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主持：徐晓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互动 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互动千姿百态，互动形式多种多样。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既有冲突又有交融，但总的趋势是融合。文化互动可以在港口、城市、社会精英阶层、行政管理系统、军队等社会的各类关节点展开，也可能延伸到广大农村，波及全民。文化互动的规模有地方性的，也有世界性的。文化互动可能发生在语言、建筑、宗教、生活方式、观念等文化的任何层面，甚至新族群的诞生也可能是文化互动的结果。本期刊发的几篇文章分别展示了印度洋世界和“罗马和平”下文化互动的全景，以及近代地中海世界中欧洲和中东建筑艺术的互动，彰显了人类文化互动的多种可能。 远途贸易塑造的印度洋世界 作者：岳秀坤 20世纪4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在二战集中营里完成了关于地中海世界总体性研究的鸿篇巨著，揭示出地中海多种层次的历史变化节奏，树立了典范性的样板。近几十年来，中央欧亚、印度洋世界、东亚海域、大西洋世界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形成，其共通之处在于加深了我们对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交往与互动的理解。关于这种地理空间广袤、涉及文化多元、延续时间漫长的巨大区域，有学者称之为“互动区”。印度洋世界是研究进展极为显著的一个“互动区”。 以往学者关于印度洋史的兴趣，长期聚焦于1500-1800年，重点研究印度洋贸易纳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的历史表现。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欧洲人（主要是葡、荷、英、法四国）在印度洋的殖民活动留下了大量公私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受欧洲中心主义心态影响，轻视之前时代印度洋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积累。然而，过去几十年里，考古学、语言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呈现了印度洋世界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多元文化长期交流的丰富细节。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欧洲人的影响被夸大了，尽管他们在15世纪末闯入了印度洋，但是直到18世纪中叶，印度洋世界的运行仍然遵循着历史积淀形成的节奏。 印度次大陆向南伸入海洋，将印度洋分成东西两块被陆地半包围的海域，形似一个大写的字母M。在西印度洋，北部海域由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彼此联通，为西亚、埃及、阿拉伯与印度次大陆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海上通道。公元前4千纪，当人类文明在西亚崭露曙光时，这片广大区域里的人们就开始利用海陆通道进行自然资源与手工制品的交换。大约公元前2500-前1950年，两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的频繁交流，带来波斯湾海上航路的初次繁荣。此后，随着印度河文明的衰弱，主要贸易网络向东地中海转移，波斯湾航路的长途贸易沉寂了近千年。进入公元前1千纪，印度、中国进入兴盛期，成为在地中海之外欧亚大陆上的另外两个文明中心，影响力逐步向外扩展。在印度次大陆，以北部的恒河流域为中心，形成多国并立的文明核心区，与德干高原、斯里兰卡形成互动发展的网络，进而与周边世界加强了海陆联系。在此背景之下，西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再度繁荣，来自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阿比西尼亚等地的商人共同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可能在希腊化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统治时代，就已经有希腊商人介入印度洋贸易，但要等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埃及，之后才真正出现地中海商人远赴印度洋西海岸的长途贸易活动。 