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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空间结构急剧变迁。研究基于社会空间“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综合遥感解译分析、GIS空间分析及定性分析等方法，揭示了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空间演化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①西江苗寨空间形态和功能演化规律与旅游发展线性相关，整体呈现抱团集聚、垂直分异与旅游异质性的特征；村寨从生活自居空间转化为多元势力协商的空间，并逐步演化为以旅游为主导的混合型空间，内部差异显著。②村寨社会空间演化动力源于利益主体对空间资源的占据和生产的“推力”以及游客对异质文化的诉求的“拉力”叠加。③“空间实践、空间再现以及再现的空间”的生产逻辑成为村寨社会空间演化机理。④旅游影响下村寨社会空间演化呈现非均衡性实践特征，权利-资本空间“簇”和“柱”形成，但村寨精神文化空间仍就稳固。该研究为后续社会空间物质性与精神性转换关系、路径以及机制提供一定指引。 关 键 词：旅游影响；民族村寨；社会空间；演化；西江苗寨 项目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61026、41261035、41601132)；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GZQN12)；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2018jd046、2019jd018、2019jd019)；2019年度贵州财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2019YJ011)；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黔科合平台人才[2018]5769-20号)；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大学生项目)(2016dsx26)。 作者简介：杨洋(1988- )，男，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旅游地理及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蔡溢，贵州财经大学工商学院；周秋文，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杨红梅，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24；吴沛丽，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殷红梅(通讯作者)(1966- )，女，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地理的研究 引言 空间是经济和社会的投影，也是现代性语境下了解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载体[1，2]。在我国西部经济欠发展的民族村寨，当旅游逐步成为实现脱贫以及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时，原本封闭的空间流动性增强，空间不断生产[3]，村寨物质空间形态及格局急剧变化、规模不断扩张，社会空间的意义处于流变之中[4-9]。在强资、强权的不断叠加下，形成有悖“平等”和“公正”的权力空间和资本空间[10]，社会空间非均衡性实践加深。因此，基于旅游与民族村寨社会空间演化相互关系的讨论是亟待展开的话题，但相关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社会空间的概念最早由涂尔干提出，他认为社会空间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研究多从社会群体或集团的占有、主体主观感受及认知地图等形态学分析来理解社会空间[11.12]，但该视角中的社会空间多被理解为事物发展过程的背景而非关键维度，空间性不足。随后，布迪厄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人与人彼此形成的“参照点”所构成的“场域”称为社会空间，认为其是个体或群体具有的权利(或资本)关系，更强调社会分析的空间意义和人在社会中的位置[13]。尽管场域理论意识到资本及阶级地位差异决定了社会空间的重构，且强化了行动者的空间位置，但忽略了主体的能动性[14]。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人类生产实践而成的生存区域[15]，具有自然物质性以及非物质精神性的本质属性[16，17]，并包含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的空间3个维度①，其更强调空间的实践性。 近年来，旅游发展背景下的民族村寨空间研究经历了“空间要素→空间建构/生产”的演进路径，且逐渐突破传统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二元对立关系，研究视角多元且更加深入。杨军辉等认为居民文化补偿认知在空间上存在客观分异，不完全遵循空间上的“核心-边缘”规律[18]；王林认为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村寨文化符号不断被挖掘、整合与转换，被建构为新型的“民族旅游文化景观体系”[19]。