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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清郑（清廷和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的郑氏政权）对峙数十年，始终存在着三条战线：刀兵相见的战场、唇枪舌剑的谈判桌，以及不见天日的情报战。双方互派间谍，潜入对方阵营，刺探情报，策反将士。情报战无法左右清郑对峙发展态势，但对双方的决策绩效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间谍的身份 康熙二年（1663）正月初六，刑部尚书高景向朝廷奏报了一份题为“审拟郑成功奸细侯官郎”的题本，揭开了十一年前的奇葩故事。 顺治九年（1652），郑军登陆，攻入福建延平府将乐县，在土口村抓到这位名叫侯官郎的村民。或许为了保命，或许为了混饭吃，侯官郎开始替郑成功当远差，即留在当地为郑军办事。六年后，郑成功向他发放了镀金铜牌和旗幅，以事成后重用提拔为诱饵，让他到广东打探军情。 侯官郎奉命探得军情，即将复命，发现沿途守军盘查很严，一时难以脱身。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向当地官员诈称自己是奉命前往名山大川的喇嘛，以便骗取路引（类似通行证），顺利通过盘查。可就在这个当口，侯官郎伪装不严，露了马脚，被清兵抓获。 作为替郑成功卖命的间谍，落到清廷手里难逃一死。于是，侯官郎找了个垫背的——福建水师总兵杜家和。按照侯官郎的说法，“杜家和为我叔父，命家人与我去给郑成功送银”7万两，郑成功回赠檀木15万斤，以及一份秘密文件，“又给我金牌、旗幅等”。 可是，刑部访查后认定，侯官郎的上述供述是扯谎的。面对刑部获取的新证据，侯官郎只得改口供述：“因我曾在投帖谒见杜家和时被骂，未准进门。去看戏时，又被李凤推打，未能得看，故此结仇，妄供株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五册） 最终，侯官郎被处斩，为间谍身份付出了性命的代价。 康熙元年六月十三日，兵部尚书郎廷佐向朝廷奏报了一份题为“审拟马信等所派奸细”的题本。其中写道，郑成功派出多名间谍，潜入内地，承担不同任务。有的诈降清军，获准在福建总督李率泰身边工作，借机行刺（未遂）；有的根据郑成功部将马信的指令，到镇江、杭州等地刺探当地清军驻扎情况，并向厦门、台湾传递情报；有的帮郑氏集团在大陆代买绸缎、布匹、人参、当归、花苓等物品。当然，这些被抓获的，只是郑成功派往大陆的间谍中很少的一部分。 同年七月初六日，广东巡抚卢兴祖在一份题为“缉拿内应郑成功之人”的题本中提到，顺治十四年冬，郑成功率军进攻潮州鸥汀寨，左格、毛二等人就充当内应，此案被定为钦案，限期侦破。四年来，尽管各州县对嫌犯严令通缉，却“迄无踪迹”，案件“逾期日久，则缉办人员有所畏惧”。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情报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这些间谍案在清郑对峙期间屡见不鲜。充当间谍的人员，不仅包括中低级军政人员，更多的是从事农民、手工业者、僧侣等普通职业的人员。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是间谍，而走上间谍这条路的缘由，大多数并不是为了践行反清复明、忠君报效等“高大上”的理想信念，而只是为了满足赚钱、升官和保命等低层次需求，或者是报复上级、同僚而已。 郑成功派出的间谍，人数众多，身份各异，在抗清复明和收复台湾的斗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特别是曾在荷据台湾当局做翻译的何斌，借替荷兰人出使谈判之机，为郑成功献上地图，指引郑军战船乘涨潮进入鹿耳门，绕开荷兰军队坚固设防的正面炮台，为郑军在台登陆后迅速打开局面、抢占战场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何斌也应算是郑成功派出的最成功的间谍（卧底）。 二、清廷对郑氏集团中下层的“招抚”及其效果 在郑氏集团向大陆派出大批间谍的同时，清廷也派出很多间谍潜伏在厦门、台湾，伺机而动。跟郑军不同的是，清廷派出的间谍，有一部分原本就是郑军将士，是被清廷“招抚”后又回到了郑军阵营，充当卧底。 清廷对郑氏集团的招抚，大体分为三个层面：上层是招抚郑成功、郑经，并举行和谈；中层是招抚将领，实施劝降；下层是招抚低级军官和士兵，实施诱降。对上层的招抚努力总体上归于失败，但对中层和下层的招抚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实现了对郑氏集团的分化瓦解，在康熙年间逐渐成为招抚工作的主体。 姚启圣是清廷落实招抚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康熙二十二年，在武力平台作战前夕，姚启圣总结了他推进招抚的基本方略，形成了一套理论：“计惟禁三省之接济，阻台湾之洋贩，扰海贼之耕种，而并用间谍，使之饷绝粮单，计穷力困，而且兵将离心，则剿之必破，抚之必来。”（福建人民出版社《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集》） 之所以清廷在清郑对峙期间始终不放弃招抚，至少有四方面原因：一是清朝统治者在统一全国的斗争中，一直注意招抚和吸纳各派政治势力，特别是少数民族头面人物，有招抚传统。二是郑氏集团成分复杂，包括明朝遗臣、清朝降将、“山贼海盗”、商人、农民、渔民等，理想信念并不坚定，有一定的妥协性。三是清廷希望先稳住东南方向，为肃清各地反清势力，逐步巩固全国统一局面赢得时间。四是清军水师力量不足，无法跟“以海为窟，以船为家”的郑军在海上抗衡，只能望洋兴叹、鞭长莫及。 姚启圣推行的招抚政策，大致包括四方面措施： 一是颁示“招抚赏格”，实现对投诚官兵赏罚有章可循。