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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始于隐公新解 ——以清华简《系年》为切入点 白国红 刘国忠 内容提要：《春秋》为何始于隐公？这个问题，自汉代以来学者们就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清华简《系年》的面世，打开了认识这一问题的新视角。西周末期，宗法礼制一再遭到破坏，“二王并立”局面是其极端表现，这一时期无论平王还是携王正统性均遭质疑。鲁国，是东方诸侯领袖，对于平王政权，它在政治态度上有一个从否认到逐渐认可的转变过程。这些在《鲁春秋》中应该都有客观记载。孔子裁定《春秋》始于隐公，是因为此时鲁公室与周王室的关系日趋缓和，已接受平王为王室正统。《春秋》自隐公始，既保存了鲁史秉笔直书的真实性，又与孔子“复礼”“正名”的政治追求相契合。 关键词：《春秋》 始于隐公 清华简《系年》 启示 缘由 《春秋》是先秦时期重要典籍，围绕它有诸多争讼千古的学术难题，《春秋》为何始于隐公？就是其中一大学术公案，至今都未在学界达成共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回答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问题。按照旧时经学家的说法，《春秋》是孔子“作”或者“修”的，至于怎么“作”或者怎么“修”，由于经学家派别的不同，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1]现代学者排除了经学的迷障，能够对儒家经典做客观的、历史的研究，坚持说孔子作《春秋》的学者仍旧众多，但究竟是如何“作”的，依然是言人人殊；[2]也有学者对“孔子作《春秋》说”进行质疑和否定，[3]然亦遭反对者驳难。总而言之，依照迄今为止所见资料，尤其有《孟子》《左传》等先秦典籍的记载，要彻底否定孔子与《春秋》的关联几乎没有可能，本文就是在秉承“孔子作《春秋》说”的大前提下展开论述的。 探讨《春秋》为何始于隐公，还要清楚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与此相关的文献记载和学者观点比比皆是。[4]依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孟子·滕文公下》所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5]，《庄子·天下》所云“《春秋》以道名分”[6]，以及《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拨乱世反之正”[7]，较为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与孔子自己表述的政治思想相吻合。《论语·子路》记孔子之言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8]要言之，孔子是希图通过作《春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复礼”与“正名”。恢复与维护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周代礼制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宗法制是其认为能够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根本。 对以上两个问题的交代，是我们探究“《春秋》为何始于隐公”的立论基础。下面，我们着力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一 对前人诸说的梳理 《春秋》的记载始于隐公元年。原因为何？自汉代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为清晰起见，我们区分古代与现代学者，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要见解梳理如下： （一）古代学者的代表观点 1.《公羊传》的观点。《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曰：“《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何休解云：“我记高祖以来事者，谓因己问父得闻昭、定、哀之事，因父问祖得闻文、宣、成、襄之事，因祖问高祖得闻隐、桓、庄、闵、僖之事，故曰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9]简言之，《春秋》之所以始自隐公，是因为作者从自己的父、祖和高祖那里得来的历史信息始自隐公，言下之意是说《春秋》作者对隐公以前的历史信息无可得闻。 2.西晋杜预的观点。他在《春秋序》中说：“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10]此观点认为新时代赋予了周平王与鲁隐公新的担当与使命，将鲁隐公视为能够继往开来“藩屏”周王室的诸侯领袖而对其寄予厚望，故以其元年作为《春秋》始年。一言以蔽之，《春秋》始于隐公元年，是因为要纪中兴。 3.唐代啖助的观点。他在《春秋宗指议》中说：“或问：《春秋》始于隐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故历国应聘，希遇贤王。及麟出见伤，知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将托文以见意，虽有其德而无其位，不作礼乐，乃修《春秋》，为后人法。始于隐公者，以为幽厉虽衰，雅未为风，平王之初，人习馀化，苟有过恶，当以王法正之。及代变风移，陵迟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则比屋可诛，无复善恶。故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11]这种观点认为到平王末年、隐公初年社会状况才败坏到极点，需要建立新的社会规范以挽救时弊，故《春秋》自隐公始。 4.清初顾炎武的观点。他在《日知录》卷四“鲁之春秋”条下曰：“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12]这一观点认为孔子对惠公之前的《鲁春秋》全部信从、没有改动，而对之后的《鲁春秋》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修订，他信从的鲁史没有流传到后世，所以后人看到的只是经过孔子修订的始于隐公的鲁史《春秋》。 （二）现代学者的重要见解 1.顾颉刚的观点。他在《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一文中对前人的重要观点有所总结与点评，并表明自己的倾向：“《春秋》何以始自隐公，释者有数说：（一）隐公值平王时，所以自东迁起，纪中兴也。然平王东迁时为鲁孝公，孝公而后惠公，惠公而后始为隐公，故当始于孝公而不当始于隐公也。于是有第（二）说：谓孔子敬隐公之仁而伤其亡也，然何以不自开国君之更可敬者始？