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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流行疾疫多发的时期，仅《清史稿》记载，自顺治元年（1644）到同治十一年（1872）的228年中，即发生较大的疫情300次（《清史稿》卷40《灾异一》）。在对疾疫的应对中，清代并未形成制度性的规制，仅有约定俗成的惯例，有一定规律可循。本文仅就清王朝最高统治当局对疾疫的应对，作一点初步梳理。 首先，各地出现疫情，原则上必须及时上报中央。 清初以降，清廷亟于了解、掌控地方实际情况，逐渐形成、完善了秘密奏事的奏折制度，而地方官员因公出差或赴外地上任，按惯例须将沿途地方的天气、农业收成、物价及当地官员的官声等情况，及时奏报给皇帝。在任的地方官员，当然也须将所在地方情况上报中央。在这一类报告中，各地疫情是重要内容之一。很多时候，这种报告制度，成为官员的基本职责，即康熙帝所说的，“督抚为地方大吏，凡水旱灾伤及疾疫之处，即应据实陈奏，屡有明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时候，官员遇疫不报，朝廷也会下旨查问，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九月，谕令查问江南与浙江两地，“今年两省疾疫盛行，人民伤毙甚众。虽该省督抚未经奏闻，而朕访知灾病之状，深用恻然”。乾隆元年（1736），下旨查问陕西灾疫，“又闻陕省亦不为大收之年，而且年疫盛行，汝等何无一言奏及耶。将此谕与查郎阿、刘于义并观之”。（《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疫病奏报形成惯例，清代文献中此类报告数量很大。甘肃巡抚报告雍正六年（1728）五月西宁等地“因雨水稍觉愆（qiān）期，疫疠流行，兵民皆有传染。臣仰体皇上敬天勤民之至意，随行令布政使率同文武官弁，虔诚祈雨，一面配合太乙避瘟丹，广行施济。臣又配合祛疫丹茶，在宁分发。各营弁兵凡有传染者，三五日即皆痊愈”。（《朱批谕旨》卷49，《朱批莽古立奏折》）很多时候，不仅百姓疫情要上报，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牛畜疫情也是报告的内容。如乾隆三年三月，“四川巡抚硕色奏，四川牛疫，请酌借仓谷，为买牛之需。得旨，知道了。牛疫之灾，川省每有，当思何以消弥方好”。 应当提到的是，疫情上报在清代只是惯例而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一种制度，因而隐匿或忽视、不上报疫情的官员，有人会受到惩治，也有人未受到惩处。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安徽巡抚刘光美，于地方灾伤，隐匿不报，应照溺职例革职。得旨，刘光美着降五级调用。”而许多隐匿疫情的官员并未受到惩治。 其二，疫情多发时期或季节，清廷往往会检查刑狱。顺治时即有此类检查刑狱的情况，到康熙时形成惯例。康熙七年，云南道御史黄敬玑奏称雨水不济，应当清理刑狱：“刑狱一节，上关天心。自今春徂(cú)夏，雨泽愆期，则清理刑狱，诚第一要务也。请敕内外问刑衙门，凡一应刑名，早为审结。除狱中重囚照旧监锢外，其余一切情轻罪薄及牵连等犯，即行保释。务令狱无冤滞，则和气可以致祥。”并引顺治时成例为依据，“又查，世祖章皇帝时，曾有热审之例，原虑暑天狱囚易致疫毙，故减等速结。今当此亢旸，尤宜举行，以答天心”。所奏立即得到批准，康熙帝立即清理刑狱，同时下令将此做法推广至各省。这种做法为清代历朝遵循，也成为清代的常态。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云南建水等地发生监狱囚犯死亡五十一人事件，下令“该督抚务饬该州县官，督率夫役埽除秽恶，散给药饵。上紧清理，人命至重。不可稍有怠忽。至该管狱官，查明并无凌虐情弊，俱着免其开参”。（《清仁宗睿皇帝实录》）直到同治时期，清军与太平军已激战十数年，天灾人祸并行，严重的瘟疫导致战争影响地区人口锐减，下令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和刑部等立即减等审结各案，“前因京师时疫未除，谕令在京问刑各衙门，赶紧清厘庶狱，迅速次第结案。现在星变频仍，上苍垂儆，弥灾之法，尤重恤刑。允宜格外推恩，以承天戒”。（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其三，关注军队疫情，有时也会由中央直接采取措施进行防治，并赏恤因疫而亡的将士。 