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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体史可说是年鉴学派史学改革的总目标。他们试图通过三个时段的划分,确认那些决定社会变迁的基本因素,以便了解变化缓慢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以此揭示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和过程,布罗代尔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但该学派对总体史的追求却差强人意,这不仅因为这方面的实践非常困难,也因为其理论尚有诸多不足。尽管如此,该学派成果丰硕,影响巨大,而且20世纪末以来,政治史的回归已造成一系列新的问题,应该从长时段的观点来评价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理论及其实践,以便更完整地了解该理论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关键词：年鉴学派；总体史；理论与实践；全面评价； 作者简介：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第一次看到王养冲先生是在1982年，他来杭州大学历史系参加我师兄的硕士论文答辩，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当时的硕士论文答辩远比现在“隆重”得多，每篇论文要花上半天时间。我是记录人员，忙碌了一天，感到收获巨大，深深惊讶于王先生知识的渊博和治学的严谨。此后我十分关注王先生的著述，后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跟随陈崇武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时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纪念王先生，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钟爱的法国史或世界史研究向前推进。这方面有许多工作可做，这里仅就年鉴学派提出的总体史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总体史理论 “总体史”或“整体史”(histoire totale或total history)，可说是年鉴学派史学改革的总目标。勒高夫说：“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它所要求的是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任何形式的新史学(包括那些装出新样子的史学)及那些表面标有局部研究字样的著作……事实上都是总体史的尝试……” 孚雷也说，年鉴学派历史研究的目标，本来就是在总体史的名义下，整合各门社会科学关于人类的分科知识，“展示一种关于人类的统一视野，使历史学成为各门社会科学的霸主”。年鉴学派几代代表人物都对总体史孜孜以求。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说：“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吕西安·费弗尔也有类似主张，布罗代尔曾称赞说，费弗尔“对于整体、对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总体历史具有特殊的敏感” 。 在年鉴学派眼中，总体史就是全球史。法语文献中有“d'une histoire globale—ou totale”的提法。英语文献中有“‘total’ or ‘global’ history” 的提法，有作者还专门说明：“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这样使用这两个形容词，意味着各种社会科学所占有的全部领域都是他们的地盘。”年鉴学派创始人的期望，是历史学必须成为这样一门学科，它“支配并包含研究人类状况的所有其他学科” 。总之，总体史无所不包：从空间范围看，可分为地区的(范围大小不拘，视研究需要而定)总体或世界的总体；从时间范围看，指所说地区或全球在其整个历史长河中或某段历史时期内发生过的自然和人类的全部事件；从研究方式看，包括所有人类知识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这方面的第一部代表性著作，伯克认为是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因为“它将封建制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它处理的是我们今日兴许可说是‘封建制文化’的东西”。书中，布洛赫“一直不停地使用集体意识、集体记忆、集体表象之类的语言”。 这不是说年鉴学派主张面面俱到。达到“总体”认识的关键是“重构种种不同性质的变化之间的足够多的链条和关节，以便把整个转变看成一整套互相依赖的或至少是联系着的运动的结果” 。布罗代尔在这方面的理论有代表性，其特点是把所有有关材料分成层次。他说：“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 “如果有人想了解1558年或1598年的世界，他就要先确定力量、潮流和特殊运动的一系列自下而上的层次，然后再取得整体的全貌”。当然，把历史资料分成层次是历史学家的习惯做法，有由表入里、由外入内或亲疏等递进的层次区分，有时间上的快慢、先后等的层次区分，还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并列的层次区分。