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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类历史数据库建设的进行，近年来对于清代《缙绅录》的开发利用又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将《清代缙绅录集成》为主体的各种缙绅录录入为量化数据库，并将按时段分批次在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数据共享平台上免费开放下载使用。学界目前对《缙绅录》史料价值的探讨主要有正反两个阵营，正面的从《缙绅录》的刊刻印行的制度、流程角度，认为缙绅录可信；a反面则对缙绅录所载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考证，得出《缙绅录》所载具体官职信息存在大量错漏讹误的结论。 《缙绅录》由于版本众多，更新频繁，对于内容的准确性学界一直存在质疑，但尚未结合体例版本展开过系统全面的论证分析。例如张瑞龙的《清代缙绅录史料价值的检讨—以所载 “各省额中举人名数”为例》一文b，通过考证部分坊刻本各省举人额中名数信息的准确度，指出《缙绅录》的内容存在错误，并提出张仲礼的研究中因参考该部分内容造成了对清代举人数量估计的偏差，但文章并未对“额中举人名数”该项内容在缙绅录中的出处和位置，就不同版本进行讨论和说明。另有吴佩林和万海荞在《清代州县官任期“三年一任”说的质疑》一文中专设了一个章节比对缙绅录和南部县档案中官员任期的问题c，该节忽视了缙绅录的季节是出版时间，其所反映的当为三个月前的职官情况。可见，在利用《缙绅录》时必须首先对材料本身的一些特性做出分析，否则容易造成对史料的某些误读。 由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康文林和李中清主持的以《清代缙绅录集成》为主体材料的量化数据库录入已经进行了数年，d类似“额中举人名数”这样仅仅出现在一部分坊刻本序文的附加制度性信息，并不包括在数据库中。数据库目前更名为《中国历代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 （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set—Qing, CGED-Q）。为学界理解和利用《缙绅录》提供更多的背景知识，本文在翻阅所有《清代缙绅录集成》中各册缙绅录的内容结构的基础上，拟从清代缙绅录的体例、版本，官刻本坊刻本内容的异同出发进行探讨和说明，同时重申将《缙绅  a 对于《缙绅录》史料价值的探讨，持肯定意见的研究主要从缙绅录的信息来源及编写的制度、流程出发，主要包括阚红柳、刘铮云的文章，可参阚红柳《清代缙绅录的内容、特点与史料价值研究》（《清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缙绅录的阅读与清人百态》（《清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刘铮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缙绅录的刊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7 本第 2 分，2016 年。 b 《清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c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d 任玉雪等：《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录》录入为量化数据库在量化研究方面的独特性和潜力。 一、清代《缙绅录》及其体例介绍 《缙绅录》是记录在任职官信息的专书，按季更新，至清朝中期开始流行，在吏部刊刻官方刻本《爵秩全览》，同时有大量民间书坊适应市场需求，大量出版印行，书名多为《大清缙（搢）绅全书》《爵秩全函》等，这些由京师各书坊出版的缙绅录通常称为坊刻本，坊刻本通常还印行武职官员名录，称《中枢备览》。以上官方和非官方的刻本，不论记录文武职官员，统称为缙绅录。另外，以往鲜有提及的记录内务府官员名册的《内务府爵秩全览》，在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的官方刻本中，也逐渐成为定例附于《爵秩全览》之后，也应算作缙绅录。对于清代缙绅录的主体内容和史料价值，以往已有不少学者专文探讨。a 缙绅录是古代官员任职信息的按季出版的名录，作为吏部官方刻本的《爵秩全览》，由吏部文选司负责更新编撰，其主要作用是供皇帝查阅和京师各部在日常政务中参阅相应人员，刘铮云在其文章中对官方版本按季进呈御览的特点进行了详述；b到了清代中后期，随着坊刻本的流行，京师的书坊都试图在序文部分添加更多的参考信息，为购买者翻阅时作为参照。