东南亚文明的发育相对较晚，印度与东南亚之间跨越东印度洋的交换网络，约在公元前1千纪中叶之后的几百年才确立，推动力可能是南亚商人向东方探求新的财富来源。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环南海的东南亚贸易网络开始向西扩张，与向东伸展的印度洋网络联通，进而使得从东亚到地中海的海上道路完全打通。以地中海、印度、中国为核心区域的欧亚大陆文明地带，通过陆路或海路的交通网络，结成一个频繁交流、相互影响的整体。 印度洋上的季风和洋流为人类活动限定了运动路线和时间节奏。简言之，印度洋世界的海上通道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近海航路，如果从东向西，沿着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的海岸线行进，从阿曼湾、亚丁湾可以分别进入波斯湾、红海，或者沿着非洲之角折向南方，经索马里、坦桑尼亚抵达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岛，那里是历史上贸易船队的终点。另一条是横跨印度洋的航路，从东向西，自东南亚的苏门答腊或马来半岛出发，径直向西，经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可以直达亚丁湾。这是东南亚、斯里兰卡的香料输送到印度洋西岸的快捷路线。大约到公元前1千纪晚期，沿着上述海陆交接的轮廓线，印度洋世界周边的多元社会形成了资源交换、人口流动、财富转移、文化互动的定期交流机制。 1498年，达伽马率领船队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此时他对当地香料和宝石的渴望与羡慕，与1500年前处在欧亚经济网络西北边缘的欧洲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漫长的岁月里，印度洋上的物资流动方向基本保持不变：丝绸和瓷器来自东亚，阿拉伯半岛供应乳香、马匹，波斯出产丝织品、地毯以及马匹，索马里以南的东非海岸则供应黄金、象牙、龙涎香、奴隶，价格高昂的丁香、肉豆蔻产于东南亚的马鲁古群岛、班达群岛，胡椒和生姜的主要产地是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高等级的肉桂只有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南部才出产。此外，印度大量出口棉织品，西北的古吉拉特、东南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以及东北部的孟加拉都是重要产地。 在资源分布、市场流向以及固定航路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环印度洋的一些区域成为长期活跃的商品集散地、中转站或造船基地。达伽马进入印度洋之后，他首先看到的是东非海岸商业繁忙的莫桑比克，不晚于7世纪，这里就已经成为西印度洋贸易的重要一环。继续北上，是港口城镇星罗棋布的斯瓦希里海岸，由于非洲班图族与从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来的商人长期通婚杂居，这里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文化。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1331年造访斯瓦希里海岸，在控制黄金出口的重要港口基尔瓦，看到街市繁华，东方瓷器比比皆是，还有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马拉巴尔的商人。 从斯瓦希里海岸继续北上，即抵达扼守红海出海口的非洲之角，它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阿曼隔着亚丁湾对望。此处是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两个贸易区域的重要通道。据约在公元1世纪撰写的希腊语文献《红海周航记》记录，非洲之角东侧的索科特拉岛，有希腊人与印度人共同生活。