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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维的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包含了丰富的史学致用思想。李维以历史循环论作为史学致用的前提。他认为罗马传统道德关乎国运，是联系罗马古今的重要纽带，亦是影响罗马历史循环发展的重要力量。李维往往通过直接指出、间接指出以及演说指出等三种方式点明需要读者关注的道德价值与历史经验，他也会通过改写史料来凸显说教的效果。李维认为史学致用是有限度的，人们应该根据条件与环境的变化理性地运用过去的范例。总体而言，李维将罗马史学垂训思想发展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李维；循环史观；罗马道德；历史经验；史学致用 作者简介：赵北平，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维（Titus Livius，约公元前59年至公元17年）是罗马元首制时代著名的史学家，他与撒路斯提乌斯、塔西佗并称罗马三大史家。李维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史学、修辞学以及哲学等方面皆受过训练。李维一生著述颇丰，除已经散佚的哲学作品集外，著有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该书体现了他独特的史学致用思想。李维对史学致用的深刻认识使其摆脱了仅是文采出众的二流史家的地位，学界逐渐将他看作为有着深刻史学思想的一流史家。20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始注重研究李维的史学思想。就李维的致用思想而言，国内外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对《建城以来史》各种范例的研究，缺少对李维说教的依据、手段、内容与特点的研究。笔者拟对此问题做出探讨。 一、循环史观与史学致用 李维在《建城以来史》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其说教目的：“在认识往事时，尤其有利而有益的在于：你可以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中的各种例子的教训，从中为你和你的国家吸取你应当仿效的东西。”他认为回顾罗马的过去可以使人们学习到有利或有益的东西，从而将这些东西应用于现在或未来。这些或有益或有利的东西——范例带有某种传递性的功能，它隐含着过去的东西能够被用于现在，现在的东西能够被用于未来的思想。因此，李维认为，人们学习过去历史的目的就在于他们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对未来有用的东西。但是，过去的范例何以对未来有用？它起作用的前提是西方古典史家普遍认为的历史发展具备循环往复的规律，在这一前提之下，过去才能对未来有用。 西方古典史家普遍认为历史事件的多样性是有限的，未来的事件不会与过去的事件相去甚远，以至于让经验归于无用。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循环论一直是主流的史观。李维也不例外，他将罗马自建城至其所处时代的历史分为两次循环的历史，认为罗马在不断重复经历建立、发展、崛起、衰退与重建的过程。李维更是提出了一种政治有机体理论来描述罗马历史的循环变化过程，将罗马比作一种有机体，认为罗马遵循着生物固有的出生、发展、成熟、衰退与死亡的规律。 《建城以来史》中有确凿的证据可证明李维的循环论主张。历史循环往复的发展有明确的定义。迈尔斯认为：“历史循环意味着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有着明确的先后次序和确定的首尾，其决定了循环过程，并且循环过程可能不止一次的出现。”据李维记载，罗马历史的第一次循环是：罗慕路斯王建立罗马，经过历代国王的励精图治，至塞尔维乌斯王统治时期，罗马历史发展至顶峰。