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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虽然敏锐地反映着变化中的中国以及与之关联在一起的中韩关系、中韩间的相互认识，但研究者们的现实认识仍然局限在同样处在变化下的韩国社会的框架之中。若将韩国最有代表性的亚洲史关联学会即东洋史学会创建以来的50年内所发生的历史，即1965年至2015年这一时期作为观察对象的话，或许可以使用“剧变”一词来准确地描述上文中提到的中韩两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如此，与中韩两国所发生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中韩关系以及中韩间的相互认识也同样发生了“剧变”。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文化大革命”也随之终结，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形式再一次进入了“大变革”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实力迅速上升。同样在这段时期，随着中韩两国在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的交流迅速地得到了扩大。虽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站在2015年的视野来看，将一直处在“剧变”中的现代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韩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同样处在这一“剧变”的延长线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经历的“剧变”包括: 首先是东亚地区内冷战体系的缓和与终结，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中韩建交与中韩交流的全面扩大化; 接着是千禧年之后，中国的发展在东亚地区产生的影响，如在东北工程 (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 中逐渐显露的中国对东亚秩序的构想; 最后还有中国在经济上飞跃发展并逐步恢复自信心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对自己历史的再解释等。这些错综复杂的现实对中韩关系及两国间的相互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对研究者们的问题意识带来了影响。当然，这些复杂事件的另一个侧面同样包括经历了“剧变” 的韩国社会，所以将韩国社会的变化作为标准，以不同阶段来给韩国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学者进行区分是有一定意义的。本文将以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两个侧面——中国与韩国社会自身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中韩关系的变化、中韩两国间相互认识的变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得以展开的这一较为广阔的视野为标准，再划分为几个阶段来介绍韩国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整体脉络。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全面概括韩国学界在50 多年来对近现代中国研究的总体情况，所以未能对部分相当重要的个别研究成果进行引用。 一、“现代”的下限延长与“近现代”的时代区分问题 从1968年开始，韩国最有代表性的综合性历史学术杂志——《历史学报》便开始设置“回顾与展望”专栏。这个专栏一开始的设想是将内容划分为韩国史、东洋史、西洋史三个领域，并在每年年底对以上三个领域在这一年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综述。但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与原初设想的计划不同，这个专栏或三年或六年一次对韩国学界的各领域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到最后才固定为每两年对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持续到了今天。 最初，中国近现代史板块在“回顾与展望”专栏中的标题叫作“(东洋) 最近世”。1971年，板块标题变为“近代”，到了1976年又改为“近现代”，随后便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这样的时代区分，并不是在对每个时代的界限都进行过严谨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论是最近世，还是近代，无一例外的都是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起点的。另外，在近代与现代的时代区分问题上，也基本上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即将辛亥革命视作近代的结束，而将五四运动作为现代中国的起点。还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初期以考察当代中国为主并将之归类为政治学领域的中共研究，即1949年之后中国发生的历史; 在进入21世纪之后逐渐从禁区中解脱出来，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下限在不断得到延长。大体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才普遍地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作为现代中国的下限; 而与此相反，进入21世纪之后，现代中国的下限已经往后推到了20世纪 50年代，最近几年则又往后延长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 另外，《东洋史学研究》期刊在第1辑(1966)中将1945～1966年发表的与东洋史有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 并且在之后每年的期刊中都整理了这一年发表的与东洋史有关的著书与论文的目录。这个目录也对时代进行了区分。最初，近现代史部分被收录到了19世纪的后一项中。到了1974年，该期刊再一次将1945～1974年的研究成果制成了目录。这个新的目录将鸦片战争之后到有关中共的著述(主要是政治学研究者们的著作)都涵盖在了名为“近代·现代”的栏目中。这个时代区分法一直使用到了今天，将所有鸦片战争之后的研究成果都收录到了“近代·现代” 部分。《东洋史学研究》的论著目录与《历史学报》的“回顾与展望”专栏一样呈现了现代的下限在不断得到延长的过程。 