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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普通民众，妇女史、性别史、城市史、家庭史、儿童史等逐渐兴起。在从事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情感成为认识和考察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视角，情感史研究于是获得迅速发展。有学者认为，对情感的研究“改变了历史书写的话语不再专注于理性角色的构造”，情感史代表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方向”。情感史研究的开展，扩大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体现了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对史学工作者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期刊发的文章既有从理论层面探讨情感史的兴盛及其特征，又有从情感表达的角度分析情感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及意义，以期对情感史这一史学前沿有进一步的认识。 情感史的兴盛及其特征 作者：王晴佳 在2015年山东济南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情感史被列为大会的四大主题之一，标志着这一新兴的研究流派已经成为国际史坛最热门的潮流之一。自是时至今，虽然只有短短五年的时间，但情感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论著层出不穷，大有席卷整个史坛之势。这一蓬勃发展的趋势似乎印证了美国情感史先驱芭芭拉·罗森宛恩在2010年所作出的预测：“情感史的问题和方法将属于整个历史学。”德国情感史研究新秀罗伯·巴迪斯在其2018年的新著《情感史》一书的起始，也对该流派在今天的兴盛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在过去的十年中，情感史的论著出版和研究中心的成立，其增长数字是极其惊人的。”情感史研究的吸引力在哪里？它在理论和方法上具备什么特征？情感史与历史学的未来走向是什么样的关系？笔者不揣浅陋，想在此对上述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求证于方家读者。 当代史学的发展大致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没有一个流派能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一个新兴史学流派的勃兴，往往需要兼顾其他相关流派的研究志趣，同时又要与历史学关注的主体对象相连。情感史的兴起和发展明显具备上述特征。就前者而言，情感史与其他新兴的学派，如妇女史、性别史、家庭史、身体史、医疗史以及之前流行的新文化史和社会史都有密切的关联。而以情感史研究与历史研究主体对象的关系而言，或许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一书。此书作者是以提倡新文化史而闻名遐迩的美国当代著名史家林·亨特。她在2014年写作此书时指出，历史学的未来走向将就“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的探究。这一观察，似乎卑之无甚高论，因为自古以来历史书写便以人的活动为对象，而人的活动之开展，又必然以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舞台。其实不然。亨特认为，历史学的未来将是“自我领域与社会领域会相得益彰，同时向外扩张”。其言下之意是，自20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在扩张社会领域的方面，即从社会结构来分析人之活动如何受其制约和影响，已经获得了相当显著的进步，而现在则需要考虑如何深入扩张自我领域。朝着这一方向，情感史作出了深入全面的探索并取得耳目一新的贡献，这也正是当今情感史日益兴盛并表现出巨大吸引力的原因。 自古以来的历史书写，的确以人为主体，只是最近才有不同的尝试（如动物史等）。若借用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形容男性史研究的话来说，那就是人虽然在历史著述中“随处可见”，其实却往往“视而不见”。此处的“视而不见”，指的是一般的史家虽然注重描述人的活动，但对人的自身亦即亨特所谓的“自我”，没有进行深入的探求。更具体一点说，人从事或者创造一些活动，背后由什么因素推动？是出于理性的考量还是情感的驱动？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心理史在这一方面曾有所探究。心理史虽然注重人的心理活动及其成因，但对后者缺乏更为深入的考察。而情感史的研究则指出，人的自我由大脑和身体两方面构成，即与心理和生理都相关。这两方面不是分离独立的，而是密切相连的。举例而言，我们看待史家治史，以往注重评价他（她）发表的著作即注重其研究的结果，而非其从事研究的起因和过程。即使我们研究、解释其从事研究的缘由，也往往只简单指出其对学术的兴趣和热诚或者学术界的外部要求和压力等。