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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硕果累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扎实推进。这些都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是考古工作者乃至整个历史文化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和时代使命，既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思考与探索，也需要脚踏实地，勤奋耕耘，拿出更多特色鲜明、创新性强的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 考古工作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 作者：韩国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不仅指明了中国考古工作的发展目标与未来方向，也对其应当发挥的作用和实现的价值进行了深刻阐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考古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历史脉络，展示中华文明重大贡献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考古学是历史学科的分支，通过实物资料来揭示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进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上百万年以前，中国的大地上便有人类起源和发展。然而，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千余年，因此，对于之前漫长历史的探索主要依靠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便肩负着探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重任，同时也承担着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任。20世纪初，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之中，西方列强掌握着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掌控着国际社会话语权。一些西方学者通过对齐家文化遗址的调查，提出“中华文化西来说”。20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通过发掘一座齐家文化墓葬，用地层学相关知识证明了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的早晚关系，攻破了“中华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论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考古学科体系，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真正做到“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开展，使得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进一步明晰。近年来，良渚、石峁、陶寺、红山等遗址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表明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多元性，并最终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实现各文明要素汇聚中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即夏王朝。二里头夏都遗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等传承和发展了夏商早期华夏文明的核心内涵，两周时期的诸多城址和高等级墓葬阐释了中国礼制文化的形成，汉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呈现了两大王朝的恢宏与包容，北宋都城汴梁展示出中国古代繁荣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则体现了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将中华民族在古代所创造出的灿烂成就向世人一一展示，不断证明着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昭示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不难看出，中国考古学的特质、发展历程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文明史的发掘、考证与阐释紧密联系，担负着证实和展示没有文字记载历史时期重要节点和时空场景的功能。换而言之，没有考古学的科学发现、没有考古学的正确认知，历史的长度和面相就可能停留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就始终难以揭开。 增强民族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初，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国际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该书所形成的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研究是唯物史观的体现。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居室葬”，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墓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东大汶口墓地，再到文明曙光出现的陶寺墓地，这些考古发现完整地展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过程。考古学揭示的人类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发展到“铁器时代”的进程，同样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相契合。也就是说，中国考古学在科学化发展过程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实物遗存探寻并书写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考古学不断用实物资料丰富和建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华文明的起源由各地多彩的史前文明逐步融合于中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架构。随着秦汉建立大一统王朝的进程，文化格局也从多元一体转变为一体多样，并一直沿袭下来。近年来，关于丝绸之路的诸多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冶金术、小麦从西亚传入中国，粟和黍也在这一文化交流背景下逐渐被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居民们栽培。汉代以后，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西方的玻璃器、金银器同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成为古代东西方友好往来的重要见证。隋唐长安城中发现的景教、祆教、佛教等寺院及文物遗存，有力佐证了东西文化信仰的融合与交流。文献记载的“四方”“四夷”以及邻国来朝同考古学很多发现相互印证，从中使人们看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的海纳百川的开放气度，也印证着文明交流与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考古学用活化的遗迹和遗物记录着文化认同和国家观念深化的历史脚步。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这种历史趋势初步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在秦汉时期得以奠定，突出表现在都城和陵墓等方面。北魏洛阳城便是在吸收魏晋洛阳和曹魏邺城营建理念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而辽上京和辽祖陵的布局特征揭示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文化兼具吸纳和反馈两方面作用。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原的过程中，同儒家思想和道教文化进行融合，寺院的布局仿照汉式传统而建，体现了宗教对国家文化的认同。2019年，奇台石城子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云纹瓦当、五铢钱等汉代典型器物，其性质可能为东汉“疏勒城”旧址，展现了古代新疆各民族文化同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不断传承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历代王朝对文化和国家观念的认同。