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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族团结话语是一种介质，它不仅体现着民族团结思想和观念，指向民族团结政策、制度等宏观议题，还型塑规约着民族团结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的话语实现了从“大家庭”到“花”(花朵-花园)，再到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多样话语演进历程。这三个民族团结话语切片在内涵和表达方式上有各自的侧重，以及不同的理论源流支撑。民族团结三个话语“切片”作为政治社会化符号，从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积淀形成的庞大、生动的“符号宝库”中汲取灵感和营养，在不同时期进行现代式话语再建构，将传承性、创新性、指向性与美誉性融于一体，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 关 键 词：民族团结；民族政治；民族理论；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JZD041)。 作者简介：王军，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民族理论与政策；刘毅，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族理论与政策(北京100081)。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民族实际的变化和民族政策的调适，民族团结话语在文本呈现和表达方式上不断创新和发展。总体而言，民族团结话语经历了三次大建构，实现了从“大家庭”到“花”(花朵-花园)，再到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符号演讲和话语递进。三者都采取了生动的比喻修辞手段，但符号所指(signified)的意涵逐步丰富，话语本身的美誉度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深入在不断提升。本文试图从话语分析角度阐释民族团结，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三次话语建构的理论源流。 一、话语分析方法研究民族工作的必要及可能 话语具有强烈的反映性质，话语活动“以言施为”，反映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1]。重视话语的力量是西方政治学的悠久传统，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修辞学》中首次将修辞学与政治学联系在一起，并提出修辞学“是有用的”，可以让真理和正义获得胜利[2]。福柯在一系列著作中深入探究了话语形成的机制，建构了系统的话语理论和方法。总体而言，他认为话语能以独特视角塑造普遍解释力，“可以有效地解析无时无处不在的人类使用符号的话语实践”[3]。因此，话语的价值远比使用符号(symbol)指称事物要大得多，它与权力之间可以建立内在的联系——“话语生产和再生产权力”，权力通过话语而生成，所有的权力都是话语的权力[4]。或者可以理解为，话语赋予了权力新的功能场域，即“话语权”。福柯的话语理论给许多人文社科研究者带来了新的学术灵感和研究路径。话语就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兴起“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的学术思潮，将语言与民族认同、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治行动的过程与结果等关联起来，主张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语言为中心，“把语言学当作批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新力量，多元无序地渗透到不同研究领域”[5]。特定的政治话语蕴含着特定的政治意义，政治话语高度反映政治现实和政治现象，因而成为一种极具价值的经验材料——通过分析话语的表达方式、梳理话语的演化变迁以理解和阐释“话语背后的政治”。 话语为中国民族工作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进路。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和发展，新中国的民族政治形成了生动活泼、内涵丰富、不断演进的话语体系，其呈现方式和载体十分丰富，既立体多维，又广泛多元。从广义上看，《宪法》中关于民族部分的条款，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等政治文本中涉及民族事务的内容，《民族区域自治法》《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等民族法律法规，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类会议、座谈、接见、视察、调研等活动中关于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讲话，各种相关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各类文学艺术作品，大众传播媒介中涉及民族的内容等都包含于民族政治话语的范畴中。 观察现有关于中国民族工作话语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由于“话语”概念周延性较强，研究者们从民族政治话语的语义、符号特点、功能转型、权力象征等不同侧面出发，就话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话语与民族团结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创新性、民族事务的国际话语权等议题做了分析和阐释，成果主要集中于近5年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研究者采用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以及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法等定量的实证分析法，因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创新性，是包括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研究趋势。当然，从话语角度研究中国民族政治的成果远非上述研究所能涵盖。总体而言，民族工作话语的研究空间和前景广阔。 二、民族团结话语的三个“切片”与三次建构 本文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和升华，这首先是民族团结在民族政治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的。“团结”是《宪法》所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键词之一，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也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其次，作为符号的民族“团结”具有深厚而丰富的政治社会意涵，阐释空间巨大。如今对于中国民众而言，“维护民族团结”这一观念已深深内化于心，并反映在日常的自觉行动中，成为一种道德自觉[6]，也成为“公民性”①的一部分，正是这一特性的最好体现。 民族团结话语体系甚为庞杂，下文聚焦三个“切片”：一是形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大家庭”，二是形容各民族和民族团结的“花”(花朵-花园)，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大家庭”、“花”(花朵-花园)和“石榴籽”在新中国民族团结话语发展史上各自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坐标，是民族团结系统中三个重要的符号载体和具体意象。必须指出的是，三个话语都具有各自的活力，彼此并不是替代关系，而存在一种有机的创新性递进。 1.“大家庭”：新中国历史最久的民族团结话语。