此亦讲不通。可从者其惟第（三）说：清江永《群经补义》：‘疑当时《鲁春秋》惠公以上鲁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义也。’”[13]则顾氏踵继江永之说而近于公羊传的观点。 2.王树民的观点。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现在史学界较为认同的，他说：“……应注意者，《鲁春秋》为鲁国的史书，自然以记载鲁国之事为主。鲁国的历史，在孔子的时代，三桓的势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季孙、叔孙、孟孙三家都出自桓公，而桓公是与其兄隐公争位，杀了隐公才得为鲁君的。所以从隐公开始，既能说明三桓的由来，也正是鲁国的近现代史的开端。孔子教授门徒，从《鲁春秋》中选用这一阶段作为历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表明他不过是选用故籍为教材，不必视为新的著作。”[14] 3.刘黎明的观点。他在《〈春秋〉记事为何始于鲁隐公元年》一文中说：“《春秋》始于隐公是有所取义的。这个‘义’就是‘正名’，……孔子将隐公置于《春秋》第一公的位置来写，就是因为隐公在尽力维护立嫡不立庶这个宗法制度中最核心的原则，而春秋时期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在孔子看来，就是因为这个最根本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一心维护宗法制度的隐公最后竟然被杀死了，春秋乱世的大幕便由此拉开……这便更能令人深切地感受到‘正名’的意义。”[15] 以上诸说，或因学者所处时代的不同，或因对《春秋》一书性质认识的不同，故而对“《春秋》始于隐公”的看法见仁见智，各有所持。我们则因为清华简《系年》的面世受到了新的启发，对“《春秋》始于隐公”这一问题产生一些新的想法。不揣谫陋，行之于文，以就教于师友。 二 清华简《系年》的启示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记载了两周之际周王室的动荡局势。为方便下面的讨论，我们将其引录于此（尽量用通行字）：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娶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16] 这段文字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对它进行正确的解读，直接关系到我们后面的论述，而其中“廿又一年”和“周亡王九年”两个时间词是理解这段话的关键。 我们先来看“廿又一年”。这个时间词对于先秦史学者而言并不陌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汲冢书纪年》中就有“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笔者按：应为“晋文侯”，学界无异议。）所杀”的字样，长期以来，由于“二十一年”前缺失限定词，这个“二十一年”到底是“晋文侯二十一年”还是“携王二十一年”，学者间一直存在分歧。清华简《系年》的记载清晰地解决了这个千古疑案，《系年》的“廿又一年”和《纪年》的“二十一年”指的是“携王二十一年”——携王在位二十一年（前770-前750），被晋文侯所杀。 我们再来看“周亡王九年”。这短短的五个字，理解起来却令人挠头，它至少可以有以下几种解释：[17] （一）将《系年》这段话理解为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将“周亡王九年”理解为“携惠王被杀后九年间没有王”。那么，结合传世文献，这段话的时间顺序就是这样的：公元前771年，幽王与伯盘被杀；公元前770年，携惠王元年；公元前750年，携惠王在位二十一年为晋文侯所杀；公元前749年-公元前741年，为九年无王状态；公元前740年，平王被晋文侯所立；公元前738年，平王东迁成周。 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申侯本是为平王兴师伐周，如何会在幽王死后眼睁睁地看着携王登基却无所行动，而让平王在无名无分的漫长等待中忍受煎熬，最后，还是晋文侯出面将其扶上王位呢，如此，申侯行事也太过虎头蛇尾了。其次，按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晋文侯于公元前746年去世，他不能在去世后六年扶立平王，更不能在去世后八年还协助平王东迁。如此，《国语·郑语》所说的“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18]就没有着落了；《尚书·文侯之命》所载周平王赐命晋文侯、表彰其“扞我于艰”[19]的功绩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可见，将“周亡王九年”解释成“携惠王被杀后九年无王”，是讲不通的。 （二）将“周亡王九年”理解为“周幽王灭后九年”。那么，不论是将“周幽王灭后九年”理解成一个时间段（前770-前762），还是理解成一个时间点（前762），都可以解决前文遇到的难题：晋文侯于公元前762年扶立平王，三年后（前759）协助平王东迁，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的晋文侯于公元前746年去世毫不冲突，与《国语·郑语》所说的“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也相契合，周平王在《尚书·文侯之命》中感念晋文侯“扞我于艰”更是顺理成章了。 但是，将“周亡王九年”理解为“周幽王灭后九年”，与下文的“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构不成逻辑关系。当此之时，“周”已灭亡九年之久，“邦君诸侯”根本无“周”可朝。如果说此“周”是指携惠王也不妥当，因为从简文内容来看，携惠王之立只是得到了内服“邦君诸正”这部分政治势力的支持，并没有取得外服“诸侯”的承认，[20]以“周”指称携惠王并不恰当。而且，携惠王立于虢、死于虢，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当时的虢肯定已经不是在今陕西宝鸡的西虢，而是迁到了今河南三门峡（旧陕县），否则晋文侯就不可能到虢国把余臣杀掉了”[21]。也就是说，携惠王并没有在宗周立足，说“周”是其代称并不令人信服。况且，简文特意强调携惠王是“幽王之弟”，实质上是在突出他的非正统性，在这样的前提下，简文前后文不可能自相矛盾地以“周”指代携惠王。 因此，将“周亡王九年”解释成“周幽王灭后九年”，也是行不通的。 （三）我们认为“‘周亡王’指周幽王，‘周亡王九年’即周幽王九年，亦即公元前773年”[22]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理由如下： 首先，简文“周亡王九年（周幽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有数处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与之相印证。