2001年，考古学家在岛上一个深达两公里的洞穴里面发现两百多处涂鸦，产生时代集中在2世纪至5世纪初。多数涂鸦用的是印度西部的婆罗米文字，其他还有犍陀罗的佉卢文、大夏文、希腊文、帕尔米拉的阿拉姆文、古代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文、南部阿拉伯文等。可能是在等待季风转换的空档期，来自各地的商人、旅行者、僧侣利用这一洞穴进行求神祈祷等宗教活动。这些涂鸦涉及语言种类之丰富，让我们对两千年前西印度洋这个小岛上多元文化杂处的状况有了更新的认识。 与红海入口处的亚丁类似，霍尔木兹同样因为扼守波斯湾出入要道而成为商业都市。霍尔木兹岛炎热多雨，土壤贫瘠，整个岛屿只有一口水井，生活用度完全靠贸易输入，但凭借其有利位置成为国际化的贸易中心。当地居民以阿拉伯人、波斯人为主，犹太商人、亚美尼亚商人、古吉拉特商人均以此地为其贸易网络的重要据点。11-17世纪，是霍尔木兹作为西印度洋贸易中转站的盛期，来自印度、东南亚的货物抵达此地，再转运西亚、阿拉伯、东非。 在印度洋的另一侧，与霍尔木兹类似，室利佛逝和马六甲凭借其险要的地理位置，控制印度洋和中国南海之间的海上交通，依靠对商品征收进出口关税，先后发展成为商业王国。他们的统治者运用灵活的手腕，与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各方势力建立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友好关系，以维系其国际商贸中心的地位。16世纪初，葡萄牙人托梅·皮列士初到马六甲，在港口看到各国商人摩肩接踵，他们来自西亚、南亚、东亚等各地，肤色各异，信仰多元，使用语言多达84种，繁荣景象让其惊叹不已。 研究印度洋世界的学者经常强调，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1500年里，尽管周边社会有复杂多样的族群、语言、文化、宗教，甚至同一宗教之下又有各种教派的信仰分歧，但交往的基调是和平、友好、互惠的，没有一种政治势力企图谋求垄断性霸权。葡萄牙人的到来，在16世纪以后逐步改变了这里的游戏规则，暴力手段成为经济霸权的后盾，而往昔的和平岁月难以追回了。 （作者：岳秀坤，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地中海世界的建筑艺术：欧洲和中东文化互动的一个面相 作者：刘耀春 从古典时代到近现代，地中海世界与东方世界的交往和互动非常密切，既有战争和杀戮，也有贸易与和平的文化交流。比利时史家亨利·皮朗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正是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对地中海的征服，导致一个围绕地中海展开密切交往的古典世界的终结。阿拉伯人扩张的步伐最终未能跨越阿尔卑斯山，相较而言，中东世界与地中海世界南欧人的交往更加密切，双方的文化互动也更频繁。 威尼斯建筑中的中东元素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威尼斯的崛起就与中东世界（当时欧洲人习惯的称呼是“利凡特”）紧密联系在一起。威尼斯商人通过与东方的贸易积累了巨大财富并开始斥资修建重要公共建筑，其中包括威尼斯总督宫。这座宫殿建筑的整体风格为哥特式，与它旁边的罗马—拜占庭风格的圣马可大教堂形成鲜明对照。威尼斯的哥特式建筑在整个欧洲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其中的阿拉伯建筑元素。威尼斯总督宫就包含了大量的阿拉伯建筑元素。总督宫屋顶上的垛口源于埃及的清真寺，其外立面高层红色与白色相间的瓷砖装饰也与伊朗建筑装饰传统吻合。有史学家考证，总督宫的淡黄色瓷砖装饰图案，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清真寺宣礼塔上的装饰图案惊人地相似。此外，威尼斯贵族们修建的哥特式私人宫殿常见的双重尖拱，也具有浓厚的中东建筑色彩。 在以古典文化为圭臬的文艺复兴时期，中东建筑元素仍继续被威尼斯建筑师采用。威尼斯古典主义风格的集大成者安德烈亚·帕拉迪奥设计的救世主大教堂，就采用了中东建筑的一些元素。教堂的拜占庭式穹顶两旁耸立的高塔，显而易见就脱胎于清真寺的宣礼塔。此外，帕拉迪奥设计的一些古典风格的别墅也采用了这种宣礼塔风格的高塔，佛斯卡里别墅就是一例。总之，在威尼斯建筑中洋溢着一股浓郁的中东风情。 