对于坊刻本的信息来源，阚红柳通过多方面的文献查阅指出，由于缙绅录更新周期短，其信息来源应与官刻本不同，推测很有可能来自于吏部稽俸司发放官员俸禄的名单。当然也不能否认各书坊有其特殊渠道获取信息。c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光绪年间的官刻本从四卷增加到六卷后，d新增的二卷往往被称为《新增爵秩全览》，页数较少，其中一卷就是官制信息，与坊刻本的卷首内容略同，包括钦定吏部则例官阶品级、钦定吏部则例赴任凭限、钦定大清会典驿站路程、钦定职官总目、钦定吏部则例王公百官接见礼仪等，与坊本卷首收录的内容略同，但并没有“各省额中举人名数”的记录。另一卷则开列军机处、会典馆、神机营各部的官职信息。此外《清代缙绅录集成》收录的《缙绅录》中，从光绪三十四年夏开始至宣统末年的《爵秩全览》，共计十二个版本季节在最后附有《内务府爵秩全览》，开列内务府官员任职信息。 从《缙绅录》的体例和内容来看，出现在坊刻本卷首凡例之后的制度性介绍未必是实时更新的。张瑞龙的文章《清代缙绅录史料价值的检讨—以所载“各省额中举人名数”为例》可能会对部分不熟悉《缙绅录》的读者造成了一定的误导。《缙绅录》从其产生开始就一直是记载在任官员信息的名录，同时通常会注明任职官员的出身以区分其入仕路径，并非与科举直接相关的材料，因此从《缙绅录》作为史料的特性看，并不具备用于乡试举人中额研究的条件，不应将部分坊刻本增添的制度性内容作为可靠的史料进行研究。文章讨论的“额中举人名数”仅存在于部分坊刻本序文凡例处的制度性介绍内容中，是书坊为消费群体提供的参考信息，以此质疑《缙绅录》内容的准确性未免以偏概全，同时文章中未提及官刻本，而官刻本《爵秩全览》中完全不包括各省额中举人名数这项内容。e a 学界关于清代《缙绅录》的讨论，可参张英宇：《清代缙绅录略考》，《文献》 1984 年第 1 期；阚红柳：《清代缙绅录的内容、特点与史料价值探析》。 b 刘铮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缙绅录的刊行》。 c 清史所田浩然博士对于官刻本和坊刻本缙绅录内容，与其他同官录、档案史料进行比对，发现官刻本和坊刻本的实时性和准确性都非绝对，部分个例中官刻本更新更及时，但也有大量坊刻本信息更准确的例子，也印证了官刻、坊刻本信息来源不同的推测。 d 仅就《清代缙绅录集成》收录的《缙绅录》而言，这一变化出现在光绪二十一年春以后的部分《爵秩全览》中。 e 根据我们对已录入缙绅录数据的分析，举人出身的官员在京官中比例微乎其微，而在地方非旗人官员中也只占到五分之一左右，其数量与清代庞大的举人群体相去甚远。 该文详细考订的“各省额中举人名数”信息，出现在坊刻本第一卷开篇的制度性介绍的最末，占三至四行版面，但未在该卷扉页的目录中提及。下面就笔者统计和参考的《清代缙绅录集成》中所收录的实际情况进行说明。 表 1 《清代缙绅录集成》所收录缙绅录版本及包含额中举人数统计
说明：关于官刻本的定义，只有当缙绅录封面标题为《爵秩全览》并且内页没有相关出版书坊信息时，上表分析中才将其归为官刻本。部分缙绅录虽封面为《爵秩全览》，但扉页内仍用《大清搢坤全书》作为标题，且有“荣录堂”等出版书坊的信息，仍认定为坊刻本。 可以看出，《集成》收录的 206 季缙绅录中，有 83 季为官刻本《爵秩全览》，其余为坊刻本。123 季坊刻本中，又有 12 季并未包含各省额中举人名数这样的信息，其中两季是因封面序文部分缺失，具体原版是否包含该项内容尚不明确。可见额中举人名数的信息即使在坊刻本中，也并未成为体例。官刻本更是从未包含这项信息。上表所包含的坊刻本中，以荣录堂和荣禄堂所刊刻本最为多见，分别占到 33 和 17 季，其余常见的书坊刻本包括荣宝斋、荣晋斋、荣锦堂、斌升堂等，共计各类书坊版本有 28 家。  《缙绅录》被不少学者用于职官研究的参考资料，最大的特点和宝贵之处在于其按季更新的时效性特点。但是需要指出，官员的任免升转变动频繁，无论官方还是非官方的刻本，封面所载的季节都是刊刻印行的季节，而非实际官员在任的季节。而吴佩林和万海荞的文章中，显然将缙绅录中记录的时间直接当做是官员在任的时间，忽略了缙绅录的出版季节实际反映的是官员三个月前的实际任职状况这一事实。所以其得出的结论认为《缙绅录》中所载州县官任职信息存在的问题尚有商榷余地。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录入中，并未将凡例以及各省疆域、养廉银等附注性信息录入，如有需要的使用者可以依据所载版本季节信息，根据原版另行查阅。笔者对严谨考证史料可信度的做法表示高度的肯定和认同，希望通过对史料的讨论加深我们对材料本身的理解，避免在研究利用时犯错，对《缙绅录》这样的版本众多又按季更新的史料，我们更应从材料本身的信息来源和刊刻过程出发，思考不同部分内容的可靠性。 