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是对西方自由主义难以化解身份政治困扰的一项破局尝试,其跨文化教育模式旨在促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以达到促进国民团结的目的。一定程度的文化权益获得感难以改变由于政治权力缺失决定的群体窘境,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促进国民团结的效应也有待观察。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符合“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的人类关怀,也具备提升社会整合效应的前景,关键在于治理者如何作为。 【关键词】国民团结;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化 【作者简介】严庆,河北乐亭人,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多民族国家建设与治理、民族政治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教育等;谭野,河北围场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政治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JZD054)的阶段性成果。 当治理者用一项新的政策试图去化解现存的冲突与矛盾时,通常会赋予该项政策足够的效应预期及支持。然而伴随着政策实践过程的推进,该项政策的解构效应就会凸显出来,甚至会超过原初的建构效应,“政策失败”的结论就会随之得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就是这样的一项政策。多元文化教育是该项政策的一部分,如何研判多元文化教育是一个问题。 由于中西民族话语体系的差异,西方国家并没有“民族团结教育”的术语,在促进国民团结方面大多依据反歧视的法律规定以及多元文化教育等途径。以移民文化为底色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的平权运动之后,便面临如何回应国内少数族裔、移民群体和原住民群体的文化权益诉求问题,而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旨在缓解文化冲突、维护相关群体的文化权益,并希冀通过文化沟通与理解达到国民团结的目的。国民团结意识的培植是一个能动的过程,需要建立在群体间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从理论上讲,多元文化教育具有增进族际理解、包容多样,让拥有不同文化、传统、语言、肤色的群体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潜质,但要取得理想成效,则非易事。 一、将多元文化教育从理念推向实践的动力 (一)反思“痛”感后的理性认知 20世纪上半叶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在战争面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关于战争的苦涩记忆徘徊在人们心中并引发不断的反思,战后的冷战阶段和两极格局也令人不寒而栗。人们渴望和平共处,渴望“于人们的思想中筑造起和平的屏障”,战争的发生既是因为民主原则遭到摒弃,也因为人们彼此之间缺乏理解,还源于对于利益的偏执追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将尊重人权、自由,促进宽容和和平作为重要目标。1990年《全民教育世界宣言》指出教育必须满足基本的学习需要,并进一步促进国际和平与团结。1992年国际教育会议报告中指出,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是:减少各种形式的排斥、促进进一步融合、促进对文化的尊重、促进了解他们的文化、促进国际间的理解。2006年教科文组织发布的《跨文化教育指南》指出:跨文化教育要尊重学习者的文化特性,为学习者提供文化知识、态度和技能,让人们能积极充分地参与社会,促进不同社群、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尊重、理解和团结。 主张所有公民融入和参与的政策,是增强社会凝聚力、民间活力以及维护和平的可靠保障。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可见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人们将这种希望寄于教育。和平有赖于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以及冲突的预防和解决,多元文化教育在理论上和日常活动中促进文化间沟通协作,促进了和平文化的建立。理解、尊重、和平、合作也是国际社会和相关组织一以贯之的思想,多元文化教育一直在努力践行推动和平。而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沟通、理解、尊重、合作则是通往团结的踏脚石。 (二)顺应“势”在必行的选择 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进程加快是个大趋势。全球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迅速、更加广泛,人口流动日益增多,地球“村”的属性也越来越明显。多元文化教育是当下全球化语境,对教育的规约以及教育对文化的观照在教育场域中的投射。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的《2019国际移民人口:十大关键信息》和《2019国际移民人口状况》显示,2019年全球国际移民数达2.72亿,全球77亿人口中有2.72亿人为跨国移民。据估算年龄在20岁以下的国际移民有大约3800万,占移民总数的14%,这些移民分布在世界各地。国际移民问题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核心问题,是不容忽视且十分复杂的。就适龄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来说,移民对输入国有直接的影响,同时这些输入国的“包容和开放”程度,对这些移民和移民的输出国又有重要影响。在经历了文化同化和消极的文化排斥之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齐头并进。为了防止种族主义和陈规旧见的影响,所有的高中生都应该参加关于多元文化教育的强制性课程,从中学习文化多样性、正确认识种族关系以及种族和性别压迫。1993年《德里宣言》再次强调,教育是促进文化多样性的首要手段。 尽管会遭遇挫折,但全球化的进程不会中断。全球化不是同质化,而是打破单一文化生态的、多元文化的交响曲,是多样性文明的共生之舞。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过程中,处于劣势的文化容易被排斥和消解,亚文化在“熔炉”中很容易沉底,文化的消失意味着民族主体性的式微。流动的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正在消解着地方性和区域性,全球化进程下更需要思考单一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关系问题,没有哪种文化能不顺应潮流而独自存续发展。