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早期中共党员郭寿生对海权的认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收回航权运动中指出航权、引水权在世界海权竞争中的位置及在国家主权中的重要意义; 二是抗战时期对中国沿海岛屿与中国海权建设上的关系论述; 三是抗战胜利后对“海权中心区域”的构想及维护海权的思考。郭寿生的海权认知和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他是作为革命党的中共较早关注国家海权的典范。 关键词：郭寿生；海权；中国海权 作者简介：王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郭寿生(1901—1967) ，福建闽侯人，是中共早期在海军中发展的进步青年，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生，烟台第一个中共党员。青年郭寿生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早在1924年中共党报《向导周报》就连载郭寿生的《烟台调查》。在1929年的《最近列强海军政策实力与太平洋问题》中，他曾开门见山道：“这里运用辩证法的唯物论的见地，以说明帝国主义者为争取太平洋的霸权和中国支配权，而引起世界大战，其爆发的焦点当在太平洋上。”郭寿生于1948年应周恩来的指令成功策反了著名国民党海军将领林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寿生担任华东区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为新中国的海军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16年，郭寿生在海军部福建地区的招生考试中名列第一，其中英语成绩达到92分，为其后海洋理论的译介打下良好基础。作为海军学校毕业的海军人士，郭寿生又陆续担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编译员、《海军整建月刊》编辑、《新海军》月刊社总编辑，发表了大量关于海军方面的研究论文，其中在各类杂志上发表文章100多篇，还有《各国航业政策实况与收回航权问题》和《最近列强海军政策实力与太平洋问题》两部专著。他的研究，包括海权问题、航海技术、世界海战史、各国海军历史、海军战略战术、海洋气候等方面，几乎涵盖了与海洋军事有关的所有领域。1930年《申报》上刊登的《最近列强海军政策实力与太平洋问题》售书广告介绍此书：“著者服务海军有年，对此问题研究甚深，特将平日考察所得，秉笔直书，由欧战叙起至十八年十月十日为止，关于帝国主义之军备的竞争及对抗形势，详与靡遗。并对本年伦敦海缩会议加以预测证明将来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最后论及战争结果与我国立场，尤属惊心骇目，全书处处精警立说不涉空言，一切资料采自各国，截止于十八年十月，实极新且富之著作，凡我国人均宜一读而研究国际从军事外交者尤不可不备。 1944年在一篇文章中郭寿生也曾提到：“作者自大战发生以来，对于各国海军力，天天在不断的研究而所收集的世界海军资料确亦相当可观。”专业的海军学校背景加上长期以来对海洋问题的关注、海洋资料的收集、海洋理论的积累，使郭寿生成为民国时期最前沿的海洋军事理论家之一。 当前学界对郭寿生生平已有一定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海军运动，以及1948年策反林遵这两个方面。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领导人对海洋关注不多，因此，当前学界几乎未见关于新中国成立前中共海权思想的研究。