笔下，上述“认知”和“看法”的表达者并不是共和党的普通成员，而是其领导人和代言人；他们的演讲、书信以及其他作品，构成了该书的基本史料。乔安妮·弗里曼则从“荣誉文化”入手，讨论“荣誉符码”如何规范和引导精英的政治行为，如何影响全国政治和政府的运行，以及如何为政治辩论和权力竞争提供逻辑，于是把荣誉和民主、共和主义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有特色的政治文化研究方式。作者自称，她的研究旨趣在于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着眼，重新讲述若干广为人知的故事，通过解读政治精英的“心灵景象”（mental landscape ），为理解他们的政治选择和决定提供自出新意的文化路径。此外，以某个政治代言人的思想和信念来“管窥”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也是精英政治文化研究常见的方式。有一篇文章讨论所谓“杰克逊民主”代言人威廉·赖格特（William Leggett ）的政治思想，以此辨析杰克逊时代政治文化的特点究竟是个人主义还是包容性的平等至上主义。 随着美国社会政治的变动以及美国史学风气的转换，对精英政治文化的研究难免受到批评，甚至被贴上精英主义的标签。据有的美国学者所说，“文化”概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平等”，即不同的人对于文化的影响是不同的；具体到政治文化，精英领导人的政治“取向”通常具有更大的政治分量和影响力。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世界的实际，但是这种实际往往使许多民众主义史家深为不快，甚或难以接受。研究过往的精英政治文化，对于理解具体历史时期的政治变迁，无疑具有不可或缺和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轻视或贬低精英政治文化，排斥或歧视对精英政治文化的研究，同忽视或轻视民众政治文化及其研究一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成见，而且必然导致学术上的偏误。不过，美国史家的精英政治文化研究也的确存在一些欠缺。如何基于“事实关联”揭示精英观念与大众态度或公共舆论的关系，如何避免片面关注或过于强调精英的作用而落入精英主义的窠臼，诸如此类的问题曾让一些美国政治史家进退失据，饱受诟病。 2. 大众政治文化研究 关于大众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美国政治文化史的精华，而且一度反映了美国政治史乃至整个美国史学的新进展。把大众政治文化纳入史学的考察范围，不仅涉及政治和史学观念的转变，而且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加精湛的治史技艺。其最大的制约来自史料。涉及大众政治文化的史料不仅相对稀少和零散，而且不同于史家长期所熟悉的形态。一方面，普通人不善于写作，其观点和想法很少直接形诸文字，因之多数文字史料出自统治者和精英的笔下；对于这类史料，必须深究文本和语境的复杂关系，方可从中解读出可靠的信息。另一方面，普通人的政治“信念”和“态度”往往不是说出来的，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通过行动、仪式、歌谣和其他象征符号而折射出来的；这类材料不仅需要借助特定的工具和技艺方能处理，而且其间接和隐晦的特点也增加了信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尽管难度颇大，但仍有不少美国史家迎难而上，而且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美国左翼史家加里·纳什，乃是民众主义史学和多元文化史学的一员主将。他的《城市熔炉》一书讨论18世纪中期北美滨海城镇的社会变迁，其中论及普通劳动阶层对于社会变迁的感受和认知，以及他们“政治意识的成长”，并试图从民众的视角解释美国革命的起源。纳什对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忽视阶级形成和普通人政治意识的状况感到不满，认为滨海城镇的普通劳动者对于社会经济分化有自己的认知，并在围绕这些冲突性利益的斗争中发展出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显然，他意在借用E. P. 汤普森的方法来研究18世纪北美的阶级问题，采取文化分析的路径，把阶级意识作为“劳动阶级”政治文化的核心。他还特别强调普通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称他们并非上层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教堂、酒馆、工作场所和家庭，来交流和分享他们对于自己生活境况的理解。 大众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部名著是肖恩·威伦茨的《吟唱民主》。该书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纽约劳工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取向，以及他们同雇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冲突，以揭示美国工人阶级兴起的复杂性。威伦茨把法庭记录、庆典演说、印刷品、绘画、游行和仪式作为文本，调动文化研究的技艺加以解读，揭示其中包含的民众价值、信念和意识形态。