高傲者塔克文王实施暴政，王政被推翻，共和初期平民与贵族内斗，罗马历史开始下行发展；第二次循环是：高卢劫掠罗马，卡弥卢斯击败高卢人重建罗马，至此，罗马历史又开始上行发展，至西庇阿时，罗马击败迦太基，称霸西地中海。此后，随着罗马疆域扩大，财富激增，域外奢侈之风盛行，历史开始下行发展，至屋大维结束内战，开始重建罗马。其中，两次循环都有明确的首尾，两次循环的时间跨度相同，都是360年至365年。公元前390年，卡弥卢斯在反对罗马迁往维伊的演说中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他说：“同胞们，现在正是罗马建城的第365年。”同样，据此推算，公元前27年是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称号，实行“元首制”的开始。从卡弥卢斯至屋大维，时间跨度也是360年至365年。 “历史循环论通常将过去与现在等同，同样处在历史循环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李维描述的两次历史循环中，罗慕路斯、卡弥卢斯与屋大维作为建立者或重建者出现，塞尔维乌斯王与西庇阿作为历史发展顶峰的重要人物出现。在罗马历史上行与下行发展中，李维也指出了其他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影响。这些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质对罗马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历史学家往往极为重视社会、经济、阶级等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然而，古代史家往往将历史的核心特征赋加于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这些人物的思想、感情、行为都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们认为推动事件发展与变化的原因存在于人的决定、思想与情感之中。李维认为罗马贵族精英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建城以来史》中，他通过描述“胃与成员”的寓言故事向读者指出了以元老院成员为代表的贵族精英的重要作用。公元前494年，罗马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期间，为了劝说贵族与撤离的平民达成和解，墨涅尼乌斯·阿格里帕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将元老院比作人体的胃，将平民比作人体的其他器官，身体其他器官因忙于侍候胃而产生抱怨，于是它们终止了对胃的供养，进而导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障碍。李维记载说：“这时大家发现，胃也不疏于职守，它不仅受抚养，而且也抚养，把我们赖以生存和强健的东西归还身体各部分，食物被消化后形成的血液被均匀地分流在各处血管里。他通过把平民对元老的愤怒与相类似的身体内部纷乱相比较，改变了人们的心理。” 李维阐述了罗马是由“胃”（指元老院）与“身体各部分”（指普通民众）组成的“活的有机体”，有机体各部分进行协作才能保证机体的正常运转，而罗马元老院是维持罗马运转的关键所在。罗马元老院并非仅是罗马的一个统治机构，它还被设想为古老德性的主要存贮库，元老院的重要性在于其成员的品质。以元老院为代表的贵族精英的道德品质直接决定了罗马国家的运转。 罗马贵族精英是否具有美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罗马历史的走向。在古罗马，“人的道德结构中的某些转变具有政治重要性，以至于制度也要受它限定。”罗马之所以伟大也是由于她的人民(尤其是贵族精英)具有美德。在《建城以来史》中，罗马精英的道德成为李维书写历史的核心所在。