相关专著如史春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海权问题研究》，也仅提及中共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张闻天等人关于海权的只言片语。因此，郭寿生的海权思想更显可贵。这一问题的研究对充实中共早期海洋思想也必将有所助益。 一、1930 年前后对航权、引水权的论说 郭寿生1916年进入烟台海军学校学习，1924年发起新海军运动，希望能够“建设足以自卫，防御列强侵略的海军，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的独立。”近代中国海权丧失、海军落后的状况激发了青年郭寿生的报国热情。但由于大革命的失败，新海军运动也被迫中断。此后，郭寿生几经辗转，经其舅父推荐进入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出任编辑。借此机缘，郭寿生开始了其海洋军事理论的译介和著述生涯。 1920年代，北京政府尝试恢复领海主权。1923年3月，《大公报》报道称：“我国海底线，尚未测量，以致海权多为外人所夺。……查领海界线，与国家主权人民利益有关者，厥有四端。一渔业权。二税务权。三引水权。四防海权。”因此，海军部“为筹备收回海权起见，特派部员亲赴沿海省份，会同地方官详细调查。”1926年，国内各轮公司呈请收回内江航权，《申报》报道其呈文：“航运为商业消长之关键，尤为海权隆替之枢机，正本清源自以废约为惟一救济方法。现值华会主张平等相互主义、商约应行改订之时期，为国为商均应亟图自拔俾可自存。”外交部表态设法收回，但其努力终究未能如愿以偿。 1929年7月，招商局的新康轮船在山东角被日本邮船龙也丸号撞沉，中方损失惨重，国内舆论一片哗然。7月27日，上海各工会发表宣言: “溯自不平等条约以来，外人乃有所挟持，遂横施侵略，国弱民贫，斯为厉阶。而航权之沦丧，言之尤足痛心。日本帝国主义者，既犯我海权，夺我利益，而其在华商轮，又复不守法则、不尊规程、横冲直撞、一意孤行，以是年来国轮之被撞失事者屡见不鲜。新大明之惨号未已、新康轮之血泪又涌，凶耗传来，全沪八十万工友同深悲愤。务希全国各界一致搞争，督促政府严重交涉，并积极收回航行权，撤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我全沪八十万工友誓作后盾，谨此宣言。”1929年10月9日，上海航轮界为收回航权，特组委员会发表“收回航权之决心，准备最后办法”瑏瑠。11月28日，中国驾驶员联合会发表“收回领港权问题”瑏瑡呈行政院。国内舆论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收回航权与引水权。 航权与引水权问题相关的行业公会由于利益相关，呼声甚大。其时也有论者指出，航权丧失来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因而“我国航轮自不能不受帝国主义经济上之压迫”。《世界周报》1929年第一卷第9期发表《收回航权与振兴航业》，署名为绍伯的作者指出，“不可因吾航业之不振，而并吾固有之航权亦可剥夺之也。况收回航权，正多以为振兴航业计乎，航权自主，为国际通例。”文章从领水权及航权乃国家主权的角度，阐述了航权的重要性及其对航业的重要影响。《商业月报》1930年发表《收回航权问题》一文，简要梳理了航权丧失的历史。经此讨论，社会舆论对于航权及引水权的历史及意义有一定的了解，但尚不全面深刻。 1930年，郭寿生出版《各国航业政策与收回航权问题》一书，专门探讨了航权与引水权的问题。他梳理各国的航业政策后指出，“今日各国竞争海上霸权的利器只有两种，一为海军，一为商船。建设海军足以巩固国防，保护海权，与促进国外的贸易，但极不经济。若谋充实商船，平时可得贸易的便利又能增加国家的收入，尤以进口货较多于出口货的国家，有扩张航业充实商船的必要。今日各国海军因种种的限制，竞争已不如昔日的自由，且靡费极大，故欲操纵海上霸权，皆积极谋航业的发展。”而我国航业“尤其是受不平等通商航行条约的束缚，以致航业不振。