但问题在于，如果学者从事研究出自其兴趣和热诚，那么这一因素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从事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他（她）又经历了怎样的情绪起伏波动？这些都是情感史关注的内容。 情感史关注的内容与当今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的新动向有着密切的互动，而这也是情感史研究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思潮，基于一个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前提，譬如主观与客观、人类与自然、心灵与事物、大脑与身体、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区别与对立，而战后的学术思潮便以逐渐突破这一思维传统为主要发展趋势。福柯对疯狂的研究，尝试挑战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理所当然的界限，由此启发了身体史、医疗史的研究。情感史的开展既与性别史、身体史、医疗史相关，同时又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如上所述，情感史注重身体和大脑两个方面，因为情感的生成和波动牵涉二者。比如一个人脸红，可能是由于羞涩，也可能是由于紧张或愤怒。情感是身体反应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表现同时又与大脑活动相连，二者之间无法区别，互为因果。同样，一个人微笑——嘴角两端上翘——这一动作，也具有多重含义。微笑可以表达一种愉悦的心情，但又无法一概而论，因为尴尬、心里不安甚至不悦时，也会微笑对待，当然这里的“笑”是否还称为“微笑”，便有待别论了。事实上，情感表达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情感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上述两个例子既能说明情感史研究的理论基点，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其兴盛的原因。因为如果要研究人的脸红或微笑，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情感史研究的兴起，本身就是跨学科交流的结果。比如神经医学的研究进展，便部分地刺激了情感史的研究，神经医学家会主要考察脸红和微笑与脑部活动之间的关系。受其影响，一些科学家希望能通过考察人的面部表情来精确测出人的心理活动（如测谎器的制作和使用），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则往往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人的身体活动表征，虽然有先天的一面，但更多是习得的经验，至少是双方（如生理学、神经学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互动的产物。这个认识既挑战了近代以来的二元论思维，也成为当代情感史研究者的一个共识。 情感史研究近年能获得长足进步，与上述这一共识的建立有关。就情感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来说，首先，如果承认身体活动同时具有生理和社会的属性，那么学者可以就此提出许多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如两者之间何者更为重要？是否相互影响？是否因人而异？是具备人类的共性还是各个文化之间会产生明显差异？其次，通过身体动作所表现的情感，与外部环境抑或人所处的社会形成怎样的关系？比如一个人愤怒，是否可以随意发泄还是需要受到社会公德的制约，表达的时候是否有性别的差异？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从而展现出情感的历史性？再次，情感与语言之间也形成了多重的关系：一个人情感的波动是否由于语言引起？波动之后是否选择使用某种词语来表达？这些语言表述是否有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情感的研究，通常需要使用语言文字记述的材料，因此如何（重新）阅读、理解史料，发现、解读相关情感的内容，也就十分必要。最后，情感史研究又常常需要走出文字材料的束缚，因为人的情感起伏，也会由于看到一座建筑物、一处风景及一个特别的场景而起，此时语言文字不但无力表达，甚至显得多余。 总之，近年来情感史的兴盛，综合了当代史学发展的特征，在理论上与学术界的发展走向相吻合，在方法上则充分展现了跨学科的学术趋向，不但与诸社会科学交流互动，亦常常借助甚至修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情感史的兴盛展现了当代历史学的发展前景，而其新颖多元的研究手段，也对培养和训练未来的历史从业者提出了崭新的要求。 （作者：王晴佳，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教授） 激情与历史：以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为例 作者：孙一萍 近年来，情感史研究在法国史学界备受关注，一批高水平论著接连问世，相关的专题研讨会数量逐年增加。