李维说：“在我看来，每个人应当密切地注意这些问题：曾经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道德；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通过哪些人以及运用哪些才能建立和扩大帝国；然后应注意到，随着纲纪逐渐废弛，道德可以说先是倾斜，继而愈加下滑，最终开始倾覆，直到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罪过，亦不能忍受补救措施的今日。”李维认为，美德是罗马得以发展与强盛的重要依仗，罗马人道德行为由善转恶则是罗马倾覆的原因，道德成为关乎罗马国运的重要力量。 李维所指的贵族精英的道德主要是指伦理道德。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道德是从自然接受过来又通过习惯使它完善的，这种习惯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行为规范。罗马道德也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这是李维所处时代文人的共识。例如，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说：“……正义、诚信、公平从何而来？……无疑，它们的形成有赖于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这些由社会生活形成的观念使其中一些按习俗肯定下来，使另外一些通过立法确立起来。”在《建城以来史》中，传统道德主要有以下几种义项：虔诚、忠诚、和谐、纲纪、信义、审慎与理性、勇气、贞洁、尊严、节俭、仁慈等等，其中，爱国是核心。 李维对罗马道德的认识有特殊的思想背景。首先，李维深受希腊化史学重视道德教化的影响。道德教化与爱国情感相结合扎根于以李维为代表的罗马传统史家的著述之中。其次，李维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他认为罗马道德是一种不变的实质，它的本质是善。在李维笔下，“罗马就是一个实质，是不变的、永恒的。从叙述一开始，罗马就是现成的、完整的。直到叙述的结尾，她并没有经历过任何精神上的变化。”他认为善作为道德的本质不会变化，罗马人的行为却有善恶变化。因此，在《建城以来史》中，既有罗马人道德不变的证据，也有罗马人行为善恶变化的证据。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变化的历史与不变的实质之间是无法统一的，它们有着一种逻辑上无法超越的矛盾。但是，作为传统罗马史家，李维虽受哲学影响，但也极为重视历史的实用价值，他自觉忽视了这种矛盾。 为何李维会将循环论作为实现史学致用的前提？史学致用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事物，而史学致用的服务对象是现在或未来的人。古代的事物对现在或未来有用的原因就在于古今之间存在连续性，“为其相沿，所以相通，所以可以用”。实现古今之间连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线式的进步性的连续，另一种是循环往复式的连续。因时代局限，李维采用后者，认为实现罗马循环往复式连续的纽带就是罗马传统道德，实现罗马历史循环往复发展的动因也在于罗马传统道德。因此，李维书写罗马循环往复的历史有特定的目的，他希冀通过描述罗马历史循环往复的发展使读者能够从罗马过往的伟人身上寻找政治权威以及行为和道德典范。在他看来，在两次罗马循环的历史中，总会有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具有某种相似性，例如罗慕路斯、卡弥卢斯、屋大维、塞尔维乌斯、西庇阿以及其他的罗马英雄等无一不是罗马人眼中的政治权威与道德典范，人们通过学习他们的才能与高尚品质可使罗马历史在循环往复中实现上行发展。 因此，李维所书写的历史并非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种不表现普遍性的事、不存在任何规律的、仅记载具体事件的历史。在他看来，罗马的历史发展并非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特殊的规律，即罗马历史是由奠基人、祖先以及拥有美德的人塑造的，优良传统与美德是联系罗马古今的纽带，也是实现罗马历史循环往复发展的重要一环，后世只要效仿前辈与英雄的美德，便可以实现相似的历史目标。