1.《史记·周本纪》：“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23]这条资料虽有可商榷的地方，但太史公给出的结论却是明确的，即：早在幽王在位时，就已发生“诸侯不至”的状况，而且一个“益”字，更强调了情况的严重性，其字面意思显然是说不听从幽王召唤的诸侯更多了，则在此之前就应该有不听王命的诸侯了。2.《史记·秦本纪》：“（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適，数欺诸侯，诸侯叛之。”[24]“诸侯”既已“叛之”，自然不会再去“朝周”，这条资料可以视为对《周本纪》记载的一个补充。3.《左传》昭公四年有言：“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诸侯汏也，诸侯所由弃命也。”[25]周幽王举行大室之盟，学者公认其针对的就是废太子宜臼（周平王），诸侯于此时已“弃命”，当然更不会去“朝周”了。以上诸事均发生在幽王末年，而且强调的都是“诸侯”对幽王的背弃。清代学者崔述曾论道：“世皆谓申侯启戎，戎遂克周，杀幽王骊山下。夫周之王畿号为千里，有百二山河之险，关东诸侯皆堪征调；戎虽强大，岂能一旦而遂破之！盖其来有渐矣。观《雨无正》之二章，则诸侯固已多不至者矣。”[26]将简文“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与上举例证合观，就会得出“周亡王九年”的确是指“周幽王九年”的结论，简文的记载更清楚地点明了部分邦君、诸侯不再朝周的时间。 其次，将简文“周亡王九年”理解为“周幽王九年”，则“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的记载又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不谋而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汲冢书纪年》云：“（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其中“先是”二字，明白指出了平王之立是在幽王被弑之前。对比《系年》与《纪年》的记载，即可知在平王被立的时间上，二者是一致的，都认为幽王被弑之前平王已经称王。 再次，将简文“周亡王九年”理解为“周幽王九年”，则可以推导得出：平王被立为王在周幽王九年（前773），三年后东迁成周，正是公元前770年，这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将平王元年定在公元前770年也是相契合的。虽然平王被立的真正时间是公元前773年，但其东迁正在幽王被弑后的第二年（前770），依礼新王即位改元恰应在前王故去的次年，既然太史公将平王视为承继幽王的正统，那么，他将平王东迁、正式入主东都成周[27]之年（前770）定为其元年也就无可厚非了。这反而又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司马迁作史态度的严谨，及其记述内容的可信。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信从“周亡王九年”为“周幽王九年”的观点。这样，《系年》第二章所述史实即是：公元前773年，平王被晋文侯所立；公元前771年，幽王与伯盘被杀；公元前770年，携惠王被邦君诸正所立，同年，平王东迁成周，平王与携王并立局面出现；公元前750年，携惠王在位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平王政权独存。 由上所论可知，清华简《系年》第二章实质上真实记录了东周初年长达21年的“二王并立”政治变局。 其实，有关两周之际的“二王并立”，清华简《系年》的记载并非孤例，传世史书中或明或暗都有透露，比较典型的有两例：一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汲冢书纪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以本非適，故称携王。”[28]二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记王子朝告诸侯之辞：“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29]现在，又有清华简《系年》的进一步印证，可以说，两周之际的“二王并立”是不容置疑的。 长期以来，人们受《史记·周本纪》的影响，以为幽王死后，“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30]，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其实，司马迁此处记载有欠推敲，学者们对此多有讨论，[31]此不赘。需要点明的是，不论司马迁出于何种原因，他终是借助自己的生花妙笔，利用人们的思维惯性（宜臼为故太子），巧妙地掩盖了其行文中内在的逻辑矛盾（宜臼与申侯、犬戎为同盟，而与幽王对立），让后世读者跟着他的思路跑了。由于《史记》的巨大影响，虽然也有其他文献提及“二王并立”，但这段史实还是被后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而这一忽略，造成了我们对许多问题认识的偏差，“《春秋》为何始于隐公”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二王并立”的史实被清华简《系年》进一步证实，我们也可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在这场大变局中，平王与携王各自的处境如何。试析之如下。 先来看平王的境遇。 简文“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表明了平王的嫡子身份。但下文“王与伯盘逐平王”，又说明平王的太子身份已被废除。王太子的立与废在宗法森严的西周社会是了不得的大事，况且幽王急于让伯盘取得合法、正式的太子身份，故而，平王被废除太子身份的消息，从幽王的角度来讲，绝不会拖延、隐瞒，而是应该从快、尽早赴告各诸侯国了，因此，不难推知，各诸侯国的史册上应该早已注明平王废太子的身份。所以，平王实际上在幽王被弑之前就已失去宗法上的正统身份。 “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这句简文虽然没有提及平王有何动作，但不能否认，申、曾、西戎起兵攻杀幽王的动机就在于维护平王。平王在被废除太子之位后，竟然借助母家申侯的势力，联络外诸侯（曾），勾结外族西戎，弑父屠君，倾覆宗周，既不“尊尊”，又不“亲亲”，是严重悖离宗法原则的行为，更丧失了其正统性。后世史家对此多有议论，班固就在《汉书·古今人表》中毫不客气地将平王置于“下下”人等的行列；[32]梁玉绳直斥平王“借手腥羶”，指责其行为“无殊推刃”；[33]崔述更是直指平王为“无父之宜臼”[34]。后世学者只是从治史的角度来评判此事，都情辞激烈、义愤填膺；那么，无数身处其境、家族因宗周的覆亡而遭遇灭顶之灾的西周贵族们如何会承认和支持平王的继统呢？ 从简文来看，支持平王的政治势力主要是外服诸侯申侯、曾侯和晋文侯等，申侯和曾侯直接与幽王兵戎相见，而晋文侯则在扶立平王称王的过程中出力更多。