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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辰与艾芜:君子之交淡如水

http://www.newdu.com 2020-10-12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关键词:艾芜 文人交往 林辰
    父亲林辰与艾芜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相遇、相识,新中国成立初期同在北京工作,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同甘共苦,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友谊……
    抗战时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民主人士汇聚陪都重庆,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以文学、戏剧、电影、音乐创作为主体的文艺界抗日救亡运动。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址设在坡坎重叠、僻静狭窄的张家花园85号,一栋旧式三层楼房,坐北朝南,“文协”就在底层一楼办公,许多初到重庆的文艺界朋友都在这里“暂住”过。而那个时候的“文协”因为房东巴蜀学校只收租金,不管维修,整座楼早已破烂不堪。
    艾芜在1948年11月万县《立言晚报》的一篇访问记中对当时“文协”的破败景象有过描述:朋友,在你们想象中的文协,该是非常庄严、幽雅的,是吗?而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可怜而凄惨,在一条很窄的小巷里的一间古旧的中式瓦屋,门前挂着一块红漆剥落的三尺来长的木牌,上面写着“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是于右任先生的手笔。看起来真够寒伧,但有一点好处,听不到车马的喧哗和人声的嘈杂。
    对于文协的客厅,艾芜也曾经写道:朋友,文协的客厅,也怪可怜的哟!靠四壁排着四把破烂的沙发,上面穿孔处,用藤条遮着,坐下去,沙发好像负不起重任而要肢解似的。相对的两面壁上,一面是鲁迅的炭精画像,一面是高尔基的石膏塑像,中间悬着电灯,屋角架着一个小灶,一个女人在煮饭,此外,就别无什么了。
    艾芜也指明:访问记中所记的“一个女人在煮饭”,就是作家林辰同志的夫人黄惠秋。
    艾芜的大名,父亲王诗农(笔名林辰)早有耳闻。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艾芜的成名作《人生哲学的一课》在《文学月报》发表时,父亲就拜读过,留下极深印象,一直没有忘记。只可惜彼此间没有谋面的机会。
    1944年日寇侵占湘桂后,艾芜一家人由桂林逃难辗转至重庆,就住在文协会所。抗战胜利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迁往上海,张家花园原址改设重庆分会。当时,许多文艺界人士都回到上海、北平等地去了,“重庆分会”便有了空余房间。1948年3月,父亲因失业无处可住,幸亏得到艾芜的及时帮助,他为父亲留下了文协分会的一间东屋,供我们一家人居住。父亲就是因此以张家花园文协重庆分会与艾芜相遇、相识的。艾芜家住在西屋,两家人结邻而居,朝夕相处,成为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莫逆之交。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见如故,相敬如宾,彼此之间没有“城府”,摒弃“人言可畏”杂念,思想上也不“设防”,晚饭后不时会去对方家中小坐,嘘寒问暖,评说世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清茶助兴,不吐不快!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艾芜靠写作为生,但他家孩子多(两男两女),入不敷出,经济困难。艾芜每天除了写作之外,还要协助身体欠佳的夫人雷嘉一同抚育子女,操持家务,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迫于生计,父亲与艾芜1946年同在重庆社会大学文学系兼职授课,并且在教课之余“挤”时间写文章,靠“卖文”贴补家用。弥足珍贵的是,父亲与艾芜还一起携手参加过1947年重庆大、中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返迫害”示威游行,父亲还经常为艾芜主编的文协重庆分会会刊《半月文艺》撰稿。从1984年春到1950年夏,父亲与艾芜在张家花黑色85号同院生活了两年多时间,日渐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友谊,成为志同道合的、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好友、挚友、诤友,两家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芜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待人的热情、诚恳、创作的勤奋、刻苦,性情的温厚、谦和以及其严肃的生活作风,都给父亲留下了相见恨晚、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与艾芜先后调往北京工作,艾芜在中国作家协会任专职作家。他根据自己青年时代漂泊云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打工谋生的流浪经历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南行记》《南行记续篇》,颇受文坛关注好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艾芜曾下基层去鞍钢体验生活,创作,出版了以鞍钢老劳模孟泰为原型的中国首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编审者即为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的林辰。
    艾芜在1959年6月26日写给父亲的信函中说:
    林辰兄:
    《百炼成钢》自出单行本后,一直没有时间看,只忙着写别的。最近请医生检查,肺病胃病都有,我也感到疲倦,写着的长篇,也暂时停下……
    你来信,校出《百炼成钢》一些错字及应改正的地方,都很对,谢谢你的帮助。就依你校正的本子付排吧……
    此致敬礼
    艾芜1959年6月26日
    艾芜比父亲年长7岁,但每次见面或来信,总是以“兄长”相称,体现出老一辈作家相敬如宾的教养、礼貌、自谦。
    1965年,艾芜举家迁成都。
    1981年,父亲与艾芜作为中国作家代表成员一同访问朝鲜,那是父亲最后一次与艾芜在北京邂逅。
    此后,父亲忙于《鲁迅全集》的编注,艾芜一家则因其大女儿的事情遭受沉重精神打击。人生坎坷,命运多舛,两家自顾不暇的老友,通信和联系逐渐中断。
    1989年,我随父亲回渝省亲,赴张家花园85号寻访文协老宅。可惜时过境迁,文协老宅已旧迹难觅,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的居民小区。但触景生情,父亲封存已久的记忆之门越开越大……冥冥中,四十年前那个衣着朴素,风尘仆仆,面带微笑,可亲可敬,充满旺盛生活激情和创作欲望的艾芜的形象,仿佛又浮现在眼前……无边的思念,难忘的情谊,长长地深深地,留在父亲心底。
    1992年,艾芜在成都病逝,享年88岁。
    一个作家的生命,并不局限于他在世时期;他的作品流传、他的人格魅力,都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及其延续。于父亲而言,那个阅历丰富、淡泊名利、孜孜不倦、凝重沉潜的艾芜,早已在心中定格为形影不离,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
    作家董桥说:“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
    当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无法挽回,我们就只能怀旧。无尽的失落感,成为怀旧的温床。
    鲁迅先生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知音难觅。
    父亲十分敬重艾老,十分珍惜与艾老在患难中同甘共苦结下的深情厚谊。
    父亲晚年脑梗,心境寂寞,常于不经意间陷入对亡友、故人无限缅怀的哀思之中。当成都的友人告之艾芜病逝的消息时,爱朋友、重友情的父亲心底震颤了!他百感交集,不胜惋惜。抚今思惜,天人永隔,不禁悲从中来,泪流满面,这一切都是下意识的……却更彰显出父亲与艾芜这两介“寒士”之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本真。
    陷入哀思的父亲,常在沉默良久后喃喃自语:“艾老不抽烟,不喝酒,为人淳朴、热情、诚恳,没有大作家的架子。他经常穿一件洗旧了的蓝布长衫,中式裤子,一双破旧的青布鞋或黄皮鞋,终年不戴帽子……”那,必定是艾芜在林辰心中的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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