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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太平天国 典籍亡佚
摘要：典籍作为士人精神之外化，著述者藉此以言志，读者凭此而尚友古人。文献、文人与文心三者由此构成了一种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便形成了士人对文字的爱好与崇拜。太平天国运动因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规模大，造成了典籍的大量亡佚，成为历史上“再续五厄”之一。面对书厄，此时的士人情感出现了多向维度，但寄寓更多的是对士风、士气销沉与重振的关注，主要通过因时势变动而引起的文武消长体现出来，又通过建立书局，修复书院、学校等举措得以推行实施。 关键词：太平天国；书厄；士风；文心 “书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代不乏例，学界一般认为始作俑者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历史上对“书厄”现象的论说，肇始于牛弘的“五厄”说，其后主要有明代胡应麟的“续五厄”说，近代祝文白的“再续五厄”说。书厄原由主要有政治、兵燹、藏弆、人事等，而兵燹无疑是破坏力最大者，“劫之大者，莫如兵”[[1]]卷三《虹月归来图记》，551，安史之乱使得“乾元旧籍，亡散殆尽”[[2]]卷四十六《经籍志》卷上，1962，有明二百余年内阁之书“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闯贼之一炬”[[3]]卷二十六《黄氏千顷斋藏书记》，995。晚清以降之书厄，祝文白《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所说咸丰朝之书厄，矛头所向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①]。目前学术界对太平天国时期的“书厄”现象主要侧重于案例的罗列，对书厄中文人的心灵创伤及精神重建尚待深入研究。本文从“书厄”现象切入，旨在探讨“书厄”境况中士人的情感维度及时代环境中士风志气的销沉与重建。 一、太平天国时期典籍的散佚与毁亡概况 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1853）定都南京，在长江沿线各省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同清政府展开了十几年的对垒。战争不仅使“江以南几无完郡焉”[[4]]卷二《余生集序》，1，也导致人文渊薮的江南地区“乱后图书成劫火”[[5]]卷七《丁星斋八千卷书庐图》，215。张瑛为杭州丁丙、丁申昆仲“虹月归来图”所作记中就感慨“凡物皆有劫，书尤甚”[1]卷三《虹月归来图记》，551。总体而言，太平天国时期的书厄，主要缘于政治与战争两个因素。 政治上主要是指太平天国领导者对古代典籍特别是儒家典籍的态度。太平天国领导者对传统儒家典籍的态度，大体经历了由部分认可到彻底否定这一过程。1848年《天兄圣旨》、1854年《天父圣旨》以及1861年《干王洪仁玕幼赞王蒙时雍殿前忠诚贰天将李春发通令合朝内外官员书士人等戒浮文巧言喧谕》[②]三文展示了太平天国领导者随局势的变化所作的政策调整。《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二文措辞相对温和。前书有天兄基督与天王一段对话，表现了对孔子的态度：“他从前下凡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烧矣。孔丘亦是好人，今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矣”。[[6]]248这一态度在《天父圣旨》中继续维持，“是日，天父开大恩。恐世人防妖太甚，毁尽古书，转无以为劝惩之助。且隐微之恶，自在人心，有书所不载、人所不知者，愈宜明明指出，以正其犯条犯令之罪，俾得悔改迷途，乃克悟真道、享真福也”[6]322。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者秉持劝惩、教化这一标准，三番下令，“凡系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也”，“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6]323随着局势的变化，洪秀全等人对传统典籍逐渐采取强硬态度，由先前的包容认可转变为排斥禁毁，以洪仁玕所颁布的“戒浮文巧言喧谕”为代表。喧谕虽是针对浮文巧言而发，但洪仁玕清楚指出：“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即六经等书亦皆蒙御笔改正。”[[7]]128其目的虽然还是先前所说的劝惩、教化，但对策显然发生变化。先前注重典籍内容所含的劝惩、教化因素；后来则是担忧书籍劝惩、教化之外的内容，因而采取删书、改书、焚书之策[③]。这一政策逗露的洪秀全等领导者心理，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的自述更加明白清晰。