虽然史学界对于该如何界定现代史的下限问题仍然存在争论，但是如果同意将现代的概念视作当代史的话，那就如字面意思一样，要将直到今天为止的历史都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如果从包括获取一手史料在内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侧面出发，运用历史学所固有的追溯时间的方法来对实际研究的时间范围进行限制的话，历史学将很难对最近展开的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文认为历史学对最近一个时期 (近30多年)发生的历史仅保留在概述性质的程度，并且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紧密联系，从而对之前时代的方向性问题进行叙述，是比较合理的。 除了界定现代中国的下限问题之外，与近现代史的时代区分有关并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近代中国的起点、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界限等问题。然而，目前《历史学报》“回顾与展望” 专栏与《东洋史学研究》“论著目录”所采用的时代区分立场，即将鸦片战争视为近代中国的起点，将辛亥革命视为近代中国下限，以及将五四运动视为现代中国的起点的视角，大概是直接借鉴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学界或中国学界的观点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是，如前所述，现代中国的下限在不断地延长，近、现代的概念也 在经历着相当大的变化。从这个立场上看，现在有必要对近现代的时代范 围与区分问题进行更深层的探讨。与此相关的，最近以中国学界为中心的研究者们正在积极地对西方中心以及现代性问题进行检讨与反思，并与此相对应地出现了对近代与现代概念的使用方法进行再解释的研究，这些研究为韩国学界带来了诸多启发。 二、作为对冷战体系回应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20世纪60～70年代) 国共内战(1946～1949)与韩国战争(1950～1953) 是联动在一起发生的事件，完好地体现了当时亚洲地区的冷战体系。将这样的背景考虑在内的话，韩国战争之后便开始的韩国国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其实是将中国看作敌对国来进行研究的。在这一点上，可以把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断定为在冷战体系下的政治、社会规定下的产物。如果把在韩国战争的废墟中开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们称为第一世代的话，这些研究者的共同点，首先是在西方现代化观点下观察中国的立场，其次是该如何解释“敌对国” 中国的比较实用的立场，在这双重立场上从中韩关系史的角度来接近中国。这个时期以金俊烨、咸洪根、权锡奉、闵斗基、郑世铉、金钟圆、严永植为中心展开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虽然多少带有偏见性，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者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了以西方社会为标准的中国现代化问题以及与韩国有关的问题上。这些第一代研究者面临着恶劣的研究环境，其中在获取研究资料方面尤其困难，而这样的困境又是由两方面造成的: 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废墟状态使整个社会没有更多的余力来支持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则是冷战下日益高涨的反共思潮使韩国学界的学术思想自由处在了极度封闭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近现代中国本身的研究，诸如对太平天国或洋务运动的研究也被怀疑为是与敌对中国有关的研究。在交流上与中国断绝关系，使得连基本资料也难以获取，所以这一时 期的研究只能在讨论总体特征的同时，以概括的方式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历史学报》“回顾与展望”专栏在这个时期刊登的文章千篇一律地在为难以获取一手史料而抱怨的同时，又格外强调自己所获取的成果的宝贵之处，这种复杂的情绪就是在以上那种环境下产生的。 在如此恶劣的研究环境中，还算比较正常地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并获取重要成果的代表性研究者有金俊烨与闵斗基二人。在战后，在学术上接近近现代中国史并且在韩国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这两位学者在研究方向上却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从殖民地时期便参与独立运动，并且与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金俊烨在解放之后走向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道路，并成为韩国国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奠基者。作为历史学者的金俊烨的研究包括韩国共产党史、亚洲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史 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中国现代史领域，并且在相应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这些研究的立足点是考察以清朝及国民党为中心的尝试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与挫折，以及中国的共产化与毛泽东治下的共产主义中国。金俊烨在进行以上研究的过程中伴随着冷战格局下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朝鲜半岛的分裂与战争，并且以上研究都是以通过现代化理论建设民族国家的对韩国的现实关怀为背景而存在的。在这样的缘由下，用一句话总结金俊烨的近现代中国研究就是对冷战体系的典型回应，也是战后韩国知识分子的志向在实践方面的体现。 另外，闵斗基展开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说是超越了当时恶劣的学术、政治环境，而获得的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初，他完成了清代绅士阶层的研究; 从 60年代末开始，他以研究清末变法运动为起点，正式进入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到了80年代初期，他开始进一步研究共和革命(辛亥革命)与国民革命。闵斗基在强调考证与客观的学术方法论基础之上，对变法运动与辛亥革命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研究。