虽然李维的史观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进步史观，但是，在罗马共和制倾覆的时代，它体现了以李维为代表的罗马文人对历史发展动因的探索精神以及对史学致用的深刻认识。 二、李维点明史事道德价值的方式 李维的史学致用思想继承了罗马史学的致用传统，同时具有自身的特色。罗马史学产生以后，史家搜罗史料不再仅单纯地呈现罗马传统知识，他们撰史更重要的目的是道德说教。李维承袭了这一传统，精心地塑造历史人物与事件，以便于将它们作为体现罗马价值的范例供读者感知与评估。他认为历史应该劝善惩恶、灌输道德观、培育功德、提倡爱国情操。 李维在历史说教上的用力要远超他的前辈史家。他在征引其前辈史家的史料时，往往以第一人称直接指出，或者通过间接指出，或者通过演说词指出史事的重要意义。这使得其记载更能实现说教的目的。同时，李维也会通过选择性的描述来重构罗马历史，从而使读者明白罗马历史与传统道德之间的密切联系。为了突出特定史事与人物的道德价值，他有时会将历史的真实性置于次要地位。 （一）直接指出 李维有时会直接指出历史说教的目的。信义（fides）是罗马团结国家内部诸城的重要道德依仗。李维记载了公元前394年罗马人不费一兵一卒用信义的美德征服法利斯基人的史事。据李维记载，法利斯基人的孩子通常由保傅进行教育和管理。在和平时期，保傅经常带领孩子们去城外学习与游玩，这一习俗在战争时期也被保留下来。一次，保傅背叛法利斯基人将孩子们带到卡弥卢斯处，然而，卡弥卢斯却谴责了保傅卑鄙的行为，命人脱去他的衣服，将他绑起来交还给法利斯基人。以卡弥卢斯为代表的罗马人信义的美德赢得了法利斯基人的好感，于是“人们赞颂罗马的信义，赞颂统帅的正义”，最后选择自愿投降。 李维借法利斯基人之口直接点明了需要读者学习的罗马道德——信义：“（按，指法利斯基人的话）这场战争的结果给人类提供了两种有益的范例：你们在战争中更看重信义，而不是现在的胜利；我们受你们的这种信义威召，自愿把胜利交给你们，处于你们的统治之下；你们派人来接受武器，接受人质，接受城门敞开的城市吧。你们不会对我们的诚意感到不满意，我们也不会对你们的权威感到不满意。” 李维指出了在战争中罗马人不屑于以儿童作为人质要挟对手，更看重自身的信义的道德品质，其正是罗马人赢得法利斯基人信服的重要依仗。卡弥卢斯能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之下，以德性取胜于人是极为值得后世效仿的，李维说：“卡弥卢斯就这样以公正和信义征服了敌人，然后回到了罗马。他的荣誉比在凯旋式中由白马拉他进城时更加高贵。” （二）间接指出 李维往往会间接指出历史说教的目的。在《建城以来史》中，李维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的善恶都是具体的，可以被后世罗马人效法或摒弃，也都可以被抽象为具体的道德义项。在所有传统道德的义项之中，爱国情操是核心，凌驾于所有道德义项之上，主要表现为罗马人应当将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因此，罗马人为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而背弃其他传统道德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 在《建城以来史》首卷中，李维描写了罗马开国之君罗慕路斯的史事。罗慕路斯是创建罗马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道德品性象征了罗马起源时国家的某种特性。罗慕路斯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既是谋害自己兄弟的凶手，也是以举办宗教节日为由诱拐邻邦女性的阴谋策划者。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普遍认为，罗马城是在罗慕路斯弑兄的基础之上建成的。 李维特意将罗慕路斯的弑兄行为描写为为维护国家政权稳定而采取的爱国行为。关于勒慕斯死亡的原因，李维给出了两种解释。由于罗慕路斯与勒慕斯是孪生兄弟，无法区分长幼，就选择通过观察鸟兆的形式来决定谁统治新城并给新城命名。李维说：“据说征兆先降临于勒慕斯，即六只秃鹫出现；此后，两倍于此数的秃鹫显示给罗慕路斯，于是他们两人均被他们自己的人拥护为王。