2006年，以艾克斯-马赛大学的达米安·博盖为主开展的专门性研究项目“中世纪情感”，使法国中世纪情感史研究为国际学界所瞩目。 法国最早提倡情感史研究的是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弗尔。他在1941年发表《感性与历史：如何重构以往的情感生活》，文中首次提出把情感纳入史学研究。费弗尔的此番呼吁，既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治状况的影响，也是对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的情感观的呼应。后者于1919年出版《中世纪的衰落》，把中世纪的情感生活定性为孩童式的，人们在表达情感时简单而直接，不会考虑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而费弗尔则指出，应该挖掘这种孩童式情感的原因，那就是情感的原始性，情感与暴戾有着天然的联系。费弗尔倡导的情感史研究并没有得到法国学界的立即响应，而且由于受到年鉴学派理论的影响，情感研究很快被纳入心态史，情感某种程度上被“固化”而失去其能动性特征。但他明确提出把情感作为史学研究对象，有助于学界打破把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法国学界开始认真思考赫伊津哈所描述的中世纪的情感生活，尤其是反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里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后者与赫氏的情感观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反思的结果，则直接推动法国中世纪研究对激情问题的关注，可以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法国中世纪激情史研究。 埃里亚斯在《文明的进程》（1939年）一书中提出，赫伊津哈笔下那些好勇斗狠的中世纪骑士与上层，在绝对君主制下的宫廷里却遵从礼仪规范，对自身情感进行严格约束。因此，在埃氏那里，中世纪末期以来的欧洲历史被描述为从自然（情感-冲动）向文化（理性-超我）演进的“文明化”过程。埃里亚斯把情感克制视为前现代与现代的分水岭，强调随着现代性的加强，人们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情感压抑。埃氏的理论最初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取得巨大成功，引发国际学界对脾气、性格及感性等问题的浓厚兴趣，并直接或间接地在法国中世纪史领域催生了身体史、感性史、社会想象史等研究热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情感史家开始对埃氏的理论提出批评，认为他的理论或许在现代史领域是适用的，但对古代中世纪史而言却站不住脚。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罗森宛恩称之为情感的“宏大叙事”，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认为埃氏的理论是建立在“激情谜思”这样的情感概念之上的：随时随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情感，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不受理性控制的。对于法国史家来说，这种情感观与其说是“文明进程”，不如说是把中世纪的情感高度“幼稚化”。换言之，法国学者拒绝把中世纪的情感理解为埃里亚斯式的、完全不受理性控制的“激情”，埃里亚斯的模式是把中世纪的情感与自然状态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因此文明化的目的就是要引导、控制情感，使其符合理性。这种看法无疑强化了情感与理性的对立，不独埃里亚斯，20世纪流行的结构主义、以情感-冲动概念为基础的心理分析理论，均属于这种理性-情感二元论观点。情感史家深知，要把情感纳入法国中世纪史研究，首先必须突破所谓“激情谜思”。 例如，埃里亚斯把不受控制的激情与中世纪的暴力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7世纪的墨洛温王朝表面看来符合埃里亚斯所说的情感特征。因为在中世纪的国王敕令、官方文书、人物传记、信件、日记以及文学创作中，到处充满着在今天看来粗鲁又缺乏人情味的情感表达，史料本身把中世纪的人们呈现为特别爱冲动的人。然而，情感史家认为，不能照搬史料中的文本妄下断语，必须把眼前的文字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才能解读其真实意涵。早期的法兰克王国，按其继承制度，在克洛维511年撒手人寰后国土被一分为四。558年，克洛维的第四个儿子克洛泰尔一世在兼并其他兄长的领地后使墨洛温王朝暂时统一，但在他身后王国又被其4个儿子平分，国土直到613年被他的孙子克洛泰尔二世重新统一。王朝兼并分合的过程，充满了王族间的残酷杀戮。克洛泰尔二世在613年残忍地肢解了其母亲的情敌的姐姐布隆希尔德王后，随这位王后一同被肢解的，还有其身后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国。