他说：“前几年，老子写票令要古书，干王乃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毕，总用火焚。……老子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6]《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三》，425太平天国领导者对古籍所采用的删、焚之策，最严厉的推行当属《诏书盖玺颁行论》[④]，其中一篇文章宣布：“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8]]313 太平天国领导者对书籍尤其是传统儒家典籍态度如此，古今典籍之厄也就在所难免。谷农退士《寇难琐记》记载了太平天国士兵占领江浙后对书籍的态度：“长毛入人家掳掠之余，其于字纸书籍则拉杂蹂贱之。”[[9]]137陆筠《收书籍焚乱书》记载了家乡常熟地区“钱贼”对书籍的破坏，其云：“钱贼收书，置南门大街颐庆堂药店屋内。钱福钟收书，置花园浜刘宅廒内。每斤定价三文。乱书悉置文庙后，因焚化不禁以至延烧大成殿。”[[10]]128。马寿龄《禁妖书》诗为我们记录了太平天国对书籍的政策及种种破坏行为。诗云： 尔本不读书，书于尔何辜？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文章浩劫古原有，贤圣精灵自不朽。卜筮之书拜（并？）泯灭，窃恐祖龙笑其后。[[11]]735 林大椿《秽书卷》诗为我们描绘了太平天国士兵对书籍蹂躏的野蛮行径，用书籍拭秽，甚至投之茅厕，诗云： 陈奇注书充薪槱，李贺遗稿辱便溲。古来斯文有厄运，兰台典册何人收？何人收？何人弃？粪壤中杂经传字，糊窗覆瓮已不堪。况兼藩溷都飞坠，污含垢纳臭腐填。道在矢溺岂其然，阿谁去问漆园仙。[[12]]《粤寇纪事诗·秽书卷》，324 兵燹上主要指战火中直接或间接破坏造成的书厄，文人笔下对此多有记述。在胶着的战争局势下，“狼虎咆哮势逼人，不知何处可藏身”[[13]]10638，世人保命尚无着落，遑论保护书籍。熊其光在《漫书》诗自注中叙述了先兄平生著述避难中惨遭焚毁经过：“先兄苏林，生平著述不自收拾，所有残稿，今夏避寇，携至密泾，数次浮家，辄用自随。十月之变，贼至意外，仓皇走避，专索稿本迷不得，仅携残诗一卷出，寄居之室即于是日被焚。”[[14]]16189高延第记吴稼轩藏书之毁：“时咸丰八年也，君方一意奉职而皖寇逼淮海，两弟先卒，复归视，家居一岁，清江浦陷，君挈家走闲关入郡城，故居毁于贼，藏书及所撰述皆煨烬。” [[15]]《刑部员外郎吴君稼轩墓志铭》，350 太平天国时期，因太平天国领导者对典籍的政策及兵燹，书籍大量散佚、毁亡，“文章诗赋俱遭劫，煨烬曾无片纸留”[13]10639，其中以江南地区为最。明清以来，江南为文学渊薮，形成了以杭州、苏州、南京为主的刻书、藏书中心。“收藏最富惟江浙，特下玺书问存佚”[[16]]卷十八《书丁竹舟武林藏书录后》，697是俞樾对乾隆时期江浙藏书的印象。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昔日江南地区刻书、藏书受到致命打击，叶德辉在《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中云：“咸丰赭寇之乱，市肆荡然无存。”[[17]]247对吴地战争前后藏书变化，叶氏在《吴门书坊之盛衰》中不无感慨：“赭寇乱起，大江南北，遍地劫灰，吴中二三百年藏书之精华，扫地尽矣！”[17]250经历太平天国战争的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说：“江南、浙江自宋以来，为文学之邦，士绅家多藏书，其镂版甚精致，经兵燹后，书籍荡然。”[[18]]183战争对江南地区造成的书厄，谢兴尧坦言：“清中叶洪杨之役，江南文物图书，大半毁灭散失。”[[19]]《书林逸话·近年来图书之聚散》，34李玉安亦言：“在太平军偏激的禁书、焚书之中，有史可考的就有近三十家著名私人藏书楼阁不同程度地毁于战火之中。”[[20]]304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道光至光绪时期私家藏书之厄共有六十三宗[⑤]，其中四十六宗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曹之、申利《太平天国时期图书之厄》统计太平天国时期图书散失严重的藏书家计有五十二家[⑥]。以上几家虽是对各自目力所及作的统计，实际数量应远远大于此，但肯定的是这些藏书家多半位于江浙地区。 以上统计所涉及人物，娄县周厚堉乃藏书世家，经太平天国之乱，家世所藏，“尽付一炬，唯存匾额而已”[[21]]《鉴赏类·天马山周氏为藏书旧家》，4276。杭州孙峻寿松堂世代藏书在太平军攻打杭州时，惨遭战火之灾，“寒家所藏图籍，尽付云烟”[[22]]《八千卷楼书目叙》，1。鄞县徐时栋藏书近二十万卷，“咸丰十一年遭粤寇，在烟屿楼者尽为人窃掠。”[[23]]卷六，13。金山人钱熙辅勤有书堂“咸丰末遭兵燹，藏书煨烬”[[24]]张文虎《勤有书堂剩稿序》。这些被毁私家藏书中不乏著名的藏书世家，如常熟铁琴铜剑楼，第三代主人瞿秉源、瞿秉清咸丰十年，携书避难，“散失宋元本卷以千记”，“而明刊本及钞本、校本数更倍蓰，尚不与也。至若当时未入《书目》之明清人著述，则又不可胜数矣”[[25]]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自序》。