前些人以次序优先攫取王权，而后些人则凭借鸟的数目。然后他们聚集在一起争执，并且由于愤怒的纷争导致了杀戮。勒慕斯在混乱中被击中倒下。”此处，李维给出的第一种解释是：双胞胎各自的支持者要为导致勒慕斯死亡的冲突负责。 第二种解释是：李维说，“更为普遍的传说是，勒慕斯为嘲弄他的兄弟而越过了新城墙；因而他被愤怒的罗慕路斯杀死，罗慕路斯还加以言辞责骂：‘今后任何其他越过我城墙的人亦如此！’于是，罗慕路斯独揽了统治权。”学者们对此种说法的真实性存疑，但普遍认为这种说法更具有吸引力。因为罗马城的城墙必定是罗马人民在选定了城市的建立者之后建成的。罗马人以鸟兆中鸟的数量决定授予罗慕路斯权力，之后他们建立了城墙。勒慕斯翻越城墙并嘲笑罗慕路斯就会使他被罗马人看成是对罗马合法政权的挑战者。罗慕路斯便有正当的理由将其击杀。 李维通过给出勒慕斯死亡的两种解释，指出了此件史事的重要意义，即作为罗马国家创建者的罗慕路斯没有直接弑兄，即使弑兄也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而采取的正当行为，这尽管有违罗马其他传统道德的要求，但是这种维护政权的行为不存在任何争议。同样，李维也对罗慕路斯领导罗马人抢夺萨宾妇女的史事进行了辩护。李维认为邻邦不顾及罗马的利益在前，罗马人抢夺萨宾妇女的行为虽然有违罗马其他传统道德的要求，但是这种行为却维护了国家的利益——满足了罗马民族传宗接代的需求。 除了那些能够反映罗马传统道德价值的历史事实外，罗马历史上发生的诸多史事有些的确无法体现甚至背离了罗马传统价值。李维往往通过修改史料以突显说教的目的。严明的军纪是李维极力主张的士兵需要具备的传统美德。李维与克劳狄乌斯·克瓦德里伽里乌斯均记载了公元前361年高卢人与罗马人在阿尼奥河决斗的史事。多数学者认为李维关于此事的描述主要依赖于克劳狄乌斯的记载。在克劳狄乌斯笔下，一名身材魁梧的高卢人向罗马人发起挑战，当罗马军队中无人与他应战时，他通过吐舌头的方式嘲笑罗马人，从而使愤怒的曼利乌斯接受挑战并与其决斗。然而，李维笔下的曼利乌斯并没有直接回应这位高卢人的挑战，而是走到独裁官面前以获得战斗的许可。据李维记载，曼利乌斯说：“将军，没有您的命令，即使我能保证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也绝不会离开阵地去战斗；但是如果您允许，我就敢在敌人的军旗之前大胆起舞……” 通过对比可知，李维对此件史事的修改与润色更能凸显罗马士兵严明的军纪。李维向后世读者间接指出了高卢人基于个人私利——渴求获得荣誉的欲望，主动挑战罗马人，而作为罗马人的曼利乌斯，其所有的行动都是基于对罗马军纪的遵守。 （三）通过演说指出 李维经常通过撰写演说词实现其说教的目的。演说词的内容、演讲者的品性以及听众的反应都是影响说教目的的重要因素。西方古代史家通常认为，读者可以从史家所描写的演说中学习到有益的东西，从而将其作为他们在未来做出某种决策的指南。“演说词”可能并非历史事实，而是史家杜撰的内容。然而，不能简单地将“演说词”看作毫无意义的、仅能显示史家修辞能力的内容。因为“演说词”是史家为履行史著的教训与忠告的责任而撰写，当史家赋予演说词此种目的时，历史在真相与想象之间所划的界线就不能不发生一定的动摇，类似演说词这样真实性存疑的东西更能实现说教的目的。 在罗马传统美德的义项中，从政治视角出发，罗马人极为重视政治和睦。政治和睦的含义是罗马的不同阶层之间逐渐共享权力。西塞罗将共和国的福祉与罗马不同阶层(元老院、骑士、人民)之间的和谐共处联系起来，将罗马不同阶层之间的和睦比作乐音之间的和谐。史家撒路斯提乌斯亦把政治和睦当作罗马最伟大的“善（goodwill）”。李维认为政治和睦主要指贵族与平民之间、政治同僚之间、国家外交之间以及家庭或家族之间的和睦。罗马不同阶层之间的和睦（concordia ordinum）是决定罗马兴起的核心因素。正是由于国家内部的和睦才使得罗马在诸多外部战争中获胜，而国内的不和谐导致了罗马在外部战争中失利。政治和睦也是《建城以来史》第一个十卷本的核心主题。 李维主要通过演说来建构罗马政治和睦的历史。在演说中，具备美德的演说者与受到熏陶的听众(包括文本内的听众与文本外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可能会形成共识。