西班牙建筑的摩尔风格 自从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南部地区之后，西班牙文化就打上了深刻的阿拉伯文化烙印，这在建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阿拉伯人的后裔（西班牙人称其为摩尔人）修建的科尔多瓦清真寺、塞维利亚大清真寺的大宣礼塔（后来被改造成天主教教堂的钟表塔和风向塔）和黄金塔以及格兰拉达的阿尔罕布拉宫，都是伊比利亚半岛上阿拉伯—伊斯兰建筑艺术的精品。这些建筑还影响了西班牙的一些教堂和犹太人会堂，后者大量采用摩尔人的建筑装饰风格，即“摩尔风”。“摩尔风”装饰主要包括几何图案、阿拉伯书法或阿拉伯风格叶饰，此外还有彩釉砖、灰泥装饰和木雕装饰等。在14世纪，卡斯提尔国王“残忍的”佩德罗一世在塞维利亚修建的王宫就采用了摩尔风格。在1492年之前，尽管西班牙的天主教教徒、摩尔人和犹太人之间存在冲突，但总体来说天主教艺术、摩尔人艺术和犹太文化形成了一种富有成效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这种局面在1492年发生转变。这一年，西班牙人攻占了摩尔人在格兰纳达的最后据点，并开始实行严格的净化政策和同化政策。他们强迫摩尔人和犹太人改信天主教，并开始驱逐不愿意改宗的阿拉伯穆斯林和犹太人。原先的宗教建筑，如科尔多瓦清真寺，则被改造成天主教教堂。虽然如此，摩尔风格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西班牙帝国的一些地区如塞维利亚继续发展。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在塞维利亚的花园仍采用了摩尔的建筑装饰风格。西班牙贵族修建的彼拉托斯宫也是一个文化杂交的产物。其中有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影响，如庭院上层古典风格的连拱廊、下层的罗马皇帝半身像以及庭院中央的雕塑喷泉，但是庭院底层的柱子、拱廊以及装饰细节，则是地地道道的摩尔风格。 奥斯曼土耳其对欧洲建筑风格的接受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一度在拉丁世界引起普遍恐慌。土耳其人与欧洲人的冲突时断时续，并在1683年达到高潮。这一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一路凯歌高进，直至维也纳城下。此后，奥斯曼土耳其在欧洲扩张的势头基本停止，双方开始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征服拜占庭帝国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将君士坦丁堡打造成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新都城——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土耳其的建筑师希南等认真学习和吸收拜占庭建筑传统，并以神圣索菲亚大教堂为样本修建了一些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如今，建筑史家通常将这些清真寺视为奥斯曼土耳其宗教建筑的代表，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混合风格：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风格。征服者吸收了被征服者的建筑文化，将其变成自己宣示胜利的象征。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与东方建筑艺术的双向互动一直没有中断过。18世纪中后期，巴洛克风格在欧洲退潮并逐渐被新古典主义取代，土耳其人却开始积极地学习和吸收巴洛克风格并形成了所谓的“奥斯曼土耳其巴洛克风格”。在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欧洲强国英国和法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刺激土耳其苏丹修建了一座能与当时欧洲列强的王宫媲美的新宫殿“花园宫”，以取代传统伊斯兰风格的旧王宫托普卡皮宫。新王宫采用了欧式建筑风格，同时又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新王宫大门“苏丹门”的基本形制借鉴了古罗马凯旋门，但其华丽的装饰却让人想起巴洛克风格的审美趣味，一些建筑史家称之为“土耳其巴洛克”。 面向大海的王宫建筑借鉴了欧洲建筑注重外立面的传统。宫殿的立面采用了科林斯风格的柱子，但其华丽的装饰又是土耳其风格。