再如金陵甘氏津逮楼，肇始于甘国栋，大盛于其子甘福，藏书与黄虞稷“千倾堂”、焦竑“五车楼”“差堪为匹”[[26]]38。随着太平军占领南京，津逮楼难逃厄运，甘福之侄甘炳作《哭书图》，挚友汪士铎为之题诗，予以悼念[[27]]卷四，5-6，叶名沣亦有《题甘竹生炳哭书图四绝句》，对甘氏藏书之劫身感痛惜，藉以浇自藏金石书画之劫所引起的块垒，诗云： 回首金陵劫未终，书生含恨向东风。牙签锦轴飘零尽，百万精灵涕泪中。 草堂绕遍旧松枏，欲问今存无二三。忆到紬书灯火夜，伤心江北望江南。 于湖手泽又䒩山，劫后摩抄讵等闲。稽首天公解呵护，尚留双印在人间。 结习难忘事竟虚，画图相对失幽居。与君共抱苍茫感，不独天涯哭异书。[[28]]卷四，262 以上统计未提及藏书家，如溧阳强汝询因“大盗骤至，仓促挈家出奔，藏书万卷悉罹兵燹，并《古愚稿》亦不可复问矣”[4]《翠岩室诗钞序》。南汇徐光发“酷爱吟咏，所至骚人词客，辄与唱酬，顾不自收拾，往往为友人传抄，遭乱又佚其大半”[[29]]《梅花山馆诗钞·识》。杭人汪迈孙所藏，“至咸丰庚申辛酉，杭城两遭兵燹，散失殆尽”。[[30]]汪曾唯《振绮堂书目跋》 太平天国时期的典籍之厄，除江浙两省外，其他省亦多有记载。徽人胡鼎在《赵松雪手卷记》中记载到：“咸丰庚申之乱，仓皇出走。向时可宝可贵之物，或毁于火，或沈于渊，或溷诸污泥秽亵之中，不堪触目。”[[31]]353徽人倪模藏书七万卷有余，著述颇多，大都毁于兵燹，其曾孙回忆说：“少时犹及见之，乱后大半散失，阁亦倾圮。”[[32]]《迂存遗文跋》粤人黄炳堃世代所藏部分毁于太平天国时期，他在《秋庵藏书目录序》中云：“予家读书三百余年，先世藏书无存，童时所读多曾大父遗书。先大夫手购十不三四。咸丰岁甲寅亡于寇，丙辰丁巳亡于夷。自是存无一二。”[[33]]卷三，362 从以上部分私家藏书的遭际，我们不难看出书厄之重。私家藏书如此，公家藏书也是如此，其中无过于保存四库全书的“南三阁”，杨象济在《八千卷庐图记》中记载：“自癸丑岁扬、镇沦没，文汇、文宗二书先毁。庚申之春，吾乡亦陷，文澜阁本同遭劫火，宁绍随失，而天一阁亦焚矣。千古宇内之精，弃于一旦，可胜慨哉！” [[34]]卷六，117除杭州文澜阁赖丁丙、丁申昆仲倾力搜购补救得以部分保全外，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片纸无存。受曾国藩之托，莫友芝“往扬州、镇江一带搜求乾隆间颁存文汇、文宗两阁《四库全书》散失零星之本”[[35]]130，在上曾国藩书中云：“咸丰二、三年间,毛贼且至扬州,绅士曾呈请运使刘良驹筹费,移书避深山中,坚不肯应。比贼火及阁,尚扃钥完固,竟不能夺出一册。镇江阁在金山。僧闻贼将至,亟督僧众移运佛藏避之五峰下院,而典守书阁者扬州绅士,僧不得与闻,故亦听付贼炬,惟有浩叹。” [[36]]《探访镇江、扬州两阁<四库全书>上曾国藩书》,20两阁之书本可以被抢救，然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难逃厄运。日本人高杉晋作在《游清五录》中亦为之叹惋：“江浙两省，藏书最多。将内府所藏之书籍平分，交给三阁。读书人都指望这些书。最近却被盗贼给烧了。遥远的日本恐怕没有这么庞大的秘密藏书。”[[37]]178 同治五年，时为江苏学政的鲍源深在实地探访后说：“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谅亦相同。”[[38]]卷一《请饬各直省督抚购刊书籍疏》，665由此判断书厄之重，亦不难得之。 二、太平天国时期书厄中的士人情感维度 太平天国领导者举“满汉之别”的大纛以希冀士人投诚，“照得天下者，原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人民者，本中国之人民，非胡虏之人民也”[7]《侍王李世贤劝四民诚心向化纳贡投诚谆谕》，129，然而终究没有获得士人尤其是江南地区士人的认同。究其因，一是由于战争打破了人们相对安逸的生活，造成家人生离死别，背井离乡；一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政策尤其是文化政策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浸染的士人思想相背离。无论是战争，还是政策，都对传统典籍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而这些典籍，正是传统士人藉以维持特权、身份认同的凭借。这便是士人避而不谈太平天国领导者所倡导的华虏之别，而在文集中声讨其破坏典籍之罪的缘由所在。士人群体对文字崇拜，我们可从他们对前代典籍的认识一窥。在他们看来，古人著述乃心血所聚，“古人精神托著述”[[39]]《点检藏书陈生（霖）为余编次书目》，99。读古人书，既可尚友古人修身养性，亦可不求甚解但求自适。刘楚英《读书》云：“垂幕一心静，拥书万事忘。百家有馔美，不厌百回尝。”[[40]]卷一，5董沛《题陈子相明府四余读书图》亦云：“不必求甚解，讽咏聊自娱。考据及著作，于我非专家。我但取适兴，书味相涵濡。”[[41]]卷九，312-313罗时进指出：“文字作为一种天下公器，是实现人的物质或精神目的之重要凭借。以此，上者可经世致用，中者可进行社会交往，下者亦敷日常生活之需。”