此外,社会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之一,人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更好地生存和生活。不同群体之间的跨文化交往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要求和促进多元文化。全球化趋势,一方面是经济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就是文化的多元化。多元文化教育作为一种多元文化适应全球化的重要途径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肤色的人共同参与,打破单一的文化和经济生态,实现共生共赢是全球化的要求,这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三)破解“一”非不可的错局 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多元文化格局,特指殖民国家与原住民(土著)以及由不同种族、民族、宗教构成的移民国家中的文化共存现象。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涉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它与“熔炉”(melting pot)政策相反,通常被描述为“色拉盘”(salad bowl)和“文化马赛克”(cultural mosaic)。与以前单一、封闭的环境不同,全球化促进了开放,折叠了世界,使更多的文化形式与内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地接触,文化边界也不可避免地再转换。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教育应该反映社会多元化的事实,肯定其他文化的相对性、合理性的诉求更加明确。多元文化教育作为保有全球化时代丰富性和团结性要求的教育理念,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登台。多元文化主义对于原有的一元化价值是一种挑战,人类面临更为多元化的、离散的价值选择,面对这种挑战需要我们重新定位和思考,以适应多元文化时代的需求。多元文化教育赋予个人与其他人理解、互动的能力,以期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弥合差异、化解冲突,为和平共处奠定基础。 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文化多样性、多元化一直客观存在。在全球化进程中,虽然文化交融的深度不断深化,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每一种有价值的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应该被同化乃至消失。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中强调,在日益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中,必须确保属于多元的、不同的和发展着的文化主体(个人和群体)和睦共处。多元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多元文化教育有利于文化交流,有利于公众生活创造能力的发展。因循多元主义的现实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需求,多元文化教育应运而生。 (四)秉持“共”荣可取的价值 提升人民的福祉是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主要关注点之一。自1945年起,联合国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上影响人类福祉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差别地增进对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与此同时,人类对发展的理解也在不断改变,如今绝大多数国家已达成共识,认为能促进繁荣、增加经济机会、提升社会福祉和改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为改善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提供最佳的路径。根据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文件,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是环境、经济、社会。 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言尤为重要。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代表大会决议提出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是为了加强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从而促进不同的文化群体和谐发展。当今世界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战争与核武器等威胁。这些都危及到可持续发展,因此教科文组织提出,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锐利武器应该是教育。于是,“教育为了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了当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可持续发展的内含价值就是“尊重”: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经济制度、尊重差异和不同。另外,在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原住民(土著人)文化可以提供丰富的借鉴。 2006年教科文组织发布的《跨文化教育指南》指出:“为了加强民主,教育系统需要考虑到社会的多元化特征和旨在积极促进和平共处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积极互动。通过学习其他文化学会接受或者至少是宽容其他文化,超越被动共存;通过创造促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理解、尊重的对话,实现多元文化中不断发展和可持续的共同生活方式。”事实上,文化是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共处的动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不同群体学会参与文化对话,多元文化教育将自我尊重和理解他人联结在一起,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求。 