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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对唐代东北靺鞨人大祚荣建立的政权名号记述，存在“振国”与 “震国”的差异。前者以《旧唐书》《册府元龟》《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为代表，称大祚荣自立为“振国王”，或者“始称振国”。后者主要见于《五代会要》《新唐书》之中，提及武则天册封大祚荣之父乞乞仲象“震国公”，并称大祚荣“自号震国王”。这一问题涉及对渤海早期历史定位的理解，故渤海史研究者围绕“振国”“震国”的用字与释义展开讨论，诸说并存。 “震国”为佛教“震旦”说。一然《三国遗事》卷1《纪异》（《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2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中称，“《通典》云，渤海，本粟末靺鞨。至其酋柞荣立国，自号震旦。先天中，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这条文字不见于今本《通典》，大祚荣“自号震旦”之说当属时人的一种认识。“震旦”属于印度佛教典籍中的用语，在唐代译写为“振旦”“振那”。如8世纪译出的《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认为，“于此赡部州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其意首先是指东方大国，在印度视角下也可专门意指中国。一然在此处将“震国”释作“震旦”，自然是站在中国中原王朝视角审视东北大祚荣政权。近代稻叶君山曾称多有人赞成“震国”是佛教东方大震那之说，盖源于一然之说。 “震国”源于《易经》震卦说。唐晏在《渤海国志》卷1《原始》（南林刘氏求恕斋1895年刊本）中称，“金轮初封仲象为震国公，帝出乎震。遂以肇完颜、爱新之基，天命所归于兹兆矣”。然而并未对此展开讨论。稻叶君山在《满洲发达史》（大阪屋号出版部1915年版）一书中也认为，大祚荣自称震国之“震”取自周易“帝出震”，震代表东方之意。金毓黻在《渤海国志长编》卷19《杂考》（辽阳千华山馆1934年刊本）中虽然认为，“振国”“震国”各有所本，但他赞同稻叶君山震卦之释，故从“震”不从“振”。 后世学者张碧波的《汉唐郡望观念与渤海大氏：渤海大氏三考》（《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1期）、《渤海早期国号考索》（《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第1期）在“震”作震卦之解的基础上进行发挥，认为其义是帝出于震，位主东方，将“震国公”引申为东方各国（民族集团）的首领，并指出这意味着武则天推尊其为东方诸族首领。 “震国”源于“肃慎”音转说。刘振华在《渤海史识微》（《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新唐书》中武则天册封乞四比羽的“许国公”、乞乞仲象的“震国公”中的“许”“震”二字与“肃”“慎”二字中古读音可勘同，唐代“肃慎”可能是靺鞨的一种古雅别称。在此基础上，他推测“许国公”与“震国公”是“肃国公”与“慎国公”，即肃慎二公，亦即靺鞨二公。 “震国”为王爵号美称说。宋基豪的《渤海政治史研究》（一潮阁1995年版）引用张国刚关于唐前期封国公号可取美称的观点，认为乞乞仲象的“震国公”如李靖封卫国公、李勣封英国公之例，属于王爵国号的美称。胡梧挺虽指出宋基豪受张国刚影响，观点存在错误，但他也延续王爵号美称说的理路，做出新的解释。胡梧挺在《渤海“振（震）国名号新探”：以唐朝册封周边民族爵号类型为视角》（《东北史地》2014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震国公”与“归国公”“顺国公”的意义相同，是武则天对于乞乞仲象救国家之急、扬国家之威的期望，也是大祚荣继承其父的王爵封号作为自号。 “振国”为《易经》“振民”说。朴时亨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渤海史译文集》，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6年版）中认为，“振国”之“振”字属于原始记录，不取“震国”之说。其说并未展开讨论，酒寄雅志在《关于渤海国号的一种考察》（《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一文中对此进一步发挥，认为“振国”之“振”字更能体现中华思想，即《易经》之“振民”，代表“救国救民的王道思想”，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具体到“拯救遗民”这层含义上来。 “振国”为“辰韩”之“辰”说。杨军的《渤海早期国号考》（《东北史地》2006年第1期）从文献角度具体论证了支持“振”字的理由。他认为，崔志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是新罗上奏唐皇帝的奏章，用语自然要符合唐王朝的官方通例，那么其中的“始称振国”就是与唐代官方记载符合的。《新唐书》中的“震”字，则是欧阳修在补充新内容后，按照己意作出的改动。他还提出，既然大祚荣一度自立，就不能将“振国”理解为中原的王爵号，而是将之理解为采用古辰国名获取高丽遗民的认同与支持。 “震国”与“振国”两存之说。有的学者认为这两个名号都曾经存在过，体现了大祚荣家族政治称号曾存在变化，但他们之间的观点亦不尽相同。宋基豪在《渤海政治史研究》一书中认为，“震国”是武则天册封给大祚荣父亲的王爵号，但“振国”则是大祚荣自树的国号，另有含义。赵哲夫的《“振国”考：关于渤海国早期名号的研究》（《渤海上京文集》（第一集），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2001年版）综合两唐书文献系统的记载，认为存在由王爵号“震国公”向“振国王”的转变过程。刘晓东在《渤海“振国”、“震国”名源考察》（《北方文物》2007年第1期）一文中强调，“震国公”应记作“辰国公”，武则天以“辰国公”封之，乃取箕子东走辽东、周以辰国封之的故事，以示羁縻。大祚荣立国后改“辰”为“震”，则寓意“帝出乎震”。 “震（振）国”为别称（俗称）说。金香在《渤海国是否称过“震国”》（刘凤翥、华祖根、卢勋编：《中国民族史研究》（四），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中较早提出，渤海早期正式国名是“靺鞨”，“震（振）国”只是国王个人的王号。此后，纪胜利、郝庆云的《渤海国初建之际国号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梁玉多、魏国忠的《渤海国号初称“靺鞨”考》（《东北史地》2006年第3期），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的《渤海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都开始跟进展开论述，认为所谓“震国”或“振国”只是“靺鞨国”的别称或俗称。他们列举的主要证据是唐代的石刻文献，最直接者莫过于开元二年（714）刻立的“鸿胪井刻石文字”：“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验”，以及传世文献中有“靺鞨国”，或者“自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之语句相印证。近年魏国忠、郝庆云、杨雨舒的《渤海“靺鞨说”又添新证》（《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3期）又举证蒙古国中央省扎马尔县出土的《仆固乙突墓志》中的“东征靺羯西讨吐蕃”，以支撑他们的观点。 持震（振）国“国号”说的学者也对别称（俗称）说进行了质疑。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靺羯（鞨）”是唐代文献习惯采用的族称而不是政权名。杨军在《渤海早期国号考》一文中认为，在唐朝册封渤海郡王之后，仍采用“靺鞨”称之。因此，别称（俗称）说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渤海早期称“靺鞨”。赵炳林的《再论大祚荣政权的族称和国号问题》（《历史教学》2010年第4期）与郑永振、李东辉、尹铉哲的《渤海史论》（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认为，“靺羯”是周边民族对于渤海人的蔑称，不可能成为渤海政权的正式称呼。 关于渤海早期“振国”“震国”释诂诸说的争议，是由于传世文献资料极度匮乏导致的。研究者在研判过程中更面临着旁证文献不足征的困难局面，在努力对有限字句进行比勘的同时，也大量结合自身的“常识”去弥补证据之间的逻辑缺环，即强调文字释诂与自认为的渤海历史承继关系理解相一致。这种理路是导致上述争议观点出现的主要原因，同时致使相关论述缺乏坚实的立论依据，不可避免带有推测成分。当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已极为困难。因此，对于该问题，有待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推进，进行相对贴切的探索与解释。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