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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这个词汇，自其产生起，直到今天，都是用来表达我们国家的疆域或领土范围的。“九州” 问题涉及到我国古代疆域史及早期中国特别是夏代历史的一系列有关问题。然而目前学朮界对于“九州”问题，包括对于我国早期国家疆域的认识，似乎还比较混乱。例如，“九州”这个概念到底产生在什么时候？早期文献中的“九州”与后来文献中出现的各种“九州”概念， 是否同一回事情？所渭“禹划九州” 与“《禹贡》九州”中的“九州” ，在内涵上又都是一致的吗？最后，所有文献中的“九州”果真就是大禹划定的九州，亦或可以认为是夏时期真正的领土范围吗？如其不是，那么它们各自产生的背景又是如何？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学界同行，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九州”来历与其最初含义 目前所知最早记载有“九州” 这个词汇的文献，是春秋时任为齐灵公正卿的叔夷所作的叔夷钟铭。叔夷是宋穆公的后代，他在夸耀自家先祖的辉煌时，提到了商汤的伟业，说：“虩虩成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删伐夏祀，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即是说汤接受上帝的天命，翦伐夏王朝，打败了夏的军队，在伊尹的辅佐下，全部占有了禹所统治过的九州的土地。文意很清楚，九州，原本就是禹建立的夏王朝拥有的土地。那么，这里的九州，是否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禹划九州”故事中的九州呢？长期以来，不少人正是这样在这两者之间划上等号的。粗看起来，这种做法似无不妥，然而细加分析，这个认识却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首先，“禹拥有过九州”与“禹划分过九州”并不是同一个概念。钟铭“九州” 实际只同于稍早时期文献中使用的“九有”、“九囿”、“九围”等用语⑴，其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与所谓禹划九州并没有关系。我们先来看文献中出现的这些用语的情况： 《诗·商颂·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诗·商颂·长发》：“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又“武王载旆，有虔秉钺……九有九截。” 上引毛诗中的“九有”、“九围” ，郑氏《笺》皆曰“九州也”。郑氏笺注当然是不错的，但还没有接触到事情的根本。按《玄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一语，《文选·册魏公九锡文》注引韩诗作“方命厥后，奄有九域” ，是“九有” 即“九域” ，“有” 不过是“域”的假借字。“九有” 在以后文献中又写作“九囿” ，这是为了表意，更接近于“九域” 的意思。至于“九围”的“围” ，则当是“囿” 字之误。实际上，“州”亦“有”、“囿”、“域” 诸字的音变，“九州” 不过是“九有”、“九域” 在文献中的另一种写法。《国语·鲁语》“共工氏之伯九有也”中的“九有”，《礼记·祭法》便写作“九州”。 这里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鲁语》及《祭法》中称霸“九州”或者“九有”的共工氏是生活在禹以前时代的人物，故“九州”或者“九有” 作为某种地域的代名词， 绝不是只使用在禹治水及其以后，不是说因为禹治洪水才有了“九有”或“九州”，故“九有” 亦即“九州” 与禹的治水分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实际上，包括《商颂》、《国语》、叔夷钟铭诸文献中使用的“九有（域）”、“九围（囿）”或者“九州”，都只是一种笼统的国土概念，它并不是说夏商时期已经有了具体的九个州的土地，而是泛指天下东、西、南、北、中，以及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各个角落的地域，如此而已。“九有（域）”应该是由过去“四或（域）”的观念发展而来的。西周统治者称自己的国土为“四土”，或称“四国”。“四国”即四域，亦即四个方面的地域。古文字中“四国”的“国” 字写作“或” ，即地域的“域” 字，“四国”不当作“四个方国”理解，否则，文献如《尚书·多方》中的“四国多方”这句话就解释不通了。“四国多方”只能理解为四个方面地域的众多方国。其时尚有一个“中或”的概念，指中部地域，也称作“中土” ，是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多指都城，如何尊中的“中或”）。不过统治者泛称自己的统治地域，仍喜欢用“四土”或者“四域” 。由“四域” 发展到“九域” ，是人们地理知识增強的表现。 