他强调，若要理解纽约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必须把问题置于广阔的“意识形态语境”中，着力了解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剧烈变动中，普通人如何诠释共同体（commonwealth）、美德、独立、公民身份和平等的理念，以及如何围绕这些理念的意义而进行斗争。换言之，必须透过政治文化的棱镜，才能清楚地看到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威伦茨的基本观点是，如果说美国革命留下的意识形态遗产是共和主义，那么纽约劳工则拥有不同版本的共和主义，而且这些版本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发生了转化。 前文提及，研究大众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困难在于缺乏文字史料；于是，一些美国史家便力图透过行动、仪式和象征符号来提取关于政治价值、信念和态度的信息，以拼接出大众政治文化的画面。有学者撰文讨论18世纪后期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弗赖斯叛乱”，揭示“普通公民关于他们在共和政治中的角色的态度”。叛乱的主体是德意志裔居民，他们虽然没有同英裔居民混合，但同样熟悉并接受美国革命所高扬的价值和理想，只不过他们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来表达他们对于自由、宪法和权利的看法，表达他们对于政府权力和政策的态度。另有学者研究革命时期费城民众的仪式和活动，以揭示民众对于奢靡、特权、平等和爱国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权贵精英的不满，由此把美国革命界定为一场“文化战争”，即“一场关于社会特权、禁止奢靡、性别角色和公共道德的战争”。 就思想倾向而言，大众政治文化研究往往带有“去精英化”乃至反精英主义的特点，致力于发掘普通人的历史事迹，纠正精英主义历史书写的偏颇。据《党派事务》一书的作者说，她所采取的研究路径旨在“离开民主党总部和杰克逊、道格拉斯、卡尔霍恩这些有系统观念的大人物，去描绘那一代民主党人如何学会像这一信念的一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以此为政治史上的这一幕提供一个平衡的画面”。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普通人的政治价值、态度和情感不同于精英，而且也独立于精英，在政治世界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再则，政治文化领域始终存在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发生在民众和精英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民众内部的不同群体中间。 诚然，强调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乃是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强调过头以致抹杀精英政治文化的地位，就会导致思想和学术的双重偏误。根据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统治者通常把自己的价值和情感灌输给或强加于被统治者。罗德明也谈到，根据符号学化的“通信理论”，精英操纵象征符号，而大众则对象征符号进行解释并或多或少地作出回应。这就是说，以统治者为主体的精英政治文化实际上经常居于主流或主导地位，对大众政治文化产生影响，以致两者产生诸多“交叉重叠的共识”。因此，在大众政治文化的研究中，须力避刻意抬升大众政治文化的地位，更不能把它置于同精英政治文化截然对立的状态。 3. 政治亚文化研究 除了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差别，区域、种族、族裔、性别和宗教的分歧同样投射到美国政治文化中，由此产生多种亚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而且它们之间的界线往往模糊不清或犬牙交错。美国政治史家就不同的地区（如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区域（南部、北部、大平原）、群体（族裔、移民、女性）和宗教（天主教、新教）的政治文化进行探讨，形成了政治文化史领域的亚文化研究。 在《从杰斐逊到尼克松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一文中，罗伯特·凯利把区域、族裔和宗教结合在一起，对美国政治文化的亚文化类型加以区分，就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演变作出了提纲挈领的阐述。在他看来，反英和独立战争时期不同政治立场的形成，在政治文化维度上带有显著的亚文化分歧的特征：在安立甘派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人们对帝国的认同更为坚定；在新英格兰这种主要由“外人”（即在母国受到排斥的人）居住的地区，人们对帝国怀有不满和疏离的情绪；南部种植园主因其自由情结和对帝国事务的不满，也形成了某种“外人”心态；苏格兰、爱尔兰人天然带有反英情绪，他们在18世纪70年代控制了中部各殖民地，推动这些殖民地脱离帝国。