除去外服诸侯，支持平王的也有部分畿内邦君，可以确知的即是简文中提到的郑武公。[35]崔述曾对外服诸侯支持平王的行为予以痛心疾首的抨击：“况宜臼之于王，父子也，申侯之于王，君臣也，王逐宜臼，听之而已，申侯亦不应必欲助其甥以倾覆王室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之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侯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弑王而灭周，其罪通于天矣，此数贤侯者当声大义以讨之；即不然，亦当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哉？”[36]崔述此言虽发声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清代，但其实恐怕也正喊出了西周许多贵族的心声。 在两周交替之际的政治舞台上，平王无疑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身体力行，摧残了西周王朝立国的根本——宗法制。进入东周，平王和他的支持者们却又欲以其幽王故太子的宗法身份重获正统地位，不亦难乎！最终，其正统、合法身份的获得，其实是晋、郑等政治势力武力支持的结果。 再看携王的境遇。 西周宗法制的核心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系年》云：“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汲冢书纪年》则云：“以本非適，故曰携王。”字里行间突出其“王弟”与“非嫡”的身份，这其实都是对他正统地位的否定。《汲冢书纪年》是战国魏史，魏国脱胎于晋国母体，而晋文侯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平王一方的，为此，他不畏路远迎立平王，为使平王获得独尊的地位，又不惜花费21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杀掉携王，所以，魏史对携王持否定态度是很好理解的。而《清华简》是战国楚简，楚国自春秋以来日渐强大，对作为平王后裔的东周王室并不怎么客气，甚至有“问鼎中原”的冒犯之举，可是，楚国简书在记录与平王争立的携王时也无例外地强调其非正统身份，可见，直到战国时期，携王之立不符合传统礼法、不被天下舆论认可还是一种共性的认识。 前文已经谈到，携王之立主要是得到内服“邦君诸正”的支持，不论传世文献还是新出竹简，都找不到外服诸侯支持携王的证据。“邦君诸正”为内服贵族，他们在王畿之内拥有封邑和属民，担任王朝的各级官职，与王室的联系更多、更密切，因此，他们的势力不容小觑，这也是幽王之难发生后，这部分势力能够扶立携王继位、且能坚持长达21年的政治原因。然而，携王的身份注定他的继立是违背宗法原则的。 综上所论，“二王并立”时期，平王与携王虽然各自得到部分政治势力的拥护，但深究起来他们的身份都是很尴尬的。 在周代，不论王室史官还是各诸侯国的史官，他们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秉笔直书。两周之际，宗周倾覆，二王并立。在这个乱局之中，是否还有王室史官保得性命，是为未知；即使尚有幸存的王室史官，其是否还能坚守史官的职责进行记载，也未可知。可以推知的是，各诸侯国史官对于这样的王朝大事不可能不知，不可能不记，我们上文引到的《汲冢书纪年》就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其中对于“二王并立”的记载承袭自晋国史书的可能性很大，则其他诸侯国尤其是秉持周礼的鲁国，其国史对于“二王并立”也有记录当在情理之中。所以，鲁国史书对于“二王并立”应该是有客观记载的。 而孔子见过全本的《鲁春秋》恐怕不用怀疑。春秋时期，鲁国的政局虽然也有动荡，鲁政也在逐渐下移，最终形成“政由三桓”的局面，但是，从未有鲁史遭到损毁、破坏的情况发生。《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卿韩宣子出使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杨伯峻注曰：“《鲁春秋》即《孟子·离娄下》‘鲁之春秋’……下言‘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则韩起所见《鲁春秋》必自周公姬旦以及伯禽叙起……万一其言可信，韩起所见必《鲁春秋》简策原本。”[37]鲁昭公二年为公元前540年，已进入春秋晚期，从韩宣子的言语来看，他所见的《鲁春秋》是始于鲁国初封的，所以旧说孔子作《春秋》时“隐公之前鲁史不存”是不可信的。关于这一点，还有一条证据，那就是《史记·鲁世家》对鲁公在位年数的记载，蒙文通曾以《史记》中诸《世家》的记载为依据，排列了各诸侯国国君的纪年情况，其中，鲁国的纪年最早，“自伯禽以下皆有年数”[38]。各代鲁公的纪年如此详备，只能说明其有据可依，有史可查。 《鲁春秋》中客观记录的“二王并立”，应该是造成孔子在裁定“《春秋》始于何年”时颇费思量的一个问题。 三 鲁国对平王之立的态度 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鲁国对于平王的继立是有自己的政治态度的，简言之，就是经历了从开始的不承认到后来的无奈认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结论是我们对以下四点进行分析后得出的： （一）《汲冢书纪年》提到的“鲁侯”支持“平王之立”不可信。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汲冢书纪年》曰：“（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这条记载明确讲到鲁侯是支持平王继统的外服诸侯之一。然而，我们梳理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后，却生疑窦。《汲冢书纪年》提到的扶立平王的外服诸侯有三人：申侯、鲁侯和许文公。其中，申侯扶立平王出力甚多，传世文献多有记载，新出清华简《系年》也有提到，毋庸置疑。许文公的事迹虽然不甚清楚，但许与申同为姜姓，两国地域相邻，为了共同的利益站在一起也说得过去。而鲁国支持平王，却让人怀疑：首先，鲁国是号称“秉持周礼”[39]的诸侯国，而平王政治集团悖逆宗法，弑君屠父，倾覆宗周，遵守礼法的鲁国为何会支持平王呢？其次，鲁国地处东方，发生动乱的宗周远在西方，在政治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鲁国为何会贸然支持平王？再次，除《汲冢书纪年》的这条记载之外，其他先秦文献与新出清华简都没有鲁侯支持平王的证据，这难免引人怀疑。 有此疑问的不只是我们，前辈学者中怀疑“鲁侯”之“鲁”为讹字的大有人在。主要观点有三：或认为“鲁侯”为“曾侯”之讹，[40]或认为“鲁侯”是“郑侯”之讹，[41]或认为“鲁侯”为“吕侯”之讹。[42]这三种观点的立论依据相似：一是“鲁”与“曾”、“郑”（奠）[43]、“吕”（膚）[44]字形相近，故而有致误的可能；二是文献中多有申人、曾人召犬戎灭西周的记载，而吕人与申人的政治立场一致，[45]郑武公力助平王也屡屡见载于史册，他们拥立平王都在情理之中。