[[42]]《清代江南士林的文字缘及其文字力量崇拜》，127是语可谓一语中的，这便是士人为何在文集中大量收录读书图、课子图题诗之作，不厌其烦地用诗歌歌咏自我藏书、借书、购书之乐，祭书、晒书、理书之趣。凡此种种，生动勾勒出士人的爱书之癖。张盛藻居京华二十余载，归乡无他，“四壁无长物，豪哉千卷书”，作者却毫无抱怨，反而欣喜儿辈继承自己这一癖好，“咏归欤，莫踌躇。书五车，愿未虚”[[43]]卷一《言归八首·载书》，4。丁丙以书为田，延续了岁末祭书传统，《祭书》诗云：“士无田不祭，我以书为田。” [[44]]卷五《除夕六咏》，438 士人群体对文字崇拜还缘于古今著述之不易，叶坤厚《作诗》云：“推敲费尽苦思多，得句惊人拍案歌。”[[45]]卷一，10太平天国时期的书厄中一部分为个人或家族历代著述。这些著述倘若没有付梓或副本，一旦遭遇毁弃，便不可再得，这使得这类著作之厄更易触发士人的愤慨。张星鉴《书曳月楼曝书图后》言：“余家亦有藏书，今俱为贼毁。尤恨者，先人所著《算小学》《测圆海镜》《发明畴人家言》诸书，未及付梓，悉归炬劫，竟至不传。乌呼，先人所购之书，异日可以复聚，先人所著之书，异日其可再得乎？此余所以览是图为君家书惜而不觉自顾汗颜无地也。”[[46]]337据徐雁平、张剑统计，被太平天国战争摧毁的家集有五十二种之多[⑦]。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实际数量当远大于此。 太平天国时期，因政治、战争原因，造成了古今典籍之厄，面对书厄，文人情感亦表现出多种倾向，或“每言及有余恸”[15]《刑部员外郎吴君稼轩墓志铭》，350，甚至“郁郁发病死去”[[47]]《感逝二十首》，498；或“恢复书城望后来”[[48]]卷二《戊午七月家毁于贼万卷顿尽犹子炳言拾取旧读昭明文选一部阅之增感》，11。总体而言，此时士人的情感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士人对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进行了辛辣讽刺。太平天国领导者视儒家之书为妖书，使得“经史文章尽日烧”[[49]]《山曲寄人题壁·禁孔孟书》，386，编写、颁布了一系列童蒙书籍并实施科举之制。对这些政策、举措及书籍，文人都冠以“伪”字，如“伪刊东逆诗”“伪撰之书”“伪历”“伪律”“伪状榜”。太平军“每食念经，首四句云：‘赞美上帝，为天神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50]]《贼营逆书》，30有人一针见血指出这是愚民之策，无奈民众不知，“堪笑愚蒙群学诵，妄希享福到无穷”[49]《山曲寄人题壁·赞美》，389。林大椿嘲讽太平天国战士饭前唱赞美诗、拜天福等仪式，认为这些尽是惑世言行，“惑世宫崇书诞妄（赞美经），祈天张鲁语荒诬（拜天福）”[12]《乐城感事二十首》，234，甚至希望这些无知妄作之词遭受祝融之灾，以便天下太平，诗云： 魔王下红尘，赋性尝执抝。不读圣贤书，但奉耶稣教。耶稣设教自泰西，语言文字皆无稽。谁撰《赞美经》，章句无标题。无知妄作成何用，却使群凶齐讽诵，安得一火焚妖言，寰海同献升平颂。[12]《粤寇纪事诗·诵伪经》，318 江夏无锥子认为太平天国唱赞美诗歌颂耶稣是“自取灭亡之谶”，诗云：“天父天兄祀事虔，无端但愿魂升天。穷凶大恶难长久，自取灭亡理依然。”[[51]]38不宁唯是，江夏无锥子还辛辣嘲讽了天平天国所刻书籍多有谬讹，“所刻有《天书》《三字经》《天条书》《太平圣书》等卷，字多谬讹”，“贼不许民间姓王，凡姓王俱改姓黄，所刻书内，凡王字皆加反犬作狂，真不可解”，诗云： 齐东野语也成书，祸枣灾黎半豕鱼。笼络愚民多敬信，谁知谬妄本空虚。 贼头伪号僭称王，凡遇琅琊改姓黄。更是新奇真可笑，每书王字定书狂。[51]38 林大椿《更文字》诗亦针对太平天国所刻书中的文字而发，“胥吏俗书多破体，市侩省笔记鱼米。贼中文字尤可嗤，或增或减心目眯”[12]《粤寇纪事诗·更文字》，310。洪仁玕作《千字文》《三字经》《十全大吉诗》，责令小生读之，人多苦之，书多鱼鲁之讹，误导读者也就自不待言。陈庆甲诗云：“何物狂且负盛名，登坛还使一军惊。等闲呓语编成帙，误尽垂髫小学生。”[49]《金陵纪事诗》，401 其次，士人对书籍之厄的叹惋与幸免于难的庆幸欣喜。时局之下，人且居无定所，遑论战乱中的书籍，俞岱全家避难迁沪，“稿藏筪中，辄随以行，原稿甚富，而迁徙中散佚颇多。”[[52]]《笠东草堂文稿·识》，704黄锡禧“转徙流离，稿尽散失”[[53]]自序，凡此种种遭际，谢炳直言“较秦火尤甚，殊堪痛恨”[[54]]6340。对那些陷入战火的书籍，士人大都期待化险为夷，“未必祖龙都毁尽，尚期得者宝藏之”[44]卷二《岁暮杂怀·八千卷楼书》，387，对幸免于难的书籍，不自禁表现出欣喜之情。蒋春霖《喜褚仲衡至》诗云：“且喜今宵共灯烛，案头犹有未烧书。”[[55]]306诗化用陈恭尹《读秦纪》“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之句，形象地表现了诗人面对燹余之存的欣喜之情。胡晋露《贼遁后初入城归家述怀》描述了作者面对烽烟劫余之存的五味杂陈，诗云： 旌阳城破又梁安，贼势如潮涌石滩。家世遗书多散佚，名山大业半凋残。讵如今日为身累，怅未当初付枣刊。检点余编藏满篋，留传手泽宝同看。[[56]]72 世代藏书经过两次战火，大半凋零散失。战后入城面对满目疮痍，诗人在凄然的同时，收拾残篇，视若珍宝。李映棻诗稿乱中散亡，后来于军中不经意间失而复得，不禁狂喜，其《诗稿三帙乱中亡去久矣孝感军次忽意外得之不禁狂喜》云： 历劫偏留不坏因，锦囊诗卷似通神。