今后我国民若不一致努力于收回航权，维护我国航业，则将来我国将永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国航业必至完全破产而无恢复发展的希望。”航权是航业的基础，其产生的效益也是维持海军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航权在当代海权竞争中与海军相比处于更基础、也更重要的地位。 我国航权的丧失始于南京条约，利益均沾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通商条约使得中国航权尽失。时值中日改定商约，国内舆论对此十分关注。《四海》发表《中日商约与航权》，质疑新修关税协定中“及与其他各种相似之内国税捐并船钞及与上述各项有关之一切事项，给予彼国政府或其人民之待遇，应不较次于现在或将来给予其本国人民或任何他国政府及其人民之待遇。又中国或日本国船只其在彼国境内关于船钞及与船钞有关一切事项所受之待遇，应不较次于现在或将来任何他国船只所受之待遇云云”，此协定虽然不直接提及航权问题，但事实上默许日本船只继续在国内航行，因此“航权将永无收回之可能”。鉴此，郭寿生指出，现在“日人拟乘改定中日商约的机会，以两国互相开放国内航权，使国际上待遇均等为理由，籍此谋夺中国的航权”，“日轮颇有包办中国全部航业的野心，英商公司如怡和太古等向来在中国航业占第一位……必将与之对抗，结果英日航商各有充分的资本与其帝国主义政府的援助，愈是竞争则愈是发展，吃亏的只有苟延残喘的中国航业而已。”航权属于主权，本应由本国人民独占。此处，郭寿生还指出了现代航业中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没有政府的支持，中国航业无法与列强竞争。 郭寿生全面细致地分析了航权收回的要点。他指出，“航权的内容，可分为航政权与航行权。航政权就是管理航路船舶港湾码头仓库一切水上交通行政之权，当然属于国家。但因历来政府放弃不管，又乏管理航政的知识，故委诸海关洋员兼管，事实上外国船舶得种种的优待，而中国船舶则受种种的压迫。……航政权虽在洋员掌握，而因条约上的根据薄弱，收回当不艰难。今日最应注意的是航行权; 航行权又分国际航行权与国内航行权。……所谓国内航行权，即本国沿岸及国境内，一切水上运输的营业权。”而在修改条约的谈判中，中国政府应该援引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根据:一，领土的主权完整；二，航运系独占的事业；三，国内航行权不许外商外船享受，为各国常例，我国并无奢求，只求与各国一例。”同时，政府应该“调查国内外航业详实状况，募集资本，积极造船，培育人才。编订海规海商法，实行航商保险，设立船舶金融机关，普及航业思想，奖励远洋航行等。” 郭寿生在此书中对引水权问题也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他分析引水权在历次中外海战中的作用，指出各国“于海口出入，更订严密禁例，而以引水权最为重要。因引水权为国家门户的向导，海防固否的枢纽，各国对于此种主权，维护惟恐不周，防御惟恐不严。”引水权必须收回，理由有三：“一，领海关系较领土尤重，况于门户出入，为明地方主权计，外船入境更不得自由航行，须由本国人为之带领；二，外船在领水内，当然服从当地地方管辖权。是以出入港口，应得地方官的许可。查各国引港业务权，即直接监督于地方官之下，故此项职责专属于本国人之手；三，若任外船自由出入，或非本国人民充当领港，则港道形势均被外人洞悉，咽喉上塞尽被外人窥窃，一遇战争，则敌国舰队，即可毫无阻碍，长驱直入。”收回引水权也应根据国际公法，郭寿生指出，“据阿本型氏之公法中：凡滨河海之国，在其领水以内，皆有完全主权，能拒绝任何外人引水，能设关税卫生检查诸法，以约束往来船只。而且外来之商船入其海口者，一升锚，一落锚，皆得受此国之制裁。”1931年，郭寿生再次发表《收回引水权之必要》，强调引水权的重要性。1931年，海军特别党部呈请中央收回引水权的文件中，对必须收回引水权的三个原因论述与郭寿生的观点一致。 