一座古典风格的门廊立面几乎是欧式古典建筑的翻版，但其立面上的伊斯兰装饰细节又提醒人们，这是一座欧—土混合风格建筑。总的来说，在中东世界，土耳其人在学习欧洲文化方面一直是最积极主动和最有创造性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在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狂潮中，土耳其人才艰难地保持了独立。 文化互动是贯穿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从中世纪盛期到近现代的漫长岁月里，在地中海世界，欧洲与中东地区既有激烈的战争和冲突，又存在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互动。建筑艺术就是这种互动及其成效的显著例证。在这里，文化互动促进了威尼斯、西班牙和奥斯曼土耳其混合风格建筑的形成和发展。这也表明，战争和对抗是短暂的，文化艺术的相互交流和促进则是永恒的。 （作者：刘耀春，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罗马和平”下不同文化的相遇 作者：徐晓旭 罗马通过长期征服和帝国主义外交，在旧大陆西部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地中海成了罗马人名副其实的“我们的海”。这片海域之外从莱茵河到大西洋沿岸的西欧大陆、多半个不列颠岛、多瑙河流域以南的中欧部分和以北的罗马尼亚、大部分黑海沿岸、尼罗河流域、阿拉伯沙漠的西北边缘等地也都被组织到这一政治体中。甚至两河流域和亚美尼亚也短期落入罗马治下，高加索地区曾不乏其属国。罗马的对外战争集中在公元前几个世纪，从奥古斯都结束内战一直到马可·奥里略时代边境危机为止，除克劳狄征服不列颠、图拉真征服达契亚等拓土外，帝国居民一直享受着和平与繁荣。现代学者经常用古代罗马作家笔下的“罗马和平”一词来指称早期帝国这两个世纪的太平盛世及其政治秩序。 在罗马征服之前，一些地区和人群已经开始有所接触甚至是频繁的文化交流，但也有一些地区缺乏经常性直接交往。帝国的行政管理、军队的边境和行省驻扎及治安维护、通达的道路建设和河海航运、密布的境内外贸易网络、人员的往来、旅居、移民和族群杂居、罗马公民权的推广等，都给境内各地乃至境外有关地方不同文化的相遇及互动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帝国本身也对其不乏影响甚或干预。 皇帝克劳狄把拉丁语和希腊语称为“我们的两种语言”。从通用语来看，晚期古代“希腊的东方”和“拉丁的西方”的底色在“罗马和平”中已绘就。整个帝国的文化面貌也可概括为希腊化的东部和罗马化的西部。不过，“希腊化”和“罗马化”已遭质疑：两词将希腊罗马文化预设为高级文化，片面强调其单向度传播，忽略了文化互动的复杂性。并且，罗马已颇为希腊化，精英阶层和受过教育者会说希腊语，文学、艺术、建筑、思想和生活方式深受希腊影响。希腊人也并非全无罗马化，取得罗马公民权者会把名字改成罗马式姓名。 帝国东部希腊化已有三四百年。小亚的吕底亚、吕基亚、卡里亚古典时代就已开始希腊化。亚历山大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塞琉古、托勒密等希腊化王国把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结果是当地精英和城市居民的希腊化。罗马的征服并未打断反而助推了希腊化。奥古斯都时期的铭文显示，吕底亚城市萨尔狄斯、图亚提拉均属“亚细亚的希腊人同盟”。它们还是“泛希腊人同盟”成员，该同盟为“爱希腊的”皇帝哈德良对希腊语地区加强掌控的巧妙手段。 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基比拉城也是“泛希腊人同盟”成员。其遗址上的市场、运动场、剧场、音乐厅、神庙、拱门、浴室、喷泉、供水和排水系统等公共建筑，多建于公元2-3世纪。它与整个帝国的城市大同小异，希腊罗马建筑并存。关于其地点记载不一，它最终被定位于此遗址，依据为写有“凯撒利亚·基比拉人的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出土铭文。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是希腊古典城邦制度，在希腊化王国时代仍保持活力，此时又变成罗马帝国自治城市的管理形式。基比拉有的钱币上也带有铭文“凯撒利亚人”，“凯撒利亚”应为该城得自皇帝的新名。 基比拉官方文件用希腊语发布，这是希腊化东部城市的通则。帝国的行政语言是拉丁语，政令到达东部要译成希腊语或用双语公布。