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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尚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前半句的释读问题，自汉以降学者们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为止，主要有以下四说：一是“尧舜赐禹玄圭”说，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尚书》伪孔安国传及孔颖达疏等主此说；二是“天帝赐禹玄圭”说，《尚书璇玑钤》、郑玄《尚书注》等持此说；三是“禹献玄圭于尧舜”说，王安石《尚书新义》、陈经《尚书详解》和吕祖谦《书说》等从此说；四是“禹献玄圭于天帝”说，林之奇《尚书全解》提出此说，但至今无人认可。 笔者认为，“禹献玄圭于天帝”说所提出的几点依据不容忽视。首先，“尧锡圭于禹而谓‘禹锡玄圭’，其文为倒置”；其次，“古者下锡上亦可谓之‘锡’”；最后，“古者交于神明必用圭璧”。更重要的是，近年新出土《遂公盨》铭文、清华简《厚父》，以及其他商周考古发现均证明该说完全正确。现结合相关材料对林“禹献玄圭于天帝”说进行新证，恢复前贤这一学术成果应有的地位。 “锡”当释作“贡献” 如上所述，《禹贡》“禹锡玄圭”一句，前人多释作尧舜或天帝以玄圭赐禹。显然，这一解释是将“禹锡玄圭”之“锡”字释作“赏赐”之义。的确，古文献中的“锡”字表示赏赐是“锡”字的常见用法，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即谓：“经典多假‘锡’为‘赐’字。凡言‘锡予’者，即‘赐’之假借”。 然而，古文献中“锡”字亦有作“贡献”之义的用法，如《尧典》：“师锡帝曰”，屈万里《尚书集释》言：“锡，与《禹贡》‘九江纳锡大龟’之‘锡’同义，献也”。而在《禹贡》中除“禹锡玄圭”，以及“九江纳锡大龟”外，含“锡”字的辞例如“厥包橘、柚，锡贡”“厥贡漆、枲、絺、紵，厥篚纤纩，锡贡磬错”等，“锡”字多与“贡”字连用，自然也表示“贡献”之义。唯有“中邦锡土姓”一例，“锡”字作“赏赐”之义。但正如林之奇所言，禹若作“锡”（赐）之宾语，则原文存在倒置问题。而“禹锡玄圭”一句又不存在任何引起倒装的虚词，所以这样的倒置在语法上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从辞例及语法两方面看，《禹贡》“禹锡玄圭”之“锡”解作“贡献”之义是毋庸置疑的。而林之奇“古者下锡上亦可谓之‘锡’”的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 其对象为天帝 “锡”字既表示“赏赐”之义，那么“禹锡玄圭”的对象是尧舜还是天帝呢？《禹贡》全篇并未出现尧舜，但是学者们多受《尚书》之《尧典》《皋陶谟》两篇所载尧舜命禹治水的影响，认为禹献玄圭的对象是尧舜。然而，早期（西周）文献如《尚书·吕刑》言：“皇帝……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遂公盨》亦谓：“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 顾颉刚先生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裘锡圭先生的《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早已指出，在早期治水传说中，禹乃受天帝之命而治水，与尧舜等人王根本无关。近年新出清华简《厚父》篇亦载：“遹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惟后，帝亦弗巩启之经德，少命皋繇下为之卿事。”简文中的“帝”即指天神上帝，而“帝亦”二字表明禹的治水及建夏邦与皋繇（陶）下为启的卿事一样，均为天神上帝所命。虽然清华简本身的年代只是战国中后期，但是学界一般认为《厚父》篇的成书却早至西周。 因此，清华简《厚父》的出土再次证明，早期传说中命禹治水的乃是天帝，而非尧舜等人王。而《禹贡》开篇“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表述，正与《遂公盨》铭文极为相似。可见，在《禹贡》作者看来，命禹治水的也当是天帝。而在受命治水成功后，禹献玄圭于天帝以告治水之功，即向天帝复命，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反映上古玉祭活动 事实上，《禹贡》所见禹以玄圭向天告功的记载，可能反映了上古时代以玄圭（玉器）祭天的玉祭活动。《周礼·典瑞》载：“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考工记·玉人》亦载：“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二者均认为先秦时期存在以圭璧等玉器祭祀天帝、神灵的祭祀制度。当然，《周礼》等礼书成书较晚，其所记上古礼制的真实性历来为学者所怀疑，但是《诗经》《尚书》等早期文献与考古材料均证明，商周时期的确存在以玉祭天的玉祭制度。 在商代甲骨卜辞中，用玉祭祀的记载极为丰富。有学者总结出了卜辞中祭祀用玉的十大类型，包括“禘玉之祭”“奏玉之祭”“燎玉之祭”等，可见商人祭祀用玉的频繁。而到了周代，早期文献所见周人祭祀用玉也是很普遍的。例如，《尚书·金縢》：“（周公）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谓周公以圭璧向祖先神灵祷告。《诗·大雅·云汉》：“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言周宣王用牺牲、圭璧祭祀上帝、神灵以求雨之事。《诅楚文》：“有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又激告于丕显大神巫咸”，记载了秦昭襄王以吉玉宣璧等玉器向大神巫咸祷告。 此外，在商周考古发现中亦多见作为祭玉的实物遗存。商代早期的郑州商城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祭祀玉器。而据学者统计，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出土的玉器更是超过两千件。同样，周代考古出土的玉器也很普遍，考古工作者在周原、丰镐、晋侯墓地、曲阜鲁故城，以及琉璃河燕国墓地等发现的玉璧、玉圭、玉璜等形式各样、种类繁多的玉器不计其数。这说明商周时代以玉祭天的玉祭活动的确十分流行，《禹贡》“禹锡玄圭”正是对此类玉祭活动的记载之一。 因此，无论是从语法、辞例，还是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早期治水传说、商周祭祀制度等方面看，《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的释读都应从林之奇“禹献玄圭于天帝”说，表示禹向天帝献玄圭，以汇报其（治水的）成功。然而，战国时期受到尧舜禹禅让传说的影响，早期传说中受天帝之命治水的禹成了尧舜之臣，而禹的治水传说从此与尧舜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误导了学者们对《禹贡》“禹锡玄圭”的释读。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顾颉刚、裘锡圭等先生早已明白无误地揭示出了禹与尧舜发生关系完全是后起的传说，但是却没有引起当今古典学、古史学界的足够重视，许多学者在相关古史文献的释读、古史传说的阐释上依旧存在许多误读误解。故而，像林之奇这样的正确释读意见，反而被学者们忽视、遗忘了。 （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整理研究”（18GZGX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