通过这些研究，闵斗基试图强调的是——与他研究的清代绅士阶层也有一定关联——无论是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抑或国民革命，当时中国所追求的近代实际上并不是对过去传统的断绝或对立，反而与过去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这个观点在根本上批判了当时占据学术界主流话语权的欧美学界的现代化理论;其次，作为对西欧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的重新诠释，他的观点也引起了当时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批判意见，认为闵斗基的学术立场表现出了要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并指出考证与客观的方法论仅仅是众多方法论中的一种，这种方法论会限制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当时严峻的冷战格局现实条件下，对以美国学界为中心而展开的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与批判，是一名历史学研究者在激烈的自我思考中展现出的历史学研究者所应有的素养，也是对当时中国学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历史学的批判与回应。在这一点上，虽然在方向上有所差异，闵斗基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不失为一种对冷战体系的批判式回应。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从冷战的角度去看待韩国学界在20世纪60～70年代进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另外，在考虑到同一时期韩国学界整体的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除了以上提及的学者的成果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研究没有提及，如严永植对洋务运动的一系列研究，郑世铉对辛亥革命与孙文思想的研究，权锡奉与金钟圆对 19 世纪末中韩关系的一系列研究等，都是在研究资料极度缺乏与对敌对国研究的困境中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为之后的研究者奠基了良好的基础。 三、摆脱冷战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正式化(20世纪80～90年代) 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在1978年便正式宣布启动，但实际上至1980年之后在广东、深圳等地设立经济特区才算正式开始。韩国的军政维新体制在1979年末瓦解后，经历了一段混沌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韩国完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化与自由化，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韩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相继通过开放、改革、民主化、经济发展的方式从冷战体制中快速地摆脱了出来，韩国学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换点。 韩国学界在20世纪80～90年代进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最大的特点，可以说是对中国本身的研究开始得到加强。相对来说，与之前主要从中韩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不同，80年代之后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国本身出发，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进行研究。虽然很难一一论述所有领域的研究成果，但是以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为例，就有河政植、崔震奎、金诚赞等学者通过实地考察及充分运用有关太平天国的一手史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太平天国的内部，提升了韩国学界的学术水平，与之前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变化主要归功于可以从中国方面获取一手史料这一学术环境的改变上。不仅是中韩两国在社会上的开放、民主化以及经济上的发展带来的，中韩关系的变化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1991年苏联解体带来的冷战的终结与1992年夏天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是其重要背景。 韩国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民革命研究热潮最能体现80年代之后韩国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变化。闵斗基在80年代中期成为东洋史学会会长后，在他的主导下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国民革命的共同研究，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少壮派学者以此为契机将研究焦点集中在了国民革命的研究上，成为之后学界的一股中坚力量。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恶劣的学术环境中依然献身于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前辈，如金捻子、李炳柱、尹世哲、辛胜夏、方用弼、李洪吉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与指导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与支持下，80年代中期之后韩国学界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即以国民革命为中心的研究氛围才迎来了爆发。虽然有人指出将国民革命研究热潮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视野下或带有较大的偏向性，但是从超越了当时韩国历史学界的水平而达到国际水准的研究的角度来看，其成果仍然不可小视。 因为中国近现代研究的正式化与对国民革命研究热潮在学界引起的决定性变化，1992年中国现代史学会与1998年中国近代史学会创立，2002年两个学会合并为中国近现代史学会。这些学会的创立虽然是从80年代开始以新晋研究者在数量上的扩大为基础的，但也只有在上文提及的如闵斗基、金捻子、李炳柱、尹世哲、辛胜夏等第一代与第二代研究者对新晋研究者的全面包容与支持下才得以建立。另外，1992年8月中韩建交后开始的中韩关系、中韩交流的极速扩大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中国对韩国社会关注度的爆发性增长，都不必再赘言。如上所述，就像最初细分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学会，最后合并为近现代史学会那样，当时整个韩国学界反映出了对近代与现代的时代区分问题的热烈讨论，以及更加强调两者间的连续性而非断绝性的学术氛围。