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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和陶寺遗址是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或早期国家节点上的重要遗址。二者分布地域相邻，年代前后相接，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互动。分析探讨二者之间的异同，对认识两处遗址的内涵及时代特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及国家的产生，探索夏文化的来源与形成等问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以二里头遗址和陶寺遗址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共同性和差异性，并探讨产生这种异同的原因，以期对深入探索两处遗址之间的关系及背后的动因等课题有所裨益。 一、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共同性 经过分析比较可以发现，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在诸多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 （一）在城市性质方面，两处遗址都呈现出规模大、规格高、遗存丰富、延续年代长等特征，均为大型都邑属性。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遗址范围内发现有面积约10.8万平方米的宫城。文化遗存丰富、规格高，既有规整的宫城、布局严谨的宫殿建筑、呈“井”字纵横交错的道路网、集中分布的祭祀遗存和诸多高等级墓葬，又有铸铜、制陶、制骨、制造玉器和绿松石器的作坊，还出土有相当数量且工艺较复杂的青铜器、玉器。其中早期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二里头遗址可分前后衔接的四期文化，延续年代很长。陶寺遗址由宫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组成。宫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近13万平方米。中期大城平面大体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280万平方米。该遗址规格高、遗存丰富，既有规模庞大的郭城，又有平面规整的宫城，宫城内发现十余座大型夯筑基址。城址范围内发现有王族墓地，存在观象授时和祭祀的观象台，城内东南部是从事石器和陶器制造的手工业区，出土大量精美器物。陶寺遗址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延续时间同样很长。 （二）在城市选址方面，二处遗址皆位于所属文化分布区的中心位置。两座城址皆位于盆地之内，其中二里头遗址处在伊洛盆地，陶寺遗址位于临汾盆地。在所处具体地理位置的选择上，两处城址均处在山前平原或河流冲积平原上，其中二里头遗址居于伊洛河北岸平原地带，北去不远有东西向邙山横亘；陶寺遗址位于塔儿山西麓的山前平原或台地之上。此外，两处遗址皆濒临较大河流。 （三）在城市规划布局方面，二者都经过严格的规划，形成不同的功能区，如都设置有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其中宫殿区都有城墙环绕而形成宫城，且宫城面积大小接近。 （四）在城墙建造技术方面，两处城址的城墙均使用夯筑法、版筑法建造，城墙墙基结构兼有基槽型和地面起建型；宫殿建筑技术接近，皆建造在台基上，是自成一体的封闭式建筑。 （五）在城市防御体系方面，两处城址皆有效利用了自然屏障进行防御，如位于盆地内，周围具备山河关隘等；人工防御设施方面，两处城址都建造有宫城，用于保卫统治集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差异性 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虽然存在上述诸多相似之处，但依然存在较大差异： （一）在城市规划布局上各具特点。二里头遗址未建造“保民”性质的郭城，不见较大规模的墓地，设置有较大规模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宫城内的宫殿建筑以1号、2号基址为中心分为东、西两组，且有明显的中轴线布局，布局较为规整合理。与此不同，陶寺遗址则设置有具有“保民”性质的郭城，有集中的墓葬区，且陶寺中期墓葬区和祭祀区位于中期小城的封闭空间内。 （二）在城市防御上，二里头遗址仅建造宫城，未修筑外城（郭城），注重城市外围和周边防御，采用了“守在四边”防御制度。陶寺遗址则重视都邑本身的军事防御，除设置宫城之外，还建造有大城，陶寺文化中期形成由宫城与大城组成的城郭之制布局，更利于城市的军事防御。宫城东南角门和南东门形制特殊，结构复杂，体现出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 （三）在城市方位方面，二里头遗址基本呈正南北向，即坐北朝南；陶寺遗址则呈东北—西南向，即坐东北朝向西南。 （四）在对周边的影响和控制方面，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控制范围广，影响力强；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控制范围相对较小，影响力有限。二里头文化自二期开始，其文化的影响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遗址不论是遗址规模，抑或相关遗迹的丰富程度，还是出土遗物的规格及功用等，都远远领先于周边其他非二里头文化遗址。故二里头文化在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方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二里头文化主动影响其他文化，显示出极强的影响力。与二里头文化有所不同，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集中在晋南的临汾盆地，其南部边缘进入运城盆地东北部一隅，分布范围相对较小，没有明显的文化扩张现象。