国王如此暴戾的“愤怒”，都是由当时的官方史料记录保存下来的，其中的情感更是由当时国王身边的贵族与神职人员构成的“情感团体”刻意渲染而成。这些中世纪文本中的暴虐情感，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同样是愤怒，如果是文本作者赞扬的一方，那么这种愤怒是出于正义且会达到使对手恐惧的正当目的。相反，如果愤怒出自作者想要贬低的对象，那么这种情感宣泄则是不思忏悔的表现，使人更生厌恶。 如果基于上述例证认为中世纪人们的情感构成里缺乏温情与爱，只有简单暴戾的一面，那就把情感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残酷的克洛泰尔二世在一次斩草除根的清洗中，费力保住一位王族的性命，据称此人是他的直系亲族。另外，翻开中世纪的史料，令人肉麻的情感表达常常令今人困惑不已。比如，有位大臣在致国王的信中特别肉麻地表达了对国王的想念和爱，以及对国王健康的挂念，不禁让人怀疑两人是否为同性恋关系。但这位大臣曾在信中向国王揭发他人的同性不伦之恋，请求国王严惩以敦风化。因此，情感表达实际上是一种行为模式，是根据社会和团体的规约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表达这些情感，情感的背后是对世界的认知，包含着特定的价值判断。 中世纪早期的王位继承模式，导致残酷的王位与领土争夺战，王族之间的仇杀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宫廷文化及其情感团体，又如何能够倡导礼仪与情感克制呢？旨在令对手恐惧的愤怒与夸张的顺服，才符合这个时代的情感准则，也唯有此种模式才能为王权之争提供合法性基础。随着法国长子继承制的相对稳定以及绝对君主制的发展，公然的血亲仇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情感表达也就进入埃里亚斯所说的自我克制与讲究礼仪阶段。以王权为基础，国家对权力的垄断程度逐渐加强，个人感受到的情感压抑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在情感表达方面更加自我克制以符合礼仪规范，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埃里亚斯最大的问题在于，以情感的外部控制与自我克制来划分现代与前现代特征，并把现代以前的情感归结为不受理性控制的激情，忽视了任何情感一经表达便具有改变社会的功能。在赫伊津哈那里，中世纪的情感被简单地定性为不成熟，而在埃里亚斯这里，中世纪的情感与暴力紧密关联，是与理性割裂开来的内在激情，忽略了激情背后的理性判断与情感规约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世纪的激情并非信马由缰的情绪宣泄，挖掘激情背后的理性正是情感史研究的意义所在。激情的背后需要看见人们如何利用情感、情感如何变迁以及一个社会的情感规约。中世纪看似不受控制的激情是公共话语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可操控的交流机制。本文提供的例证还提示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情感，不能把情感与使其表达成为可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隔离开来。史家只有真正认识到情感史在研究方法上的要求时，才能自如地研究情感。在这一点上，情感史家试图在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中突破“激情谜思”的尝试无疑是成功的。 （作者：孙一萍，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8至19世纪英国人对哭泣态度的变迁 作者：赵 涵 1771年，苏格兰作家亨利·麦肯齐出版小说《有情人》，在英国轰动一时。主人公悲伤的见闻和多愁善感的性格，令读者潸然泪下。然而在1886年版的《有情人》中，编辑却戏谑地列出了全书47处关于哭泣情节的页码，有些嘲讽的意味。同时期的达尔文也观察到“英国男人很少哭泣”。截然不同的现象，反映出18至19世纪英国人对哭泣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情感史研究的兴起，朱莉·埃利森、伯纳德·卡普、托马斯·迪克森等英美学者开始关注英国人的哭泣史。本文结合晚近研究成果，分析18世纪中期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哭泣文化”盛极而衰的原因和过程，揭示这一时期英国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政治和社会局势等因素与社会情感之间相互作用、互为表里的关系。 18世纪既是弘扬理性精神的启蒙时代，又是崇尚情感的世纪。洛克、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弗朗西斯·哈奇森、休谟、斯密等思想家，不仅论证了人类的理解力源自包括情感在内的感官经验，还发现情感的产生依靠人际交往中的情感转移和共鸣。沙夫茨伯里认为，人类具有与人为善的天性，面对不幸之人油然而生的怜悯之情乃是一种胜过理性思考的本能反应。休谟和斯密认为，同情心既是社会交往的途径和纽带，也是构成一切正义和美德的基础。因此，拥有丰富、敏锐和怜悯的情感被视为美德，成为这一时期道德家赞美的对象。作为表达悲伤、怜悯和感激之情的一种常见方式，哭泣被视为善良品质的体现。