“大家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久的民族团结话语，最早见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第六章“民族政策”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大家庭”从此成为官方和民间形容民族团结的主流话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均以“大家庭”描述新中国民族团结的状态，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7]“我们主张把全国各民族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8]335“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8]364许多宣传民族团结、普及民族知识的教材、书籍等也都采用了“大家庭”这一话语，如1996年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主编、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民族大家庭》，2002年辽海出版社出版的辽宁省小学教材《中华民族大家庭》，2010年***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中华民族大家庭知识读本》等。党的十八大以后，“大家庭”话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和升华，体现了新的价值，最主要的是描述了“大家庭”与各成员之间、各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大家庭”到中华民族是“大家庭”的转变：平等团结的各民族是“家庭成员”，民族关系是“大家庭”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一体”的中华民族与“多元”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大家庭”的话语加以固定，以国族而非政权实现了族际整合的路径创新。更重要的是，“大家庭”还与另一个政治话语“中国梦”紧密相连，从而实现了话语意义的升华：“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大家庭”还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话语基础，按照“共同体”最朴素的定义——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家庭作为人的“首属群体”，就是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共同体。如果说维系家庭的首要纽带是亲缘、情感等“家庭性”，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则在“大家庭”的基础上融入了利益的一致性，这一利益就是“中国梦”。“大家庭”与“中国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多次得到诠释：2015年国庆前夕，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9]2019年，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10]“大家庭”话语发展到如今，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属性。2019年2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俞建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0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中阐述中国人权主张，介绍***人权事业发展成就时就强调：“中国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11] 2.“大花园”：民族团结话语的传唱符号。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为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引吭高歌”，创作出诗歌《民族大花园》，他在诗中写道：“祖国是一座多民族的大花园，百花齐放，花团锦簇，人寿年丰。”这是“花”这一符号首次出现在民族团结的话语中[12]。费孝通1988年在“泰纳讲座”(Tanner Lecture)上作《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时，将中华民族比喻为“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13]。1991年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会歌《爱我中华》因其采用了广西、云南等地少数民族的曲调，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将各民族比喻为花朵，朗朗上口。这首歌传唱于大江南北，并多次在央视春晚中亮相，还被编入中学音乐教材，甚至曾经随中国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一号”登上太空[14]。“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歌词并未直接涉及“花园”，但显而易见，歌词既然将各民族比喻为花朵，那么各民族所在的“中华”正是花朵所生长生活的花园。与《爱我中华》相对应的是一首几乎所有的中国儿童都会唱的儿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活泼鲜明的曲调来源于***民歌，因其儿歌题材，歌词简洁易懂且极具教育意义。“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这首歌的歌词并没有直接提到各民族就是祖国“花园”里鲜艳的“花朵”，但在各地学校的教学实践中，都将这首儿歌作为民族团结主题的歌曲②。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类大众传播媒介涉及民族团结的报道中，“花”(花朵-花园)是出现率极高的一个符号，如《解放军报》的《强军征程盛开民族团结之花》、中国新闻网的《广东东莞援疆：民族交融绽放出绚烂花朵》、《***经济报》的《内高班是一座民族团结的大花园》等等。 3.“石榴籽”：新时代民族团结话语的创新。“石榴籽”是民族团结话语最近的创新。“石榴籽”首次作为民族团结话语出现，是在2014年5月举行的第二次中央***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15]自那以后，“石榴籽”这一比喻多次出现在涉及民族议题的各种政治场合中。2017年，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团的审议时谈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16]同年，“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表述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之中。还是2017年，在给库尔班大叔后人的回信中，习近平写道：“希望你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17]2018年，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提出：“要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81]同年，习近平在内蒙古基层考察时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要认真总结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促进民族团结融合，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9]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队伍当中，“石榴籽”是“民族团结”彩车的主题。国庆期间，“石榴籽”亦是首都“民族团结”花坛的主题。由此可见，“石榴籽”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核心象征，成为民族团结的重要话语。 话语拥有文化价值，“不仅从情感上还从利益上固化着人们对所在的社会共同体即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认同，使这些社会共同体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20]。