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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南联大 文学创作 刘克敌
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史与大学发展史几乎同步——诚然京师大学堂成立时间早于文学史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但京师大学堂只是在改名为北京大学，并由蔡元培掌校后才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因此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大学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层次，还负有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责任，而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特殊群体，理应对身处其中的社会发展状况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为任何表面假象所迷惑。现代以来，那些以作家身份进入大学任教者，必定都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坚持个人的理想主义和服从学校教育制度及教学理念的矛盾；二是继续坚持以创作为主还是转换角色，以学术研究为主的问题。 新文学作家的身份转换 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的西南联大，之所以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就是由于它既坚持学术独立，又成为师生团结一致的坚强堡垒。在这方面，闻一多和沈从文是两个具有鲜明对比性的例子。一方面，人们对闻一多所走过的从诗人到学者最后成为战士的人生道路给予极高的评价，却相对忽视了他走上这样的道路背后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当沈从文在抗战初期过于强调文学及后来又反对作家从政，可想而知他必然会遭到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时至今日，似乎仍然难以对他们各自的抉择做出论定，因为他们彼时的选择其实根本没有可比性，一个侧重政治，一个侧重学术，但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我们在赞美闻一多爱国主义激情的同时，也应该承认沈从文也是一个爱国者。中华民族的崛起不仅需要无数的闻一多和他的战斗精神，也需要无数的沈从文和他的文学杰作。此外，单就闻一多个人而论，作为诗人和学者的闻一多和作为战士的闻一多同样重要。 其实，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面临如何处理好政治与学术、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问题，蔡元培的执掌北大是一个标志，也与进入高校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困惑和抉择有关。为了解决救亡和启蒙的矛盾，近代以来的不少知识分子无论是否进入高校，均选择从事文学创作以求迅速唤醒民众。但当他们进入高校任教后，则必然面临是继续以创作为主还是要转变为以治学为主的问题，后者不仅是一个满足教学需要的现实问题，也是证明自身是否具备高校任教资格和学术水平高低的“面子”问题。 也因此，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时，当我们反思“五四”以来以北大为首的高校和新文学发展的关系时，还应引入一个现代文学与学术互动关系的视角。从微观层面或者文人个案研究视角看，就必须重视对那些新文学作家进入高校任教后身份转换的研究。当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以开放姿态引进各类人才，各种学术流派都有发展机会，使得北大迅速成为国内的学术与文化中心，并最终成为五四文化与文学运动的发源地。之后，能够以各种方式进入高校特别是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的名校任教，就成为很多文人理想的谋生手段。对此，钱玄同、吴虞、朱希祖和朱自清等人的日记中，都有非常详尽的记录和描述。 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复杂张力 不过，进入高校任教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些作家或多或少都放弃创作而转向学术研究，毕竟在高校中单凭创作很难立足。朱自清进入清华就是如此，他担心自己不会受到学生欢迎以及受到同事轻视，故发奋从事学术研究，甚至在日记中也有梦到学生指责自己不懂学术的记录。且看他的1936年3月19日日记：“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因此，朱自清为了教好古诗词而拜古文学家黄节（晦闻）为师，练习写旧体诗词。朱自清生前亲自编定的《敝帚集》中收有一百多首旧体诗，许多就是拟古诗词。《敝帚集》的扉页上写有：“诗课，谨呈晦闻师教正，学生朱自清。”而黄晦闻的批语也俨然大师风范：“逐句换字，自是拟古正格。”与此同时，朱自清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对陈寅恪、杨树达等学者治学成就的羡慕以及决意刻苦努力以求在学术研究中早日做出成就的愿望。据此可想而知，进入大学的朱自清已经不会有多少精力再从事新文学创作。 其他如闻一多、许地山和戴望舒等都是如此，看一下他们的年谱或创作简历，会发现进入高校任教前后的明显变化。例如闻一多就是从任教武汉大学开始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上溯至汉魏六朝诗，又到《楚辞》《诗经》，再由《庄子》到《周易》，由古代神话到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涉猎之广和研究之深令人惊叹。之后无论是在青岛大学还是清华大学，他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直至去世。他那两部最有名的新诗代表作《红烛》与《死水》其实都出版于进入大学任教之前。至于许地山的宗教研究，甚至连史学大师陈寅恪也给予高度评价，而戴望舒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其实也在高校以教授身份讲授唐诗和中国古代小说。此外如沈从文因只会写小说遭到刘文典嘲讽的轶事尽管可能为虚构，却从一个侧面说明彼时大学重视学术轻视创作的倾向较为普遍——这一点直至今天依然如此。 尽管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大家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大多成就斐然，但他们在背后付出了多少代价，或者说这些学术研究对其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有多大，现有的研究其实并不够。相反，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倾向于认为，现代作家进入大学任教，这种作家兼学者的二重身份可能有利于作家的创作，而创作本身又反过来促进其学术研究，所以一般常用的价值判断是“双向互动”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人们常用的例子就是沈从文，说他为了给学生讲某种体裁或写法的小说，就自己先写好一篇作为样本。不过这样的说法很难成立，因为沈从文所开设的讲授新小说的课程，彼时很难被认为是真正的学术。而且除沈从文外，不仅新文学运动早期那些倡导者如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都有在一段时期内侧重创作而另一时期侧重学术的经历，朱自清、闻一多、许地山、戴望舒等人，则在进入高校后就基本上放弃了新文学创作或者已经视为一种业余爱好，对此学术界似乎重视不够。其实从人的思维模式看，文学创作侧重于形象思维，而学术研究强调逻辑思维，如果要二者兼顾必定相互干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例如在素材的积累或者案例搜集等方面可能有相互促进作用，但从整体而言它们应该是以相互影响和干扰为主，至少在精力和时间上会有冲突。 时至今日，也有不少作家进入高校任教，对此固然无可厚非，但他们进入高校后是否影响了其创作，或者进入高校后能否借助大学这个平台进一步促进自己的创作，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也正因此，“温故而知新”就很有必要：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和该时代教育发展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对个人角色的认定，其实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