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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观与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紧密关联，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对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属性及多元一体文化观。中华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和弘扬的，其历史变迁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共生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以中华文化认同为核心，由民族认同拓展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圈层化迭代过程。“多元”包容是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历久弥新的根源，“一体”是历史的潮流和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自觉。因此，要从文化为“经”、历史为“纬”的格局出发，从营造互惠均衡的环境、强化各民族文化的交互作用、完善社会共生的制度界面、创新共生的进化模式、累积多民族文化其生的能量场等五个维度建构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多民族；文化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多元一体格局 【作者简介】方堃，男，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事务治理研究。明珠，女，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171）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旧多民族国家因人口流动引起民族结构变化而产生的族际矛盾日益凸显，文化互斥与冲突消解了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滋生了社会裂解性因素。西方国家大多实行有失偏颇的文化政策，不同程度地加剧了族群之间的物理性隔离和心理隔阂，文化共生土壤遭到破坏。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在处理多民族文化问题上承袭了自由主义传统，宣称在公共领域维护单一的政治文化，而差异性却广泛存在于“个人和共同体的私有领域”，以至于不同民族在整个社会“平行地运行”。美国于20世纪初推行“民族大熔炉”政策，试图将具有不同国家或地域来源、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特点的群体纳入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中心的价值体系中，造成了少数族裔的文化被同化，导致反种族歧视的抗争运动此起彼伏。 中国古代儒家学派认为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相对发达，四方化外之地的蛮夷文化处于依附地位。近代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即“中华民族不仅在血统上，而且在文化上，经过长期的融合，没有什么汉人文化，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20世纪80年代之后，费孝通先生在阐述民族互动规律的基础上，认为“多元”是指中国有着众多的民族、地方和民间文化小传统，而“一体”表明中国又有一个为大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个由单数大传统和复数小传统构成的相互依存的体系。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政策取向的调整，学者们围绕多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产生了激烈争鸣。有学者主张，从物质与精神层面全方位促进各民族融为整体，减弱民族成员的文化差异，强化政治性的国家公民身份，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也有学者指出，“一元化”的思维定式与价值取向影响国内一些政治及文化精英对多元文化关系的理性认知与评价，使他们忽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习俗等传统文化的特殊意义，乃至扭曲各族的族源和文化传统中的共性，存在着“汉化”的潜意识。 中国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放眼世界，全球化为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交流互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变得尖锐复杂，各种新思潮与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认同危机随之产生。最明显的是，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泛滥，文化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种族分化和宗教极端势力抬头，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在快速城市化和代际更替中不断流失，在社会上出现了诸如“文化同化”“文化剥夺”等观点，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再造过程中片面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性，使中华文化整体认同有弱化的可能。鉴于此，沿着历史纵深延展的脉络，从文化共生视角出发，探寻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与路径，对于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文化共生、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生”（Symbiosis）最早是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于1897年提出的生物学概念，原指自然系统中不同生命体紧密生活、互补共存的状态。近年来，共生的议题已突破了生物学范畴，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传统生物学者真切体会到群落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发现个体或群体胜利或成功的奥秘，在于它们密切联合的能力，而非强者压倒一切的本领，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亦是如此。”因而，所谓共生既是事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互利互惠的关系，又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整体进化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五个基本要素：共生环境是指诱导个体或群体相互作用和促进共生的内外因素总和；共生单元是指共生关系生产与能量交换的单位；共生界面是指支持共生单元进行能量交换和推促系统进化的介质或媒介；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合作与共赢共享的共同体形态；共生能量是指共生系统的动力来源。就共生机理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多民族文化的共生性，其形成可以理解为以中华文化认同为核心，由民族认同拓展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圈层化迭代过程（参见图1）。  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繁衍生息过众多民族，他们都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多样的民族亚文化群融入以汉族为基础而构成的民族文化交流网络之中，经过接触、混杂、联结与融合，发展形成了既千差万别又完整统一的中华文明共同体。伴随着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共生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西方文化的介入，使共生单元受到来自“诱导机制”与“阻尼机制”的共同作用，原有的文化认同向外辐射并透过共生界面生成“动力机制”，从而激发强烈的民族认同。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由“文明共同体”跃升为“民族共同体”。依托多元一体格局，不同文化从隔离、排斥、冲突嬗变为互鉴、包容、和美，中华文化与中华各民族文化内在的一致性塑造了多民族文化共生的模式。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渐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境界，文化自信的共生能量不断地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一）文化共生的发轫 自古以来，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远古中国的文化遗存呈现多元分布的特点，孕育了多民族的萌芽与发展。