除非获得罗马公民权的精英想进入帝国元老院，或者谁想参加地方行政管理、参军、去西部工作，东部居民一般没有学拉丁语的动力。 西部以及北部各地被征服后也陆续步入罗马化进程。意大利最早，到共和国末期，整个半岛凡是受过一些教育的，无人不会说拉丁语。甚至南意大利的希腊人，在保留希腊语的同时，也说起了拉丁语。西西里到帝国时代，拉丁语也已普及。 公元前4世纪早期迦太基曾禁学希腊语，却未见长效，希腊语在北非成了仅次于布匿语的第二语言。罗马征服后，拉丁语的重要性超过希腊语，成为迦太基人从小习得的语言，城市中受教育者两种语言都会。但整个阿非利加行省仍通行布匿语，也有人说柏柏尔语。在大莱普提斯遗址可见拉丁、布匿双语铭文。剧场和新市场的铭文中记载了出资建造者拥有罗马式三名Annobal Tapapius Rufus，不过仅第三个是纯拉丁名字。其家族在帝国初期主导了城市政治。铭文中的“苏菲特”原本为迦太基执政官，后变为城市自治官职。随着罗马化程度的加深，公元1世纪末后布匿语退出公共领域。 西班牙和高卢有很多罗马的殖民地，罗马和意大利移民带去了拉丁语及城市的生活方式。古典作家老普林尼说，那尔波高卢“更像意大利而非行省”。该省的尼姆是“罗马和平”下一座繁荣的城市，它有几千年的人居史，高卢时代就是一座城镇，是阿雷科米基人的首府。这支高卢人于公元前121年归附罗马，行省同年设立，随后多米提亚大道经过尼姆。尼姆大兴土木始于奥古斯都时期。在陆续建成的公共建筑中，加尔河上的高架引水桥是向城内供水工程的一部分，圆形剧场则是帝国境内最大的剧场之一。 高卢尼姆以卡瓦利埃山和山下泉水为中心，山上建的石塔又被奥古斯都扩建。泉边为帝国宗教建筑，有奥古斯都圣所和祭坛、宁芙庙，还有一座高卢式神庙供奉奈毛苏斯。该高卢神现为尼姆保护神、泉水和治疗神。祭坛铭文把他和罗马的朱庇特或“太阳城的朱庇特”相提并论。泉边还奉祀奈毛茜凯诸母，她们也是高卢神。高卢神与罗马神、希腊罗马化的闪米特神，以及遍布帝国的皇帝崇拜共处一片神圣空间。 罗马官方需要地方行政管理人员，西部和北部行省当地精英阶层想跻身罗马统治体系，合作愿望构成拉丁语传播的动力，面向当地贵族子弟的学校成为拉丁语乃至希腊语教育的阵地。卢格敦高卢的奥顿、莱茵河附近、朱利安阿尔卑斯山区的埃摩那、潘诺尼亚的萨瓦里亚、不列颠都有这类学校。伴随语言习得，是对罗马生活方式的模仿，目标是获得罗马公民权和从政。 西部、北部有些地区的罗马化较为迅速。帝国早期，罗讷河畔的高卢部落已会说拉丁语，图尔狄塔尼人和“曾为西班牙最野蛮的民族”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也将拉丁语作为第一语言。潘诺尼亚人公元前9年被罗马征服，公元6年起义时不仅熟悉罗马军纪，而且掌握了拉丁语，不少人还了解罗马文学和思想。达契亚在罗马治下仅经过一个半世纪，拉丁语就扎了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罗马尼亚语。有些行省罗马化有限。在上麦西亚，除罗马殖民地外，拉丁语局限于行政和上层使用，农村仍说本地语。罗马人虽有引导罗马化之举，却无意消灭当地文化。正如科普特语、阿拉米语（它是耶稣的母语）、亚美尼亚语在东方，伊里利亚语和色雷斯语在巴尔干仍有不少人说一样，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伊比利亚语、阿奎塔尼语在帝国西部继续存在。 西部和北部当地宗教不再繁荣的同时，除希腊宗教被罗马吸收并推广外，每一种强劲的东方宗教都被奴隶、水手、商人、士兵，甚或传教者等带到西部。埃及的伊西斯崇拜、小亚的居柏莱崇拜、以波斯神米特拉为崇拜对象的密特拉教，以及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都在“罗马和平”之下发展为跨越族群和文化、具有某种“世界性”的宗教。 “罗马和平”，正值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贵霜帝国、汉王朝的共同和平时期。在贯通它们的丝绸之路和印度洋商路上，物资、人员、技艺、思想不停流动，各种文化不断相遇与对话。如非洲阿克苏姆王国的钱币上以及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均可见希腊罗马元素，而印度香料和中国丝绸也丰富了罗马人的生活。 “罗马和平”，作为盛期帝国的一个样本，提供了一种观察不同文化相遇的大范围的场域单元。在这一文化系统下，帝国的政治框架和某些干预举措，提供了不同文化接触、适应和杂合的便利，其结果是，既可能造成原有文化因素的消亡，又可能催生新的文化种类；既放任文化的多样性，又促成文化的同一性。 （作者：徐晓旭，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