郭寿生对航权及引水权问题的系统梳理与论述，由于其官方身份，对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对于加深社会各界在此问题上的认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郭寿生从国际航业的历史与现状入手，指出航权在世界海权竞争中的位置，显示了超出一般舆论的视野。尤为难得的是，他具体指出了收回航权和引水权应该援引的具体国际惯例以及政府为收回航权应有全盘计划和准备; 中国政府应该成为中国航业的后盾，才能够与中外航业强国竞争。郭寿生对这一问题的系统论说，显示了深厚的专业背景。 二、抗战时期对岛屿与海权的认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日本军舰准备溯长江而上，入侵内地。中国海军完成了“江阴封锁线”，随后爆发了“九·二三”海战。中国海军损失惨重，但也挫败了日军的企图。郭寿生将之与甲午之战进行比较，指出在这次战斗中，我国海军“击溃了日寇海军的战斗精神”，但“我国人过去忽略了时代的推进，仍抱闭关自守的观念，重视领土，而轻弃海权，因之漠视海防的重要，及维护海防的军力———海军建设的重要。假使在甲午及‘九·二三’战役之前，我们对于海防有充分的准备，保持优势的海上军力，则敌人决不易深入国土以内。” 但中国海洋问题，自清末已显。郭寿生指出：“由于满清政府的庸弱，在军事上及外交上的着着失败，乃有库页岛的放弃，沿海州的割让，朝鲜的归日，丧失了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的海权; 因琉球岛的放弃，台湾、澎湖群岛的割让，致东海海权亦不能完整; 因香港的割让，澳门的放弃，越南的断送，使南海的海权仅保留一半; 因缅甸的放弃，印度洋的海权亦非我有。自从一八九八年租借地开端以后，我国的海权更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如旅顺、大连湾和威海卫的被租，渤海的门户，遂被英日两国所控制……”。不平等条约下的岛屿割让和租借地，遂使中国的海权丧失殆尽。 而抗日战争初期的严峻形势，显然是由于海权的丧失。“我国过去海疆的形势，北起鞑靼海峡，南逾马六甲海峡，原可控大洋以图自强，无如百年以来，列强纷纷择肥据要，藩篱尽撤。香港、九龙、琉球、越南、缅甸、澳门失之于先，台湾、澎湖、旅顺、大连、胶州湾、广州湾、威海卫受制于后，沿海形势，零落不完，海权受制于人，以致暴日来侵，无法防御，沿海精华地区，丧失殆尽。” 1939年初，日军侵占海南岛。2月13日，《大公报》发表评论: “1939年2月11日，这事经过了两天，我国官方迄没有正式报告发表，这真是无海军，无国防的悲哀，海疆重镇，被迫放弃，连怎么样陷落的情形，也竟不能迅速地传播出来，使国人周知，又宁不万分的可恸？”社会舆论对于海军和海防的无奈与痛心可见一斑。 对于海南岛的地位，蒋介石接受采访时表示：“海南岛日军登陆问题，吾人应就远东海洋整个局势上观察，乃可认识其意义与影响之重大。盖海南岛在东亚为太平洋印度洋及战略上主要之重心，×军若占领该岛，不仅能完全阻断香港与新加坡间之交通，切断新加坡与澳洲间之联络，而且使菲律宾亦受其控制，此不仅直接威胁法属安南，实为完全控制太平洋海权之发轫。该岛若归日军掌握，则日本海军向西可由印度洋以窥地中海，在东面即可以断绝新加坡、夏威夷岛、珠港英美海军根据地之联络。故日军此举，显系对于去年美舰访问新加坡之一种答复。”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海南岛在太平洋海权中的地位还是有一定的认识。 郭寿生指出，对于日本来说，海南岛的位置是其海上生命线重要的节点。“从军事的观点看来。日本若要存在，必先要确保它的三条生命线。第一是满洲，是陆上正面的生命线; 第二是日本的委任统治地，即内南洋; 第三是从暹罗起，经过东印度群岛的外南洋一带，此三者为日本海上正面的生命线。……然而单有这两条还嫌不够，如果这最后的第三条生命线不能确保，那就等于一具不健全的残废身体。有了第三条的生命线，就可以抗拒从欧洲来的敌国舰队。