作家理查德·斯蒂尔写道，“眼泪不是懦弱的象征，真诚和善良的泪水不应该被耻笑”。牧师詹姆斯·福代斯指出，“同情的叹息和温柔的泪水”是文雅之士的标志。 对泪水的肯定并没有停留在哲学家的著作和小册子作者的说教中。18世纪中期兴起的感伤主义小说，将英国的哭泣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度。感伤文学根植于18世纪英国的善感文化和文雅观念中，尤其受到沙夫茨伯里“性善论”思想的影响，重视刻画人物的内心情感，强调道德的改进和与人为善的社交原则。感伤小说的主人公无一例外是善良博爱、多愁善感的道德楷模。劳伦斯·斯特恩出版于1762年的《感伤旅行》是英国感伤小说的开山之作。主人公约里克神父在看望被心上人抛弃以致精神失常的玛利亚时，作者写道，“玛利亚任由我用手帕擦去她不断落下的泪珠，我擦了她的眼泪就忙着用手帕擦自己的，然后去擦她的，再擦自己的，再擦她的。而就在我擦着眼泪的时候，我感到内心生出一种无以名状的情感”。 《有情人》作为18世纪70年代英国最畅销的小说，短短20年，再版次数达12次以上，流行程度可见一斑。该书出版后，一位书评人写道，“如果不为其中的某些情节落泪，内心便是麻木的”。布特伯爵的女儿路易莎回忆道，《有情人》让她的母亲和姐姐痛哭流涕，这使当时年仅14岁的路易莎“私底下担心自己眼泪流得还不够”。诗人罗伯特·伯恩斯称，“《有情人》是除《圣经》之外我最喜爱的书”，因为它是“培养良好行为举止的完美范本”。伯恩斯的话揭示了感伤文学的社会功能：这类作品不但满足了英国民众的阅读乐趣，还为他们学习美德和积累社会经验提供了途径，它使人们相信哭泣是美德和良知的体现。18世纪后期，英国人经常不加掩饰地在书信日记中谈论自己和他人的泪水；报刊新闻和司法出版物也因其伤感的笔调和对哭泣的细致描述而变得日益煽情。罪犯声泪俱下的忏悔，甚至他们的身世都能赚取人们的眼泪。 当哭泣文化在英国兴盛之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英国社会对眼泪的态度发生了反转。这一转变与法国革命进程和英国国内舆论密切相关。在攻陷巴士底狱后的最初几年，英国各界都为法国革命流下了眼泪。革命的同情者面对摧枯拉朽的革命进程而热泪盈眶，保守派则为法国国王和贵族的失势哭咽擦泪，双方都指责对方的眼泪虚伪、危险和罪恶。保守主义思想家爱德蒙·伯克哀叹“曾经如同启明星般闪耀，充满生气、光辉和欢乐”的法国王后安托瓦内特，如今却被全副武装的巴黎市民拖出凡尔赛宫押回巴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想到王后的遭遇，“眼泪浸湿了我的稿纸”。同情革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则抨击伯克“情感幼稚”，因为他可怜一个堕落的王后，却对受压迫者不闻不问。 随着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决和雅各宾派掌权，英国社会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将肆意泛滥的眼泪和同情心视为幼稚的、可能引发道德失范和政治动荡的有害情感。他们认为，对“自然激情”的狂热推崇，不但使同情成为一切价值判断和政治行动的基础，还能激发人们对压迫者刻骨铭心的仇恨，因此成为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力量。英国主流社会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哭泣、怜悯和一切直抒胸臆的激情。英国作家海伦·威廉姆斯写道，“法国人在目睹不幸时经常以泪洗面。但英国人的性情更加宽厚温和，认为哭泣缺少男子气概”。反对哭泣，此时不仅是英国人面对法国这一政治敌国和文化他者的自然选择，更反映了英国人对激情和任何受激情支配的理念的否定。 随着英国在19世纪成为全球殖民帝国，哭泣文化进一步衰落。俯视一切的霸主心态，使英国人将泪不轻弹视为理性、文明和男子气概的标志，它符合英国作为世界帝国应有的威严形象，成为该时期英国情感体制的重要方面。在这种混合着爱国热情、帝国荣誉和殖民者沙文主义心态的情感体制中，流泪是非理性、未开化和软弱可欺的象征。“好哭的”殖民地人民成为形塑和反衬英国国民性格的“他者”，使英国人自觉地将哭泣视为“非不列颠的”标志。此外，“学会不哭”还成为维多利亚时期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儿童教育的一部分。这些未来将为帝国服务的孩子们从小被教导应“坚强隐忍，掌控自我，做情绪的主人”，甚至在遭受体罚时，他们也牢记“饮泣吞声是一种尊严”。 当然，历史的变迁从来都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即使在流行哭泣的18世纪，英国人始终被告诫不应在公共场合哭天抹泪；在泪水备受质疑的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中也不乏感人至深的情节。尽管如此，英国哭泣文化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在提倡自我克制的新情感体制下，眼泪被逐出公共领域，它躲入卧室、书房、日记、小说和剧院包厢这些“情感避难所”中，成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独处时的低声啜泣。 （作者：赵 涵，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