可见，各种亚文化群体的“外人”心态，对于独立运动的进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基于地域、族裔和宗教的政治文化分野，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长久的韧性和连续性，后来又与政党政治交织在一起，对美国政治变迁产生了“界定性”和“塑造性”作用，在某些历史关头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凯利关于政治文化亚文化类型的看法，触及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地理、人口、族裔、性别和宗教等方面的复杂性，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造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多样性。 美国辽阔版图上纷繁的地理差异，同政治文化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联。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地域（section）和地区（region）有着自己的政治文化，它们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异同互见，而且联系密切。有学者基于地理差别区分了三种“政治亚文化”，分别以个人主义、道德主义和传统主义为突出特征；正是这种以地理分布为特点、受到地方条件改造的政治文化，为美国的区域主义奠定了基础。而且，正如同国与国的边界一样，美国内部州与州之间的法律边界同时也是政治和文化边界，使得各州在政治文化上呈现鲜明或隐晦的差别。另有学者以税收为切入点，揭示18世纪中后期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政治文化的差异：虽然其政治文化均以共和主义为特征，但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偏重共同体”和“自由至上”的区别。还有学者基于地方政治来讨论内战前30年间密西西比州的政治文化，发现当地政治领导人和普通选民都习惯于把政治视作个人的事情，因而其政治文化并未建立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带有鲜明的“反政党”特征。这种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政治文化，把密西西比同上南部和北部区别开来。还有一些学者把考察的视点下放到县一级政治文化。有一篇文章论及，弗吉尼亚殖民地时期不同县的居民对待政府、政策和官员的态度与期望，往往因具体的情势而出现差别。另有一本书讨论殖民地时期至内战前马萨诸塞内地的伍斯特县居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发现其中既有共和主义的内涵，也有自由主义的特征，而且两者交融无间，只是在1780年以前，哈林顿式的共和主义居于主导地位，而此后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则成为主流。 族裔、性别和宗教与政治文化的相关性，同样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据有的政治学者研究，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族裔对于政治态度发挥很大作用，进而影响到公共参与；而且，对于各个层次的参与者来说，族裔的影响甚至大于社会经济地位。这种观点同李·本森等人早先提出的“种族—宗教模式”可谓桴鼓相应。以女性为主角的政治史家还提出了“性别化政治文化”（gendered political culture）概念，以标示妇女政治取向的特点。琳达·克尔伯、凯瑟琳·斯科拉等一大批妇女史家，都对妇女政治文化的研究有所推动。另有文章探讨宗教信仰在林肯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性，论述了林肯本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表态，以及共和党关于林肯宗教信仰的宣传和道德形象的打造，以此证明福音新教对于美国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作者进而断言，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看，宗教和政治之间并没有一道“高高的篱笆墙”。 亚文化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否认美国存在某种更大的政治文化，而只是颠覆了美国拥有某种纯一而同质的政治文化传统的神话，勾画出美国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和冲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这类论著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整体研究具有互补或纠偏的作用。不过，研究者如果缺乏比较的眼光，忽略联系和影响，孤立地看待各种政治亚文化，就难免招致“碎片化”的批评。 4. 新文化史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政治文化研究，都受到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滋养，都关注文化对于政治的说明和阐释的功能。