郭文发现旅游的介入使得翁丁瓦寨传统仪式逐渐成为赚钱工具，神圣空间发生转向并不断分化、隔离与生产[20]；此外，研究发现，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大多呈非均衡性特征，社会空间由核心区向外围区扩散，原有公共空间成为舞台化空间，精神空间演变为游客凝视下的景观空间[21]，主体对社会空间的利用是旅游地社会结构生产、转换的主要动力，多元主体推动的空间生产与相互博弈存在不对称和非均衡性[22，23]。可以发现，虽然已有学者关注民族旅游村寨社会空间实践中的自然环境、文化基因、乡土规约等地方性要素[24]，但相关文献较少。而且研究方法以物质空间的定量分析或社会空间的质性探讨为主，综合研究方法尝试较少，较难反映社会空间的多重属性特征。基于此，本文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借助GIS分析等方法开展社会空间形态及功能演化研究，并结合质性方法揭示民族旅游村寨社会空间演化的过程和机理，为民族村寨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对策。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西江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图1)，由多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组成，核心区辖南贵村、平寨村、羊排村以及东引村4个行政村，苗族人口占99.5%，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苗寨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发展旅游，早期只有小规模背包客进入；2000年以后，以“苗家乐”为代表的旅游接待零星出现，但受交通通达性的影响，村寨旅游发展较为缓慢；2008年，政府全面介入，形成以“政府+公司”的旅游发展模式，旅游业逐渐成为村寨的主导产业，旅游影响增加显著[25]。本文研究对象将位于景区大门内部的4个村寨作为研究区域，在于该区域受旅游影响大，社会形态与结构变化明显，典型性较强；同时，区域内部开发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社会空间异化显著，能有效地揭示民族旅游村寨社会空间演化过程及机理。 1.2 研究数据来源与方法 1)遥感解译分析。结合1990-2017年间每5年间隔时间段遥感影像数据(表1)对房屋、道路、河流等地理要素进行矢量化处理，表征村寨空间形态变迁特征，进而揭示村寨社会空间形态演化过程。 2)GIS空间分析方法。借助GIS地理信息系统，结合遥感数据，通过空间扩展强度测算、空间扩展各向异性衡量及空间扩展外部形态测算等方法对村寨物质性社会空间进行量化分析，揭示村寨社会空演化过程[26，27]。其中，空间扩展强度指数和分形维数分别如下：  图1 研究样区地理位置 Fig .1 The location of sample site β[，i，t-t+n]=(ULA[，i，t+n]-ULA[，i，t])/n/TLA[，i]×100% (1) 式中，β[，i，t-t+n]、ULA[，i，t+n]、ULA[，i，t]分别为空间单元的年均扩展强度指数、在t+n及t时的空间扩展面积； LnP=Lnφ1/2CLnA+1/2DA[1/2]LnA (2) 式中，f(D)为LnA与LnP线性回归的斜率，斜率的值D即为空间的分维数，D反映图形对于空间填充的能力与图形边界不规则的复杂程度，D的取值范围在1-2之间，值越大表示图形的形状越复杂；当D=1.5时，图形处于布朗随机运动状态，越接近该值稳定性越差。 表1 研究所需遥感数据 Tab.1 The remote sensing data of research needs
3)综合分析。首先，于2013-2017年间连续5年跟踪1000多户房屋(截至2017年7月为1428户)展开入户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围绕物质景观、社会形态、权利关系、资本市场、文化特征和意识形态等社会空间构成内容[21-23，28-30]。其次，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结合政府二手资料、主体对村寨空间历史信息回忆的访谈资料，对村寨社会空间开展时间序列上的逆推，反演村寨1990年(旅游发展初始化阶段)到2017年间社会空间演化过程。最后，借助GIS平台，对村寨内部不同时期房屋以及土地功能进行分区并矢量化，将文本资料载入矢量化的单体建筑房屋，并在2015年遥感数据矢量化基础上增加新增房屋及土地功能信息(截至2017年7月)，以解决数据不连续问题，从而揭示村寨社会空间功能演化规律。 2 社会空间演化过程 2.1 社会空间形态演化过程 以1990-2017年间每5年间隔时段的遥感数据为基础提取村寨时段扩展动态(图2)，结合相关数据，发现：①西江苗寨空间形态、规模经历了由“原地圈层→轴向扩展→稳定-延伸填充→轴向扩展”的演化规律。2000年以前，空间形态主要沿交通要道—河流轴线(西北-东南向)缓慢扩展；2000-2010年间，旅游快速发展，河流南岸南贵村因观景区位优势较好，空间快速扩展填充；在不断占有并被生产的同时呈现沿轴线纵深扩展(东南向再次轴间扩展)；②社会空间整体扩展翼为东向。1990-2000年间，空间总体扩展趋势为单翼缓慢扩展，扩展强度指数平均值由0.2092上升为0.3669；2000-2010年间，呈现单翼快速扩展向缓慢扩展转变趋势；2010-2015年间，呈现单翼高速扩展趋势，扩展强度指数平均值达到1.1124，数据相对波段范围较大，村寨不同方位扩展强度差异增加；③1995年前，聚落面积为0.1363km[2]，1995-2005年间增加到0.4482km[2]，2010年以后增速明显，聚落面积较基期已扩大5倍，达到0.6798km[2]。