因此，考古学不仅要成为发掘物质文化的主力军，更要为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传承中华文明，丰富历史文化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作为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史前与夏代的考古与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直接关联着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例如，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陵在今陕西黄陵县，根据史书记载，历代都到这里祭祀黄帝，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国共两党于清明节共同公祭黄帝陵，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祭文，这一活动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起全国民众奋起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考古领域，黄河流域考古发现已经构筑了1万年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没有大的缺环，黄帝时代的文化遗存位列其中。而要清晰揭示这段历史，未来仍需各领域专家对这些遗迹和遗物展开科学研究，当然也需要考古学本身不断再发现、再佐证，现已启动的河南三门峡灵宝北阳平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就是这方面的新探索。 商周至明清考古与今天各类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都承担着这方面的功能。当我们在学习和诠释甲骨文记载的历史时，可以深刻体会中华先民的伟大，感悟语言和文字世代相袭是中华文明流传最广泛、最深厚、最基础的文化基因。当我们面对秦始皇陵兵马俑时，又一定可以品味“六王毕，四海一”的豪迈进程。端详汉代瓦当“长乐未央”的文字，注视乾陵无字碑，再漫步于明清帝陵，心中定会感慨万千。这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能够让我们触摸和感受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从而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了它们，也就续写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脉。毫无疑问，各地有不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各地历史文化内涵的解析，都离不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对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殷墟、秦始皇陵兵马俑、龙门石窟等遗址来说是如此，对其他各类考古遗址和遗存来说亦是如此。考古学不仅要把五千多年的文明内涵说清楚，也要解决好中华文明根系问题，探寻“不断裂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从而帮助人们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今日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一方面要以加强能力建设为着力点，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对考古遗存的讲解和知识传授，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掌握传统文化精髓，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作者：韩国河，系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专家学者研讨 二里头遗址考古与夏文化研究 作者：户华为 10月9日，二里头遗址考古与夏文化研究学术座谈会在河南洛阳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市人民政府承办。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局等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主持，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洛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宛康等作了致辞。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领队赵海涛介绍了二里头遗址近年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国硕，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继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王献本等专家围绕如何做好二里头遗址考古和夏文化研究工作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等议题作了发言。大家认为，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界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课题，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史、国家起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关键环节。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已经开展了61年，伴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重要认识和重要成果，夏文化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得到拓展。进一步做好二里头遗址考古与夏文化研究工作，迫切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力量扩大考古规模，加大发掘力度，发掘更多夏文化的信息和证据，并从加强学科融合、专门人才培养和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等方面全方位深化发掘研究工作，书写夏文化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时代价值、理论方向和实践目标，是指导新时代考古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围绕“二里头遗址考古和夏文化研究传播”这一重大任务，要在打造突破性、标识性成果上下功夫，要在多学科融合上下功夫，要在大众化、国际化上下功夫。以二里头遗址等诸多早期考古发现为基础，科学阐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起源和发展，准确解读夏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户华为） 中原仰韶文化丝织品的 发现及其历史价值 作者：袁广阔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陆上中西通道，色彩艳丽、质地轻盈的中国丝绸远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成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方物，也是世界眼中古老东方文明的重要象征。值得注意的是，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断发现早期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刷新了人们对中国丝织品的起源认知，更为重新审视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线索。 “锦程”：郑州地区早期丝织品的发现历程 早在20世纪80年代，郑州地区就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丝织品。1981年至1987年底，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对荥阳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心区进行大面积的发掘，在W164、W486等瓮棺中出土了炭化丝织品残片（包括残迹），据研究，这些丝织品距今已有5500年（张松林、高汉玉：《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麻织品观察与研究》，《中原文物》1993年第3期）。 近年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对郑州周边新石器文化遗址的系统化调查、勘探及发掘，找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群，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其中，在巩义双槐树和荥阳汪沟两个遗址发现的丝织品遗物格外引人注目。2013年至2014年4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汪沟遗址中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遗存。其中一座瓮棺收埋的婴儿头盖骨上，粘有炭化丝麻织品残留物，这些织物被确认为丝织物残存，距今已有5300~5500年。2017年，在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了一件仰韶文化晚期的牙雕蚕，蚕长6.4厘米、宽0.6~1厘米，厚0.1厘米，背部凸起，昂头翘尾。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双槐树牙雕蚕的发现可能能为仰韶文化已存在缫丝技术提供一些旁证。 