美国史学界最早采取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的学者，即从阐释人类学取法，把一个政治社会在特定时代盛行的价值、情感和态度视作意识形态，而且不再单纯把人视作观念的制造者和操纵者，同时也看成是观念的受制者。换言之，人既生产和利用观念，同时也受到观念的制约乃至塑造。因此，政治文化史研究需要从观念入手来理解和阐释行动的意义。显然，这种理念相当接近“新文化史”的旨趣。 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苗头。有学者借鉴阐释人类学的理论，不仅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自主的面相或维度，而且从象征主义视角将它界定为“政治生活的意义”。罗德明也对以往的政治文化研究提出尖锐批评，力主重新界定政治文化，视之为一个“符号学系统”（semiological system）或“政治象征符号系统”，并采取“象征主义”路径，借助符号学方法以解析这个系统的意义。另有学者提议借鉴人类学中的“隐喻”和“表征”的概念，采用“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 ）的方法来对待政治文化。这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把政治文化视作政治生活的“意义”或政治的意义方面，倡导借助“深描”方法来揭示政治文化的意义结构，可以说属于“阐释主义”的研究范式。它所质疑和挑战的对象，乃是基于调查数据和量化分析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研究范式。“阐释主义”范式的合法性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定之上，即人类活动的特点本身就是阐释性的，因为由人际交往构成的世界乃是一个“充满着意义的世界”。政治学界出现的这一套理念和方法，同新文化史可谓不谋而合；而此时美国政治史家也卷入了新文化史的潮流，依循“阐释主义”路径来拓展政治文化史的领地。 政治世界的语言、仪式、符号、图像、物品等作为象征符号，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从中可以探查到那些“习焉不察”而又具有基础性的“信念”和“态度”。而且，这些“信念”和“态度”对于政治行动和政治变迁的作用，也通常采取隐秘不宣的方式。对于政治社会的普通成员来说，他们对权力和秩序的态度，关于自身政治身份和国家认同的想象，尤其常见于行动、仪式和其他象征符号之中。只有借助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处理这类题材。 “自由”无疑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最具塑造力的“信念”。美国史学名家戴维·费希尔认为，以往关于“自由”的历史研究，采用“文本—语境法”等方法，著述甚多，但据此讨论的“自由”却同千千万万普通人没有什么关联，因为普通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一系列的文本，不是一连串的争论，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体系，而是从生活中习得而深信不疑的价值，可以说就是一种“心灵的习惯”。要研究这种“自由”，就必须借鉴人类学家研究民间文化（folkway）的方式。普通人很少阅读关于“自由”的文本，也很少留下关于“自由”的文字，但是他们通过象征符号和形象来展示自己对于“自由”的理解。象征符号传递观念，而形象还可以创造或改造观念，并使人接受和信服。此外，一些关于“自由”的文本也演化为象征符号或形象。通过解读这些象征符号和图像的意义，并发掘其背后的故事，便可呈现那些没有写作能力的普通人关于自由的“信念”，尤其是“自由”的复杂多样而变动不居的意义。他据此写成的《自由》一书，可以说是新文化史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史名著。 另有美国学者讨论从革命到建国初期关于总统的礼仪、节庆和象征符号，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对这些礼仪、节庆和象征符号的意义的不同诠释以及由此引出的分歧和斗争，以揭示美国早期政治文化中君主制和共和主义的冲突，展现美国早期政治文化转型的曲折性。还有学者撰文论述林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形象及其接受情况，发现林肯作为一个政治文化符号，一方面受到当时各种政治力量（新政人士、共和党顽固派、黑人民权工作者和左翼活动家）借助各种方式（传记、戏剧、电影、绘画、报刊宣传、政治演说）的塑造和利用，而林肯形象（捍卫自由和平等的人、摧毁奴役的人、同情黑人和劳动者的人、追求和平的人、维护民主的人）及其接受情况的变化，反过来又体现了当时政治文化的趋向。显然，这类研究在题材界定、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方面，均带有新文化史的印记。 5. 跨国史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研究诞生于比较政治学的领地，两国或多国比较乃是研究的通行方式。虽然美国政治文化史的著述大多属于国别史范畴，但比较的视野和方法也没有完全为美国史家所忽视。罗伯特·凯利就曾写过《跨大西洋的信念》这样一本书。