布罗代尔分层的最大特点是“时段”理论，即长时段(结构)、中时段(局势)和短时段(事件)三个时段的划分，并重视历史事实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状态和变化。他说：“只要是说过的、想过的、做过的和经历过的，都是历史。但是，如果历史，无所不在的历史提出关于社会整体的问题，那么它总是在时间运动的基础上提出这些问题。时间的运动带着生活不停地前进，同时又偷走生活。它熄灭又重新点燃生活的火焰。历史学是时段的辩证法。通过时段，也因为有了时段，历史学才能研究社会，研究社会整体，从而研究过去，也研究现在，因为过去和现在是密不可分的。”这里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理解过去是为了理解现在，但只有通过理解不同层次的历史事实在各个时段中的不同变化频率和相互关系，才能理解社会的整体变化及过去与现在的联系。 长时段的东西就是深层次的东西，其变化很缓慢，短时段的事件则来去匆匆。所以，只有从“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次出发”，才容易理解“由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或者说，“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为转移”。许多延续到今天的东西，就是历史与现实的联系。通过时段的划分甚至能清楚地看到一个社会内部存在的“几个叠加的历史层面”，充分显示出历史的复杂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有知道过去，才能了解现在。 长时段在理解历史总体中起关键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认识总体史的核心社会结构。布罗代尔说道：“我已经说过，而且还要坚持再说，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历史的主要途径就是将它视为一个长时段。这当然不是唯一的途径，但借助它可以揭示出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所有重大的社会结构问题。” 可见，社会结构是体现社会性质的关键因素，是总体史研究的基本目标。 二、年鉴学派总体史理论的实践及其分析 勒高夫说年鉴学派的著作都是总体史，但从他所举的例子看，如P.古贝尔的《博韦人》(1960)、A.贝桑松的《被屠杀的沙皇子爵》(1967)、瓦絮代勒的《战败者的观念》(1971)、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保罗·韦纳的《面包和杂技团》(1976)等，我们习惯上会视为专题史或甚至微观史，虽然它们确实是用总体史的方法写出来的。伯克下面这段话告诉了我们总体史理论的实践情况：“年鉴史学家倾力探讨的只是法国，同样，他们集中关注的只是一个时期，即1500—1800年所谓的‘近代早期’，尤其是1600年前后至1789年间法国的‘旧制度’时期。他们对中世纪研究的贡献也颇为突出。” 年鉴学派研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比较有限，其几部空间或时间范围较大的著作都是第一代第二代代表人物写出来的，如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肖努的《塞维尔和大西洋》，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18世纪的物质、经济和资本主义》《文明史纲》等。实际上，在大多数年鉴人的心目中，“‘总体史’或‘整体史’并不就是世界史”(费弗尔曾计划撰写《世界之命运》，但几年后他就去世了)，而是“编写一部将各体系合于一体的历史，以阐明‘体系序列’，实现费弗尔指出的编写‘真实史’的愿望” 。他们在实践中主要只强调研究方法的“总体”，强调研究群体及对结构的梳理。 一代代年鉴人的追求也有区别。卢卡斯说，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雄心不那么大”，他们的长处在于“对结构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对长时段和中时段之间的关系作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分析”。20世纪70年代后，第四代年鉴学派的关注点从“系统序列”转到“问题史学”，方法也发生变化，“经济学和社会学衰落了，代而兴起的则是社会人类学” 。这算是说得比较客气的。1995年，次年因车祸而英年早逝的勒珀蒂指出，总体史由于“人们认识到其不可能性”，实际上被放弃了，历史学“碎化为各个独立的亚领域(从历史人口学到技术史，从经济史到心态史)而各自独立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一度被视为新开拓的领域。” 达不到总体史的目标，某种程度上与历史学的特点有关。虽然布马克·布洛赫主张“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布罗代尔则进一步断言“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 ，但在实际研究时，历史学像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若要深入，只能就具体对象或具体问题展开，他们的主张，主要是就局部看局部问题。孚雷这样解释总体史的本质：“总体史是难以达到的(elusive)。