话语具备社会建构功能，从“大家庭”到“花”(花朵-花园)再到“石榴籽”，民族团结话语不仅承载和传播了民族团结的信息，还参与了一个将民族团结视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的社会伦理风尚的建构，更推动确立了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意味着一种实践，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所体现和表达的正是中国民族政治实践的与时俱进。话语还反映了执政能力，民族团结话语美誉度的不断提升(主要体现在内涵的充实、功能的精准化、美学价值的丰富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话语质量的不懈追求，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持续增强的执政能力。 三、三个民族团结话语的“切片”理论源流 梳理从“大家庭”到“花”(花朵-花园)再到“石榴籽”的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从话语符号的本体论出发，我们可以把握到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三者都是具备高度易传播性的符号。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曾提出传播的“5W模式”，即谁(who)、对谁(whom)、通过什么渠道(what channel)、说什么(what)、取得了什么效果(what effect)[21]。“大家庭”“花”和“石榴籽”都是生动且易于为受众所理解和接受的传播内容(即“说什么”的部分)，既简洁朴实又意味深长，因此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使得三个符号深入人心。 其次，三者的比喻修辞都具备丰富的意涵。符号是音响和概念的结合，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其中所指是符号在精神世界中所表示的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22]。民族团结话语和“摸着石头过河”、“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等极具中国特色、饱含中国智慧的政治话语一样具有意蕴深远的所指，“大家庭”的所指指向几千年来各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和睦、共同发展。“花”的所指指向各民族或是各民族团结的状态，“花园”的所指指向中华民族大家庭，花园里各种各样的花朵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反映了各民族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石榴籽”的所指则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紧紧抱在一起”的状态。石榴这一作物原产于波斯，在汉朝时由张骞从西域引进，其本身就承载了中国各民族交流的历史。从“大家庭”、“花”(花朵-花园)到“石榴籽”，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独特内涵的不断探索和深入发展。 最后，三者体现了中国民族政治领域的政治传播“顶天立地”的亲和力。“顶天”是指传播内容的极端重要性，“立地”是指话语和传播方式的“接地气”。民族团结事关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基业，与每一个中国民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冰冷枯燥的话语并不利于政策的传播。相反，以民众接受度高、喜闻乐见的话语进行政治传播，加以大众传播媒介、文学艺术作品、宣传标语等载体的传播合力，使民族政治和民族政策的阐释和传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话语反映政治，也诠释着政治。话语源自理论，也映照着理论。观察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可以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政治实践的与时俱进，也能够在梳理其中变化脉络的同时，探寻话语的理论源流。本文认为，民族团结话语的源流主要有三个：基于中国“家国同构”与“和而不同”政治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统一战线背景下的民族联合、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脉络中的“理一分殊”。 1.基于中国“家国同构”与“和而不同”政治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理论源流在“大家庭”这一话语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家国同构”的重要根源是孔子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一观念将“君臣”和“父子”作为类比，把个人、家庭和国家三个层次紧密相连(如“修齐治平”)，这表明儒家的政治理念认可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的共通性，将建立在血亲一宗法道德基础上的“伦理纲常”奉为治国之本。“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亦来自孔子的价值观，最初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旨在实现人与人之间求同存异，达到和谐的多样性统一，将其适用范围加以“放大”和引申，就体现出了对处理族际关系的适用性。 千百年来，“家国同构”与“和而不同”已内化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当它们与新中国推动建立民族团结的政治诉求有机对接，就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对“国家”和“民族”的认知，助力完成了“大家庭”话语在理论层面上的建构。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如何以合乎中国民族历史和实际的机制妥善处理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大家庭”话语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答案：它既有别于辛亥革命后未能解决中华民族内涵的“合为一炉而冶之”和“德化、同化、进化”的同化模式，也不同于有悖中国“大一统”传统的西方民族国家语境里马赛克式的多元模式，而是在承认和尊重各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将各民族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这就实现了中国族际整合路径的话语表达。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庭”是对“家国同构”的扬弃，它保留了亲缘，抛弃了等级，“家国同构”是以“忠孝”这一道德基石为出发点建构的充满“爱敬”的政治秩序——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23]，但在“大家庭”里不但不存在“君臣”和“父子”的等级关系，真正实现了各成员平等，而且即便是兄弟之间在历史上有冲突，但倘有他人欺侮，“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诗经·小雅·棠棣》)，这个“墙”守护的就是“大家庭”。 当然，“大家庭”话语里也含有社会主义政治话语的成分，这主要来源于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镜子”功能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是苏联对以其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别称和表述，同时作为一个拥有20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苏联也以“团结的、友爱的苏维埃各民族的大家庭”“多民族的国家典型”这样的话语来自我定位[24]。由于历史渊源的复杂性、现实政策的失误和国族建构的失败，其“大家庭”话语未能挽救苏联的最终解体。从两个“大家庭”内涵的差异可以看出，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汲取养料，深入结合中国民族实际，从成型之初就凸显中国特色，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创新与探索，既符合民族发展规律的一般共性，又符合中国的民族实际[25]。 2.基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背景下的民族联合。