以上这三种观点之中，认为“鲁侯”是“郑侯”之讹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郑国本为畿内邦君，其国君从不称“侯”，其余两种观点都有成立的可能。 其实，我们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即“鲁侯”为“晋侯”之讹。在传世文献中虽然有“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46]周平王感念晋文侯“扞我于艰”的笼统记载，[47]但由于这些文献中对晋文侯的具体功绩并没有清楚的记述，因此，后人往往忽视晋文侯在平王之立中所发挥的作用。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详细陈述了晋文侯扶立平王的经过和作为，让我们认识到晋文侯在平王之立中起到的作用竟然是决定性的，而“鲁”与“晋”字形也相近，有致误的可能。因此，“鲁侯”为“晋侯”之讹也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我们否认《汲冢书纪年》记载的支持平王之立的外服诸侯中包括鲁侯，除上面所讲的理由之外，还有其他证据支持这个判断，且看下面的论述。 （二）从《春秋》对以平王为首的王室事迹的记录可知鲁国并不真心礼敬平王。 虽然我们推定全本的《鲁春秋》中应该对“二王并立”有记载，然而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是孔子裁定的始于隐公元年的《春秋》。从《春秋》对平王时期王室事迹的记载，我们能够略窥鲁国对“平王之立”的态度。《春秋》所记平王时期王室事迹如下： 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秋，武氏子来求赙。”[48] 以上是《春秋》对平王时期王室事迹的全部记载，我们逐条分析之。 1.关于隐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左传》记作：“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缓，且子氏未薨，故名……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杨伯峻注曰：“缓者，言惠公死已逾年（惠公之死不知何月。春秋时，旧君死，新君逾年始称元年，此时是隐公元年七月，则已逾年矣），始来馈赠助丧之物，太迟缓矣。”“子氏即仲子。仲子此时犹在，未死而助其丧，尤不合理。”[49] 2.关于隐公元年“祭伯来”。《左传》记作：“祭伯来，非王命也。”因为祭伯此来不是受王命出使，故而我们忽略这一记载，不多分析。 3.关于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传》记作：“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杨伯峻注曰：“赴，今作讣，告丧也。此谓周平王实以三月壬戌日死，而赴告却云庚戌日（十二日），故《春秋经》从讣告，亦书庚戌日。赴告何以将死日误提早十二日，杜注云‘欲诸侯之速至，故远日以赴’，恐是臆测之辞。襄公二十八年《经》云：‘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传》云：‘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亦未书，礼也。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故书之，以徵过也。’与此可以互相发明。”[50] 4.隐公三年“武氏子来求赙”。杨伯峻注曰：“赙，助丧之财务。此乃周平王死，周室使人来求赙。杜注以为由于鲁不供奉王丧，致使王室来有求，《经》文直书以示不敬。而《公羊》以为‘丧事无求，求赙非礼’，故书以讥之。《穀梁》则以为‘周虽不求，鲁不可以不归；鲁虽不归，周不可求之’，故书以‘交讥之’。考《周礼·宰夫》郑玄注云：‘凡丧，始死，吊而含禭（送死者口中所含之珠玉及所著衣），葬而賵赠，其间加恩厚则有赙焉，《春秋》讥武氏子求赙。’推郑玄之意，则以为含禭賵赠是正礼，鲁已行之。赙以大量财币是加礼，鲁未如此，故使人求之，非礼。郑说可采。”[51] 由上文可知，《春秋》仅有的四条有关平王时期王室的记载，除一条无关紧要之外，其余三条无一例外都是记载以平王为首的王室的“非礼”行为。虽然《春秋》的记载看似客观，没有褒、贬字眼，但是懂得周礼的人一眼就能从中读出对平王的讥讽。这与西周强盛时期各级诸侯、贵族对周王的无上崇敬和顶礼膜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在这三年的《春秋》记载之中，鲁国对周平王也并非毫无敬意，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文中称平王为“天王”。晁福林先生曾论道：“殷周以来，‘天’、‘大’、‘太’由于渊源相同而常混用无别，‘天王’亦即大王，义为太子为王。宜臼此称的本意是表示其为太子的特殊地位，是要说明他是周天子的当然继承人。”[52]西周共有十二位周王，虽然他们一直都以各种方式证明周王朝是受天命而统治天下，但从未有一位周王毫不掩饰地直称“天王”。平王号称“天王”，反映出平王及其支持者极力强调其正统地位的迫切心态。鲁国能在国史中以“天王”称平王，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对其合法地位的一种认可。二是以王历纪年。杨伯峻在为《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作注时说，“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考之两周彝铭，西周彝器大抵为王朝卿士所作……悉用王历。但东周彝器多为列国诸侯或巨族所制，则有用本国之历者。鲁……奉周历唯谨，自隐公迄哀公历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皆用王正。”[53]这无疑也是对以平王为首的东周王室正统地位的一种承认。 《春秋》对待平王及平王王室的矛盾态度，折射出此一时期鲁国对于平王王室不愿承认、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一种无奈。如果像《汲冢书纪年》记载的那样早在“二王并立”时，鲁国就已坚定地站在平王一方，那么，《春秋》对于平王的态度就令人费解了——大乱过后，树立平王的威信是当务之急，支持平王的鲁国为何要在国史中专挑平王王室的失礼之处进行记载呢。 （三）周平王直至在位的晚年，依然在倾力争取鲁国的支持。 众所周知，鲁国在西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王室关系的亲密程度非其他诸侯国可比，是天下诸侯，尤其是东方诸侯的领袖。现有文献透露出，平王继立，尤其是东迁成周之后，一直在努力争取鲁国对其正统地位的认可。 周平王在位共51年（前770——前720），而《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前722），这一年已经是平王在位的第49年，所以《春秋》对平王王室的记载仅有三年。