……‘总体史’只表示这样一种野心：历史学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论的创新成果，对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或问题，能比那些社会科学提供一种更充分的眼光，一种更详尽的描述，一种更综合的解释。” 这样讲也许比较容易让人接受。总的说来，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理论在实践中招致了不少批评意见，这里限于篇幅，不打算逐一介绍，只想谈谈以下几个问题： 1.为什么年鉴学派的著作内容上集中于社会经济方面，认识或方法上集中于体系、集体或结构，即亨特所说的他们“强调系列的、功能的和结构的方法来理解社会” ？我想，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这是当时发达国家的时代需要，这从20世纪初美国鲁滨孙出版《新史学》就可看出来。其次，这主要是受法国学术传统，特别是孔德、涂尔干的影响，他们的社会学理论既是年鉴学派取得成就、赢得名声的重要原因，也是无形中可能限制这个学派作出更广泛学术探索的原因。这一强大的社会学传统使他们认为社会史可以更清晰地展示历史演变的全过程。即如孚雷所说，“从孔德到涂尔干，社会学家们都提出或表现出这样的信念：研究社会上的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只有对各种社会决定因素的分析才能提供理解著名的人的‘本质’问题的钥匙。”再次，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传统与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理论也息息相关。伯克说，“从赫伯特·斯宾塞时代或更早开始，英国就普遍预设了这一观念：‘社会’一类的集体实体是虚构的，真实存在的只是个人”；但法国与此相反，法国的理论与“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传统”之间存在一条“鸿沟” 。在唯理主义的视野下，最重要的是那些普遍性的原则或构成“结构”的要素，其余的或事件和个体都是次要的。最后，20世纪中期一度流行的结构主义对年鉴学派也有重要影响，布罗代尔把“结构”等同于“长时段”，可见其影响之大。虽然布罗代尔强调他所说的“结构”与“列维-斯特劳斯及法国社会学和哲学中的结构主义毫无关系” ，实际上恐非完全如此。至少结构主义的思考方式给了他重要影响。比如，多斯在提及布罗代尔的“盛气凌人”时说道：布罗代尔从未攻击过列维-斯特劳斯，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放下架子，“甚至在讲到人类学时说了‘我们的向导’这样的话……这清楚地表明，他理解人类学话语的力量和吸引力。” 2.为什么年鉴学派的研究对象集中在约1500—1800年及中世纪的法国史？通过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来证明一种历史理论，这是最平常不过的选择，因为无论是资料还是传统思维习惯，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国家更为熟悉。但集中于旧制度和中世纪，那就与年鉴学派的理论直接相关了，因为这些时期没有重大的诸如大革命那样的事件或拿破仑那样的名人。伯克说：“这一群体显著的史学方法，尤其不重视个人与事件，肯定与其研究集中于中世纪与近代早期密切相关。布罗代尔可以随随便便把菲利普二世撂到一边，但是拿破仑、俾斯麦或斯大林给他带来的挑战便不只是挑战了。”换言之，布罗代尔的巨著《地中海》可以不研究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如果他研究19、20世纪的历史就不可能不写拿破仑这些人物。年鉴学派为了体现自己的理论，必须避开这些给他们的学说带来麻烦的对象，实属必然。当然，个别情况例外。 3.为什么年鉴学派忽视或过度轻视政治史、军事史？这与他们受传统影响，把社会经济史放在不恰当的高度有关，但也有现实的根源。1870年和1940年法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二战后法国好不容易获得安理会五常的地位，其国内面临着重振民族信心的任务，宣扬民族文化传统，在包括文化等各领域取得让国际瞩目的成就，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追求。沃勒斯坦甚至认为年鉴学派所以在法国迅速崛起，与其主张中“民族主义占有很大的比重”分不开，他说“正是这一点支持着它，最终使它兴盛起来”。这是一个“抵抗盎格鲁—撒克逊霸权的学派”，这种抵抗成为“大学里的所有年轻人都转向年鉴式的历史”的原因。我觉得法国人希望淡化或甚至忘记这两次屈辱的历史体验，与年鉴学派过于轻视政治史的思想不无关系。其实，布罗代尔提到他在战俘营的漫长生活时就表达过这种意思：“我不得不超越、抛弃和拒绝面对事件。让偶然事件，尤其是令人恼火的事件见鬼去吧！我只能考虑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写历史。” 最后，二战后法国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对整个世界的关注度也相应下降，与布罗代尔以后的年鉴学派史学家几乎不撰写世界史类的著作可能也有关系(除了个别例外)。 三、小结 关于年鉴学派的成就，已经说得很多，但随着时代变化，对它的评价也有一个“长时段”眼光的问题。 历史研究中偏重于集体还是个体，是西方近现代历史学发展的一个老话题。正如伯克所说：“自由论与决定论的冲突，或是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性的冲突，一直在分裂着年鉴史学家。”