况且把握这一方面的海权，则新加坡、澳洲、新西兰都成为日本的掌中物，所以确保第三条生命线，无异确保日本的安全。” 而从中国的海疆来看，海南岛是“我国海防上的堡垒，实为太平洋上一军事要地”。其余如台湾、澎湖等岛屿，在整个海防及海权建设中均具重要意义。因此，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之际，郭寿生就密切关注会议中关于各岛屿的问题，并发专文加以讨论。“值此开罗会议之后，我们于今日而谈论恢复我国海疆，即为未来海权建设计，我们必须有两种信心：第一，同盟国家必获得最后的胜利；第二，在民族自决国际平等及经济合作之原则下，恢复我国过去不平等条约下所丧失的领土，以维持我国领土之完整，及主权之独立，如东北、台湾、澎湖、琉球等地自应归还我国，否则我国海疆不能收回，国防实无建设可能。我们为什么要抗战，就是要恢复我们所丧失的领土。恢复东北、台湾、澎湖等地，即以保障我们领土的完整，所以东北、台湾、澎湖等地在我国海防上是非常重要的，今将它在我国防上的重要性分述如下，才知道开罗会议的结果，与我国未来海权之建立是极有关系的。” 郭寿生十分清楚琉球群岛在我国海权建设中的地位，他认为我国海权丧失，便是始于琉球被日本侵占。他曾言到：“我国海疆之丧失，当以琉球群岛被日本侵占为开端。甲午海战，我国失败，在马关签订和约，割让台湾、澎湖群岛，并允许日本船在长江自由航行，这是日寇第二次侵占中国的海疆，同时也是中国海权最重大的丧失。”琉球群岛经济上无大价值，但可作为潜艇及空军根据地，“冲绳北端的天运港，港湾良好，可为海军贮水蓄煤之所，大岛北部之名濑，亦可停泊轻型舰队”，而琉球之关键，还在于其所处的特殊战略地理位置，“就地位言，群岛乃我国东部海疆的第一重门户，如与台湾澎湖及舟山群岛相呼应，可以确保东海的安全。反之，琉球群岛如为敌国所有，于此设立海军封锁线，则足以隔断东海与太平洋的交通。” 因此，琉球群岛收回之日，便是中国海权建设完备之时。郭寿生设想，“建设海防最后的目的，是全都收回我们最后的国防线。其步骤可分做四期: 第一期建设沿海港湾，加强防御设备，以巩固我国防的内海防线。第二期收复台湾、澎湖，合原有的海南岛和东西沙群岛，以保卫我东海、南海。第三期使朝鲜完全独立，以保卫我黄海、渤海。第四期收回琉球群岛，以完成我国防的全部外海防线，也就是完成我们最后海上的国防线。 此外，郭寿生认为琉球与台湾不可分割，失琉球便失台湾。抗战胜利后郭寿生更强调此二岛的重要性。他指出:“就中国地理形势上来说，我国为巩固东部国防，急需要琉球重回祖国怀抱……琉球为长达八百里的一串群岛，其向南，与台湾澎湖海南岛以及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形成一条海上长城，拱卫着我国东面的全部海岸，假若琉球由他国统辖或托管，不啻使我完整的海上国防线留一缺口，而这缺口，可能就是我国再度遭受侵略的起点。因此，就国际形势来看，今后中国的国防重点，势必在北方和东南沿海一带，基于这一个国防上的需要，我们是不容琉球落于任何外国之手的，特别是日本，如果琉球仍归日本所有，或归其托管，则台湾势必受到最大的威胁。因为，琉球与台湾是分不开的，如果只有台湾而无琉球，则台湾决不能保持其安全。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夺取琉球不过十五年，即占领台湾。所以放弃琉球，不啻放弃台湾，一旦台湾有危险，则我国的海洋国防安全，即不能继续维持……总之，我们要防止日本再度侵略我国，不可不收回琉球，要维持海洋国防线的安全，也不能不收回琉球，我们希望政府当局在对日和会中，要力争琉球群岛归属中国。”“台湾是面对着敌人由太平洋正面进攻的路线，左有山东半岛，右有海南岛，成为中国第二海防线三角形的中锋，像一头伟猛的鹰隼，昂昂然展开它的铁翼，掩护了全部的中国海岸。在对大陆的距离上，较海南岛为远，约一百五十公里左右，又有澎湖群岛做它的中介，自然减少了它的孤立性。假如台湾海峡的海空权还在我们所控制下，这百多公里是不算远，不特不致发生联络上的困难，反而使庞大的舰队发挥它顶级的活动力。 