作为中国共产党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发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联盟”思想和列宁的“两个同盟军”“两个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入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后，统一战线在概念、内涵、范畴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作为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考察民族团结话语的这一源流，可以从两个时间阶段加以把握和审视，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二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49—1956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内涵和目标是“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占全民族人口绝大多数的广泛统一战线”[26]，这一“广泛性”决定了民族政策被纳入统一战线框架之中的必然性。最开始，描述民族关系的话语主要是“联合”(unity)：“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了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27]“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28]“联合”这一极富阶级性的话语与共产主义思潮的诞生形成相伴相生，如《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即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阶级政治的话语体系里，“联合”是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为实现阶级斗争的目标的结合。在这一阶段，统一战线的民族政策在观念上将民族团结置于阶级联合的视野，在实践中将民族团结定性为民族联合。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对内对外的双重任务导致民族政策必须在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指导思想下争取受到民族压迫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中，“联合”逐渐让位于“团结”(solidarity)。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首次提出“民族团结”，即“抗日的民族团结”。“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的核心内容。 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尽管“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④，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转为反资本主义，以合作化的道路重建国民经济，与旧中国截然不同的新型民族关系逐步建立，“大家庭”话语得以在政治话语体系中确立，民族政策中的“斗争”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团结”成为主流话语，如：“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29]“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是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团结。”[30]“讲团结”主张集体成员内部的团结一致，具备更多的合作性意涵，具体到民族团结，就是“以民族承认和平等为基础的团结，实质是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团结”[31]。 事实上，民族联合是民族团结的基础，民族团结是民族联合的更高发展阶段，团结的根基是一定程度上跨越阶级叙事的各民族共同政治利益，这种利益需要在以团结为形式的合作中才能实现。从民族政治联合到民族政治团结，民族团结话语经历了由阶级话语转向合作话语的过程，这一转变既由统一战线内涵和任务的时代性所决定，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行程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事业中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 3.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发展脉络的“理一分殊”。作为宋明理学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理一分殊”在哲学方法论上回应了世界整体和部分、事物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关系，是分析“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从现代哲学的角度审视“理一分殊”，即超越性的“理”是同一的，具有普遍性，但它的表现则要具体化，必须依时空条件和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即“分殊”[32]。循着理解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话语的“理一分殊”思考进路，首先应审视从“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所体现的从“多元一体”到聚焦“共同体”的民族政治演进。 在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里，作为56支“花”的56个民族在维系各自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建立并巩固对中华民族“花园”的高层次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33]。在“多元一体”学说中，“花朵”符号指代的各民族突出文化属性，“花园”符号指代的中华民族突出政治意义，两种意义上的民族“在层次上是不同的”[13]。 在政策层面，民族团结话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发展而演进。辩证统一的“多元一体”中体现多样性的“多元”是复杂的，体现在地理空间、政治治辖、文化关系等多方面，体现统一性的“一体”也不是简单的民族拼盘，而是“存在内在有机性的整体”，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共同汇聚成多元组成一体、一体形塑多元的力量”[34]。说到底，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话语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国族的统一性与国内不同民族的多样性之间协调和平衡的问题，如习近平所说：“做好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3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这个“最大公约数”直指“中国梦”，“中国梦”需要“同心”、“一家亲”的中华民族来“共筑”，这些指向统一性、一致性的话语表明，中华民族早已超越“政治一体”，并且“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不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仅仅停留在文化认同是不够的，各民族共有的利益认同和命运认同也必须得到应有的强调”[36]。“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多元一体”范式的丰富和完善，也要求民族政策从时代性出发，更妥善地处理“多元一体”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就是“凸显出民族与国家的重要关联及民族-国家的重要意涵”[37]。