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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时期的制瓷工业在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产品种类更趋多样，瓷器烧造及装饰工艺均达到了较高水平。燕云地区是辽金政权的政治中心地区，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瓷业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也是辽金时期瓷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其丰富的出土瓷器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和地域特色。本文拟在梳理燕云地区辽金时期墓葬、塔基等出土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对瓷器所反映的政治及文化变迁情况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揭示辽金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 一、出土瓷器概况 燕云地区指今河北白沟—山西繁峙—雁门关一线以北，北京密云—河北张家口—山西阳高一线以南，山西忻州偏关县以东，河北承德以西，大致包括北京周边、河北东北部和西北部以宣化为中心的地区以及山西北部以大同为中心的区域。根据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该地区出土瓷器的墓葬、塔基遗址有175处，共出土瓷器600余件。其中，墓葬数量最多，共158座，包括辽墓108座，金墓50座；塔基遗址17处。从地区分布来看，北京地区出土辽金瓷器的遗址数量最多，共110处，约占燕云地区出土瓷器遗址总数的62.9%；河北保定、宣化，山西大同等地亦有较多发现。 笔者对燕云地区出土的这批辽金瓷器资料进行了梳理。釉色方面，以白瓷为主，约350余件，另有影青瓷、青瓷，以及黑釉、黄釉、绿釉、酱釉、茶叶末釉瓷器等。器类方面，以日用器皿为主，其中碗、盘、碟、瓶、钵、托盏等数量最多，罐、壶、盆、洗、注子、枕等亦多有发现，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鸡冠壶、鸡腿瓶等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器物。总体来看，这批瓷器的产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本地窑场，主要窑口有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山西浑源界庄窑等，北京密云小水峪窑、房山磁家务窑等亦有可能是燕云地区出土瓷器的产地；另一类为燕云地区以外窑场，主要有辽金境内其他地区窑口，如河北定窑、磁州窑，陕西耀州窑等，以及辽金境外窑口，如浙江越窑、江西景德镇诸窑等。 参照王秋华、秦大树先生对辽、金墓葬的分期研究成果，笔者对燕云地区出土的285件可辨别窑口的辽金瓷器进行了统计。可知，辽代早期，燕云地区瓷器主要为定窑和龙泉务窑产品，瓷器数量和种类均较少，多为日用器皿。至辽代中晚期，定窑和龙泉务窑产品占比仍较高，瓷器数量和种类均达到顶峰；耀州窑、越窑和景德镇诸窑产品也有较多发现。金代初期，定窑产品依然是燕云地区最重要的瓷器品类。到金代中期，除定窑、耀州窑外，浑源窑、磁州窑、临汝窑、钧窑等北方窑口产品亦较为常见，南方景德镇诸窑产品在部分金墓中亦有发现。金代晚期，除定窑、钧窑等北方窑口产品以外，其他窑口产品较为罕见。总体来看，燕云地区出土的辽金瓷器在窑口分布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二、瓷器所见辽金时期燕云地区政治环境的变迁 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具，瓷器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和现实需求。燕云地区出土瓷器产地的多样性和窑口分布的阶段性，除了受到制瓷技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外，亦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面貌密切相关。燕云地区山河险峻，关隘众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领土纷争，辽金时期燕云地区中原汉地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局面长期存在，且部分州县的所有权随着各政权力量的消长而几经变换。这一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对该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制瓷业方面亦有明显表现。 首先，辽代燕云地区瓷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与其对唐末五代瓷业的继承和瓷器现实需求的增长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辽的瓷器生产是通过掳掠幽云地区的工匠、占有当地窑场等方式逐渐发展起来的。制瓷工匠尤其是定窑工匠的北迁，带来了先进的瓷器烧造与装饰技术，为辽代制瓷业提供了发展契机，在此基础上，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阿鲁科尔沁旗水泉沟窑，中京赤峰缸瓦窑，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得以兴建。