从这一时期的海军杂志及社会舆论来看，郭寿生的论述或许并非全部由其原创，而有相互借鉴之处。郭寿生对海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也有丰富的论述，而知识界和舆论对此理解也十分深入，相较之下，郭寿生在此问题上并无突出的独创性。但郭寿生对于沿海岛屿与海权的系统论述，显示其全面性及深刻性，足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海权思想的重要组成。 三、抗战胜利后中国海权建设的路径 抗战胜利前后，海军人士对未来中国的海权建设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魏济民认为，海权是二战中英美胜利的关键要素，“英美能够控制海权，所以尽管海军护航遭受艰险，可是吞吐军品的港口却始终未受过变动”，“在此次大战中，海权之重要性，不仅没有减少，反处处显示其潜在的威力。” 郭寿生指出，“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因为过去国防力量的薄弱，所以在这次抗战之初，未能迎头击破敌人于海外，弄至整个海岸为敌人封锁，半壁山河沦于夷狄……今后我们国家的环竟( 原文如此，应为境——引者注) ，虽削弱了日本，还有强邻逼处，又因旅顺大连台湾澎湖的收复，海疆益见辽阔，更非积极从事于高度的国防不可。”海权重建将是抗战胜利后中国的首要任务。 1945年，郭寿生发表《战后中国应为海权国》，从国家战略层面阐述了海权在未来中国发展中的地位。他指出，“海洋运输，海外殖民和海上权威，为构成海洋国家的三种要素。……所谓海洋国家的三种要素，应以海权为主，其余为从，有海权则其余二者得量其力发达; 没有海权，那么，其余二者差不多是无皮之毛了。今后我们建国，要成为一个完全的海洋国家，首先必须从速建立中国的海权，以保障海外的侨民，以发展中国的海运业。否则，中国将不能在这大海洋时代，获得历史主角的地位。”在郭寿生看来，仅仅发展海权是不够的，整个中国都必须变成“完全的海洋国家”，才能够立足于未来世界。 海军的建设是海权的基础已成为时人之共识。时有论者指出，“重工业之奠基，则可断言必须俟海运开通方能开办。……因此建立海权，保障海运，必成为建国最重要工作之一，而建立海军以控制海权则更为天经地义的必须条件。”1946年，《新海军》《中国海军》等杂志连续发表《新军制与新海军》《要塞舰队与中国海军》《论海军建设》等文章，对海军建制、舰艇配置、海军人才培养、海军经费等等方面全面探讨海军建设的问题。作为《新海军》的总编辑，郭寿生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其中较有创建的，是对中国“海权中心区域”的设想。 早在1941年，郭寿生根据我国海岸线的地理特性，指出我国的“海防中心区域”所在：“我国沿海共七省，海岸延长计达二千八百海里，依海岸的性质可分岩岸、砂岸两种，大抵渤海沿岸和钱塘口至临洪口之间的海岸，统统是岩岸，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沿黄海这一部分的海岸以及钱塘口以南的海岸，统统是砂岸。砂岸平直少曲折，沿岸浅滩绵亘，不便航行。而岩岸则海岸曲折，港湾丰富，岛屿纷繁，水势广深，故为军港、商港荟萃的所在，实为我国‘海防的中心地带’”，临洪口位于连云港海口，这个区域也是连接南北海域的核心区。此外“我们海军根据地的所在，必须建立在海防中心地带与其外卫的台湾和海南岛上。有了海军根据地，还要有我们海上的出路，如我们没有海上出路，则等于被敌人封锁，而对外贸易、保护华侨、资源取给和对外联络，皆谈不到。” 抗战胜利后，郭寿生进一步提出“海权中心区域”的设想。郭寿生认为，“我们检讨过去帝国主义和日本侵占我们海疆的事实，惩前毖后，我们对于海军建设所决定的海军政策和思患预防，要先计划我们的‘海权中心区域’。”“战后理想的海权中心区域，应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中心区域的总汇，方使之有安全的保障。