可是，我们看到这短暂的三年时间里，在王室与鲁国的政治互动中，行为的主动者均是王室，没有一次是鲁国对平王王室的主动行为。细揣其中滋味，似有平王王室主动示好鲁国这个东方诸侯的深意。 当此之时，平王登基已有半个世纪，携王早已被晋文侯所杀，平王处于独尊的地位。然而，面对平王王室的刻意示好，鲁国对待他的态度，依然是不冷不热，用貌似认可，实有不敬来概括毫不为过。 由此我们可以反推，在平王初立时，鲁国对他肯定不是持支持态度的，而周平王在东迁成周之后，为了获得东方诸侯的承认，将突破的重点放在了地位特殊的鲁国，只要取得鲁国对他的认可和支持，东方诸侯自然会望风影从。为此，平王不惜纡尊降贵，放下身段，倾力结交鲁国，而这项工作的推进竟然耗费了平王一生的时间。 （四）从后世学者对春秋时期王室与鲁国关系的评价，可知鲁国对平王王室的态度经历了从否认到勉强承认的过程。 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谈到：“齐国仲孙湫说鲁国‘犹秉周礼’，‘鲁不弃周礼’（见闵元年传）。既然鲁国还实行周代礼制、礼节，为什么二百四十二年间，《春秋》书鲁大夫到京师去的仅仅七次，聘问者仅仅二次呢？可见一定有漏载的。”[54]杨伯峻先生疑惑于鲁国对王室朝聘的疏阔，以“漏载”来释疑。然而，从前文的分析可知，此并非漏载所致，周平王因弑父灭周，人设崩塌，站在“秉周礼”的鲁国角度，是不愿意承认其正统地位的，礼仪上的疏漏实质是其政治态度的反映。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曾言：“观于平王东迁后，鲁国采取不理睬态度，知以前决不主张立平王也。”继后，他又说：“平王崩，鲁不奔丧。桓王二十余年，五聘鲁。”对此句他自注曰：“鲁为东方姬姓诸侯之宗国，平王之立，鲁盖不之拥戴，王室命令因此不行于东诸侯。故桓王继位，乃竭意联欢于鲁也。”[55]钱穆先生在这里非常清晰地指出了平、桓时期王室对鲁国有曲意笼络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初衷不外乎争取鲁国对王室的认可和支持。 顾颉刚对春秋时期王室与鲁国的关系有精到的分析，他在《春秋史讲义·鲁国与王朝之关系》一节中讲道：“以鲁与周族谊之亲，鲁又称为‘秉周礼’之国，顾隐公之世，天王来归惠公之賵，及平王崩而鲁未如周会葬也；桓庄之世，王室聘鲁之使屡至，鲁又未尝一遣使报聘也。至于僖公，两值齐桓、晋文之霸，尊王之义，霸者倡之，故鲁亦数厕会盟，谋宁王室，践土、河阳，再朝王所，此岂其本心然哉，势迫之而已。自此关系寖密：僖公之薨，则叔服来会葬；文公之立，则毛伯来锡命；而成风之薨，荣叔归含，及其葬也，召伯来会；即王叔之卒，亦来赴告。鲁则于襄王之崩，既遣穆伯吊丧，又遣庄叔会葬：虽镐京盛世威仪，无以过之。宣公远晋亲齐，周使几绝；王来徵聘，始使孟献子一至周。成公从晋伐秦，道出京师，与诸侯同朝王，盖二百四十年间蒞王朝行朝礼者惟此一事而已。自此以还，往来绝少，敬王之立，王室大乱，鲁亦无一使以相存问，势利之所不归，亦礼节之所不至矣。善乎马骕之计之也，曰：‘鲁诸公之朝齐、晋、楚三十有三，而朝周仅三；诸大夫之聘列国五十有六，而聘周仅五’（《左传事纬》卷十二）。噫，王者之跡息，已不必徵之于他事矣。”[56]按照顾颉刚先生的分析，不止平王时期，甚至整个春秋时期鲁国对待王室的态度都是忽冷忽热、忽远忽近、飘忽不定的。虽然春秋时期政局已变，礼乐征伐不再出自天子，这应该是鲁国轻视王室的重要因素，但从根本上讲，鲁国对平王正统性的犹疑态度，应该是春秋一代鲁国不礼敬王室的根源所在。 由上所论可知，在两周之际的政治变局中，鲁国作为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东方诸侯领袖，对待平王的继统，它起初是否认的。携惠王死后，平王成为王室惟一的血脉，又有晋、郑诸国的强力扶持，鲁国囿于形势，最终承认了平王的正统地位，但从其对平王王室的态度来看，就知这种认可并非心甘情愿。 作为鲁国国史的《鲁春秋》，直到隐公年间的记载依然有对平王的诸多不满，那么，在孝公、惠公时期，《鲁春秋》里恐怕会有更多的不利于平王的记载。这应该是孔子裁定《春秋》始于何年时又需考虑的一个问题。 四 结论 通过前文的分析，对于“《春秋》为何始于隐公”这个问题，我们已有答案： 首先，清华简《系年》的面世给我们提供了揭示这一问题的新视角，两周之际曾经历过平王与携王的“二王并立”，二者有正统之争，平王在当时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在《鲁春秋》中应该有客观的记载。 其次，鲁国对平王之立的政治态度有一个从否认到无奈认可的转变。携王被杀之后，平王的政治处境大为改善，但其正统性依然难以得到普遍认可。平王在位的数十年一直是其洗刷自己、为自己正名、争取内服和外服政治势力认可和支持的时期，他被接受是个缓慢的过程。《鲁春秋》对此应该也有记载。 以上两点是孔子在裁定“《春秋》始于何年”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毕竟，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平王为正统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个时期的周王室就是平王的后裔。而且春秋时期周王室与鲁公室的关系呈日益缓和的趋势，周王室依然是鲁公室名义上的大宗。依照宗法制的原则，孔子在裁定《春秋》时有为平王“正名”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孔子是有政治追求和政治立场的，恢复周礼、维护正统是其孜孜以求的。“二王相争”是对周代礼制破坏的极端例证，孝公、惠公时期《鲁春秋》中存在对平王正统性的不利记载，所以，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自然要隐去这段历史，一则为王室讳，二则这样裁定后的《春秋》才符合孔子“复礼”、“正名”的意图，三则这样做也不破坏鲁史记载的真实性、客观性。《春秋》始于隐公，虽然依然包含平王“失礼”的内容，但已是无伤大雅了。因此，“《春秋》始于隐公”是孔子有意为之、深思熟虑的结果，与他“复礼”、“正名”的根本主张是一致的。 本文系2019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材料视域下两周之际郑史研究”（TJZL19-0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惠赐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强晨协助查找资料，在此谨致谢忱！ 〔作者白国红，1970年生，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国忠，1969年生，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 出处：《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引用请查核原文。 [1]唐代赵匡认为：“祭祀、婚姻、赋税、军旅、蒐狩，皆国之大事，亦所当载也。其合礼者，夫子修经之时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书’是也；其非者，及合于变之正者，乃取书之，而增损其文，以寄褒贬之意。”