年鉴学派是强调集体或群体或结构的，而反对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不少是强调个体的。强调哪个侧面，一般是某个史学发展阶段的一种倾向，年鉴学派着重研究集体的行为和精神，在当时的西方史学中是非常新颖、很有前途的主张。经过长期的发展，它忽视个体或事件的倾向逐渐成为一个问题，这与时代思潮变化有关，也与年鉴学派过度贬低政治史的导向有关。《年鉴》杂志几次改名说明了它适应社会变化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对政治史的轻视也已经缓和下来，只是这种缓和似乎不能满足当时西方史学思潮的要求。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西方史学中的主体回归，包含对年鉴学派的批评，我们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批评拉布鲁斯他们的长时段理论“阻碍了对社会变化的分析”，这其中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批评他们的计量史，说其“太看重关系结构研究，以致带上了一种社会类别物化的倾向，表现为所有的描述都从先定的社会划分开始”，则不能盲从。在历史研究中能否定“分类”的作用吗？关键是把它摆在什么位置，因为任何微观研究仍然得上升为某种类别的划分。所谓的政治史回归，也决不可从“复旧”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不是史学保守倾向的回潮，而是历史学在自我反思过程中正在经历的一个新阶段，所以所谓‘回归’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在法国史学中，政治史的回归实际上是追求总体史的产物，因为“这种‘新政治史’的提倡者的一个主要考虑是通过将政治界定为涵盖了现实的所有其他层面的‘整体社会管理的关键点’而使得政治客体重获承认。这种将政治看作是最具总括性的社会层面的思想奠定了作为总体史的政治史的要求。”其结果是，“这种政治史把经济社会史和年鉴学派史学最有意义的成果——如计量方法、语言学方法、关于时间多元性的思考(以布罗代尔的思考为特点)等整合在了一起。” 可见，表面上看，布罗代尔以后的年鉴学派或相关学者似乎未能就事件与结构的关系作出理论上的修正，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所以总体上，我觉得可以更多地从扬弃的角度来看待上述从“集体”向“个体”的过渡。 年鉴学派(主要是其前两代代表人物)提出历史学要做人文社会科学的霸主，现在听来也许有些狂妄，但西方的历史学如果不关注现实生活，并尽可能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中发挥自己基础性的作用，保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种态度，它现在将会是什么模样？除了被社会淘汰，不会有其他结果。 20世纪80年代的回归政治，是与回归个人同时进行的，或者说这就是同一个问题，但回归个人造成了历史研究的碎化。近年来，西方又出现一股思潮，反对从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以来历史学盛行的碎化的微观史。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指出：这是一种“内敛化”的历史学，它只对个体感兴趣，只对那种“小范围的改革充满热情”，而忘记了传统大学的“指引公众生活、指点未来”的使命。他们呼吁历史学“回归长时段”、“重新梳理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因为“整个世界都在渴望长时段的思维”。这让人颇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慨。现在是对总体史、长时段的优缺点作出更客观评价的时候了，不要过于苛责年鉴学派或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的不足之处。历史学是通过一种思潮(理论)到另一种思潮来发展的，不存在绝对平衡的历史学，只要不是过于扭曲，都可视为正常。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指出那些不足的方面，而只是说，一定的偏差也许是“矫枉过正”的需要。20世纪70或8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回归政治史和个体，有其现实根源，而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有些人提出回归长时段，也有其现实的原因。从各种批评意见看，年鉴学派的缺点主要有两个：社会变化的动力源不太清楚；三个时段的相互关系过于机械，对它们的互动重视不够，未能从理论上说明这种互动的形成和演变。否则，就有可能更科学地显示政治和军事事件的历史地位。 最后，我想用伊格尔斯评价年鉴学派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年鉴学派“那种强烈的人类学关注，就防止了年鉴学派史学屈服于已成为大多数社会科学的思想特征的那种唯科学主义。年鉴学派在其全部的历史中，始终引人瞩目地从未染上过对基于科学与技术之上的那种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的信念，也未曾染上成其为大多数社会科学的核心的那种现代化观念。” 关于年鉴学派这一特点的优劣，就笔者所知，尚未见到有深度的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