失弓未久终亲得，故剑重揩转觉新。未必佳篇能却敌，有何奇句欲惊人。吟心谬作千秋想，兵火兰亭尚保真。[[57]]卷四，45 再者，士人在叹惋、庆幸之余，自觉承担起书籍修复、传承的责任。“炮火声中摇舻去，无人知是载书船”，陆以湉自注云：“寇退，余署中什物散尽，惟存残书数百卷及冷庐杂识书版，即雇船载归，时官兵促船迫如星火，乃假保卫局中，旗帜张之以行。”[[58]]《杭城纪难诗》朱绪曾家族世代藏书在南京城破被毁后，更加努力传抄、收藏书籍，“藏书遭贼焚，三箧还自写”[47]卷五，498。张文虎在《秋日怀人诗》称赞他说：“万卷残书付劫灰，烽烟回首尚惊猜。西湖收拾闲风月，珍贵瑶编远寄来。”[47]卷四，480书籍是家声、家学赖以传承的媒介，张预负先人之书避难他所，朝夕不离，使得书籍得以无恙，颇受时人称赞。许瑶光、王景彝、谭献、俞廷英等人都有诗歌题赠。许瑶光《题钱墉张子虞（预）孝廉<负书图>》云： 所负何书？云是先人毕生之精神。负将胡往？云走荒山寂寞之荆榛。腰无青铜钱，囊无半粒粟。钱江烽火红涨天，愁云塞路行踯躅。老襁其幼夫挈妻，西村逃东东逃西。旦夕性命且莫保。而君负此将何为？朝伴书起，夕伴书卧，北风惨烈飞雪大，古木茅簷蛛尘涴。鬼火青燐温土锉，但保高堂手泽存。不知全浙家山破，嗷嗷泽畔遍哀鸿。昂昂千里驹一个，于今东南既定四海清。槖笔作客由拳城。暮雨挑灯话曩昔，落花飞絮正清明。秦君作图笔纵横，嘱我题诗为先声。我思中兴以来股肱起，䵌䵌骆胡曾左李，赤手挽住银河水。初亦芸窗攻苦士，乃知充此负书念。出可为命世之元勋，处不失承家之肖子，一洗无用文章耻。[[59]]卷十一，632 在收拾战后遗编的文人中，不得不提的是丁申、丁丙兄弟。二人毕生之功，“大端有二，曰存文献，曰筹教养”[[60]]卷八一《丁丙》，1230。“存文献”主要指丁申昆仲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收集、保护。至杭州克复时，兄弟二人收获文澜阁四库全书共计8689本。此后，丁氏兄弟继续肆力于四库书之收集，至同治十三年（1874），共收集9062本。为纪念丁氏昆仲嘉惠学林之功，陆光祺、吴滔分别作《书库抱残图》，左宗棠为之题签，张熊、张溥、杨馥分别绘成《文澜归书图》，当时名家如孙衣言、章鋆、高心夔、方宗诚、俞樾、李鸿裔、樊增祥、汪士铎、王先谦、缪荃孙等人纷纷作记、跋、赞、诗予以表彰。如 “双丁能好古，四库赖流传” [[61]]《文渊阁志附录》，97，“艺林嘉惠贲天语，范鲍而后世所无” [61]102，“赖有双丁罗散失，居然二酉复收藏”[61]105，“双丁之功在艺苑，石渠天禄常峥嵘”[61]112，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士人整理自我劫余之作时产生了两种倾向。一为诗文集之名大都冠以“焚”“劫”“燹”。如陆筠《劫余杂录》、宗汝济《劫后吟》、何桂笙《劫火纪焚》、张鸿䣭《谷盦燹剩》、齐学裘《劫余吟》、陈云章《劫灰集》，等等。《劫灰集》命名缘起，陈云章言：“是集煨烬之余也。……今忘其大半，录其可以记忆者，因以劫灰名之。”[[62]]《劫灰集小叙》二为诗集收录时间大都断自癸丑或庚申、辛酉。断自癸丑者如陈克劬《晴漪阁诗》、赵瑜《晋砖室诗存》、周葆濂《且巢诗存》、程畹《啸云轩诗集》、王甲曾《不波山房诗草》，等等。断自辛酉者如许楣《真意斋诗存》，许楣云：“余诗自庚申，以前毁于兵燹，此册断自辛酉春始。”[[63]]《真意斋诗存叙》此时文人对诗集整理的这两种倾向，都缘于书厄的影响，而如此整理命名、编排，目的在于记录事件、时间节点对典籍的影响，继而勾起同历战争之苦的亲朋故旧或读者的同感，在心理上引起共鸣，正如李联奎所说：“综忆此生，其时其遇，并所为文字之存若亡，何竟与先生大相同也。”[62]《劫灰集后序》 三、太平天国时期文武消长中的士人心态与重振 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治宣传，一是借助政治上的华夷之别，二是借助文化上的西方宗教。针对其文化上宣传西方基督，曾国藩《讨粤匪檄》云：“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64]]卷三，267曾氏藉此号召士人讨伐太平军，但这只是统战宣传的考虑，就当时实际而言西方文化尚未动摇中国传统文化，也尚未引起当时士人的普遍焦虑和群体关注，受西方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士人群体忧患集中爆发于清末民初。[⑧]相反，在战争的局势下，重武轻文之风兴起，士人进一步转向对世风、士风的关注，在战后偃武修文的呼吁声中表现得更加强烈。平定太平天国后所兴起的书院重修之举，“官书局”兴建之风都自觉地参与到了士风重建这一潮流之中。 文武关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左传》所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说明了文武在中国古代权力结构中的关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文、武因所司之事务有别而逐渐形成各自的价值体系，“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2]卷七十五《孙伏伽》，2636。