从文献上看来，三代国家的君主对于自已的国土，大概都只有“四土（四域）”或者“九土（九域）”这么一个笼统的概念。他们只觉得天底下所有的地盘都是自家的土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至于这王土的四至或者“九有”的边界，那是很难说清的。一开始，他们甚至连上述“九有”的国土概念或许都谈不上，而只具有“四方”的地理知识，作为对“四方”进行补充的“四隩”，即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大概还未形成⑵。甲骨卜辞中商王屡屡占卜其东土、西土、南土、北土的受年，于商人自已所居，则称其为中商，卜问“受中商年”，不见其有表示九个方域的词汇。周武王灭商，周人亦只称某某方国是吾东土、吾南土或吾北土，加上自己过去所居的西土，是早期周人亦只有“四土”的观念⑶。表明古人已经具有四方四隩观念（包括“中”的观念）的最早的文献，到目前为止，还就是上述《诗经·商颂》中的那两篇诗歌。在这种情况下，说禹真的把自己的国土划分成了九个州，无论是按方位还是按实际地理进行的划分，都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目前学者受过去疑古思潮的影响，对于禹治洪水一事多抱有疑虑，有的甚至对整个夏王朝的存在亦持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当然是不对的。对此，我已写过多篇论文反对这种说法，因不属本文论证的范围，不拟赘述。然而，对于禹时洪水发生的地域、禹治洪水的方式，乃至禹建立国家的范围，许多文献却又太过于夸张以至于让人难以信以为实。这自然是古人对禹过于尊崇，以至将其神化，把本来是真的历史弄成了神话所致。这些，都是我们当前研究夏文化应当着力纠正的。窃以为禹时洪水发生的地域，实际也就是夏王朝所在的地域。当年王国维指出，“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⑷，是言禹建立的夏朝仅仅在古河济之间，也就是《禹贡》九州中的兖州一带。刚好，以研究我国传说时代著称的徐旭生认为禹治洪水所在的地域也主要是在古兖州，他说：“如果详细考察我国的地形，各代河患的沿革，以及我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就可以明白洪水发生及禹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此外北方的冀州，西方的雍、梁，中央豫州及南方荆州的西部，山岳绵亘，高原错互，全不会有洪水。”⑸我曾综合他们的意见，指出禹治水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本部族的利益而已，所谓治水也不过是开挖沟洫，疏浚一些小的河川，治理那个地方的洪涝灾害，绝不会有他跑到九州的各个地方去治理洪水并凿通各条大江大河之举。所谓禹的划分九州，与禹的治水并没有关系。“分州”之说只能视为后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借用过去资料憧憬出来的一种说法。早期文献中的“九州”与禹所划的“九州”也根本是两回事情，不得混为一谈。 二、“禹划九州”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禹划九州”一说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其记魏绛对晋侯之语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寢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魏绛是晋悼公时的卿士，他为了谏止晋侯的喜好田猎，拿所谓虞人之箴劝告晋侯，说过去禹画（即划）九州，将人和野兽分开居处，使互不干扰，是德的体现。魏绛说，这虞人之箴是周初太史辛甲主持制定的，如此说，西周初期就已有禹划九州的说法了。 然而魏绛的这段说辞并不可信，其称周太史辛甲命百官云云便明显是个托词。因为辛甲所在的西周初期，周人根本就还没有九州的观念，更不用说有九分一国疆域的想法了。本文上面已经指出，直到春秋中期的宋襄公之时，其国人所作《商颂》诗中才有了将自己商朝祖先的国土视作由九个区域组成的的观念，而西周时期只有“四方”、“四土”或“四国（域）”的观念，其时文献中也找不出有言“九土”、“九域”或“九州”的例子。 这个看法，其实顾颉刚先生也早已说过，他在所著《州与岳的演变》一文中，即通过对周时文献用语的追溯，总结出“那时的天下观念，抽象言之则为‘四方’，具体言之则为‘侯甸’，没有想到可以用九数来分割的”⑹。这里，顾氏不仅指出了周人尚无九分国家的观念，而且指出周人统治的天下只是由一些称作“侯甸”的地方单位组成的。这后一种看法，实际是说周人尚未形成后世国家才具有的“领土”观念。我们看这些被周人统治而称作某某侯甸的地方单位，皆是一些半独立的邦国或方国，并不是王朝直接统治的对象，并且它们之间往往隔着不小的距离，甚至还隔着一些无人居住的“隙地”，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难说在周人的头脑中会产生国家可以对地方做出某种行政区划的观念了。 