依海上敌人进侵的路向，而对于沿海各地的防御，尤需得有平衡的分配。” 自鸦片战争以来，“海防”一直是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传统的海防思想事实上将海洋设想为一个疆界。近代以来，由于马汉“海权论”的传播和影响，海权的重要性逐渐被认识。海军是发展海权的基础已成为朝野之共识，但海洋作为一个广阔的权力空间，如何具体的规划和发展，却不是尽人皆知的。海洋的流动性决定了现代海上战争的特点，仅仅依靠各处防御是极为落后的，因此，海权建设必需有一个中心。郭寿生对中国海权中心区域的构想，显示出其海权认识的前瞻性。 抗战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渔业和海军落后的状况，日本侵犯中国渔区的行为屡见报端。1948年5月30日，《申报》报道：“近来常有日本渔船出没我国领海渔区，擅自捕鱼。前日中午驻沪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接得复兴岛渔管处电话报吿称，在长江口外沙尾滩附近，发现日本渔轮四艘，请速派舰搜捕。第一军区司令部乃急派中建军舰驶往搜捕。至昨日淸晨二时，果在沙尾滩东北方向遥见该四艘日本渔轮正图驶逸。中建舰乃即用灯号嘱其停止。不料四艘日本渔轮均狡猾异常，非但置之不理，反而加速四散逃走。中建舰亦加速力追，经十余海哩之追逐，终于将其中一艘载获，其余三艘则于黑暗中不知去向。该截获之渔轮名‘靖仙丸’，船上有日籍渔夫十三人，昨晚由中建舰押解返沪。海军第一区司令部己急电报吿南京请示处置办法。”6月1日的报道更正此日船名为“云仙丸”号，并且其船长“彼等身穿旧军服，以前可能均系海军军人，因在其中曾搜出穿海军制服之照片，另有人佩有七七事变之圆形纪念章，上刻‘日支事变纪念，一九三七石黑队’字样。彼等身上虽未搜出武器，但据我海军人员推测可能已掷诸海中。”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活动，日本的渔船并非普通的渔民，其背后是日本海军的支持。 此事引发社会舆论的关注，国民政府也极为重视。8月28日《申报》报道：“海军第一军区为保护领海权，捕获日本渔输‘云仙丸’及其船员廿五名，因无适当法律条文处理，爰经农林部，内政部及海军总司令部等有关单位拟具日本渔船越界捕鱼处理办法，呈奉政院核定，刻已由农林部，海军总司令部等有关机关派员赴沪，会同当地渔业主管官长及缉获机关，依法处分。 但事实上，此时国民政府并无完善的保护海权渔权的法律。《大公报》一篇评论指出：“只要我政府认清：中国政府有权能制定保护国家海权渔权的法令，有权能惩治任何国家破坏我国家法令的人和物; 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帅，是代表盟邦驻在日本，监督日本，管制日本，日本渔轮不法侵渔，我政府当然要通知麦帅总部，促请注意和防范; 但是，日本侵渔的渔轮和人员的惩处，在中国领海内逮捕的，应照中国法律而由中国政府惩办的; 中国在领海渔区内制止日本侵渔的主体是中国政府，不是麦帅总部。制止日本侵渔是有有效办法的! 日本侵渔以‘公海捕鱼’为借口，国际间，已有美国划定渔区以为抵制的先例，我政府有权为维护国家渔业而划定中国沿海渔区，公告世界，应速制定法案，划定了渔区，就要保护渔区，政府同时应制定护渔法案，制定护渔办法和侵渔的处法条。有渔区，有保护渔区的法令，政府应指定海军部派舰，负巡护渔区之资。” 针对这一事件，郭寿生提出：“中国政府是有权能制定保护国家海权的法令，有权能惩治任何国家破坏我国家法令的人和物。对于日本侵渔的渔船和人员，我海军负有保护领海渔权的责任，是可以加以捕拿的。在中国领海内逮捕的侵渔渔船，理应按照中国法律而由中国政府加以严办的。因为在中国领海渔区内制止日本侵渔的主体是中国政府，而不是麦帅总部。”而制止日本侵渔的意义不止于此，“我国政府有权为维护国家渔业而划定中国沿海渔区，公告世界。同时要指定护渔法案，护渔办法和侵渔的严处法规。划定了渔区，由保护渔区的法令，则海军有所依据，可组织‘渔巡队’，经常巡弋各渔场，及各渔区口岸，此不但可保渔民安全，且可巩固海防。”