通过突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将“中华民族”概念实体化，也是对此前一度引起争议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有力回应。必须承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政策的内在逻辑与各民族发展形成的多样性诉求之间既有统一性也有张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中国梦”在民族工作中的“理一分殊”式的解决方案。 首先，“理”之“一”是伦理道德的“一”。这种伦理道德来自中国绵延了2000余年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已经演化为中国的历史政治基因，融入中国人的价值世界，内化为一种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38]维护国家统一也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原则。 其次，“理”之“一”也是国家法统的“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模式与西方式的“民族国家”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多民族国家”模式均不相同，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就写道：“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些国家法统叙事表明，“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制度与政策正是因为贯穿了国家建构的逻辑才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的良好局面”[39]。 最后，“理”之“一”还是有机体生命的“一”。从“三个离不开”到“民族团结重在交心”再到“民族团结是生命线”，这些民族团结话语都具有有机体生命的特征，而将各民族比喻为“石榴籽”，中华民族为“石榴果”，为民族团结话语赋予富有生命力的时代底色。西晋潘尼在《安石榴赋》中形容石榴“千房同蒂，十子如一”：石榴籽分布在石榴果“同蒂”的“千房”里，一如中华民族形成于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石榴籽“十子如一”，一如各民族虽然大小不同，但形态一致，有着共同的民族利益，彼此“抱得紧”“抱得实”“抱得巧”，形成了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更重要的是，石榴在观感上首先是作为统一性的石榴果，然后是代表多样性的石榴籽，通过整体的可视性彰显整体的优先性，杜绝了对于中华民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解读空间。石榴果还为石榴籽提供了坚实的外壳(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通过内部经络源源不断地输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五个认同”)，这就使各民族在根本上血脉融通、休戚与共，化机械团结为有机团结(integration)，“石榴机制”在根本上保障了各民族真正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作为有机体生命的形态“紧紧抱在一起”。 学理上，民族政治话语研究空间和前景广阔，而民族团结话语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将民族团结比喻为“花”这一话语动力主要源自民间(学术界、文艺界等)且为国家接受，而“大家庭”和“石榴籽”话语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的话语建构和创新的自觉意识。与“石榴籽”一样，“中国梦”“主心骨”“试金石”等话语的建构和创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将价值观念、精神追求和执政理念等浓缩于内涵丰富、新鲜生动的话语中，这些话语多采用比喻修辞，以小见大，微言大义，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由传统自上而下的灌输式向尊重多元诉求、关照不同阶层群体感受的柔性转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巩固的体现。具体到民族政治领域，在“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一总目标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接地气”生动化的民族团结话语建构、全方位立体化(如“互联网+”助力民族团结)的话语传播等方式，牢牢把握民族事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凝聚人心、形成合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政治话语不是凭空建构的，它有内在的理论源流，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又相互影响。政治话语是一种情感依托，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话语的每一次建构和创新，都是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升华，是中华民族一体性和向心力的提升。政治话语是一种政策实践，它源自理论，又反作用于理论，体现了民族政治的与时俱进，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于不断发展的民族事务客观现实的深刻反思和创新回应。政治话语还是一种身份概括，在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实现了对民族、公民身份的概括和规约，明确了不同层面的权利和义务：作为民族成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作为公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民族之间，则要在石榴果里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民族团结三个话语“切片”作为政治社会化符号，从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积淀形成的庞大、生动的“符号宝库”中汲取灵感和营养，在不同时期进行现代式话语再建构，将传承性、创新性、指向性与美誉性融于一体，不断深入地推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①有研究将“公民性”定义为“公民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参与社会公共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承担自己的义务，并在社会活动中认同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基本共识的意识、能力和行动。”权利、义务、认同和参与是“公民性”的四要素。本文采信这一定义。参见陈超、杨席宇：《论修辞的功能与公民性塑造》，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年第9期。 ②晓勇：《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雪域高原》，载《西藏日报》2016年11月13日第1版。文章中提到，在拉萨市城关区拉鲁小学，各民族一年级新生和家长们唱着《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进行亲子游戏，“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孩子们稚嫩的童心里生根发芽”。 ③特殊性体现为在共同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基础上，统一战线对外的阶级联合与内部的阶级斗争同时存在，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参见张执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④参见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报告。 参考文献： [1]杨礼银.论哈贝马斯“话语”概念的反映性质[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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