陶寺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以本地庙底沟二期文化为母体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良渚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其他文化的精华，创造了一支博大精深、异彩纷呈的陶寺文化。但奇怪的是，这支繁盛的考古学文化却并未表现出向外扩张的迹象，似乎是偏安一隅、独自发展，对周边文化的影响较小。 （五）在城市演变衰落上差异明显。整体而言，两处遗址都经过了早期的初步形成，中期的繁盛，晚期的衰落等过程，但在晚期衰落的具体表现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二里头遗址至第四期持续辉煌并有一定发展，直至四期晚段之末才逐渐衰落。陶寺遗址晚期之时城墙、宫殿，甚至早、中期的大型墓葬都受到严重毁坏，都邑迅速衰落，虽然宫城城墙经历了重修，但迅即被废弃，沦为普通聚落。显然，二里头遗址长期具备都邑性质，城市发展具有延续性，直至二里头文化的最晚阶段之后才逐渐废弃；而陶寺遗址早、中期具有都邑性，晚期都邑地位突然丧失，城市延续性稍差，早期与中期之间、中期与晚期之间城市设施都遭到较大程度地破坏。 三、形成原因 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存在上述诸多异同之处，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城市地位、族群关系、政治与军事环境、文明化程度及文化习性等方面有密切关系。 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存在诸多共性的原因之一是二者皆为所属政治实体的都邑。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中后期的都邑；陶寺文化为尧舜时代文化，陶寺遗址为尧、舜邦国之都邑。二者的都邑属性决定了其是各自国家和族群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需要大规模的城市来容纳大量人口和从事各项政治、军事活动，致使文化遗存丰富多彩。遗址规格较高，与统治阶层身份相配套的大型宫殿建筑等遗迹以及玉器、铜器、陶礼器等高规格遗物也多见于都邑内。二里头遗址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延续年代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与各自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基本相始终。 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存在诸多共性的另一原因可能是夏族群两次北上晋南对陶寺文化都城建设理念、风格和技术的采纳借鉴。夏禹时期夏族群曾北上控制晋南地区，禹成为“尧舜禹族群联盟”的首长，夏族群占据尧舜平阳之都，陶寺都邑的城市选址、城市规划设计、建造技术无疑对夏王朝的都邑建设产生一定的影响。“太康失国”，夏王朝失去了对晋南地区的控制。由于“少康中兴”，至夏王帝宁时，夏王朝军事实力增强，开始对周边地区征讨，晋南地区为帝宁首选讨伐之地，导致夏族群势力第二次北上晋南，该地区被重新纳入夏王朝的控制范围。夏族第二次北上晋南虽然属于军事占领性质，夏族文化取代了当地文化，但同时夏族也吸收、保留诸多当地和相邻地区的文化因素。从对东下冯类型进行分析可知， 该类型是以夏族文化为主，并继承了部分当地陶寺文化因素，又吸收了相邻的晋中地区光社文化和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部分因素。同样，二里头的都邑建设可能也借鉴、吸收了部分陶寺都邑建设的文化因素，前者的宫城设置、城市布局、筑城技术应是在吸收和借鉴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同性是很自然的事。 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对城市军事防御重视程度上的差异，是由于当时所处的政治、军事环境所致。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后期的都邑，这一时期夏王朝实力强盛，政局相对稳定，夏都所受的军事威胁相对较弱，故淡化都邑地区的军事防御，未设置大型郭城，重点加强都邑外围和周边防御。而陶寺遗址属于尧舜禹时期的都邑，这一时期处于邦国时期，军事战争频仍，政治斗争激烈，社会动乱不安，各族群军事实力相对要弱，都邑防御形势严峻，迫切需要加强都邑的军事防御，通过建造双重城垣等大型防御设施来保卫都邑的安全。 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对周边的影响和控制力方面的差异，可能与文明化程度及文化习性等因素有关。二里头文化已进入王国时期，夏王朝控制范围广，文化发达，对周边产生了强烈影响。陶寺遗址属于邦国阶段，是雏形国家，文明化程度稍弱，控制范围和影响力有限。纵观中国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但凡实力强盛的优势文化，一般都会对同时期的周边考古学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但盛极一时的陶寺文化却未对周邻文化产生较强辐射，应有其他内在原因。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与陶寺文化的“合和思想”有关，即陶寺文化在原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汇聚吸收周邻诸考古学文化的先进因素，从而成为一支强盛文化，但却强而不战、盛而不扩、强调和善，应是和合思想的反映。 总之，二里头遗址和陶寺遗址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同时二者又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性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当时所处不同的政治、军事环境、文明化程度及文化习性使然。 （作者单位：李杰，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缪小荣，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