军队是国家统治的柱石，而战争环境残酷，在旧时医疗条件下，战争双方极力征战，也极易引发疾疫。有的时候，朝廷也会直接派出医务人员赴军中控制疫情。康熙二十年八月谕，“闻云南官兵疾疫甚多，彼地苦无良医，其令太医院医官胡养龙、王元佐驰驿前往调治”。有时军方将领甚至也会直接向皇帝开口讨取药物，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乾隆五年，带兵进剿湖南城步少数民族地区的将领直接向乾隆帝讨取药物，“再乾隆元年贵州古州之役，皇上赏赐官兵平安丸，治山岚时气甚效。今适当暑月，恐有时疫。仰恳赏赐，以备不虞”。对于军中因疫而亡的官兵，中央政府允许按照阵亡条件予以赏恤，“其有因瘴身故者，均着奏闻，照阵亡例交部赏恤”。 其四，最重要的一点是，疫情发生后，清廷一般会责成当地官员施药救治并开展赈济。灾疫通常并行，大灾必有大疫，因而清廷对疾疫的关注与救治往往与救灾并行。 救治条件较好的是京师及京畿地区，由朝廷指派京师官员及相关机构救治，有时也会由清廷直接指派太医院等机构配合治疫事宜。康熙十九年，京畿大饥，灾民聚集京师地区，廷议“其饥民内有患病者，应令太医院及五城医生诊视、遣员管理”。在灾情持续的情况下，“命五城粥厂再展三月，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赵尔巽《清史稿》卷6《圣祖本纪一》）京畿地方发生疾疫，以京师为中心并由步军统领衙门及顺天府等机构处置相关事宜，也成为传统。如道光元年(1821)，“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慎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有时候救治款项甚至会由内务府拨出，“以时疫流行，发广储司银二千五百两，分给五城，为制备药料棺槥（huì，小棺材）之用”。这相当于从内廷或者说从皇帝的口袋里开支治疫经费。京师重地，天子脚下，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为首，加上京城本身较好的医疗条件，有时甚至有太医院的支持，其应对疾疫的能力确实远胜于地方。 在地方则由当地官员直接负责救治与赈济。康熙十八年初，“河南巡抚董国兴疏言，陈留等二十一州县，灾疫并行，请发州县存贮米粟赈救。得旨，着先差往汝阳等处赈济官员，会同该抚，速行设法赈济”。救治疾疫，系地方官员基本职责，一旦地方上发生疫情，朝廷都会查问地方官员的救治措施与效果。地方官员捐资不足，动用官帑也成为一种常态。道光七年，“浙江疫疠，制备丸药，两年内约用银五千余两，刊刷救急方五万余部，约用银四千余两”。（《清宣宗成皇帝实录》） 疾疫流行往往与水旱灾荒并行，因疫而蠲免也成为清代应对疫情的重要内容。康熙七年，“以甘肃宁州、安化等五州县及庆阳卫，康熙六年分，民遭疾疫，将丁银豁除，并免地亩赋额一年”。乾隆六年谕，福建闽县侯官等地，“乾隆三年、五年，该地方又值歉收疫气，民力输纳维艰，是以悬欠至今未楚，朕心轸念。着将此项银谷全行豁免。俾闾阎无追呼之忧，得以肆力于春耕”。 地方上参与治疫的士绅人等，也往往受到朝廷表彰。雍正十一年，江南沿海地方水灾并有时疫，“绅衿等复捐施方药，资助米粮。似此拯灾扶困之心，不愧古人任恤之谊。风俗淳厚，甚属可嘉。着该督抚宣旨褒奖。将捐助多者，照例具题议叙；少者给与匾额，登记档册，免其差徭，并造册报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实心治疫的地方官员也往往赢得好官声，而以医术闻名者亦复不少。福建长乐人陈念祖，乾隆末举人，多有医书著述，“嘉庆中，官直隶威县知县，有贤声。值水灾，大疫，亲施方药，活人无算。晚归田，以医学教授，门弟子甚众，著书凡十余种，并行世”。是即所谓青史留名者，与清廷依赖地方政府治疫的政策相辅相成。 总体上看，在长期的统治中，清政府形成了应对疾疫的措施与惯例。这类应对举措，有时是有效的、及时的，也有很多时候，是浮于表面和做样子的。许多时候地方官员在疾疫过后才向朝廷报告，甚至是事后被中央发现并查问时才报告疫情，而这类官员也并未受到相应的惩治与处理。专制时代的统治阶级所谓关心民瘼，不过如此。 作者简介： 潘洪钢，男，1960年生，满族, 湖北武汉人。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民族史等。著有《明清宫廷疑案》《细说清人社会生活》《官商两道——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与官场》《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