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说者拥有的美德是重要的说服论证方式，更容易使听众信服。李维将罗马共和国看作分层的共同体，共同体内的精英们(贵族)与非精英们(民众)是一种合作性的关系，贵族的权力与决策来源于民众，国家的正常运作来源于他们之间的和睦。李维记载了诸多具备美德的人物通过演说劝说民众达成政治妥协从而实现政治和睦的例子。据李维记载，面对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元老院派遣出身平民、善于辞令的演说家墨涅尼乌斯·阿格里帕劝说平民。阿格里帕通过“胃与成员”的演说劝说平民返回城市，从而恢复了国内和睦。 李维认为罗马领导人与民众好比演说者与听众，普通民众更可能信服他们承认的具备美德的人。李维记载了执政官瓦莱利乌斯因具有美德和作战才能而赢得士兵拥戴的史事。在与萨莫奈人开战之前，瓦莱利乌斯发表演说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他说：“士兵们，我希望你们遵循的不是我的话，而是我的行为，期待于我的不是教训，而是范例。我为自己赢得了三次执政官职位和最高的荣誉，这不是靠派系斗争，也不是靠贵族之间常见的阴谋诡计。”李维特意指出了瓦莱利乌斯具备的美德：“在军事竞技中，同龄人在力量与速度上彼此竞争，他(按，指瓦莱利乌斯)为人随和，宠辱不惊，也不会轻视任何与他竞技的人……在他的演说中，他尊重他人的自由不亚于他自己的尊严。……因此，全军在听了他的讲话之后，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走出了军营。” 在贵族与平民地位不平等的罗马，如果领导人如同演说者一样具备美德，那么他们的民众或者听众则会基于自己的评估信任他们，从而实现双方关系的和睦，进而促进国家的健康运作。最后，演说者的美德、他们倡导的美德、他们谴责的恶习都可以教育听众，进而起到说教的目的，唤醒听众的道德情感。 三、历史经验与史学致用 李维不仅强调史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也极为重视历史经验的说教作用。在《建城以来史》中，这些历史经验多数情况下不具有纯粹的罗马道德含义，却能使读者清醒地认识到罗马的政治、法律、军事、社会以及生活中各项运作规则，从而启发他们学习这些历史经验中有益的东西或规避其中有害的东西。 首先，罗马先例（拉丁文为exemplum，英文为precedent）是《建城以来史》中一类重要的历史经验，它往往作为不具有道德含义的范例出现在李维所描述的演说中。当演说者提出某个例证之时，他们会将某个历史事件(即先例)放在恰当的地方并将其解释为有意义的例子。例如，史家引用了马拉松事件，那么他就隐含地告诉读者这是马拉松教给我们的，并且马拉松事件与他所描述的当前情况是相关的。 在《建城以来史》中，罗马先例是指罗马人应该尊重的历史传统。根据先例采取行动是罗马人公认的行为模式。罗马人违反先例采取行动，倘若行动不成功，他们必定会被追究责任；如若行动取得成功，他们也要遭受人们的普遍质疑。李维指出了罗马人应该遵守的某种行为（好的先例），不应该实践的某种行为（坏的先例），预测不可能发生的某种行为（没有先例）。例如，李维记载有：“倘若你是执政官，我们就会依照祖先的先例，任命一名独裁官。”“那年年初，当卢修斯·马西乌斯的信函提交到元老院时……信函署名‘行省裁判官致元老院’，人民和元老院并未赋予他这一权力，从而令许多人感到不快。他们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先例……” “你们会跟随祖先的先例，接受你们征服的敌人作为公民来扩充罗马国家吗？” 李维较为重视需要读者引以为戒的先例。例如，李维说：“……向迦太基派遣大使遭到了德西乌斯·马吉乌斯的强烈反对……但是，当德西乌斯听说汉尼拔要派驻军时，回想起皮拉斯傲慢的统治以及他林敦人的不幸的奴役作为警示的先例，他首先公开抗议不允许派驻军。”“从此，卢西乌斯·塔克文开始统治……因为他作为女婿禁止其岳父入葬，……而后，感到罪恶地谋取王权的先例会被别人效仿以反叛自己，他把武装者围在他身边。” 