以1990年村寨几何重心为中心，以适当长度为半径，从NE11.25°为起点，分割出16个夹角相等的扇形导入ArcGIS，发现社会空间扩展的强度与各向异性在2000-2005、2010-2015年两个时段更为明显，整体呈向东扩展趋势；④应用边界维数的分形模型测算1990-2015年间4个村寨面积与周长的自然对数，发现聚落面积与周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R[2]=0.9547，空间形态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分维值D=1.1030(＜1.5)，村寨社会空间形态在扩展过程中稳定性强，呈“多翼溢出-轴间填充-主翼扩张”模式。  图2 西江苗寨社会空间形态演化过程(1990-2015) Fig.2 The social space expansion of Xijiang Miao Villages(1990-2015) 综上，旅游影响下，村寨社会空间不断调整生产模式，空间形态扩展速度加剧，面积增加明显，受游客观景所需及山地自然空间限制，空间扩张方向逐步深入河流上游(东向翼)，村寨社会空间形态塑造、演化速率与旅游发展规模的时间序列呈明显线性相关(表2)。 2.2 社会空间功能演化过程 西江苗寨山地自然环境是社会空间演化的基本物质基础。在旅游影响下，西江苗寨社会空间逐步形成以旅游为主导的格局。①2000年以前，村寨居民生产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2000年后，部分社区精英开始参与旅游，但仍以山地农业生产开展，社会空间功能格局变化并不显著；2010年以来，随着旅游发展的深入，村寨社会空间不断生产和重构(图3)，空间功能转向明显。②旅游介入过程中，村寨社会空间功能呈现物质空间上集聚、分异与旅游异质特征。平寨村、羊排村以及南贵村3个村寨社会空间实践以旅游生产方式为主导，共有670余户参与旅游生产，且主要集中在河流及村寨主干道附近，东引村社会空间实践仍然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村寨85%的居民以农业为主；③村寨内部微观社会空间也逐步异化。如羊排村、东引村大部分(东北部坡地)以及南贵村部分空间仍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图4)，保留了传统吊脚楼的居家功能，这既是本地居民生产生活的空间，也是游客观景体验的凝视空间，综上，村寨社会空间功能演化呈现出明显的异质化、混杂化趋势。此外，原有以“铜鼓坪”(芦笙场)为核心的宗教文化空间逐渐演化为市场所需的表演场，空间功能演化更为剧烈。 表2 不同时段各方位村寨社会空间形态扩展强度指数差异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expansion intensity index of villages in different orientation and periods
 图3 西江苗寨社会空间功能时空变化(1990-2017) Fig.3 The time and spatial change of structure of Miao Villages' social space(1990-2017)  图4 旅游/农业生产方式主导的社会空间景观表征 Fig.4 The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space influenced by tourism o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3 社会空间演化机理 空间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和社会秩序空间化的产品[11]，在旅游作为空间主导驱动力下，西江苗寨物质空间与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方式不断融合、互动，政府、企业、居民及游客多元主体相互嵌套，推动村寨从生活自居型空间演变为“多元势力”协商与博弈的空间。 1)利益主体对物质空间资源的占有与生产是村寨社会空间演化的主要推力。旅游发展使得村寨生产方式及生产力转变，推动西江政府、旅游公司以及本地精英在利益驱使下占有物质空间资源，在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过程中，村寨社会空间不断生产与演化，村寨社会空间逐渐成为苗族文化的“表演场”与“盈利场”，充斥着较强的“工具理性”[31，32]。同时，山地自然本底空间的垂直分布使得村寨社会空间实践呈现明显的差异性，表现为村寨内部地势低平、适于观景的区域演化为权利、资本操控的“强势空间”，海拔较高、位置偏远的区域则沦为“边缘空间”(PZ-女-20：我觉得不公平的多了，太多了。就比如说以前如果你家田多，你要起房子，不需要任何审核，现在最不公平的就是，如果你在景区里面有职位，或者说你是旅游公司的，起房子就比较方便：现在，西江起房子都必须要经过一层一层的盖章、审批，因为我们家没有关系，我家的房子住到现在都三四十年了，但是有些位置好的有关系的人家，今年申请，今年就通过了)。此外，西江苗寨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中存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存并相互转化的情况[38]。政府文物保护费政策②给居民带来利益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有效地保护了苗族传统文化。然而，受“工具理性”以及市场意识的影响，村寨社会空间“价值理性”呈现一定的失效性，居民融入现代性社会生产结构的欲望较为强烈(DY-男-59：我们的传统房子不动的话，从门票里面抽出18%，按房子情况和人口来分，但是我家在外面搞这个玻璃，把阳台封起来，要扣掉5分，1分将近损失100块差不多半年，但是我还是愿意搞这个玻璃，你看人家外面都搞，搞这个既好看又不会有风吹进来)。 (2)游客对异质文化的诉求是村寨社会空间演化的拉力。