二、缙绅录官刻本与坊刻本的异同 坊刻本的《缙绅录》，通常封面为红色，a标题以《大清搢绅全书》者最为常见，面或内页封面皆会标明出版书坊，且不少会格外注明书坊在京都琉璃厂的地理位置。同时坊刻本会标注发售日期、文武搢绅，大小搢绅四种的价格。b坊刻本的卷首部分增加了大量混杂的信息，包 a 《清代缙绅录集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缙绅录的翻印版本，大多数并未还原封面原貌，而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缙绅录大多都已电子化并可下载 pdf 彩色电子版，可以看到封面确实都为正红色。阚红柳曾提及时人对于士人争相研读“五色书”而不顾实政的批评，见《缙绅录的阅读与清人百态》。 b 不少存世《缙绅录》或由于纸张质量和保存条件的关系，封面部分皆不完整，就《清代缙绅录集成》所载各季缙绅录而言，笔者见到的印有价格信息的坊刻本仅《清代缙绅录集成》中第 48 卷光绪十四年夏荣堂版《大清搢绅全书》，载有 “白纸文搢绅 每部市白银六钱四分，白纸武搢绅三钱二分，袖珍文搢绅三钱二分，袖珍武搢绅一钱六分”。 括第一册叙序、凡例、钦定吏部则例官阶品级、钦定吏部则例赴任凭限、钦定大清会典驿站路程、例给封典、终养丁忧、加级纪录、钦定职官总目、户部差务、工部差务、钦定礼部则例王公百官接见礼仪、新官借支养廉银数目、各省额中举人名数和地图等。a上述内容基本上来自于清朝官方的各类政书，对尚未入职或初次为官的新人来说尤为重要，可以算是官员的职场指南，这些人也是《缙绅录》的重要读者群体。而官刻本《爵秩全览》的开篇从未罗列任何凡例内容，通常封面之后直接从宗人府衙门开列京师各部官员官职姓名等信息。 仅就《清代缙绅录集成》中收录的 206 季缙绅录来看，缙绅录的体例，无论是官刻本还是坊刻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发展演变的过程。乾隆嘉庆时期的缙绅录，《集成》中收录的都为坊刻本，部分在开头增加了养廉银、铨选则例、全国各省舆地图等信息，地图说明“悉遵钦定一统志疆域”，说明书坊在刊刻之时并未有意将此类附注性内容作为实时更新的参考。而最早的坊刻本并非悉数增添“各省额中举人名数”这一项信息，仅从乾隆三十年春宝名堂刻缙绅全书开始，增加了该项内容。与此同时，嘉庆二年冬季以后的缙绅录中，均未看到有收录全国地图。而到了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的爵秩全览中，所开列的军机处官员逐渐从《新增爵秩全览》转移到了所有官职信息的最前面。  清代出版《缙绅录》的书坊众多，之间的竞争不言而喻，书坊在出版《缙绅录》时，职官变换的最新信息和准确性是核心竞争力，但所有信息来源于吏部和兵部，书坊仅能忠实记录，各个书坊并不能追求与众不同。为了增加本坊版本《缙绅录》的吸引力，添加一些官制的制度介绍，就成了各种坊本的特色。如果仔细地阅读这些坊刻本卷首收入的各种信息，会发现不同的书坊收录的信息并不相同，详略亦不同。这些信息可能从最初收入开始，陈陈相因，并没有及时的更新。究其原因，这些参考信息本身就不是《缙绅录》的正文内容，并非来自于吏部和兵部发布的职官变动和铨选信息，故没有机制促进这些收入卷首的内容及时更新。所以，研究者在使用《缙绅录》时，要注意到卷首收入的制度性参考信息和正文的区别。 三、关于《中国历代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 《中国历代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的录入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年，目前《清代缙绅录集成》部分的录入已经接近尾声，此外李康研究团队也充分利用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的资源，搜集整理清代缙绅录的目录和版本，根据获取印本的难易程度排列录入优先顺序，力图最大程度地保证录入数据在时间覆盖上的连续性，并逐步开放给学界。该量化数据库的特点是：首先，该数据库不同于人文学科领域常见的史料型数据库，并非以关键词检索的方式进行使用，而是与社会科学领域常见的数据库一样，提供数据格式的下载，并可以导入到各类分析软件进行量化分析。b其次，出于数据库建设和使用方面的考虑，并未将仅见于坊刻本序文中参考自《大清吏部则例》《大清一统志》部分的附加性内容录入，该部分严格来说并非《缙绅录》所必备之内容，也不包括在数据库中。最后，随着录入工作的开展逐步制定了相对统一的录入规则，也将随着数据库的开放在《使用指南》中详加说明，并对各类注意事项添加备注。c a 例如《清代缙绅录集成》中收录的乾隆四十二年秋世锦堂《大清缙绅全书》，第一册开篇收录有全国并各省地图，并注明“悉遵钦定一统志疆域”。收录地图的缙绅录多集中在清代中期和前期，嘉庆以后的坊本缙绅录基本都不再刊刻地图。 