上述遗存均属仰韶文化晚期，距今已有5000~5500年历史，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开始育蚕制丝，而郑州及其周边地区，正是中国最早的养蚕缫丝区域。 “帛制”：中原早期文明丝绸礼制化的表征 丝绸缘何集中发现于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可能与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密切相关。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以距今5300年为重要节点，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开始显现出礼制文明特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的出现。仰韶文化早中期，中原地区发现的聚落尽管数量不少，但规模梯次并不明显，也未出现大型中心聚落。而到了仰韶文化晚期，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以豫中为例，这一时期聚落数量激增。聚落的规模开始呈现明显的等级化差异，大型中心聚落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如巩义双槐树；次一级的中心聚落面积也在30万平方米以上，如偃师寨湾、郑州大河村等。聚落的布局和结构逐渐复杂，政治、军事功能更加凸显，如青台遗址使用了三重环壕，而郑州西山则诞生了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 大型礼仪建筑的出现。仰韶文化晚期，一些大型、超大型建筑纷纷出现，其已不是简单居所，而应为当时社会中具有较高等级的人物聚集决议或举行重大活动的礼仪场所。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特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坐西面东，占地面积达516平方米。该建筑以近正方形的半地穴式主室为中心，四周回廊环绕，布局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成了一个结构复杂严谨的建筑整体。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传统的回廊式建筑，开创了中国古代大屋建筑的先河。 高等级墓葬出现，墓葬呈现较为明显的等级分化。近年来，在河南伊川、孟津、灵宝等地陆续发现一批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墓葬，等级化差别明显。例如，灵宝西坡遗址仰韶文化中期墓地共发现墓葬34座，从墓葬规模、结构和随葬品来看，至少可分为三个等级。其中级别最高的M27为带生土二层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5.03米、宽3.36米、深1.92米。墓室东部有一个圆角方形的脚坑。墓室和脚坑均以木板封盖，上面再用青泥封填。脚坑内发现有大口缸、簋形器、釜灶、壶、钵、杯等9件陶器。有的大墓，如M22，还有玉钺、环等礼器随葬。级别最低的墓葬数量多、规模小、结构简单，且无任何随葬品。 礼器的使用。礼器的使用是中国礼乐文明的一项重要特征。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开始出现陶礼器和玉礼器，其中西坡墓地遗存最有代表性。玉礼器仅发现钺一种；而陶礼器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组合，包括大口缸、釜灶、钵（碗）、簋形器（筒形器）、壶等炊器、食器、盛器、水器组合。其中，大口缸的有无、簋形器（筒形器）数量的多少又成为划分等级的重要标准。这些墓地中随葬礼器的使用充分体现出明显的礼制规范与等级差异：一般而言，级别较高的墓葬中都含有两种材质的礼器，而次一级的墓葬中则只有陶礼器，级别最低的墓葬中没有礼器。 以前由于材料限制，学界通常认为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的发展程度和水平相对较低，无法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相比。近年来灵宝西坡、巩义双槐树等大型遗址的发现，刷新了学界以往的认识。可以说，在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文明化迹象，社会等级分化也十分突出，已发展到苏秉琦所说的“古国”阶段。只不过，中原地区向文明化演变的模式与西辽河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不同。正如李伯谦所言，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而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载《文物》2009年第3期）。不同于神权国家将社会大部分财富用于宗教祭祀设施的建设和宗教活动上，中原地区的王权国家十分重视社会机制的可持续发展，其以“祖先崇拜”为手段，注重血缘关系的架构；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突出社会秩序的稳定，显示出尊贵轻富、尚朴重礼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较高，重视物质世界的开发利用，因而能破解养蚕缫丝技术，最早制作出色彩艳丽、质地轻盈的丝绸。在当时的条件下，丝绸绝对是奢侈品，这就决定了它的稀缺性与垄断性，只服务于高等级的贵族阶层，以显示其地位的尊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丝绸的功能与玉礼器和陶礼器一样，也是礼乐文明的物化表现形式，也发挥着“明贵贱”“辨等列”的重要作用。 “帝迹”：丝绸是寻找黄帝踪迹的重要线索 仰韶文化晚期，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腹地分布着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也有学者直接称之为秦王寨文化。该文化长期以来被认为与黄帝轩辕氏关系密切，这一认识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该文化的社会发展程度与黄帝所处时代相符。近年来，该文化类型的大型环壕聚落和城址、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高等级墓葬和精美随葬品不断出土，展示出较高的文明化程度，社会已发展到“古国”或“酋邦”阶段，而文献中的黄帝时代，正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二是文献中有很多关于黄帝在中原地区活动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从这些记述可见，黄帝活动的地域范围广阔，其核心区域应在中原。另外，这些记载也显示，黄帝集军权、王权于一身，且十分关心农业、手工业、渔猎业等发展。这与大河村文化等所呈现的文化面貌高度吻合。《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集解》引晋人皇甫谧之说：“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这些文献认为黄帝是有熊国君，有熊国在新郑，而黄帝的住处则是新郑境内的轩辕丘。 近年来郑州地区秦王寨文化中丝织品的发现，印证了黄帝之妻嫘祖养蚕缫丝的记载，更为探寻黄帝轩辕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山海经》曰：“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作为黄帝的妻子，嫘祖被尊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养蚕缫丝者，更有“先蚕”圣母之誉。如《路史·后纪五》言：“（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 以丝绸遗存为线索，我们或可勾勒出轩辕氏在中原地区的文明发展轨迹。在距今5500~5000年前，黄帝部落定都于新郑一带，以中原地区为腹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周边其他部落。作为部落首领，黄帝文韬武略，其妻嫘祖聪颖贤惠。他们带领华夏民族不断前进，推动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快速发展。李学勤曾开宗明义地指出，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总的来看，郑州地区秦王寨文化丝织品遗存的发现，将中国养蚕缫丝的历史推进到距今五千年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秦王寨的丝织品已经具备了纱和罗两种形态，是比较成熟的丝织品；在此之前，丝绸在中国应该还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阶段。那么，丝绸在中华大地上的肇始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呢？近年来，这一问题在科技考古飞速发展的助益下得到了进一步探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在舞阳贾湖两处墓葬人体遗骸腹部的土壤样品中，检测到蚕丝蛋白的残留物，推进了寻找丝绸起源的探索。如果我们把研究视野转向中原地区之外，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仰韶文化的丝绸工艺，是否会对周边产生辐射影响呢？长江下游地区钱山漾遗址中丝绸的发现，显示出这种工艺传播的可能性。简而言之，早期丝织品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原地区早期文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也体现了史前时期区际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线索与代表物证。 （作者：袁广阔，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