村寨社会空间因旅游生产而演化为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主客凝视、互动的混合空间33]。在游客看来，苗族文化往往是神秘的，是较为“原始的”，期望借助苗寨异域文化体验逃离世俗世界，并找寻本真的“自我”[34](YP-男-30：喜欢来这因为一种感觉，虽然也去过很多民族旅游地，但是来这，觉得很封闭，与外界接触相对较难，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这也是我从东北过来的主要原因)。因此，村寨通过景区化建设、运营的方式迎合游客的想象，“千户苗寨”“天下第一苗寨”等包含了真实性与舞台化的地方性符号被不断生产出来。 (3)村寨社会空间演化遵循“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再现的空间”的生产逻辑。①空间实践。在传统村寨融入现代市场的过程中，村寨社会空间在多方利益群体、集团的占有下不断实践，由封闭自居的农耕型社会空间转变为开放流动的旅游型社会空间。②空间再现。一方面，在“政府+企业”发展模式推进下，政府、公司等利益主体将知识和意识形态以生产关系调配、空间再现的方式进行构想与实施，通过景区规划实现舞台展演与实践：另一方面，受山地自然环境、“权利束”③以及旅游市场化过程带来的“时空压缩”影响，西江苗寨社会空间演化呈现明显的“抱团集聚、立体分布”的特征，并呈循环累积效应。③再现的空间。山地特有的物质自然环境使得村寨社会空间演化呈现权利-资本“簇”“柱”的特征④，空间内部不断争夺、协商与妥协，原有均衡的社会空间⑤在异化过程中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二元对立的结构关系。然而，旅游发展影响下，苗族文化资源不断被挖掘，景区推出寨老迎宾仪式、苗族飞歌、古歌表演等展示活动，传统社会文化在利益驱使下由“无意识的文化传承”转向“有意识的文化传承”，村寨精神文化空间得到稳固。 4 结论与讨论 1990年以来，西江苗寨社会空间形态演化速率与旅游发展规模的时间序列呈明显线性相关，呈显著的乘数扩大效应，村寨传统生产关系迅速变革，社会空间结构与功能急剧演化。村寨社会空间从“内源性自居空间”演化为“外源性叠加空间”，并逐步形成旅游主导的混合型社会空间。西江苗寨社会空间实践过程既受主客感性、理性活动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也受权利、资本的形塑，同时，受山地自然环境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垂直空间分异规律，内部差异明显，空间功能呈现抱团集聚、垂直分异与旅游渗透异质的特征。西江苗寨自身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逐步变革，居民不断文化自觉与自醒，一定程度上使得村寨文化基因不断被挖掘、传承，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自身精神文化空间的稳固。  图5 旅游影响下西江苗寨社会空间演化机理 Fig.5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Xijiang Miao Villages' social space under the tourism impact 本研究立足空间的社会转向，从民族旅游村寨社会空间形态演变、功能变迁出发，探讨了村寨社会空间演化的过程；围绕旅游介入所转换的生产逻辑，发现旅游是民族村寨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不可逆的物性存在，其影响着市场资本与权利的运作以及社会空间组织和关系的生产与实践，并成为民族村寨人地互动的主要连接轴。文章关注旅游影响与民族村寨社会空间演化之间的关联意义，以重申民族旅游村寨社会文化变迁的深层次问题，后续应关注社会空间物质性与精神性维度之间的转换关系、路径以及机制等。 ①空间实践是指人们改造自然空间和创造人化空间的整体实践活动；空间再现是构想的空间，规划的空间；再现的空间是实际生活的空间。 ②按照规定，旅游公司会在每年门票总收入中抽取18%作为文物建筑保护费分发给当地居民，发放按照房龄、家庭人数、房屋景观延续情况进行评估。 ③“权力束”源于产业经济学概念，用于体现权力的结构组合关系，本问强调村寨权力空间的结构关系，而非空间内部权力要素的组合关系。 ④因山地自然环境特征，西江苗寨海拔较低以及靠近河流、道路轴线的物质空间成为资本、权利争夺的主要资源，其空间结构与形态变化快，表现出平面聚集(簇)、垂直差异(柱)的特征。 ⑤据政府数据显示，2008年以前，西江苗寨参与旅游接待农户仅40余家，社会空间演化呈均衡状态。2008年旅游迅速介入后，200余户从事旅游业接待，且类型多样，村寨社会空间异化明显(截止到2017年)。 参考文献： [1]黄剑锋，陆林.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地空间研究范式转型——基于空间涌现性的空间研究新范式.地理科学，2015，35(1)：47-55.[Huang J,Lu L.The Paradigm Shift of Tourism Spac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roduction:A New Paradigm for Spatial Research Based on Spatial Emergent.Geographic Science,2015,35(1):47-55.] [2]Oakes T.Place and the Paradox of Modernit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7,87(3):50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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