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从戎成为咸同之际的一大风尚，李肇增在《赠庄涤园先生序》中坦言自己要投笔从戎：“今海内多事，折冲备虞，道寄武夫，文学之辈，卷焉无所用。余将悔而从韎韐以前驱也。”[[65]]15b杨翰《题魏实斋大令从戎再生图》宣扬投笔从戎：“君不见投笔能立万里功，虎头燕颔真英雄。君不见付波将军古丈夫，凭陵杀气无时无。”[[66]]卷二，246素以文著称的吴中地区亦多有从戎者，“吴中人鲜有以武功著者，咸同间粤捻各匪之乱，吾乡从戎者实繁有徒”[[67]]卷六，12a。杨彝珍在《送翟伟堂通守之任粤西序》中分析说：“自咸同以来，军事兴。朝廷亟欲得虎臣以张挞伐，窃用高官厚禄鼓舞之。一时弯强跃骏之俦，起而任方面秉节旄者相踵焉。”[[68]]卷三，61文武关系自然成为士人讨论的话题，鲍源深面对五楼表叔见示的劫后诗，劝慰语气前后变化鲜明地体现了士人对文武关系的态度： 初为公诗嗟，复为公诗羡。年来烽火江乡遍，人事沧桑几更变。毕竟天公尚有情，犹许劫后琳琅存一卷。吁嗟乎，天生有才要在致身能许国，老作诗人那可得。马上儒官曾杀贼，飞书迅扫妖氛黑。剡章叠上绘音锡，男儿不朽在勋名，岂特声华留翰墨。典郡今看五马行，堂阴即听播循声。政余好涤云卿笔，更为苍生咏太平。[[69]]卷二《五楼表叔以劫后诗存见示为赋长歌》，769 太平天国运动后，从戎者日益增多，“其以战功出身者取紫绶宛如拾芥云”[37]351，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投笔从戎成就一番功业并非易事。林鹗《围城中赠伯醇时咸丰二年三月十四日》描述了自己欲投笔从戎所遭遇的碰壁：“君昔三上书，已如水投石。我有鲁连志，别无绕朝策。”[[70]]卷七，713不被重用带来的身份边缘化及由此而心生的读书无用论，是道咸之际文人心态的普遍写照，如“世乱轻儒冠，余生惧沟壑”[[71]]卷六《喜紫函成进士却寄》，1b，“文章一无用，仕隐两为难”[[72]]《即事》，649，“诗书几辈流光误，烽火频年逆旅愁”[[73]]《五十述怀》，7a，“勿守词赋能，少损千秋志”[70]卷七《和孙学使赴柳庆思三府校士途中感作》，711，“出门无坦途，乱世弃儒素”[[74]]《出门行》，2b，等等。从戎不易，科举阻塞，士人原本要藉社会变动的大潮以实现抱负，成功者却百中无一，最终将他们置于一种更加尴尬的处境。在此境遇中的士人对读书求功名的爱恨交织，每每在诗中转变为诫子甚至劝世良言借以自嘲。何其超《焚书叹》慨叹书厄之余，宁可子孙为农：“吾愿子孙粗知孝与忠，一字不识长为农。”[[75]]卷五，28a冯询、王祖畬同样在诗中列举读书之“弊”，劝谕众人不要读书，冯询认为“家以书贫，世以书昏” [[76]]卷二十《君勿读书二首》，337，王祖畬通过与其他行业的对比，指出读书非良图，诗云： 莫读书，读书非良图。读书不解亦何须，读书善解乃可虞。读书自矜富五车，不如寄迹混樵渔。忧患多从识字始，终日坎壈缠其躯。嵇康洁白婴无辜。阮籍猖狂泣穷途。世眼何能识大儒。莫读书。[[77]]卷上《五歌》14b-15a 冯、王二人的自嘲，既是他们面对现实境况的无奈之举，也是对现实的真实写照，此种现象无形中致使士人越发的轻文重武，对传统典籍更加熟视无睹，士气亦越发销沉，丁寿祺在《书库抱残图记》中表达自己的这一担忧：“军兴以来，膺上赏，拥专城，以功名相竞者，殆不乏人，而守遗抱缺，独茕茕两书生为之，其事其志亦可悲矣。”[61]81 战争造成的书厄加之时局纷扰所形成的重武抑文，使得民风、士气陵替，吴中彦《世道》一诗描绘了世道陵夷下的种种丑恶：“世道日陵夷，人心竞奔走。依附权势门，累累悬印绶。只求眼前荣，何畏旁人口。德行既不修，气节复何有？谄媚与逢迎，不顾颜之厚。”[[78]]455这一局面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被镇压逐渐引起士人群体的关注，补救之策亦逐渐提上日程。咸丰九年（1859），汤修《请军务省分开科疏》中就已指出：“伏思国家戡乱，必先固结民心，所以固结民心，首在振兴士气，艰虞之际，奋武卫以治标，尤当揆文教以正本也。”[[79]]卷一，196亢树滋《士论》一文通过对民风、士习特点的比较，指出士习影响之重与不易改变的现实，目的无非是建议、呼吁当权者重视士习，他说：“天下之坏，坏于民风者半，坏于士习者亦半。民风士习，有天下者不可不急为讲究也。然民风之坏，在上者苟力行节俭崇尚敦笃，久之可循至于治。至于士习之坏，则非一朝一夕之故，虽有贤君察相极力振作，卒归于势之无如何。”[[80]]113士习之重振、扭转，在士人看来首要是偃武修文，鲍源深在《河帅黄莘农师命题检书看剑图》中就希冀战后把重心由武转为文，“坐令四海歌升平，剑芒尽化诗书气” [69]卷二，770。许瑶光亦提醒士人战事初定，要重视教化，并以曾国藩、左宗棠振兴文教之举为例，告诫那些以军务繁忙而托词无暇顾及者，《书事》诗云： 去年越州居，残书东浦市。今年秀州居，城空无片纸。残书已难收，无书更何求。惟寻古碑石，遍访破庙幽。瞥见孝经刻，尘羃奎星楼。两浙文章府，付与东海流。干戈初定须教化，休道军书少闲暇。君不见，今日湘阴少保马初下，命工梓经梨长价。又不见，湘乡相国六月收南京，偃武修文歌鹿鸣，江南桂树欣冬荣。 [59]卷七，571 服务于偃武修文，“士”之内涵与精神被重申，同治七年（1867），陈乔枞为殉难的清江龚征士兄弟所作合传中言：“古者民分为四而士居四民之首，非徒以人爵贵也，为其能以纲常名教之大，身任其重，守先王之道以表率庶民而振以兴之者也。