理解的失败往往是因为不知道应该理解什么。多元文化教育旨在增强人们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培养人们在面对不同文化时的包容性、判断力和选择力,形成跨越差异的团结感,让少数群体在这个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中有机会获得尊重和理解。无论是战争中得出的教训还是对全球化趋势的应答,抑或对多元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多元文化教育具有自身的特定意义。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国别实践 (一)美国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从国民族裔构成到文化理念,无不体现出多元主义色彩。美国早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在大规模移民到来和相关群体抗争后改为同化政策,直到20世纪初再改为熔炉政策——通过主流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亚文化接触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政策。相比于带有种族中心主义的种族隔离、种族同化政策,熔炉政策是一种进步,但实际上,坚持实施这一政策,少数民族亚文化在“熔炉”中必将沉底,最终融进主流文化。 20世纪初,美国著名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称:“熔炉”形象不该成为美国经历的缩影,“熔炉”观点与美国民主相矛盾。卡伦倡导文化多元主义,将文化多元性描述为“交响曲”,认为美国应倡导统一的多样性,像交响乐一样和谐而不是一致。二战后,美国经济处于恢复发展阶段,北方城市工作机会增多,1940-1950年间,每年大约有15万非洲裔美国人离开南方到北方城市定居。国内的移民现象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为了减少偏见、促进种族了解,美国开始实行明确针对族群关系的策略:异文化/异种族教育,鼓励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容忍。这种异文化/异种族教育可以说是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早期雏形。 20世纪60年代非裔美国人发动了著名的民权运动,反抗在就业、住房和教育领域遭受的歧视和不公,争取公平和自身权利的保障。学校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场所,民权运动要求打破学校的隔离制度,在课程和教学中反映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教育应运而生。随后整个社会开始重视社会少数族裔问题,重新审视各少数群体(包括非裔美国人、女性、土著等)被忽略的历史。 70年代多元文化教育发展成为美国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但针对相关族裔问题,只对相关少数族裔开设课程且单独上课。20世纪70年代后,相关法律和制度逐渐健全,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也进一步明确和制度化。这一时期多元文化教育中的政治色彩变少,开设了多种族比较研究课程,并对所有学生开放,让各族裔的学生在比较中学习多样的少数族裔文化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相关研究和改革超出了少数族裔教育的范围,逐渐涉及不同的文化群体,诸如妇女、处境不利者、宗教团体等一系列的教育问题。这一时期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更加普及,涉及的群体范围扩大,但相关教材和教学方式仍没有改变少数族裔及其文化的落后状况,这部分学生很难与主体民族取得相当的学业成就,实质上没有获得真正的平等。 20世纪80年代,多元文化教育成为美国族裔教育的主流,课程改革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内容。实行多元文化教育,让各少数族裔拥有发声的机会,需要将多种族、多文化的观念渗透到学校的环境中,而不是仅仅在某一特定的课程中。在课程的设计中要认真考虑少数族裔学生的接受方式和学习风格,努力做到“教育机会均等”,让背景不同、基础不同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起自我意识,帮助他们理解不同族裔和不同文化的特征和价值,理解美国的民主观,正确看待美国历史上不同族裔之间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21世纪初的“9·11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质疑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近些年来,美国移民数量持续上涨,多元社会文化需求强烈,但现实是美国整体经济持续低迷,多元文化教育经费大量削减,保守主义思想又有所抬头,总体上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面临新的挑战。 (二)加拿大 加拿大也是多种族、多族裔、多文化的国家,早期的原住民有大约50多个不同的群落,使用的语言超过12种。16、17世纪法国商人和殖民者来到加拿大,18、19世纪英国移民数量超过法国人。二战后移民潮再次兴起,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的特征再一次被强化。 与美国的同化主义和熔炉理论不同,加拿大政府实行“文化镶嵌/文化马赛克”(cultural mosaic)政策。20世纪60年代出台了双语言制和双文化制的官方语言条例,认定两种语言均为国会和政府的官方语言。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担任总理期间,多元文化主义被采纳为加拿大政府的官方政策。1971年,特鲁多政府正式宣布采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支持文化保护,促进不同文化群体的接触和交流,帮助所有文化群体的人克服文化障碍并充分参与社会。根据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在加拿大任何种族都有权保留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和传统采取宽容、尊重的态度。特鲁多政府的这些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有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此后相应的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也都体现了多元文化的政策。1972年联邦政府任命了一位负责多元文化的部长,1973年又设立了加拿大多元文化协商委员会。20世纪70年代后,为帮助各民族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加拿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地方政府通过立法明确了多元文化教育和学习在公立中小学的要求。 