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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的中原地区主要指西起今陕西关中、东至豫东开封、南至淮河、北至黄河的区域。自二里头王国始，历二里岗王国、殷墟晚商王国、西周王国、秦汉王朝，以至唐宋，中国历代都城与统治的核心区域皆在中原地区。元、明、清时期，国都虽然不在中原地区，但它们都沿袭二里头王国以迄唐宋王朝在中原地区所形成并发展稳固的基本政治礼仪制度、文化思想及安邦定国之策。 20世纪80年代，张光直提出一个范围很大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这对于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有重要意义。但这一理论似乎认为中国诸地区都对文化的发展及文明的起源发挥作用，没有突出重点。苏秉琦也依据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例如，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强调第一层次的中原文化区的重要性。赵辉讨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韩建业则认为以豫西晋南为核心分布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对四面的影响和扩张，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而且，他还认为更早的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对外扩张和迁徙，促成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 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各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及诸古国文明，都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作出或大或小、或早或晚、或强或弱、或久或暂的不同贡献，但以舞阳贾湖文化及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早期文化的一些特质不仅被后来的商周文明及更晚的中国文明所继承，而且这些特质与世界诸文明相比，是比较独特的。这些特质包括重深度思维而不喜外在炫耀、各个方面不走极端而坚持中庸之道、将神权信仰控制在适度的水平上、追求天地人神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以及阴阳太极八卦的理念与龟卜等技术细节。中原地区以外各处的早期文化及早期古国文明，皆以巫术及神权信仰为要务，而这些普遍存在于世界早期文明中。 中原地区的这些特质可能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逐渐开始形成，原因在于其地处中心的空间位置优势，可以非常便利地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与各种新鲜的文化因素。周昆叔提出的“嵩山文化圈”理论，认为地处中原核心地带的嵩山区域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资源与区位优势，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他还指出，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嵩山地区古文化就有南北文化交融与过渡特点。李占杨认为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迁徙主要是由高纬度向低纬度，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迁徙主要是由低纬度向高纬度。而中原地区“天下之中”的空间优势，使其成为旧石器时代以来古人群“南来北往、东来西去”的核心地带。张弛也认为，地处中原腹地的贾湖一期文化遗存应当是南方人群向淮汉和黄河中游地区扩张的结果。 中原地区的神权信仰始终不太发达，而周边地区的巫术及神权信仰则普遍地一直非常兴盛。中原地区自仰韶时代晚期至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古文化发展确实进入相对微暗的阶段。与红山古国、凌家滩古国、良渚古国、石峁古国及陶寺准王国等相比较，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发展的相对滞后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但神权信仰的不发达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人们的世俗需求一般是相对温和的，只有非理性的神权信仰才会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比如前述诸古国的各类大型人工礼仪建筑、精致的玉礼器系统与大型的丧葬设施等都是神权信仰繁盛的结果。中原地区比较重视世俗事务，神权被控制在适度层面，这使其文明起源进展比较缓慢，要经历比较漫长的酋邦或军事民主制阶段。 但与中原渐进式的发展不同，以石峁古国为代表的北方地区从长期滞后的简单氏族—部落社会发展到复杂的大型国家政体，其间的过渡形态似乎非常短暂，经历了一种近乎“跳跃式”的发展。其中，强劲的神权信仰“功不可没”。在中原地区相对落后的这一时期，周边地区神权古国此起彼伏，将各种文明礼仪制度发展得越来越精致。二里头王国及其以后的宗庙制度、都邑规划制度、礼器及其承载的礼仪制度、高等级贵族丧葬制度、祖先崇拜制度、祭天礼地制度及职官体系等，都借鉴或直接来源于周边地区神权古国。由此可见，二里头以前的周边地区神权古国为中原地区王国文明的崛起提供了制度依据。但周边地区早期巫术和神权古文化及后来兴起的神权古国，无论有多大的贡献，都不能改变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中原地区逐渐形成的核心特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