不过，我们在赞同顾先生上述说法的同时，对于他继之得出的禹划九州的观念出现在春秋时期这一结论，仍感觉有些勉强。顾先生是将《左传》襄公四年这段记载与叔夷钟铭以及《商颂》诗中的有关话语进行比较得出这一结论的，他认为魏绛引虞人之箴中“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这句话正可以与钟铭所述商汤“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相互贯联，并可得到《商颂》诗中歌颂汤受天命拥有“九有”、“九围”等诗句的佐证，而这所有的文献作成的时代都不晚于春秋中叶，因而他判定春秋时期的人们确实有了｀分天下为九州的观念。这里，顾先生的错误在于将襄公四年“禹画九州”的“九州”与叔夷钟铭中的“九州” 概念完全混为一谈了。我们上文已经指出，叔夷钟铭中的“九州”只是一个笼统的国家疆域的概念，指的是国家东、西、南、北、中、东南、西北、西南、东北九个方域，不是具体的作为国家行政区划的九个州。所谓“分州”是说对于国家领土的划分，“画九州”就是要将国家划分为九个具体的州，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原来“九州”的意义。这样一种划分天下为九州的观念不仅不会产生在西周时期，即使春秋时期大概也还产生不了。因为春秋时的所有诸侯国似乎也都还未形成为后世的领土国家，各国内部也都还未摆脱过去封建贵族各自拥有世袭领地的格局，也未开始实行普遍的行政区划。这样一种观念想必要到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战国时期才会发生。这也就是说，整个《左传》襄公四年记魏绛的这段话，实际也是《左传》作者的一种托词，是《左传》作者将自己时代的观念加之于前人的产物。 《左传》相传为与孔子在世时间差不多的左丘明所作。但也有不同意见。今学者从《左传》内容分析，多数认为它的成书年代在战国前期⑺。如是，正好可以与我们有关禹分天下为九州的观念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想法相互吻合。我们看战国时期，不仅一些主要的诸侯国都发展成了领土国家（即有了明确边界线的国家），并且都实行了或正在实行对于自己国家的行政区域的划分。同时，就整个战国时期的形势而言，从战国初期一开始，便大致形成了由一些強国或地方势力九分天下的格局（这一点可参看顾颉刚先生的有关论述）。由此来看待我们有关禹划天下为九州的观念出现在战国时期的设想，应当说是合乎实际的。此亦是“分州”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三、《禹贡》九州所包含的历史义蕴 《尚书·禹贡》作成于战国中后期，并很可能成于魏国人之手，这应该是目前多数学者有关《禹贡》成书的看法⑻。这个看法不是来源于別处，而是来源于《禹贡》文章自身。 从文章内容分析，《禹贡》虽然也是在讲“分州” ，如《书序》所说的“禹别九州”，但重点却落实到要建立起各州对中央朝廷的贡赋制度，即序文下面所说的“任土作贡”上面。这从《禹贡》的篇名也能体会出来。《禹贡》说各州的山川形势，主要在于打通各州对中央朝廷的贡道，通过建立起各地对中央王朝的贡赋体系，最终实现各地方诸侯包括各蛮夷对中央的服属关系（即所谓“五服”），以至于“九州攸同” ，“声教讫于四海”。这样一些内容，与其说是在追溯历史，不如说是在描绘作者根据所处社会的现实背景，构想出的一幅实现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兰图。这样一种大一统的构想，只能出现在战国中期以后。 战国前期，七雄并立的局面刚刚形成，社会上似乎还未出现列国统一的迹像。但是从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历史便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统一的前奏。一些通过兼并战争发展起来的大国，已不满足于自己诸侯国的身份地位，他们想要取得和周天子同等的地位，要自称为王，还要其它诸侯来朝见自己，向自己进贡，并且憧憬着实现统治天下九州的梦想。这里面最早具有这种雄野心志的大国君主无疑便是当时的魏惠王了。他是中原华夏各国君主中最早称王的一位。仗着魏国初年积攒下来的雄厚国力，他长期以老大自居，首先是以过去霸主晋国的继承者自居。本来韩、赵、魏已三分晋国，他夸耀魏的国力，却自称“晋国天下莫强焉”⑼，根本不把赵、韩放在眼里。因为这个缘故，《禹贡》就安排了原来晋国所在的冀州为九州中的首州，并安排各州的贡品都贡献到冀州。冀州不出贡品，却有资格享受贡品，其地位相当于过去的王畿。他以拥有九州的夏禹自比，兀自将魏的国都迁到从楚国手中得来的大梁，因为大梁这个地方相传是禹建都过的阳城⑽。接着，他又谋划着在大梁附近的逢泽召开各诸侯国都来参加的逢泽之会，他本人则在这次会盟中“乘夏车，称夏王”⑾，以示魏要像夏禹一样做协合天下万邦的盟主。在这种背景下，他手下的众臣搞了这么一篇有关禹划九州的文章，细述禹建立起来的包罗整个天下的贡赋体系及所谓“五服”制度，以影射魏惠王的伟业，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由于魏惠王在位长达51年，《禹贡》作成于他在位的什么时期，还有必要再做仔细的推敲。