此外，契丹势力进入燕云地区后，山西浑源界庄窑等原属中原五代政权的瓷窑因割地被纳入辽境，在瓷器烧制工艺方面亦对辽金的瓷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汉地制瓷工匠的输入，本地窑场的兴建，以及对原汉地窑址的直接占有，均为辽代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对定居生活的逐渐适应使得社会各阶层对瓷器的需求大量增加，这是辽代瓷业发展的重要动因。瓷器属于易碎品，不便于携带，其使用与定居生活密切相关。10世纪至11世纪初，辽腹地出土的瓷器多集中于级别较高的契丹显贵和汉人官僚墓葬中，可能具有一定的身份象征意义。11世纪后，随着定居人口的增多，辽统治区域的扩大，进入中原的契丹人开始适应定居生活，瓷器的使用逐渐扩大到低级官吏和平民阶层，但原有窑场的生产水平远远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社会需求，这为新窑场的出现和制瓷技艺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其次，出土瓷器产地和种类的演变是辽金时期朝代嬗变、南北对峙等政治环境的具体表现。燕云地区出土瓷器的产地既有北方窑口，又有南方窑口，以北方窑口为主。不同时期各窑口产品的占比不同，其与各时期不同窑口的发展状况、瓷器产品的流通情况等密切相关，而这些又均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一定的关联，反映出辽金时期各政权力量的消长和统治疆域的变化情况。自辽至金，燕云地区均出土少量来自南方窑口的瓷器，这与当时南北政权的对峙以及贡奉交流等有关。金代，南方地区相对稳定，景德镇诸窑继越窑之后迅速兴起并不断发展，但由于宋金对峙的特殊政治局面，南方瓷器输入北地的途径受阻，故金代燕云地区来自南方窑口的瓷器相对较少。 三、瓷器所见多民族文化的互动融合 燕云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便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合的重要区域，宋辽金时期，其更是多民族文化互动融合的中心区域之一。契丹、女真民族原游牧于松漠之间，入主中原后，受汉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逐渐由游牧迁徙转向定居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在燕云地区出土瓷器上亦得到体现。 首先，出土鸡冠壶数量及形制的演变，反映了燕云地区游牧民族受汉文化影响逐渐转向定居生活的趋势。从数量上看，燕云地区鸡冠壶的出土数量较少且流行时间短暂。随着辽政权在燕云地区统治的稳固及其受农耕文明影响的加深，鸡冠壶这种漠北辽地典型的游牧民族风格器物因不符合定居生活的需要而消失，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转变。从形制上看，燕云地区出土鸡冠壶类型不及辽腹地丰富，且器形不断增高，仿皮囊式装饰风格逐渐消失。相较于随身携带，鸡冠壶器身高度的增加使其更宜于放置在桌案上，从侧面说明随着辽的南下及其与汉文化融合程度的加深，具有传统草原特色的鸡冠壶在形态上表现出更适宜定居生活的特征。在器物装饰上，燕云地区辽代早期的单孔横梁式鸡冠壶和辽代中期驼峰圆弧、下腹部圆鼓的双孔式鸡冠壶器表多保留有仿皮囊式的缝合线和仿皮条的凸棱装饰，但至辽中期稍晚阶段，驼峰方折、形体扁瘦的双孔鸡冠壶多无缝合线装饰，取而代之的是汉地常见的卷草、花卉等刻划装饰。具有马背生活特色的装饰的消失和汉文化饰纹的流行，亦体现出鸡冠壶形制向更适宜定居生活方向转变的趋势。燕云地区出土的与游牧民族骑射生活习惯相关的鸡冠壶在数量和形制上的变化，反映出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在与汉族民众的长期杂居相处中，骑射文化传统逐渐弱化，不断适应汉地的农耕生产和定居生活的历史趋势。 其次，燕云地区辽金制瓷业呈现出对中原传统瓷器器类和制瓷技艺的继承和发展。器类方面，契丹、女真墓葬中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瓷器种类十分流行。辽代中后期至金代，燕云地区契丹、女真人墓葬出土的青白瓷器中，盏托、注壶、注碗、熏炉、粉盒等具有中原文化风格，用于饮茶、饮酒、焚香、贮粉的实用器具增多。这些器物多是直接从宋地输入的各窑瓷器，也有部分为辽金境内窑口模仿汉地器物生产的，它们在契丹、女真人墓葬中的大量出现，是辽金社会契丹、女真贵族“大率颇慕华仪”在器用风尚方面的具体表现。制瓷技艺方面，辽金瓷器在装烧技术和装饰技法上，均受到汉地窑口的深刻影响。 整体来看，辽金时期燕云地区与中原地区在瓷器上的趋同性逐渐增强：自辽代中晚期开始，瓷器的造型和装饰均呈现出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典型的游牧民族特征逐渐减少甚至消失。金代瓷业直接继承了北宋晚期以来汉地的制瓷工艺，在整体风格上几乎没有体现太多的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辽金瓷业对中原传统瓷业生产的继承和发展是游牧民族封建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辽金王朝的社会进步趋势是一致的。典型游牧民族风格器物的演变、消失和对中原传统瓷业产品和工艺的继承发展，进一步体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契丹、女真民族生活方式和器用风尚的转变，亦反映出游牧民族封建化程度逐渐增强的历史进程。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文物春秋》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