b 可参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梁晨、董浩：《必要与如何：基于历史质量的量化数据库构建和分析》，《社会》2015 年第 2 期。 c 数据库的《使用指南》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录入人员对录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例外情况进行了详细备注，尤其感谢葛晓东先生对官刻本和坊刻本进行详细比较后作出的总结报告。我们对光绪七年冬季的《爵秩全览》和《缙绅全书》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具体的结果也将呈现在任玉雪、陈必佳、郝小雯、康文林、李中清：《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缙绅录 1990 – 1912 时段用户指南（2019）》中。 《中国历代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的应用需建立在了解缙绅录本身的性质阅读《使用指南》的基础之上。a不可否认《缙绅录》作为研究考证个别官员的仕途和任期方面，可能存在准确性问题和时间上的偏差，但是作为大规模量化数据库进行群体性分析和研究，确实可以带来传统史学方法所做不到的一些发现，尤其在追踪官员任期和迁转等方面，还有更大的潜力值得开发。 论及关于举人的研究，《中国历代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可以用于研究在官僚系统任职的举人出身官员。《缙绅录》记载中对于旗人和非旗人官员的信息略有不同，绝大多数旗人官员并无科举出身b，多只有旗分、爵位等信息，而非旗人官员基本都有相应的科名作为入仕为官的门径。京师文官中接近六成的官员皆为旗人，而地方则以非旗人官员为主。对于绝大多数非旗人官员来说，缙绅录中记载了区分民人入仕途径的各类科举出身，其中最常见的包括进士、举人、监生、各类正异途贡生、荫生，以及议叙、军功、保举等杂途出身。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显示，仅有约五分之一的非旗人文官根据记载显示是举人出身，但考虑到数据库的涵盖时间长，连续性强，总量庞大，故可用于量化分析和研究的举人官员总数仍旧非常可观。c当然，可以想见，在任何时段，仍有大量拥有举人科名而未进入文官系统任职的士人，因而他们都不会出现于缙绅录的记载中。根据已录入的数据库记录数分析，绝大部分举人出身的文官在地方任职，占举人文官总数的 90.17%（370,774 条记录）。举人出身的文官占到在地方任职的非旗人文官总数的 21.96%，占到京师任职的非旗人文官总数的 13.01%。以上分析中用到的是《缙绅录》所载的文官入仕的最高科名，当然，拥有进士、贡生等科名的在任官员也可以同时拥有举人科名，在此并未加入统计。我们目前正在对于举人出身的文官的仕途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并将结果与其他科举出身的文官进行比较。同时，我们通过与录入的乡试同年齿录数据库进行匹配，增添年龄、家庭背景等相关维度，以拓展并完善量化分析的视域。 （本研究得到了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项目号 HK RGC GRF 16601718（康文林 PI）与 16602117（李中清 PI）资助与李康研究团队各成员指正，特此鸣谢，尤其感谢任玉雪副教授对本文修改提供的建议。此外本文的撰写和查看《清代缙绅录集成》中收录之各版本缙绅录内“举人额中名数”的初衷，是在李中清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的，谨致谢忱。） a 已发表成果可参任玉雪等《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陈必佳等：《清末新政前后旗人与宗室官员的官职变化初探—以缙绅录数据库为材料的分析》，《清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b 从已录入的《缙绅录》来看，1850 年以前旗人官员有出身的比例不超过 30％，1850 年以后有逐渐增长的趋势，直到1900 年以后各季《缙绅录》中旗人官员有出身记录的比例稳定在 60％左右，增长主要来自监生出身的比例。 c 截至到 2019 年 4 月初，CGED-Q 中包含 225,275 名非旗人文官的 1,999,488 条任职记录中， 20.57% 的记录数（411,208 条记录）为举人出身的官员，而同时 22.05% 的官员个体（49,671 名官员）是举人出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