士习端而人心以正矣，士志立而民气以伸矣。故士有见危授命，慷慨就死而不肯苟且以图存身，虽亡而名长留于身后也。”[[81]]卷三《清江龚征士兄弟合传》，36陈氏指出，士之责任在于维系纲常，端正人心，关键时刻要舍生取义，并非徒以地位为贵。士的这种精神，使得士人在太平天国运动之时或之后都表现出一种对维系士气、民风舍我其谁的勇气和责任。杨象济坦言：“世之治乱系乎人心，而拨乱反正，开物成务，则儒者之事。”[34]卷六《松隐庵读书图记》，122冯询《赠庄木生居士》一诗，亦是表达此种精神与决心，诗云： 怪甚门前长者车，朝朝尘里访闲庐。我疑老子韩同传，君是庄生郭注书。一代士风留泽在，十年兵火惜焚余。补偏救弊吾儒事，莫负遗编愿勉诸。[76]卷十五，241 无论是对偃武修文的呼吁、建议，还是对士之内涵的重申，都是对重武轻文的反拨。咸同之际，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大都是儒士出身，他们出将入相，可说是实现了文武关系的最佳结合，但在士人观念中，对武尚有轻视之心，这些儒臣亦不愿自己被视为武将，对最高统治阶级而言武将更具有敏感性。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率领湘军攻克武昌，咸丰帝称赞：“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而当朝军机大臣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而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82]]卷下《书宰相有学无识》，8一称书生，一称匹夫，其逗露的心态可谓鲜明。曾国藩解散湘军缘由，远非一端，但对文武与时势的考量与自我身份的定位必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毕竟乱世多尚武，治平则尚文。曾国藩攻下金陵之后，便大刀阔斧改革，以重振往日士风、士气。曾氏如此，其他大吏亦是如此，主要表现在重修书院、学校以培养人才，建书局以解决书荒。 书院在战火中多被毁，不毁者也因“郡守重团练”而“遂渐即榛芜”[[83]]卷上《重修永平府敬胜书院记》，435。书院、学校作为培养士人之所，其兴废与国家治乱休戚相关，慕玄父认为学校之设是纲维国本之策，他说：“所至郡县，即兴学校，讲文艺，崇儒重道，不数年间东南元气遂渐以复，此其纲维国本者，岂不伟邪！”[[84]]《柏堂师友言行记·序》因此，建立或重修书院、学校成为振兴士气的当务之急，江西临江郡稍定，士人“即以兴修殿宇儒学为急务”，因战乱甫定，元气未复，不能大刀阔斧进行，“皇皇然者久之”[81]卷三《重建临江府学大成殿碑记》，33。冯桂芬倡言“建学为先”[[85]]卷三《重修吴县学记》，492，苏州克复后，随李鸿章入驻苏州，以“未能修举废坠是惧”，在建文庙中因费用不足一再拖延而“疚心久之”[85]卷三《重建吴江松陵书院记》，498。曾国藩在《复周学濬》中谈及自己在恢复尊经、钟山书院后的计划和目标：“江南人文渊薮，夙多朴学之士，乱离以后，流风遂沫。自尊经、钟山两开讲堂，始有弦歌之声。今又复启惜阴精舍，专试经古，贤者振兴而教育之，自可月异而岁不同。”[[86]]《复周学濬（五月十三日）》，232作为“拨乱之源，保邦之本”的书院学校，其战后的修复重建无疑有助于“正士风”，“储真士”[[87]]卷二十二《谕书院诸生》，407。扬州乐仪书院战后重建落成，程畹即通过书院在战前、战后的历史回顾，为我们展现了士风重振的举措及意义。诗云： 书院一毁二十年，红羊小劫如云烟。民风士习自此坏，诵弦衰歇殊堪怜。运穷事极气机转，同仁堂乃铺青氊。归来街巷尽瓦砾，官衙转向民房迁。文庙新建亦徼幸，百神群祀皆缺焉。县官初到按廛市，稽查户口甲令编。空城祗余五百户，一半胥吏相蝉连。疲癃残疾任饥饿，纵有士类枯砚田。岂无盐商去人远，岂无显宦招不前。四方散处非本志，失巢鸟雀心悬悬。一朝书院新轮奂，乍入门庭光景换。仿佛当年未乱时，初向此间共索玩。流水溅溅漾小桥，杨柳依依覆两岸。储藏虽少旧诗书，陈设已添新几案。先生共讶须眉古，弟子稍觉衣冠燦。棫朴谁能备梁栋，青莪或不忧河汉。喜极无端生感慨，地灵人杰各分半。男儿何止重科名，经济终须要才干。愿生士如刘富川，领袖忠义排大难。愿生士如阮文达，政事文章一以贯。愿生士如吴文节，马革裹尸任朽烂。愿生士如张临清，城亡与亡资卫捍。愿生士如夏广文，秦淮河水清芬散。凡此皆从书院出，岂曰拈毫阙词翰。后生小子早归兴，长江如带将人绊。[[88]]卷五《乐仪书院落成》，340-341 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书厄，为弥补因战争所造成的书荒及士气销沉，刻书亦是战后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战后各种官书局雨后春笋般出现，其初衷即在于此，“发捻之乱，烽火遍诸行省，海内藏书毁失不少。荡平以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皆孳孳以此为务，所至辄设局刊书。二十余年，网罗散佚，渐复旧观。”[[89]]光绪十七年二月壬戌，24如金陵书局，何绍基在中记曾国藩攻下金陵后改伪慕王府为书局刻印书籍一事，诗云： 伪府俄成考古庐，匔匔耆硕共稽居。谓宜刊罢《船山集》，遍梓人间有用书。