1982年加拿大政府将多元文化主义精神写入了宪法,体现了多元文化政策的重要地位和多元文化的价值,进一步推动了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1988年加拿大政府颁布《加拿大多元文化法》《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其中后者的第二十七条系统地阐明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主要内容和相关措施,是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重要依据。1991年《广播法》强调加拿大广播系统应反映出该国文化的多样性。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行下,加拿大人意识到并珍视本国文化的丰富性。 总体来说,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教育框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官方语言教育,让新移民能够掌握官方语言之一,并能正常交流。第二,文化保持计划,支持并帮助对不同民族/种族文化感兴趣的人去保护自己的文化。第三,多元文化教育,矫正传统的种族群体教育。第四,反种族主义教育,着力剔除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偏见和歧视,促进种族平等。在这样的多元文化教育——文化镶嵌/文化马赛克(cultural mosaic)的模式下,加拿大更加包容。时至21世纪初,来自英国和法国之外的人已经占了加拿大人口的大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标识为“可见的少数民族”( visible minorities)。2016年《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封面文章称赞加拿大是西方最成功的多元文化社会,认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团结多元文化人口的力量之源,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三)德国 德国的移民历史由来已久,国内民族和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多样的特点。当今德国的人口包括本土德国人、本土少数民族、历史上的移民、客籍劳工、难民、留学生等等。伴随着二战后的“劳工移民”潮,德国社会的多元化更加明显。战后德国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引进了大量的劳动力,人们潜意识中认为这些人的到来是为了帮助德国恢复经济发展而非需要妥善安置并促进其融入德国社会的人。2005年德国颁布《移民法》,首次承认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德国作为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元化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处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各界在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和努力,其中就包括开展多元文化教育。 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主要是针对客籍劳工子女的语言学习。当时政府仍将这部分人视为暂时居住的人,教育的目的还不是帮助他们融入德国。1977年欧洲共同体发布纲要,提出欧洲共同体国家出身的劳动者子女有权在学校学习本族的语言和文化,且这一措施也适用于与欧共体缔结和约的相关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1979年联邦德国首次正式提出了将劳工移民的子女纳入综合教育计划,提出了一些使他们平等接受教育和职业训练的措施。该文件的制定可以说是西德政府向多元文化社会迈出的第一步。后来德国的多元文化教育,采用的是欧洲理事会使用的术语“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概念。1982年,德国文化教育部(The Ministry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出台法令,允许使用母语(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言、葡萄牙语、塞尔维亚语等)代替第一外语。1985年德国各州文教部部长联席会议( KM K)又发布了涉及外国人在内的文化融合建议书,旨在增进民众之间的理解与宽容,消除偏见促进融合。1996年,KMK正式提出了多元文化教育指导方针,指出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应被看作是面向所有人的教育。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进入21世纪后,德国对此更为重视,将多元文化教育视为推动社会融合、促进和平的重要手段。2001年成立“教育论坛”,2007年7月联邦德国颁布了《国家融合计划》,强调要在移民教育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此后更多学校在教育政策上反映了多元文化教育的内容,将人口和文化的多样性视为国家的宝贵财富,着力促进所有学生共同发展。 德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受欢迎的移民国。根据联合国统计,截止到2017年,德国的移民数量占总人口的14.8%,迫切需要实施多元文化教育,但反对的声音也此起彼伏——认为移民应该融合并采用德国的价值观。2010年,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党的年轻成员会议上说,试图在德国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尝试“完全失败”, 2015年,默克尔再次批评多元文化,认为它导致了平行的社会(parallel societies)从目前来看,德国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获得了一部分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但是还没有获得普遍而坚定的认可,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仍然有很多人坚持融合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典型移民国家的文化构成乃至社会构成,具有“后天组合”的特征,与长期原生的文化、社会结构相比,更需要进行文化整合、社会整合,因而需要发挥多元文化教育的跨文化理解功能。 三、为实行国民团结创设条件 (一)通过尊重多元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营造国民团结的氛围 所有现存的文化都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这是人类历史的规律。