这个多元分布又有着相近的物质基础，反映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冲突、相互补充和依存关系，决定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方向。在古代文献中，先秦时期的中国已确立和形成了以华夏为凝聚核心，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方交融的天下大势。秦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设三公九卿、行郡县，统一文字、货币、车辙和度量衡，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古代制度文明一直发挥着统摄作用，框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华夷一统”的文化心理。在统一的行政体制和经济体系下，中华文明发源的“核心区”表现出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各个“边缘区”也萌生出不同程度的文化“向心力”，它们在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发展进程中相交相汇。 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隔绝的，始终与其他文明交流碰撞、交相辉映。“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崇尚和合、和谐、和平的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与现代人类社会的伙伴观、合作观、发展观交感联通、智能相应”。总之，文化的共生性是民族认同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渊源与根基。 （二）民族认同的演进 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以王朝正统和儒家思想为支撑的文化族类观与封建统治衰落的现实困境共同导致了民众对“天朝上国”的认同与行为产生了时空错位，陷入民族身份的迷失。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轮番侵略以及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仁人志士和广大民众开始寻求救亡图强的道路。康有为等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维新派建学堂、开报馆、设学会、译书籍、办实业，呼吁学习君主立宪制度，以求中国之进步。尔后，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再到“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经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这种观念的转变消解了非理性的“排满”思想，缓和了民族矛盾对辛亥革命及其后民族国家构建的冲击。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五族共和”思想是近代以来国家观念、疆域观念、民族观念、文化观念都发生极大变化的形势下，中华民族自觉地走向民族聚合的开端。 “五四”爱国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唤起了中华民族追求真理和进步的伟大觉醒，越来越多的各族先进分子聚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民族团结和对少数民族的宣传教育，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斗争组建了如东北抗日联军、冀中回民支队等少数民族武装力量英勇奋战，川西松藩关外24部落30万藏民请缨参战，满族、赫哲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军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正如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文化符号、价值体系以及共同抗战的历史记忆，构成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促成了各民族结成血肉相连的共同体。至此，民族认同从汉族认同演变到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国从危机与苦难中重获新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血与火的淬炼中生成。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彻底结束了任人宰割、四分五裂的局面。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多次派遣访问团、慰问团、工作队，赴西南、西北、东北等边疆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支援地方建设，化解矛盾纠纷，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考察祖国建设，见证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丰植了爱国主义情感。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制定和实施了民族平等的方针政策，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保护弱势的民族语言，抢救濒临消失的少数民族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在法律上没有规定“国语”，以汉语普通话、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体现了国家统一的意志和中华民族整合的要求。民族文化催发出民族区域自治深层次中的结构力，并使个体在民族文化生存与发展上保持了趋同性。共同的政权属性、制度条件、主导文化、人民政治思想及党的领导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改革开放为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理解和文化欣赏提供了时代舞台。为了让少数民族更好融入城市，1993年我国出台《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科技以及风俗习惯等权利。从1982年开始，国家制度化、规范化开展少数民族文化体育活动。2003年，中国非遗保护工作正式启动，苗族古歌、满族说部、畲族民歌、藏戏等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名列其中，汇集、展示和保护了各民族传统文化。这一时期，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快速发展还得益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中国制定实施了沿边开放、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编制实施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各族人民生活由温饱迈向总体小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丰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先后召开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等多部重要文件，从战略高度擘画和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习近平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显著优势。这些都为民族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各地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切入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促使团结统一的大一统价值理念转化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自觉。 二、基于多民族文化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路径 多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二者既共场于民族地域空间和承载实体，又同轴于民族认同形成、嬗进和深化的历史经脉，是由中华民族母体一并孕育、滋养的成对观念体系，均以自身发展为对方发展提供补益和促进的彼此联结。本文从文化共生的五个维度阐析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并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 （一）营造互惠均衡的环境，形塑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观念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各民族贸易、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频繁交往及依赖关系，将逐渐取代原先那些地方自给自足和闭目塞听的封闭状态。本民族的精神财富被赋予公共属性，片面和局限的民族文化也由此演变为世界性的文学。”