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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闻一多 篆刻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为纾解生活困难，自谋生计，挂牌摆摊，刻章治印，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我斗争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的铮铮之语，凸显了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赞誉的“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重操旧业寻求开源之道 1938年4月，南迁至云南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成立了国立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随着抗战不断升级，昆明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联大教授们的生活急剧恶化。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夫妇俩加上五个儿女和一个保姆），开支大，薪水不足以养家，生活捉襟见肘。为了全家不挨饿，闻一多把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去寄卖行，又把从北平带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图书馆，换钱买米。他在家书中无奈地写道：“书籍衣物变卖殆尽，时常在断炊中度日……” 目睹闻一多每况愈下的苦难生活，朋友们怂恿他以“治印”谋“开源”之道。闻一多早年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回国后研究甲骨文、金文与文字训诂，擅长楷隶，小篆别有风致。1927年5月，他在好友潘光旦家中闲居无事，操刀镌刻了一枚“胜残守阙斋藏”的藏书章，并为梁实秋刻下闲章“谈言微中”。从此乐此不疲。他写信给饶孟侃：“说起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不失诙谐和风趣。 闻一多思虑再三，觉得篆刻既可增加收入，又不失风雅，于是欣然听从大家的建议，篆刻印章，添补用度，并对夫人高真说：“我还有一双手，别的劳动不会，刻图章的力气还有呀！” 挂牌治印纾解生活困难 闻一多挂牌治印前，浦江清教授精心撰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骈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袍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文中将闻一多与明代篆刻名家黄济叔、清代治印高手兼经学名家程瑶田并论，极言其学识渊博、刻印精湛。校长梅贻琦获悉后，联络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蒋寅清、唐兰、沈从文等11位教授相出援手，具名推荐。 1943年秋，闻一多委托昆明城内青云街、华山南路、正义路上的多家笔墨店，在显眼位置张贴治印启事和润例，并代收印章。从此，闻一多的案桌上多了一本自编印谱，封面左侧的标签上题写“匡斋印存”四字，下署“民国三二年九月”；这也是闻一多开始挂牌治印的时间。1946年2月，他在家书中坦言：“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闻一多刻印，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究竟刻了多少印章，已无从统计。不过，自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的两年多时间内，仅印谱上就留下了1400多方印，接近每天一方，目前留存下来的印模约有560方。而其润例，最初是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后来因物价上涨而相应改为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1944年4月，又改为石章每字600元、牙章每字1000元。1945年3月，润例调整为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每字2000元，最后又定为：“石章每字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篆刻谋生最显操守品质 闻一多治印，操守极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代省主席兼民政厅长李宗黄，好附庸风雅，请闻一多刻印，许以丰厚润例，他断然拒绝，并将玉石原样退回。可是，当和平民主运动组织需要印章时，闻一多分文不取。1945年10月，西南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论》周刊，他连夜赶刻了一枚“时代评论社章”，边款为“评论社成立之夕，吴晗捐石，闻一多刻印。卅四年十月二日昆明”。据考，这是闻一多传世的唯一隶书印。闻一多牺牲前一月，还熬夜为民盟云南支部赶刻了数枚应急用章：“田省三印”代表民盟云南省支部，“刘宓之印”代表秘书处，“祖范之印”代表组织部，“杨念萱印”代表宣传部。时任云南民盟主委的楚图南拿到这4枚精美印章后，大为感动，后来在《纪念战友闻一多》中写道：“这件事已过去30多年了，每当我想起时，当时的情景好像还历历在目。这最清楚地表明了一多对革命斗争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忘我精神。” 西南联大的冯友兰、吴晗、浦江清、朱自清、吴有训、叶公超、尚钺、高崇熙、何善周、季镇淮、范宁、王瑶等许多教授，都曾得到过闻一多篆刻的名章或藏书章。闻一多赠送给华罗庚的印章，边款为“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华罗庚视若珍宝，30年后仍能完整地背诵下来，他在《知识分子光辉榜样》中感慨地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为好友孙毓棠刻的名章亦别有意义，其边款“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胜利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矣，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这段边款真实地刻画了他与华罗庚、孙毓棠之间同患难、共甘苦的深厚友情，以及高度统一的爱国热情，传为印坛佳话。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