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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为现当代中国的重要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推动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以及树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全国的指导地位等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在中共党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在其生成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思想语境和文化要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历史进程是全面形塑和深入解释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理应成为党史学科的基础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如何在中共党史的学科视域下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发掘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对于理解中共党史的学术价值和积极意义，进而书写出既有“史学”又有“史”、既关注“学”又关注“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相关的理论准备和方法讨论还很不充足，这极大地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进展。鉴于此，我刊开设“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笔谈栏目，约请有相关研究经历和学术实绩的学者立足自身研究，总结学术经验，集中探讨如何在中共党史的学科视域下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本期推出几位学者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史学与史家研究方面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重视程度还是在成果数量上，都远低于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家的研究力度和评价高低，与对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家的研究和评价相比，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近几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的研究，很明显地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不同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多角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的成果相应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又不断涌现出各种新问题，新的研究观点与旧的研究观点之间的对立冲突也较为突出。 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共同形塑而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与评价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言之，对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环节之一，如何继续深化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的研究，是一个值得重点讨论的问题。 探索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的特征以明确中国革命方向的现实目的，尝试贯彻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以构建中国史学宏大叙事的学术追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生成之初就具备的双重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史学流派的最大不同。正是这样的复杂特征，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史家评价的难度甚大、歧义甚多，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同时正面观照学术与现实两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同样不能仅突出现实诉求而弱化学术建树或仅注重学术成绩而忽视现实指归。客观来看，以往研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两种极端倾向:一方面不能正视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革命信仰和政治需要刻意以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实际情况，既有意无意地回避如此做法对历史学本身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又全然无视或否定那些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致用化倾向的观点与研究；另一方面，脱离民国时期现实与学术语境的历史实际，用所谓“学术独立”的单一标准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家，一意突出或扩展其现实诉求的初衷与影响，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与发展中的内在学术逻辑，曲解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成果的学术内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出现重视史料搜集、回避宏观叙事的趋向，加之“民国热”引发的对民国时期历史考证研究、“史学就是史料学”理念和以史料考证著称的史家的追捧，评价体系更多地倾向于远离政治、现实的具体研究和史料考证，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不断被边缘化。上述两种现象严重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正常开展，更影响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合理评价。如何消解两种极端化的研究倾向，继续深化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笔者认为，材料是基础，态度是关键。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在许多重要问题或一些问题的关节点上，仅局限于研读他们公开发表出版的成果本身，并不足以明了著述动机及其主要观点的旨归，相关档案、书信、日记等类资料的发掘与使用必不可少，否则便谈不上研究的深化，也不足以阐明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路径和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真实样态。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主体应尽量避免被非学术因素所干扰，同时不能忽视研究客体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因素。 从研究层面上看，深化民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目前有下面几个具体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如何界定民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在史学流派众多的民国时期史家谱系中，在具有各种不同学术理念和研究特点的民国时期史家里，什么样的学者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家? 众所周知，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思路讨论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和各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由于论战是以探讨中国的现实问题、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为出发点的，论战表现为以现实政治问题为主旨、以学术讨论和学术研究的方式展开，这就使得不同政治背景的派别、不同政治身份以及不同职业身份(政治家、思想家、学者等)的人都被吸引到论战中来，论战因此而表现得交锋激烈、波澜起伏、影响广泛，参加论战的人员十分复杂，那些声称自己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参与者，有的是中共人士，有的是国民党人士，有的是托派人士，有的是自由主义者，还有共产国际在背后的策划和推动。论战之后，各派人士因其政治立场、学术追求等方面的差异而各行其是。因《食货》杂志而形成的“食货派”，同样直接产生于社会史论战，并且“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陶希圣声明“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情”，显然是在撇清与中共一系的唯物史观史学论者的关系，而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与中共则完全不一致。在社会史论战期间，郭沫若本人不在国内，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不一定是专门为论战而作，只是在出版后时值国内的社会史论战高潮阶段，郭书又是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历史的系统之作，故而在论战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吕振羽是在论战中后期参加论战的，他的《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论著，理论和史料并重，并把中国历史的叙述上推到远古时期，是最早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学者。