这一特征在全球化时代尤为明显。处此时代,快速发展的文化景观不断加强着人们和团体的多样性,多元文化教育从尊重、理解的理念出发,面对多元化文化需求与文化沟通需求,应运而生。 一方面,多元文化教育为少数群体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遗产创造了条件,使之成为可能。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保护文化多样性无论是对当代人还是对子孙后代来说都是有益的,文化多样化应借助教育的力量而得以延续。文化权益得以尊重和保护有助于赢得相关群体欣赏、亲和所处的社会和毗邻的人们,这来自于良好政策的效应。 尊重差异体现一个社会的包容性和接纳能力。文化差异只是政治修辞的原材料而已,能从这些差异中引导出什么样的结果,无关差异本身。福山也指出,边缘化群体越来越多地要求法律和制度不仅要将他们视为与主流平等,而且还要求社会对他们的认知更多,甚至庆祝使他们与众不同的内在差异。一个保持和欢呼多样化的社会是有活力的社会,能够营造社会整合和社会融入的氛围。 (二)通过增进理解、包容铺设国民团结的心理基础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种旨在促进文化多样性并承认种族和文化之间差异的教学体系,解决了一个包含多种传统、多种文化的混合体式社会的教育需求。它着力发掘不同文化的价值,增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调和文化间的互相冲突,以期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多元化,克服文化中心主义,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培育和平、理解、尊重、包容的心态,在社会中形成初步的团结意识。各群体之间的彼此欣赏和认可,有助于减少对少数群体的忽视和无视,增强社会凝聚力,这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也是实现国民团结的基础。 通过多元文化教育,有意促进不同群体之间拆除文化和心理壁垒,可以增加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接触、了解、容忍,并形成共知共识,从而为实现国民团结提供心理基础。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詹姆斯·班克斯((James A. Banks)强调,公民需要多元文化教育,以便与同胞和未来公民进行对话,多元文化教育应该包括为积极参与的公民身份的准备,是促进公民福祉的一种方式。促进彼此的理解,减少排斥和偏见,人们逐渐学会容忍这些文化和处于这些文化中的人,某种程度上打击了种族主义,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尊重。 (三)通过促进机会平等培养社会团结能力 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属于群体凝聚力,它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共享意识、共享经验,或者是团队成员之间的其他一些联合特征。多元文化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团结的可能。尊重文化差异并不能带来融入社会的能力,多元文化教育以及专业教育可以为不同群体参与多元社会提供条件,让受教育者拥有选择的权利和机会。多元文化教育为少数群体和亚文化群体的学生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很多学者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是对社会少数群体的一种回应,是对少数群体权利的关切,这一教育形式关乎学生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未来。 多元文化教育某种程度上提高了非主流学生的自尊心,增加了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和自我认同意识,也让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在不同的课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拥有为改变生活现状努力的机会,调动自身能动性提升自我尊重并取得成就,与时俱进。此外多元文化教育能够加强学生对世界的理解,使他们获得有意义的思想、做法和生活方式,为他们在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是真实的社会正义与平等。在教学策略和方法上,多元文化教育从不同群体的背景出发,较之以往的教育更具包容性,通过系统的措施,推动教育公平,提升少数群体的学业成就。 多元化的社会现状下,社会团结是各个群体和平共处的基础。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增强了不同群体的安全感、获得感和理解能力,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团结创造了条件。国民团结的形成不仅是少数群体的事情,更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多元文化教育也不该只是针对少数群体的教育,而是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莱文森(Levinson)认为,从其他文化中学习宽容、宽容促成尊重、尊重带来开放的胸怀,进而促进公民的理性和平等。 四、结语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种进步,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一,多元文化教育有时会沦为一种政治口号,被视为是一种吸引和安抚少数群体的缓兵之计,并没有将少数群体及其文化置于和主流群体一样的地位。其二,跨文化学习有时难以实现,例如:在选择课程的环节,选择非洲文化的多是非裔,选择拉丁美洲文化的多是拉丁裔。这样的多元文化教育仍然浮于表面,流于形式,难以形成不同群体的理解和宽容。其三,多元文化教育有可能固化文化差异,很多保守主义者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开展,鼓励了少数族群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有可能增强种族中心主义。此外多元文化教育有可能将不同群体的差异以“文化”的方式制度化,这意味着民族隔阂会固定化,有可能会造成分化和不平等,产生新的种族主义。 最为重要的是,多元文化教育可能有助于在多元化社会实现文化理解和社会团结,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领域内的权益问题,最终分配社会资源的力量在于权力。还要注意到,西方国家官方多元文化政策层面的文化“元”的资格和自主性确立是被主流文化“元”有条件赋予的。其中基本条件就是“元”在文化,远离政治,多元文化政策只适用于培植和浇灌多样文化的花园,而每一枝文化的花朵都不能被化身为政治博弈的利器。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