其次，李维认为读者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对现实产生实际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人们只有具备相似的历史条件，才能运用历史经验指导现实生活，进而才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据李维记载，在对抗沃尔西、赫尼尼的联军之前，卡弥卢斯对沮丧的军队发表演说。卡弥卢斯回顾了战士们以前所取得的成就，以此提醒他们曾经击败过这些敌人。他认为，当前敌我双方的参与人员几乎相同，因此，拥有相似的优秀品质的战士可能也会取得战争的胜利。卡弥卢斯说：“战士们，你们的郁闷与勉强是何意？你们对敌人，对我，还是对你们自己陌生？对你们来说，这些敌人仅仅是塑造你们勇敢的光荣事迹的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之前我们就击败过沃尔西、埃魁与埃特鲁利亚……我们的人员几乎没有变化，对于这场战役，我们在各方面都具有相同的条件与品质，我们在之前的战争中展现了这些品质，让我们期待相同的结果。” 由此可见，李维认为，卡弥卢斯与其军队过去所取得的成功克敌的经验成为他们此时攻克敌军重要的历史经验，现在他们又具备相似的历史条件，那么运用这些历史经验就可能取得类似的成效。 历史的经验教训既然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那么它就必然离不开它所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也就必然具有历史性。李维认为虽然过去的历史经验在当前会因具备相似的历史条件而对人们有用，但是，他意识到罗马古今历史之间的相革性，认为历史经验的有用性存在一定限度。因为，现实的条件与环境往往会不断变化且不可控制，这样就会导致历史经验的有用性大打折扣。因此，李维认为人们不应该过度参照历史经验对现实的指导作用，而是要根据所处的现实环境做出相应的评估，较为理性地面对某些突发状况，例如，突发的政治或军事危机。 李维记载了第二次萨莫奈战争中著名的考狄乌姆峡谷灾难的史事。据李维记载，公元前321年，由于军事将领的轻率，罗马军队在考狄乌姆峡谷中计被俘。为了挽救士兵的生命，罗马领导人决定向萨莫奈军投降。投降仪式对罗马军队可谓一种极大的耻辱。萨莫奈人命令罗马士兵像奴隶一样身着单衣从两排萨莫奈士兵用矛架成的轭形门中俯首钻过。 为了减少罗马人因投降萨莫奈人产生的屈辱感，当时最具有德行与荣誉的卢修斯·兰图鲁斯对被俘的士兵们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兰图鲁斯对士兵们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包围了罗马的卡皮托尔山，罗马人不得不用黄金来赎回城市。最后，卡弥卢斯率领军队打败高卢人，进而挽救了城市。当时只有他的父亲老兰图鲁斯反对罗马向高卢支付赎金，因为老兰图鲁斯认为，卡皮托尔山被包围后，来自高卢人的围攻对罗马人来说，仅仅意味着巨大的危险而不是必定的灭亡。李维说：“执政官们，我(指卢修斯·兰图鲁斯)常听我的父亲说，他是唯一一个在卡皮托尔山上拒绝向高卢人支付黄金以赎回城市的人，因为他们的敌人是最懒惰的围攻者，并没有把在卡皮托尔山上的这支军队牢牢地关在壕沟与防御土墙里；因此，对罗马人来说，他们很有可能进行一次可能造成严重损失，但不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的突围。” 与高卢战败情况不同的是，罗马在考狄乌姆峡谷战败后，如果军队选择贸然突围，那么他们就要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屈辱的投降。投降萨莫奈人是基于当时无奈形势的选择，这虽然使罗马人产生了强烈的屈辱感，但却是他们的一种爱国行为，投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存国家的有生力量。李维说：“这些军队是我们的希望和资源，如果我们拯救了他们，我们就拯救了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们把他们放弃而选择死亡，我们就会抛弃并背叛了我们的国家。有人说：‘投降是丑恶的、耻辱的。’然而，正是这样的行为体现了我们对祖国的感情，如果有可能，即使以受屈辱和死亡为代价拯救它也值得。” 李维借兰图鲁斯之口向读者说明，罗马大败高卢后，卡弥卢斯拯救罗马的历史经验已经随着现实条件与环境的变化而失去意义。