最初，姚启圣宣称“闽民皆吾赤子，从逆原非得已”，实现政治松绑，减轻郑氏统治区民众（“从逆者”）的心理包袱，给投降官兵吃了定心丸。同时，保障投降官民的物资供应和生活出路。“官给全傣，家口尽给米粮”“愿入伍者入伍，愿归农者归农”，至少要吃饱饭，没有“啼饥号寒之苦”。康熙十七年七月初一日，他在总结前任福建总督李率泰招抚活动经验的基础上，“颁示招抚赏格”，对投诚人员的类别、携带人员物资情况进行了细分，明确了每一类情况的奖赏额度。（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姚启圣创制的“招抚赏格”包括以下10条：一、对于那些能够动员亲属投诚者，不仅给予给赏，还“题授职衔”。二、对于携带器械、马匹前来投诚者，给以额外奖赏。三、按头发长短论赏，投诚人员中，跟随郑氏越久者（头发越长），赏格越重。四、对于投诚文武官员更为优待，采取“照原职题补”政策。五、不愿为兵以及老弱病残者，给予一定银两，令其自谋生路。六、带大队人马来降者，视人数授以“公，侯，总兵”爵位。七、重赏献城献地者。八、所录用的投诚文职人员赴任不需赴京守候。九、可招大伙伪官来降者给以重赏。十、优待投诚兵丁，“月给菜银一两，米三斗”。 二是多管齐下迫使更多郑军将领投诚。早在顺治十八年，顺治帝就明确要求对郑方“识时向化，倾心投诚”的官员“从优议叙”。（《清圣祖实录》）秉持这一理念，康熙十八年，姚启圣于漳州设“修来馆”，派遣郑军降将黄性震主持，许以高官厚禄，招降郑经部属。按照蓝鼎元在《鹿洲初集》里的记载，“来降者，无真伪，胥善待之；夏屋美衣，车马仆从，炫耀街衢。由是海上诸党多潜来归顺……分别授以官，可用者竟实用之，至者如归，皆大喜过望。得海上间谍，悉不杀，厚赐之，恣其来往，即用以侦海上事。凡敌人举动，罔不智者。视岛中良将，及所信任腹心有才干智谋者，或大书其官爵、姓名，标之公馆，饬备供应；侦者以为实然，辄阴报海上，疑而杀之。由是贼人自相疑贰，来归者日益众”。在蓝鼎元看来，姚启圣不但会许以高官厚禄，努力招降，还利用派到郑氏集团的间谍，扎实落地生根，宣传招抚政策，用反间计除掉难以招抚的郑军将领。这么做，导致郑氏集团人心浮动。 三是争取民心，树立宽厚仁德的官方形象。康熙十九年四月，刑部讨论郑军奸细朱霖的问题。原拟秋后问斩，但康熙帝认为，“将朱霖一人处决何益？朕意且将此人放回招抚，尔等以为何如?”大臣们表示赞同。于是，身为间谍的朱霖奇迹般地捡了条命，被发往福建前线参加招抚。这一做法深受姚启圣招抚政策的影响。郑氏集团派往大陆的间谍，一旦被捕，死罪难逃，但清廷从宽处理，一方面标榜争取民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着清廷对台军事经济实力渐呈压倒态势，使郑军间谍发挥破坏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小。清廷对这些郑军间谍逐步施加影响，使之掉转立场，为清王朝所用。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郑经病逝。姚启圣派专人赴台吊唁，展现了清廷对台招抚的高姿态。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军攻陷澎湖，大量军民投降。姚启圣“驻厦门督馈运，以大舟载金、增、货、米至军，大资降卒，台民果携贰”。（赵尔巽等《清史稿》，《姚启圣传》）这一优待降众的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郑氏集团。施琅登陆台湾受降时，当地百姓并非哀嚎痛哭，而是“壶浆迎师接踵而至”，绝非偶然。（施琅《靖海纪事》） 四是多方安置，解决投诚官兵的后顾之忧。清廷招抚的郑军投诚官兵数以万计，不可能全部编入清军，也不可能将他们及家眷简单推向社会，造成新的不安定隐患。为防止其降而复叛，造成更大麻烦，姚启圣必须考虑这个现实的民生难题。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圣提出了安置工作的三要点：一、“为投诚官给俸，兵给饷”，保障其衣食，使其安心为朝廷效力。二、大量录用投诚官员，优先安排在福建任职，给他们提供事业出路，这些投诚官员多是闽人，不愿背井离乡，姚启圣此举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三、推动清廷逐步放开迁界禁海政策，组织投诚的郑军士兵在福建开垦耕地、下海捕鱼，安居乐业，实现从不敢反到不想反的转变。既安置了大批投诚人员，又节约了安置费用，还顺应了民心，缓解了当地百姓的民生压力。 在姚启圣的积极组织下，招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康熙十八年至康熙十九年，郑军投诚官兵多达5万人。姚启圣成功策反铜山守将朱天贵率部降清，使清军轻取铜山，基本肃清了郑经在福建沿海的势力；宾客司傅为霖在清郑和谈期间被姚启圣策反，返台后趁郑经病逝，郑氏集团内讧之际，策动11镇（师）将士同时叛变降清，尽管事机败露，功败垂成，但极大地动摇了郑军军心，为清廷统一台湾做了铺垫。 作者简介： 唐博，男，1981年生，河南郑州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现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秘书局二级调研员。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首位80后主讲人。研究方向为清代及民国经济史、城市史、台湾史。出版专著《历史大变局：中国经济风云的50个桥段》《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驿站小史》《清案探秘》等14部，累计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和专栏文章200多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