窃以为这篇文献的具体作成时间当在魏惠王迁都大梁至逢泽之会这段时间，即公元前362～前343年之间。因魏人的霸业只是在这一段时间才达到高峰。之前8年，特别是魏惠王初即位时期，其弟公仲缓在韩、赵两国支持下，曾与之发生爭夺继位权的斗争，西边的秦国亦屡次发起对魏国的战争，惠王的权势尚未十分稳固。只是在迁都大梁以后，魏惠王采取一系列政治外交手段，首先稳定住与韩、赵二国的关系，同时加強与齐、秦两大国的往来，继之迫使宋、鲁、卫等一干小国与韩国一起前来朝见自己，才致使魏的霸业臻于极盛。加上他又定都在过去禹都阳城这个地方，遂使他产生继承禹的一统九州的幻想。 再就《禹贡》描述的天下九州划分的具体情况而言，这样的划分也正合乎魏惠王那个时期列国势力分布的大致情形。首先是位于两河之间的冀州，它是赵、魏、韩三国主要的地域，这当然合乎《禹贡》设计的逻辑。其次是河济之间的兖州，它实际包含了魏国新占领的一片靠近大梁的地域；此外也包含了卫国的地域，但卫当时不过是魏的附庸，《禹贡》作者将之安排在冀州之后，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接下来的青州位在东方，主要是齐的地域，没甚么可说的。齐国南面到淮水以北的地区称作徐州，大致就是泗水流域的一片地区，居住着鲁、宋等一干称作“泗上十二诸侯”的小国，当时也都是魏的势力范围。淮水以南的东部沿海地区称作扬州，是越国的领土，当时越国势力已不如前，但仍存在，不过在魏惠王去世后不久，它便灭于楚国了，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禹贡》的制作应在魏惠王时期。越国以西今两湖地区称作荆州，是楚国的地域。楚国北面、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被列为豫州，这应是考虑到东周王朝的存在，要给它一个落脚的地方。实际上周附近还有部分韩国的土地。楚国西面的巴蜀地区称作梁州，其时尚有地方政权存在，并与魏国有着人员的往来，只是在魏惠王去世以后，蜀国才被秦国所灭，蜀地也才被纳入秦国的版图，其所以占得九州一席之地，也可以说明《禹贡》制作在魏惠王时期。最后是地处西方的雍州，属秦国。 在《禹贡》之后，文献中还出现过一些不同的九州说，如大家经常提到的《职方氏》九州、《吕氏春秋》九州及《尔雅·释地》九州等。学者判定它们出现在《禹贡》之后，主要是认为它们所提到的一些新的州名或较《禹贡》去掉的一些州名，是依据了以后历史变化才做出的改动。如诸书中没有了《禹贡》中的梁州，乃是因为巴蜀后来被秦人兼并了的缘故；《吕氏春秋》与《尔雅》出现了幽州，则是因为战国后期燕国向东北方向发展，新开辟了一大片胡地的缘故。新出土文献《容成氏》亦记有一套九州系统，其中也没有西南方向的梁州，看来其成书也应放在《禹贡》之后。学者将《容成氏》中其它内容，例如其中提到的诸多氏族名称及所谓“禅让”之事持与《墨子》、《庄子》等战国晚近书籍相比较，也多认为《容成氏》成书应在《禹贡》之后，或在公元前300年左右⑿。此[i]无疑对我们有关《禹贡》成书年代的推定，更多了一个支持。 【注释】 ⑴ 文献中最早出现“九有” 、“九围” 诸用语的是《诗·商颂》，学者多认其为春秋宋人所作，下距叔夷钟作成的时间不是很远。 ⑵ 顾颉刚先生根据西周时的诗歌及《尚书·周书》仅言及“四方” 而不见有“九州”的用语，认为周人其时尚未有九分天下的观念。见下引顾氏《州与岳的演变》一文。 ⑶ 見《左传》昭公九年。 ⑷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⑸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新一版，第139页。 ⑹ 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 ⑺ 如杨伯峻，其认为《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前389年之间，见氏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1页；赵光贤认为《左传》最初作为一部纪事体的史书，成书最迟在公元前430年后不久，见氏著《左传编撰考》，载所著《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⑻ 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载氏著《河山集》第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1～415页。 ⑼ 见《孟子·梁惠王上》。 ⑽ 《世本·居篇》：“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茆泮林辑本，据《汉书·地理志》臣瓒注引，又《御览》一百五十五引，又《地理通释》引。 ⑾ 见《战国策·秦策四》。 ⑿ 易德生《从楚简〈容成氏〉看〈禹贡〉的成书年代》，《江汉论坛》2009年第12期。 原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