民族文化作为共同体观念意识和心理结构，不仅反映族群多样性的“殊相”，更体现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共相”，并且通过实践反作用于共同体运行和成员行动。所以，有必要把握“环境－族群－文化”循环法则，坚持正向诱导，在互惠均衡的基础上达成价值共识。 中华各民族经过千年发展，共同分享着各自历史和诸多伦理共性。由此，一个族群联合体逐步浮现出来，并被纳入文明与行政共同体之中。因此必须保持疆域与人口的延续性，着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让中华文化始终成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血脉，以形成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态和观念。 同时，经济环境对多民族文化及其共生系统起着决定性作用。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有助于聚合信念、认知和情感等主观要素，孕育公共选择与集体行动的逻辑。汉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自古就通过丝绸之路、马绢互市、茶马古道等进行经济和文化往来。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更加活跃，加深了民族间的分工与合作程度。为适应新时代文化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协同共建的诉求，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最大限度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补齐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二）强化各民族文化的交互作用，提升族群之间的协同内聚功能 共生理论是一种抗拒达尔文主义式竞争的温和社会团结理论，倡导社会秩序和谐以及族群之间协同内聚的价值关怀。多民族文化共生关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各民族文化在长期交互作用下，以符号协调、相互沟通与社会一致性为基础，通过交往性行为（相互作用）达成理解和形成非强迫性共识的过程。交往是古往今来中华各民族思想文化系统共生和不间断发展的前提。当今城市化、信息化提速使民族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不同民族在交往中必然会产生各种不适应，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文化相遇后的抗阻。对此，要秉持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理念，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要通过健全常态化的民族交往机制，开展形式多样有中华文化特点的活动，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 交流是和谐民族关系的黏合剂，是维系族群之间共生关系的枢纽。加强文化交流这个枢纽有助于构建多层次立体的共同体意识体系。其一，搭建促进各民族沟通的语言桥梁。在一些民族地区分层分类开设“双语”教学课程，广泛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倡各族干部群众相互学习语言文字。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其二，构建跨地域信息互通、人员互动、衔接互嵌、职责互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动态服务管理机制。要抓好流入地与流出地两头对接，克服信息失真和交流不畅，用社会化、智能化手段助力族际互动与往来，实现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同步、公共服务同质、法治保障同权、精神家园同建、社会和谐同创。其三，凝练文化共性，以公共文化服务推动传统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文化的重组和更新不是从一个结构骤然变成另一个，它犹如从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同时并存、相互磨合的有机联合”。为此，要将家教家风、乡情乡愁和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促进各民族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共生交融要遵循社会团结规律，反对“同化论”和“固化论”的观点。既不能将民族交融看成“Ａ＋Ｂ＝Ｂ”式的同化，幻想可以直接消除民族差别，也不能无视民族成员之间的自然亲近，反而以各种理由来强化民族差异。可以借鉴“文明共存论”的有益观点，对多元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糅合，萃取其中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因子，优化各民族的心理素质并使之趋同发展。要增强民族成员的共同体验，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注重将当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共建美好家园的多维愿景无缝对接，推动心理文化的体验感上升为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认同与归依，消解碎裂化的社会张力，构筑族际整合的功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社会基础、充足动力。 （三）完善社会共生的制度界面，彰显民族事务的治理效能 广义上讲，社会共生的制度界面亦可隐喻为一个“伞状”的概念，它是由共同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作为骨架支撑起来的。作为文明的高级形式，制度厚植于特定的文化沃土，与社会成员共有的理性认识同频共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培育，取决于多民族文化关系的互动性调适及其与制度界面产生的交集。打造优良的共生界面，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民族事务善治效能，对于凝结各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至关重要。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觉自知的复合整体，作为其主导政治认同意识的内核——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绝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中华民族在决定命运前途的抗争和奋斗中总结出来的真理性必然。在各族人民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按照党中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新思路新理念新战略，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要以党心聚民心，筑牢信仰之基，通过对“五个认同”的综合培育，系统涵养民族“精气神”，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有了团结和凝聚的中心点。 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体现在政治道路和国家治理方面，就是要结合中国国情，探索适合中华民族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一点上，要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如果我们意欲简单复制他国的模式，或者在一些发展道路、政策选择上忽左忽右、东施效颦，就会丧失民族自信心，也无法实现民族精神共同体之强健。因此，应从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入手，解决人们在个体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追求上的名实矛盾、义利矛盾、理欲矛盾、知行矛盾，找准破解实际矛盾和难题的制度切口和制度缝口，构建价值法则与文化内容沟通的制度平台。具体而论，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调整和优化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政策法规，协调资源共享与互利秩序，减少制度运行中的内部耗损与外部摩擦，提升多民族文化共生系统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共生单元同步进化的优越性。要坚持依法治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重塑各族人民平等的政治文化空间，持续改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度系统，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工程。 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特性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映射，呈现出超强的综合性。