尽管在学术观点上吕振羽与郭沫若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前者正面肯定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研究方向。翦伯赞在论战高潮时期的发声并不太多，论战进入尾声阶段才发表一系列文章，对论战中的各种中国史观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范文澜其时在北大任教，从事经学、诸子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侯外庐则埋头翻译《资本论》，他们几乎没有介入论战。 综上来看，从中国社会史论战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七八年间，无论是在称谓还是在研究阵营和研究内容上，后来所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念和指代都并不明确。当年参加社会史论战的许多人在其间或之后，因为种种原因远离或放弃了用唯物史观观察中国历史的研究路向和方法。在此期间使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虽不乏其人，却不宜将他们统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于1937年回国，在重庆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写出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论著。吕振羽在1936年和1937年分别出版《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后，在重庆又出版《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上)》等论著。1938年，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出版，赴重庆后又撰写出版了《中国史纲》前两卷和《中国史论集》《史料与史学》 等论著。1937年，侯外庐结束了《资本论》的翻译，在重庆期间完成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著作。此外，重庆还聚集了杜国庠、华岗、胡绳、嵇文甫、吴泽、赵纪彬、陈家康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延安地区则在毛泽东、张闻天，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的参与下，范文澜、陈伯达、杨松、何干之、叶蠖生、尹达、谢华、佟冬、金灿然等人成为延安史学研究队伍中的主要成员，最突出的是范文澜在1940年初抵达延安后就开始了《中国通史简编》的撰写，并于1941年底撰写完成该书的上册和中册。至此，以延安和重庆两地为主，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业研究队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及其研究特点基本成型。 基于上述分析，民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当指的是，从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的郭沫若、吕振羽及中共“新思潮派”一系直到抗战时期延安地区范文澜等和重庆地区郭沫若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包括那些在政治立场上信仰共产主义、在学术上适应中国革命需要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 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范围，可以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特性，有助于区分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其他史家在学术宗旨、研究目的等方面的不同，尤其是可以深入理解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处理学术与政治、史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等方面的基本倾向，也有助于认清同一时期同样运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不同身份、派别的人物的动机和作为，进而在历史现场中的各种复杂关系中阐明从唯物史观史学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 第二，突破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家个体为主的研究状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史家个体之间的关系并扩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在后来被称为“五老”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和侯外庐，他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上的作为、建树、影响和地位确实是最突出的。对于“五老”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点，分别研究“五老”其人其学的专著已出版了多种，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五老”中每人的全集、文集、专集、选集等也都陆续整理出版。可以说，对“五老”中每个人的研究均较为充分，欠缺的是将“五老”共同置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整体中的系统研究。从个体角度而言，“五老”中的每个人都在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作出了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贡献：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最著名的代表作"；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原始社会史、中国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民族史等方面的拓荒者；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多种断代史撰述分别开辟了历史理论和断代史研究领域；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成绩卓著。但是，在民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以“五老’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各自作出的史学成就，如何组合成了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板块？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成为中国史坛一个重要的史学流派，“五老”及其他史家是怎样从个体研究走向团队模式的？至少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许多问题并不清晰。如从社会史论战到1937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处于何种状态？他们的学术研究是完全自发的，还是有一定的组织性或规划性?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社会史论战有无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稍后的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 在内容上似乎与之前如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并没有过多关联，书中也未见引用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成果，而大约同时在重庆地区的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华岗、胡绳、嵇文甫、吴泽、赵纪彬、陈家康等史家和学者纷纷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发表了大量成果，正如郭沫若所说:“同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大概是不能不感受同一空气的影响。历史研究的兴趣，不仅在我一个人重新拾起了头来，同一倾向近年来显然地又形成了风气。以新史学的立场所写出的古代史或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不断地有鸿篇巨制出现。”那么，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延安地区史家和以郭沫若等为代表的重庆地区史家在学术研究上有何异同?他们之间有没有沟通、交流和相互间的影响?他们是怎样共同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崛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均需从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作出深入考察，从史家个体到史家群体、从马克思主义史家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的基本思路，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路径。 第三，着重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不同史家各自学术观点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多层面、多视角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治学特点，揭示他们学术观点中的个性与共性、独特性与从属性之间的关系。 