然而从学会运营的侧面来看，在合并之后出现“近代史”学者的相对低潮，使得合并的效果未能充分体现的同时，其结果或许打破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平衡。这一点将是学界在之后必须考虑的新问题。 在论及韩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时必须要指出的一点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韩国学界在国际学术界活跃起来。1991年6月，由首尔大学主办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研讨会是中韩学者开始进行学术交流的起始点，中国方面有代表性学者如章开沅、张宪文先生等参加会议。在这之后，中国学者不断来到韩国进行学术交流，尤其是在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之后，韩国学者也开始前往中国获取研究资料。中国近现代史学会还与日本学界形成了定期举行研讨会的合作关系，从2005年第一次举办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韩日交流会开始，之后每两年便举行一次交流会，也算是不小的成果。以学会为中心而进行的这些国际交流以及通过交流在国际学界获取相应的发言权，是韩国学界在今后需要持续努力的重要课题。 四、21 世纪以来新的尝试与未来的课题 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大学学习并在研究生院接受学术训练，21世纪正式步入学术界的研究者，相比于之前的学者来说，接受了更系统的学术训练，面对社会科学等临近学科的新观点与方法论时，持更加开放与积极的态度。不仅如此，在资料的获取方面，新晋研究者借助中国大规模地资料数字化，经历了与之前学者截然不同的学术环境。并且，与其他国家的趋势有一定关联的，新世代研究者脱离了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范畴，反而更加关注新颖的文化史、生活史与概念史等领域。当然，由于人文学危机带来的历史学的相应衰退，研究力度以及数量没有像 20 世纪80～90年代那样得到维持。因此，在研究环境上来说也不能说是乐观的。但是，新晋的年轻研究者们在研究方向上展示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得韩国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仍然有值得期待的一面。 进入21世纪，韩国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出现的新研究方向，可以认为是将中国细分为具体的地域单位来还原与解释近现代中国的尝试。举例来说，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内的大部分研究以及政治史、文化史领域内的相当一部分研究开始以省份或城市等特定地理单位进行研究。以及在此延长线上，对如东北(满洲地区) 、西北(包括蒙古在内) 或西藏等更广阔的地域范围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也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例。特别是以台湾地区为例，有学者主张在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同时，又要将其作为独立的历史单位来研究，并强调要从东亚周边地区与韩国之间的联系来进行研究。以上研究都有必要去进行关注。 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对中韩关系史这一传统课题的新尝试。这些研究在对传统中华主义之现代版本的大中华主义或新中华主义的形成 与性质进行批判与检讨的同时，又运用了中韩两国国内发行的新闻或杂志作为研究资料，考察了中韩两国间的相互认识的演变。另外，从更加 现实的角度出发，还有对20世纪90年代后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韩关系的东北工程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变化。并且还出现了通过对20世纪初在中国境内活动的韩国独立运动势力进行考察，从而重新补充中韩关系史的研究。对中国本土资料的发掘与运用成了提出新问题与取得新成果的重要原因，因此对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朝鲜使馆档”与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等新材料的发掘与运用，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即清末民初时的中韩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除此之外，运用了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的一系列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韩华商的档案资料，以当时在韩华商的贸易网络为中心，揭示了当时东亚贸易权的实态与中韩经济往来的详细情况，并且从微观视角的实证研究的结果出发，对原有的东亚视角进行了再检讨，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五、结 语 在以上概述韩国学界的近现代中国研究50年的轨迹时，虽然在总体上质与量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诸多局限。以下为对韩国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未来的展望与期待。 首先要指出的是韩国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间断性与碎片化问题。众所周知，历史学是在细节的基础上得以存在的。然而，如果因为过分专注具体事实而错失了宏观的时代感的话，就会像没拼好的拼图一样成为不知其所是的东西。笔者认为这是目前韩国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学界最近也意识到了研究碎片化问题的严重性，韩国学界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比如说，相比某一领域发表的论文数来看，以此为基础的专门性研究著作却几乎没有得到出版，这一事实是韩国学界的致命弱点。另外，虽然从学界的总体学者数量与研究水平来看是 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至今没有出版过一部高校教材甚至是面向大众的读物，这一点也是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这就像是在没有总示意图的情况下各自在各自的部分完成拼图一样，无论是对研究者来说还是对学界来说，都没有办法实现最后的拼图，而这也是目前韩国学界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本文是为了纪念韩国东洋史学会50周年而作，原文发表于《东洋史学研究》第133辑，首尔，2015年12月；著者裴京汉，韩国釜山大学特聘教授；译者赵润雨、郭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译后刊载于《民国研究》第35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