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红岩》 阎纲
《红岩》 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海报 “我,大半辈子的编辑兼选家,同步写作文艺评论。”这寥寥数语是阎纲先生对自己一生从事文学工作的总结。其实,今年89岁的他见证了中国17年(1949—1966)与新时期当代文学的繁荣。17年的代表作“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以及《烈火金刚》,阎纲都参与了组稿并撰写评论,尤其是因为宣传、评论《红岩》,阎纲更是被作协同仁称为“阎红岩”。 会写评论的编辑才有发言权 1956年底,24岁的阎纲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至《文艺报》从事文学编辑。 那时的《文艺报》可谓文坛晴雨表,由张光年、侯金镜、冯牧、黄秋耘等文化大家主持。张光年的文质彬彬,侯金镜的扎实严谨,冯牧的敏锐热情,黄秋耘的简约精当,给年轻的阎纲留下深刻印象。 “你自己学会写评论,编辑别人的评论文章才有发言权。”谈起往事,阎纲至今对《文艺报》和侯金镜满怀感恩之情:“在从事文学编辑和学写文学评论方面,《文艺报》是我的摇篮,侯金镜是我的恩师。” 阎纲进单位后,作为直接领导的侯金镜就开始向他传授经验:“你自己有了创作实践,方知评论的甘苦,约稿时才能与作者产生共同语言。”“工作中既要一丝不苟,更要有胆有识。”为帮助阎纲尽快成长,侯金镜还“利用职权”尽可能让他的岗位相对固定,“要争取在自己的领域有发言权”。 在侯金镜的指导下,阎纲从《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等作品开始了评论工作。广泛的采访,帮助他结识了一批著名作家,既开阔了眼界,也为以后从事文学评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曾拜访茅盾、丁玲、叶圣陶等文学大家,与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张天翼、阮章竞、李季、萧乾、钟惦棐、邹荻帆等常有往来,采访过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著名作家巴金,在北京西城区团委采访过即将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王蒙,还专程赴鞍山采访草明并同工人座谈这位女作家的工人题材长篇小说。 他还曾向老作家叶圣陶、老舍等人约稿,发表他们的创作谈;与名重一时的文学评论家李希凡互有往来,发表其文学评论;与部队作家王愿坚更是经常见面,还写过推荐文章。 阎纲曾采访或拜访过的作者还有:长篇小说《敌后游击队》《战火中的青春》作者刘流,散文家、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作者杨朔,当时正忙于将小说《李双双》改编成电影剧本的作家李凖,因《暴风骤雨》而闻名的湖南作家周立波,山西“山药蛋派”作家领袖赵树理等,甚至,他还拜访过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 《红岩》是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多次拜访,我同《红岩》责编张羽熟悉起来。张羽几下重庆,同两位作者通宵达旦把第五稿定稿。”阎纲介绍,《红岩》故事第一次以回忆录的方式与全国读者见面,是1958年2月发表在《红旗飘飘》第六集的纪实文学作品《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该年10月,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的朱语今到重庆调研并组稿时,邀约罗广斌、杨益言创作长篇小说。 1961年12月,五易其稿的长篇小说《红岩》正式出版。次年初的冰封时节,《文艺报》分管小说评论的副主编侯金镜带领“专职负责长篇小说”的阎纲“躲”进北京颐和园云松巢,朝夕相处,边读边议,对1961年全国出版的42部中篇、长篇小说进行“巡视”和“盘点”。 “侯金镜一有发现,便来我的房间介绍,甚至他上厕所路过我房间,也会在窗外喊上一声。《红岩》就是他先喊出来的,他是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给我分析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阎纲回忆道。 阎纲在他写的《1961年中篇、长篇小说印象记》里,用近千字重点推介:“《红岩》是1961年的长篇小说中,值得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们推荐的好作品。”(刊《人民文学》1962年第二期)。李希凡来看望侯金镜和阎纲,当他得知《红岩》如何激动人心后,当即约稿。侯金镜指派阎纲执笔,叮嘱说:“现在是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匮乏。要把好的精神食粮送给他们,继承传统,艰苦奋斗,度过难关。” “(《红岩》的)作者以他们高亢的革命音调和现实主义真切动人的力量,讴歌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古今的博大胸襟,伸张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激发起人们向一切反动派作殊死斗争的意志,从而使这部作品成为1961年长篇小说中十分突出的一部佳作。”当晚,阎纲奋笔疾书,撰就《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用1.2万字的篇幅仔细分析小说情节安排和人物形象塑造,强调小说最大的特色在于其“真实”。