并且，郭寿生指出，“日本渔船队，往往就是日本向外侵略的先遣队，同时它与日本海军的发迹又是不可分割的”，“今后欲作有效制止日本的侵渔，要维护主要的民族产业的渔业，与确保我国领海的渔权，是必须积极推动政府与民众协同努力来建设护渔的海军，使海军能加强实力，以尽护渔的责任。”海洋立法、渔区划定、护渔办法和海军建设要形成完善的体系，政府应成为海洋渔业和商业的坚实后盾，也显示了郭寿生作为专业的海军人士较为全面的维护海权、渔权的认识。 结 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郭寿生三个时期中最具代表性的海权思想。事实上，郭寿生对于海权的论述不仅限于此。如海权与“侨民之保全”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一方面“国家建设海军，对内是用以保护海权，维持治安，对外是用以发扬国光，拥护国际正义，讲求国际联络，並用以为外交后盾，保护本国的海外移民。”即便“以此弱少的海军力，只求维持本国治安，尚嫌不足，遑论其他。但我们不能因此放弃海权与护侨的责任。放弃了海权，则中国永无自由独立的希望。”另一方面，华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巨大，“基于这种不忘祖先祖国的习性，于是华侨汇款，每年竞达二万万至四万万元之巨，赖以抵偿我国国际收支不利差额百分之二十五至九十七，全国经济得以维持到今日，实应归功于华侨”。因此，“我们抗战的最后目的，必当尽驱敌人于国境之外，必须恢复我们所有的海权与海上的自由，得与我海外侨胞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 不过，相较之下，上述方面的认识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对于海权的重要性，孙中山、陈绍宽等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也有相关的论述。郭寿生并非重要的、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其海权认知和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评述的郭寿生的部分海权论述，在民国报刊及其他著述中也有出现，因此是否全由郭寿生首创，难以考证。但作为专业的海洋军事理论研究者，郭寿生的海权思想仍然显示出超出时人的全面性与深刻性。 1930年，郭寿生便认识到“我国之隐忧不在国内，而在太平洋，祸患不起于内争，实发自太平洋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虽以军缩会议非战公约相号召，均不过处心积虑之反映。其海军政策与实力，实莫不以一战为准备。祸机隐伏，稍触即发吾人不明底蕴，将何以图存!”抗战胜利后，基于对海权的理解及世界海洋发展的趋势，郭寿生曾大声疾呼：“中国的将来是在海上，中国非变为现代的海权国不可！否则便不足在这生存竞争的世界中占有优胜的地位，中国的生命在海洋，所以海事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认识，即便在21世纪的今日，也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从中共的角度而言，虽然其早期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阶级革命、土地革命及武装斗争等方面，但是对于海洋问题亦有所关注。郭寿生成为中共党员，便是20世纪20年代中共在海军中发展进步青年的结果，这无疑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共的海洋视野。郭寿生的海权思想，对今日中共海洋战略的启示，也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