“多元组成一体，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离不开一体，一体也离不开多元，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一体是主线和方向，两者辩证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总体谋划，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合力，作为促进民族团结的着力点，增强各民族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度与依存度，加强共生民族在整个民族共生系统中的能量摄取与释放能力。 （四）创新共生的进化模式，建设共同的精神家园 在共生理论视野下，互为因果的共生单元相互肯定与激励，实现资源在共生界面上的对称性分配，可以保证所有共生单元获得同样进化的机会。多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协调共进是共生系统演化的理想模式，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各民族文化心理平衡和中华文化守正创新。中华民族是多元的，这种多元表现在心理归属方面也是多元的。这就要坚决摒弃“中华文化只是汉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这两种错误观点，大力发掘和弘扬中华各民族的共有文化，建设超越不同民族心理归属的中华民族层面的共有精神家园，树立中华各民族共建共享共荣的大文化观，从而弥补民族共有性的阙如。 在社群思潮多样化、网络化和文化多元化浪潮席卷的当下，民众之间很难形成共同的目标与行动，加之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差异，不同民族之间的价值观念就更不容易聚焦。从人类社会维系、延续和变革的进程来看，最经久、最深邃的推动力量源自全社会公认并推崇的核心价值观。它不仅是个人判断社会事务时所依据的是非标准和行动准则，更托举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各族人民的价值观与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一致，中华民族就会空前的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强化中华民族成员在个人与集体、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原则，使之内化为共同的生活体验、知识积累和共识机制，外化为维护共同体秩序的民族文化符号。 民族文化符号是这个民族具有集中代表性的凝练图式，它是在国家或地理范围内长期发展起来的，借以表达其思想、宗教习俗、审美和人文情感的意象化途径。可以说，保护好民族文化符号就是保护好民族永生不息的根脉。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熔铸成民族精神坐标，要凸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象征性作用，唤醒各族儿女对共有历史记忆的回望和对文化同源性的体认，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要充分发挥符号文化的教化功能，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将其纳入国民教育、道德教育体系，融入生产实践与文艺创作的各方面，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和国际传播。对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的认同和对民族特有文化的认同二者并不矛盾。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认同以本民族文化认同为起点。没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也不可能有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要准确界定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抢救性保护一些面临失传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运用于非遗保护工作，注重网络化开发与利用，打造数字化、活态化的非遗共生文化空间，使保护文化多样性与共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贯穿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要积极挖掘和利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特色建筑、民风民俗等资源，探索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发展的时代规律和实现路径，通过文化的共同发展繁荣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五）累积多民族文化共生的能量场，建构多民族国家的和美境界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能够逃避矛盾、冲突和兴衰变迁，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而且一直延绵不绝的庞大国家，中国拥有伟大的民族和巨型的文明，并始终保持自己独特的坚守：政治大一统、家国共同体、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正是有了如此难以摧毁的根柢，中华民族总能一次次在极为严重的危机中化险为夷、浴火重生”。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稳固的基础——多民族文化共生这一能量场，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成为多民族国家在一体化现代建构中保持向心凝聚、集体认同的依据与向导。 结语 概言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从文化“存量”与“增量”双向累积自信能量：一方面，要赓续中华文脉，使中华文化宝库不断充盈，从中华悠久文明中找寻中华民族的优秀根本，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抛弃传统、丢掉根脉，就等于隔断自己的精神源头。一个民族只有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只有汲取了历史的丰厚养料，才能避免酿成人类文明开倒车的悲剧。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守护好、发展好，坚持不忘本来，在继承中转化，吸收外来，在学习中超越，是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内在驱动。另一方面，要增强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执中鉴西、贯通中外的互动交流中增加文化自信。要在文化共生语境下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加以重新整理与开发，将更多蕴含中华文明精髓和历史积淀、体现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和时代特征、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优秀作品推向世界，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发展同向而行，在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文化认同感的同时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合力，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美状态。 参考文献： [1] 李丽红：《多元文化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7页。 [2] 瞿林东：《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9页。 [3] 费孝通：《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写在〈民族团结〉更名为〈中国民族〉之际》，《中国民族》，2001年第1期。 [4] 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 [5] 马戎：《如何进一步思考我国现实中的民族问题：关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讨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6]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7] 许志晋：《支撑循环经济与和谐社会的适用技术共生创新研究》，《中国软科学》，2006年第4期。 [8] 参见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9年9月28日。 [9] 马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结构及演变》，《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 [10] 张立文：《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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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