他在评论中甚至跳出应有的客观立场,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读者,尤其是熟悉这部分生活的人在接触到它的时候,相信这是真实。”1962年3月2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出《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引起强烈反响,形成了一种宣传舆论驱动力量,人们的阅读欲望被迅速调动了起来。 1962年4月,中宣部文艺理论家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筹备会上,侯金镜深入分析了《红岩》的思想和艺术。会议期间,还组织了由王朝闻、罗荪、王子野、李希凡和侯金镜参加的讨论会,由阎纲纪录并整理成《〈红岩〉五人谈》,刊发于《文艺报》1962年第三期。 竭力宣介《红岩》的“阎红岩” 《红岩》的出版,广受欢迎与好评。全国各大城市新华书店门前,人们排着长队争买《红岩》,茶余饭后说着“红岩故事”,一时间形成了“《红岩》热”。一直热心宣传介绍《红岩》的阎纲,也被作协同事戏称为“阎红岩”。 从中央到省市级党报,纷纷开设“《红岩》人物赞”“红岩风格赞”“我读《红岩》”“《红岩》连载人物赞”等“专版”或“专栏”进行“重点报道”,对这部“教科书”进行解读和解析。《红岩》与其极富象征意味的“青松、红岩”封面图案,成为1962年中国报纸副刊上一再重复出现的象征符号。 该年5月,应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办的综合性文学刊物《红岩》杂志之约,阎纲撰写评论文章《〈红岩〉的人物描写》。 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向阎纲发来撰写礼赞《红岩》的邀约。5月1日至14日,阎纲利用作协为期两周的学习假期,躲在西山八大处的密摩岩伏案疾书,六万言,六天写完,一天修改,六天誊写,一天定稿。第十四天月上柳梢头时,《悲壮的〈红岩〉》完稿。 阎纲在“校后记”中写道: 《红岩》是1961年年底以来轰动全国的一本红书。 …… 截至目前为止,《红岩》已经印行三百万册以上,达到解放以来长篇小说印行数字的最高记录,不少地区把它改编为话剧、评戏、评书、广播剧,并在改编电影。 对于《红岩》的深入研究,目前仅仅是个开始。 据《人民日报》1962年12月7日报道: 以革命先烈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红岩》,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部小说从去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来,已经再版12次,共印行200多万册,成为解放后我国销售量最大的一部小说。 1962年,堪称当代文学史上的 “《红岩》年”。1963年3月,阎纲的文学作品分析小丛书之《悲壮的〈红岩〉》出版,首印51000册。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经济上很困难,不能在精神上也垮下来。我觉得《红岩》写得好,它把矛盾冲突推向了生死关头,给人相当的震撼;而且作品有可读性,因为所描写的内容有神秘性。”阎纲受邀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读者介绍《红岩》。 《悲壮的〈红岩〉》于1964年8月再版,印数40000册。这是阎纲从事文学评论后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获稿费四五百元,“还清了债务,结余的稿费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方便日常采访,方便与邻村作协的工作队员毛承志、洗宁经常交流情况”。 提起这段文坛往事,作家周明说:“阎纲先生的文学评论影响了一大批作家。《悲壮的〈红岩〉》对雷达的影响就非常大。起初,雷达被分配到中国摄影家学会工作,受阎纲影响,后来他也调到作协,成了专业评论家。” 暮年热心提携基层作者 被誉为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红岩》,自1962年12月初版至今,社会总发行数逾1000万册,成为中国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不仅影响了几代国人,还被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多国文字。 回忆与《红岩》的这段往事,阎纲说:“我与罗广斌和杨益言交往很多,历时很长。《红岩》的话题说不完,生死《红岩》,一言难尽。老杨老了,哭了,我也哭了。”那是1979年10月30日,有3000多名代表出席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阎纲见到杨益言,泪眼相向,不无感伤却异常兴奋。 如今,年已89岁高龄的阎纲精神矍铄。他从2019年10月回到家乡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日常关注最多的,除了文坛的动向,就是基层作家的生活和创作。他先后多次深入镇村,登门拜访基层作者,把自己节余的退休金送给失明作者张文闯,还帮助这位怀揣文学梦想的新人整理作品。 老人热心提携文学新人,也关注着县域文化发展,会隔三差五邀约县文化部门负责人商榷。至今,他依然每天坐在电脑前敲打文字,他说:“乡情,对地域文化的爱好。我发现,这里人才很多。我有责任,住下来,静下心,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扶持这些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