[[90]]卷二十六《金陵杂述四十绝句》，749 浙江书局亦是针对军兴以来书厄及士气不扬的现实而设，“军兴以来，流离播徙，士气不扬久矣。武人骄卒，恃以横草之功，恣肆而蔑视儒冠，而邪说异端，又因贼民充斥，得乘机以为簧鼓煽惑。此世道之大患。维礼教昌正学，非文无以载道，非书何以有文哉！今各行省守土官吏经画善后，仰承朝廷兴学之意，无不搜求遗籍于烬余，剞劂以广流传。我浙书局之设，亦历多载，岂皆不识时变，为此不急之务哉？人心不可一日无道，天下不可一日无书。” [[91]]86据吴瑞秀统计，清末设立的书局共有39所[[92]]29，这些书局特别是官书局刻印书籍量多、校精、价廉，有效缓解了书荒，嘉惠士子良多。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中盛赞官书局：“古今中外有用之书，官书局有刻本者居十之七八。每局酌提部数，分送各省，其费至省，其事至顺，一奉明诏，事即立办。而饷遗学者增益人才，其益盖非浅鲜也。”[[93]]144许家惺也说：“中兴而后,各行省创设官书局，延揽通人，搜罗善本，士生其间，诚哉厚幸。”[[94]]《变通浙江官书局章程议》，丁酉九月上 曾国藩还在克复金陵后重开因战争中断的乡试，有清一代，官员遴选，多重士子科甲身份。因战争被迫中断的科举，在曾国藩攻下金陵后不久即举行，无疑是向士人发出一种偃武修文的信号，对收拢士子不无积极意义。“江南乡试以十一月举行，金陵克复才四阅月”，何绍基在诗中描绘了士子参加科举的心情，诗云：“武功初奏文场起，士气欢腾上下江。”[90]卷二十六《金陵杂述四十绝句》 ，748同治三年（1864），李联琇应太守李焕文之邀参加乡试，对朝廷偃武修文之举表示赞同，其云：“武功才奏即修文，江左乌衣剩几人。”[[95]]卷五《甲子仲冬江南举行本科并己未科乡试李问樵太守（焕文）为师山人士作宾兴会延余校艺决科》，295江西张景渠得儿子信知家乡将举行乡试欣然赋诗，对朝廷重文之策深表赞赏： 选佛场开咏鹿苹，乡书千里速归程。文心渐许通三昧，行色忙教发四明。乱世进身誇战绩，圣朝取士重科名（近有非科甲不得官督抚之奏）。和声鸣盛吾儒事，况是欃枪焰已平。[[96]]卷二《得儿子庭杰信知江西举行本科并补行辛酉科乡试拟即由宁回里寄示》，552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政府及其封疆大吏面对百废待兴、士气销沉的社会现实，通过一系列举措而使得士风逐渐恢复，其成效我们可以薛时雨语概括之，他说：“洊经丧乱，凋谢殆尽，当粤逆勘定之初，天子谕疆臣，请时举科场，修学校，中兴文教。穆然有投戈讲艺之风，然后书院以次复，都人士稍稍来集，争自濯磨，曾未五年，而金陵文物称重东南。”[[97]]《尊经书院课艺序》此文虽讲金陵地区之改观，但据前面所言，未尝不是江南乃至先前太平天国占领区的普遍之举。 综之，太平天国时期因政治、兵燹之故，造成了太平军与清政府对垒地区尤其是作为人文渊薮的江南地区极其严重的书厄。对此时的“书厄”现象，以往研究只关注典籍亡佚残缺之数量，却忽略了典籍著述者这一主体及其情感、价值趋向。文人、文献、文心三者密不可分，文献典籍作为文人、文心的载体，是作者思想精神所在，背后承载着士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战争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士心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必然会关注战争这一社会现象，诗人不会缺席。围绕典籍亡佚的书厄文学作品在书写典籍之难外，寄寓更多的是士人对士风、士气的关注，通过战后偃武修文的提倡、建言、实践即可一目了然，这构成了太平天国时期书厄文学书写的独特面貌，也为清代诗史增添了厚重的一页。 参考文献： [①]详见祝文白《两千年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 [②]喧谕，同宣谕。此处遵原文录入。 [③]洪秀全的删书改字之策，《金陵省难纪略·洪贼改字删书》有详细记载。可参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18页。 [④]据祁龙威考证，是书虽封面题“癸好三年新刻”[按：癸好年，即癸丑年（咸丰三年，1853）]，但实际是戊午（1858）刻，具体参考郭毅生、史式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诏书盖玺颁行论”条。 [⑤]具体祥目，请参看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之《清代私家藏书的毁散》一节。 [⑥]五十二家祥目，请参看曹之、申利《太平天国图书之厄》论文或曹之《中国古代图书史》之《太平天国时期图书之厄》一节。 [⑦]参看徐雁平，张剑主编《清代家集丛刊·前言》，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 [⑧]当时士人如俞樾、王祖畬、邵松年、张朝墉等都有相关诗文予以表述，如俞樾在《书丁竹舟武林藏书录后》中言：“茫茫天道殊难计，时局日新还月异。争从西学拜西师，各习洋文译洋字。” [1]张瑛.知退斋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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