在全球史和跨国史的潮流中，美国政治史家更加关注政治文化的跨国影响、传播和互动，特别是大西洋世界的跨国现象。兹举一例以窥一斑。 自16世纪以来，大西洋世界除了越来越活跃的人员、物种、资本、货物的“大交换”，还有某种借助邮政、报纸、出版等媒介而形成的观念传播和信息流通的网络。美国革命发生后，大西洋世界便出现了革命的“观念旅行”（travel of ideas）。以治欧洲史见长的美国学者珍妮特·波拉斯基，利用多地的英文、法文和德文资料，追寻“自由”的理念在大西洋世界旅行的轨迹。她发现，各国革命者在用“自由”话语来表达具体的诉求时，各自有着特定的界定；拿破仑这种权倾一时的人物，在塞拉利昂建立定居点的黑人，为家庭和自身地位而思考的女性，以及在海地造反的黑奴等，虽然都声称在追求“自由”，但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有着永恒定义的“自由”。波拉斯基充分肯定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称赞它树起了反抗暴政和压迫的大旗，确立了一个追求“自由”的榜样，对美国以外其他地区的边缘群体和不满现状的激进分子产生了激励。她的研究表明，革命没有疆界，革命的政治文化尤其具有很强的跨国“传染”（contagion）趋向。 6. 作为方法的“政治文化” 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发现了“政治文化”作为工具和方法的价值。前文提及，以往美国的政治史研究通常不考虑心理层面的因素；此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家意识到，政治文化对于理解政治事件和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即便不专门探究政治文化，但若在自己的课题中顾及文化的维度，也可收到“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的效果。另外，有些学者虽然研究非政治史的题材，但也不惜用一些笔墨来描述政治文化。于是，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分析范畴或解释工具，扩散到许多领域，改变了许多题材的研究方式。那些研究结构变动、制度变迁、党派竞争、政治抗争、政治革命的论著，大多包含关于政治文化的讨论。甚至在妇女史、族裔史、劳工史和环境史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政治文化分析的痕迹。于是就出现了佛米萨诺提到的一个有趣现象：不少研究政治史的学者都喜欢声称，自己的研究旨在“说明政治文化”，以此证明其工作的合法性。 据《民主的实验》一书的编者说，21世纪美国政治史复兴的主要方法论支持，来自“社会文化政治史”和“新制度主义”；其中政治文化分析成为解释美国民主和国家演变的核心方法。书中所收录的各篇文章，以不同题材和不同方式讨论美国的政治变迁，其共同点在于诠释以“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为特色的政治文化，如何作用于美国民主的演变，如何塑造美国联邦政府的结构。这无异于说，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在美国政治史的复兴中发挥了巨大潜能。 结 语 政治文化史在美国的鼎盛期似乎已经过去，但它在美国政治史的兴衰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据罗伯特·凯利说，美国史家发现并开始关注政治的文化维度，不啻为一场史学革命。J. 摩根·库赛尔也谈到，政治文化研究连同对“议会外集体行动”和选举行为的研究，一道给整体上处于衰落中的美国政治史注入了活力。 上文的讨论表明，政治文化史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乃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学术革新运动的产物，是多个学科碰撞和交互激励的结果，也同整个美国史学在理念和方法上的转型息息相关。倘若仅引入“政治文化”概念，而缺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庞大而丰厚的学术资源的支撑，没有同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乃至情感史齐头并进，美国的政治文化史或许难以顺利成长并形成自己的面目，而很可能只是把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变换一个名目而已。 政治文化史研究在中国的历程，显然有着同美国很不一样的学术语境。中国史家敏锐地发现了“政治文化”的学术潜力，但对于这一研究路径所倚重的其他学术资源接触不多，而且也难以从国内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中获得足够的支援。仅仅凭借史学自身的资源和方法，孤立地开展政治文化史研究，以参与人数之多和兴趣之高，诚可造成热闹的场面，但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史领域的政治文化研究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只要中国史家注重从相关学科中汲取养分，并仔细辨析欧美政治文化史的利弊得失，充分发挥中国史学自身的长项，政治文化史研究就有可能继续为中国政治史研究提供强劲动力。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