在考狄乌姆峡谷战败的情况下，即使当时由击败高卢的卡弥卢斯来领导这支军队，结果极为可能是相同的，罗马人最后也只能选择屈辱地屈服于萨莫奈人。 另外，在李维看来，古代历史经验与现代的情境之间存在某种重要的竞争性。古代的历史经验具有强大的权威，这种权威往往使人们接受它的指导，但是，古代的历史经验并不总能为新的、现实的境况提供最合适的指导。在某些情况下，古代的历史经验必须适应新环境的需要。李维指出人们要对历史的变化具有敏感性，在运用相关的历史经验时，人们要根据新的条件对所要采取的行动做出相应的调整。 卢修斯·兰图鲁斯在演说末尾说：“两位执政官，去吧，用武器赎回国家，你们的先辈曾经用黄金赎取过。”实际上，据考证，此处记载与《建城以来史》第五卷中的记载相悖。李维在第五卷中指出当时高卢人没有得到黄金，卡弥卢斯拯救了罗马城。李维说：“但是神与人都不让罗马人作为一个赎身的民族而生存下去。由于命运神的意旨，在尚未完成这个丑恶赎买协定和称出全部黄金前，双方仍在争论不休的时候，独裁官到场了，他下令收回黄金，让高卢人退出。” 前后矛盾的记载并不是李维撰史水平低的表现，相反，它体现了李维对史学致用限度的高深认识。李维认为卢修斯·兰图鲁斯演说中采用的卡弥卢斯的例证不是来自罗马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历史经验，而演说中的例子只是李维所认为的当时卢修斯·兰图鲁斯所处情境下可用的例证。李维已经认识到，为了实现史学的说教目的，不必在例证的真实性上有所苛求。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李维呈现的历史经验对文本内外听众或读者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李维记载了卡弥卢斯反对罗马移民维伊的演说，他通过卡弥卢斯的演说向文本内外的读者指出罗马所处地理位置的神圣性与重要性。据李维记载，卡弥卢斯说：“神和人选定这块地方作为一个城邦的所在，不是没有正确理由的。这里有振奋精神的山丘，有宽阔的河流，通过这条河流，内地各国的物产可以运来，海外各地的货品可以取得，这里临近大海，可以获得海洋所提供的一切好处，但又未近到会遭受外国舰队威胁的程度；这里又正位于意大利的中心地区——总之，这是天然的适合于一个城邦扩展的位置。……这里是卡皮托利乌姆，从前在这里曾经发现人的头骨，被解释为这处地方将成为世界的中心，最高权力之所在……”这段演说不仅能使文本内意图迁都维伊的罗马民众认识到罗马地理位置的神圣性与重要性，进而放弃迁都维伊，又能使文本外的读者认识到正是有利的地理位置才使得罗马能够从蕞尔小邦发展成为将地中海变成内湖的国家。 四、结 语 李维对史学致用的深刻认识使他得以跻身于罗马一流史家之列。在李维看来，罗马历史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循环往复的规律，循环往复的历史则是实现罗马古今历史连续性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罗马史学致用的前提。李维将罗马道德看作罗马古今之间连续的纽带与罗马历史循环往复发展的动因，认为罗马道德关乎罗马国运。他认为史学致用的目的在于使读者明白罗马的成长与发展是由一代代罗马人在继承祖辈优秀美德与丰富历史经验的前提下逐渐形成的。因此，他通过直接指出、间接指出与演说指出等三种方式指出了需要读者重视的罗马美德与历史经验。除了罗马道德，他认为不具有纯粹的道德含义的历史经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古今之间存在相革性，历史经验具有历史性，其有用性便存在一定限度，人们应该根据现实环境与条件的变化理性运用过去的经验。虽然李维的史观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进步史观，但是它体现了以李维为代表的罗马文人对历史发展动因的探索精神以及对史学致用的深刻认识。我们可以说，李维的史学致用思想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造诣，他的历史说教水平已经远超其希腊与罗马前辈文人，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