见[唐]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清代皮锡瑞认为：“计当时列国赴告，鲁史著录，必十倍于《春秋》所书。孔子笔削，不过十取其一。盖惟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见氏著《经学通论·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2页。清代庄存与认为：“《春秋》之义，不可书则辟之，不忍书则隐之，不足书则去之，不胜书则省之。辞有据正则不当书者，皆书其可书以见其所不可书；辞有诡正而书者，皆隐其所大不忍，辟其所大不可，而后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辞若可去可省而书者，常人之所轻，圣人之所重。”见氏著《春秋要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周予同曾言：“晚清古文学派如章太炎，认为《春秋》是孔子‘修’的（编纂），见《检论·订孔》、《国故论衡》、《春秋左传读》等。晚清今文学派如皮锡瑞，认为《春秋》是孔子‘作’的（著作），见《五经通论》，这是发挥孟子的‘孔子作春秋’观点。”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22页。 [2]赵生群、冯时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赵生群认为“孔子作《春秋》”主要是对鲁史进行了裁断、笔削和改造等项工作，见氏著《〈春秋〉经传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26页。冯时“以先秦时代著史制度立论，论证于孔子以前，作为鲁国史记的《春秋》实早已存在，其记事肇始于鲁始封君周公旦，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实际仅截取鲁通史《春秋》中的十二公历史以成篇，因此只是对鲁史记的断代编次而已，故直袭鲁史《春秋》之名实，至于原本《春秋》文本的正误及内容之增损，孔子则未有任何作为”。见氏著《孔子修作〈春秋〉考》，《中国文化》第46期，2017年10月。 [3]钱玄同与顾颉刚作为《古史辨》疑古派的代表，认为孔子与《春秋》无关。钱说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所收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9页；顾说见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杨伯峻认为“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见氏著《春秋左传注·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18页。此外，徐中舒、刘节也认为孔子未作《春秋》，徐说见氏著《孔子与〈春秋〉》，《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刘说见氏著《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40页。 [4]《孟子·滕文公下》：“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见[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4页。《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君子之言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见[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13页。《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见《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297页。《汉书·艺文志》：“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见《汉书》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隋书·经籍志》：“《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见[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32页。上引文献，均对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有所表述。 [5][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15页。 [6]《庄子南华真经》，《百子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4613页。 [7]《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297页。 [8][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06页。 [9][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53页。 [10][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08页。 [11][唐]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第3页。 [12][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6-287页。 [13]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第554页。 [14]王树民：《〈春秋经〉何以讬始于鲁隐公》，《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 [15]刘黎明：《〈春秋〉记事为何始于鲁隐公元年》，《文史杂志》1999年第4期。 [16]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38页。 [17]清华简《系年》公布后，关于“周亡王九年”的讨论十分热烈，主要观点有：1.公元前749年-公元前741年。此观点以刘国忠与王晖为代表，见刘国忠《从清华简〈系年〉看平王东迁的相关史实》，收入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王晖：《春秋早期周王室王位世系变局考异——兼说清华简〈系年〉“周无王九年”》，《人文杂志》2013年第5期。2.公元前762年。