以往对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更多的是强调他们的共性，即他们都是中共党内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依据研究中国历史，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贡献。即使是专门论述其中某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学术建树的论著，也大多着眼于这几个方面。随着近年来民国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结合档案、日记、书信等各类材料对多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逐渐细化，对他们的成长经历、人际交往、成果背景、治学特点、各方评价、深层影响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长足进展。相比之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还显得较为表面化和脸谱化，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入研究，也不利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客观评价。譬如，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的专业背景都不一样，郭沫若以发表新诗集《女神》和作为文学社团“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出名，范文澜在北大随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研读经学和《文心雕龙》，吕振羽毕业于湖南大学工科电机系，翦伯赞曾在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和美国加州大学学习经济学，侯外庐在留学期间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们都走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道路，都成为著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非历史学专业出身的学术背景对“五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是否分别存在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他们选择与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又如，民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研究层面存在的不同观点以及不同观点的交锋情况与交锋形式，都很少进入研究视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吕振羽、嵇文甫等人对书中的一些观点持有不同意见。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墨家要求人类平等，反对统治阶级任意剥削和压迫”，郭沫若则评价墨子的思想“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华岗在1945年写就的《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认为，郭沫若对墨家的评价，“其论据既甚牵强，而历史意义也多被颠倒。郭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历史家，又是我所景仰的革命战士，但是他在历史翻案工作中，常常以出奇制胜，而不以正确制胜，我却期期以为不可”。侯外庐则认为:“最近几年来学者对于墨子或偏爱为革命者，或偏恶为反革命者，著者认为此皆应行改正之研究态度。”抗战时期延安地区和重庆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迅速发展起来，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研究领域、学术观点等方面存在差异，比如“与重庆史家相比，延安史家显然更多地受到苏联史学的影响”。在重庆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阵营中，不同的学术观点同样存在，如“《十批判书》不仅意在反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同时也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行商讨之意”。即使一些在当时和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史家在著述之初的动机也未必与发表后产生的效应相一致，如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通过李岩之死，忧虑的不仅仅是这个群体的命运，更是他个人未来的命运”，但从《甲申三百年祭》日后被毛泽东列为延安整风的文件以及在国统区产生的巨大影响来看，郭沫若撰写此文时的“隐微心曲”似乎反倒被人们遗忘了。 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家学术观点的差异，可以立体地展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层面的多方面探索。事实上，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不同观点的交锋和争辩不仅时有发生，而且呈常态性存在，只是学术争辩在战争环境中要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历史解释的共同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学术观点上就没有分歧，只是在以往或有意无意地被人为屏蔽，或没有为研究者所重视。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重新研究这段学术史，既可以充分认识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可以有效连接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上的争论，从而在整体上加强和深化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评价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评价直接相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评价又主要来自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果抛开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民国时期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的学术评价相对客观，如关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张荫麟认为“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顾颉刚则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则被评述为“系统地说明了研究历史学的正确方法，它有力地打击了一切含毒的意见和无视现实的理论，无疑的翦先生提供了一部好书，一部值得赞扬的书"；《大公报》在介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时认为“本书的目的，在于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的目标前进，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这是本书与一般学院派著作严有区别的最大特征”，另有书评介绍认为“这是用立体的写法来写的，和一般之面的，甚而是线的写法不同，在整个形式上，这是一部史书，和一般之‘史论’‘史考’‘史钞’而冒称为‘史’者，也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批评意见也同样尖锐，但笔者倒更愿意引用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其研究成果的自我批评，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坦承，《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得“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1954年新版引言”中又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范文澜曾对《中国通史简编》多次“自我检讨”，强调由于理论修养不够、材料不足、撰写时间仓促而使该书“写得不好”，对书中的“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说今’所造成的非历史观点的错误”、“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以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的叙述方法等不足作了专门讨论，他甚至措辞严厉地直言这部通史“不久就可以丢掉”。近几十年来的基本情况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出现了各种观点，否定、贬低、漠视或无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学术价值的言论并不少见，即使是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各种观点，也存在着大而化之或一厢情愿的倾向，情绪化或绝对化的态度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各方研究者对历史问题的判断水准。时代语境既对大众舆情有着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也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某种走向。对此，我们可以看看两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和范文澜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著作的。同样的态度，今人在深入研究和客观评价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的时候不妨借鉴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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