见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扬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3.公元前750年。见朱凤瀚《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4期。朱先生此论的前提是“《系年》述史事可能颇多参考过晋国史书，则《系年》此‘二十一年’似亦即不排除混入晋史书纪年之可能”，即：此“二十一年”，仍然是指晋文侯二十一年。我们在上文已肯定“二十一年”指“携王二十一年”，所以下文不再对朱先生的观点进行分析。4.公元前773年。见王红亮《清华简〈系年〉中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年代考》，《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8]《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4页。 [19][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4页。 [20]西周王朝实行内外服制，《系年》简文“邦君”“诸侯”并见，可知其含义有别。我们认为简文“邦君”是指在王畿内有封地和属民的贵族，虢公正属于此列；而“诸侯”是指“承担王朝藩卫、屯戍、贡赋等职事的外服贵族，他们一般位于王室统治核心地域的外围，是与内服贵族或王室贵族相对应的群体。”参见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21]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 [22]王红亮：《清华简〈系年〉中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年代考》。 [23]《史记》卷四，第148页。 [24]《史记》卷五，第179页。 [25][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35页。 [26][清]崔述：《周之衰微由来者渐》，《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46页。 [27]朱凤瀚先生即认为平王东迁之所以选定“成周”，“应亦是出于王都与周天子正统地位有密切关系的考虑。”见氏著《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议》。 [28][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14页。 [29][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14页。 [30]《史记》卷四，第149页。 [31]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版，第47-49页），王玉哲《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7-364页），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对这一问题都有分析，指出其中扞格难通之处。 [32]《汉书》卷二〇《古今人表》，第903页。 [33][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3页。 [34][清]崔述：《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七，第247页。 [35]“郑”本来是西周晚期宣王时才分封的畿内邦君，由于其始封君郑桓公的政治远见，这个畿内封国早在幽王初年就已开始东迁之旅，最终成为春秋初期由畿内邦君转化为一国诸侯的最成功的范例。关于郑国的东迁，我们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 [36][清]崔述：《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七，第247页。 [3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26-1227页。顾炎武亦称：“《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285-286页。 [38]蒙文通：《周代学术发展论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 [39]《左传》闵公元年齐国仲孙湫说鲁国“犹秉周礼”，“鲁不弃周礼”。[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86页。 [40]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5页。 [41]王玉哲：《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古史集林》第362页。 [42]王雷生：《论骊山之役与西周的灭亡》，《人文杂志》1995年第4期。 [43]王玉哲认为：“按《竹书纪年》写于战国，‘郑’原简当作‘奠’，……‘奠’与‘鲁’字形近，译者误释为‘鲁’字也。”见氏著《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古史集林》第362页。 [44]王雷生说“膚”就是“吕”，“而‘膚’与‘鲁’形更相近易讹。”见氏著《论骊山之役与西周的灭亡》。 [45]《国语·郑语》有言：“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19页。 [46]《国语》卷十六，第524页。 [47][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4页。 [48][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14-1715、1722页。 [4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6-17页。 [5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5页。 [5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4页。 [52]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5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页。 [5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2页。 [55]钱穆：《国史大纲》，第48、54页。 [56]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四，第18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