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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纷纷进入我国的西北地区并发现汉晋简牍，揭开了近代简牍帛书出土的序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简帛发现与整理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边塞遗址到墓葬、井窖，出土地点遍布全国各地；从战国到魏晋，不同时代的简帛陆续被发现；从文书档案到文献、法令，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与此相应，简帛数量也与日俱增。 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列强的侵略以及国内战争，研究始终在极度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进行；而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学术研究。直到七十年代后期，简帛研究才逐渐走上正轨。因此，本文拟对近三十年的简帛研究状况做一概述。不过，有些地方为了叙述方便，还是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一、简帛的发现与整理 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是指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烽燧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简牍。 其中，二十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发现的简牍，以及194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夏鼐等人所发现的汉简，经林梅村和李均明整理，成《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一书，于198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附有《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遗址概述》、《汉简出土编号与汉简著录编号一览表》等，但不含原简照片。 七十至八十年代，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敦煌市博物馆等部门又在这一地区的马圈湾、酥油土、花海等地发现了一大批汉代简牍。这些简牍，连同斯坦因、夏鼐等人所发现的汉简一起，由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成《敦煌汉简释文》（不含图版）一书，于1991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有图版和释文的《敦煌汉简》上、下册。 悬泉置汉简 1990至1992年间，在甘肃省敦煌与安西县之间的甜水井悬泉置遗址出土2万余枚汉简。内容多与邮驿有关，展示了汉代邮驿的面貌，对“置”的职能、管理组织和人员构成等都有明确记载。其中100余件麻纸及纸文书向世人证明：纸在中国西汉时期已大量存在，并已用于书写。发现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是国内目前所见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壁书原件，具有很高的文物史料研究价值。出土的帛书信札，共10行，370个字，是目前已知西汉时期最完整和文字最多的私人信件。这些均是研究汉代历史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文物》2000年第5期公布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和《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这批简牍正在整理之中。 楼兰、尼雅文书 这部分文书均出土于东汉至十六国时期鄯善国境内的楼兰地区和尼雅河流域，书写材料既有木简，也有残纸，文字既有汉文，也有佉卢文、粟特文、婆罗迷文，是二十世纪初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以及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人发现的。文书中的绝大部分为魏晋时期遗物，内容非常广泛，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西域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屯戍活动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字、书法艺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其中的汉文文书，林梅村先生将各家刊布的文书编号与原报告出土号逐一核对，并在斯坦因文书编号的基础上进行统一、对原整理者的释文重新校订，并重新编写了《楼兰尼雅遗址概述》，成《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一书，于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8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林梅村先生的《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这是目前收集我国出土的佉卢文资料最全的一部书，书中有佉卢文书的汉语释文和拉丁文转写。 武威汉简 1959年，甘肃省武威磨咀子6号墓中出土汉简480枚，包括《仪礼》简469枚，日忌杂占简11枚；同时，在第18号墓中出土“王杖十简”。其中，《仪礼》简为《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资料，由于简册保存完好，墨迹如新，对于复原古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具体例证。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的《武威汉简》，公布了这批简牍资料。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旱滩坡的一座东汉早期墓藏中出土了医药简牍，基本上是一部方书，保存医方三十多个，包含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的丰富内容，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提供了重要资料。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整理的《武威汉代医简》。 居延汉简 1930—1931年，中国与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边塞遗址中采集到10200枚汉简。内容涉及西北边塞地区的行政、边防、邮驿、屯田及戍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许多方面。其整理情况如下：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3年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4年 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北，1957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陈梦家主持整理），科学出版社，19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中华书局，1980年。该书发表了这批简牍的全部照片和释文，并附有中文的考古发掘报告。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87年）。该书以《居延汉简甲乙编》的释文为底本，在《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与《居延汉简甲乙编》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重新校订，纠正了不少错误，并注明各版本的异文，对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1998年。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红外线摄像技术，一些原来用肉眼无法辨认的字得以识读，因而校正、补充了释文中的不少错误和遗漏，这对于正确理解和使用简牍资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额济纳河流域，对破城子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和肩水金关遗址进行发掘，新获汉代木简2万多枚，绝大部分是木简，内容非常广泛，它不仅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而且保存了一批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官方文献资料。其整理情况如下：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上册为图版，下册为释文，中华书局，1994年 肩水金关的简牍尚未公布。 马王堆帛书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内容包括《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种、《九主图》、《黄帝书》、《刑德》甲乙丙种、《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五十二病方》、《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等。帛书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以及科学等各个方面，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这批帛书尚未全部公布，主要整理成果如下：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74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经法（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古地图 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7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78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导引图（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9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83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周一谋、肖佐桃主编《马王堆医书考注》，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 魏启鹏《马王堆帛书·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 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一），成都出版社，1992年 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二），成都出版社，1992年 此外，陈鼓应先生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也公布了帛书《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篇章的释文。 银雀山汉简 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二号汉墓中发现4900多枚竹简，一号墓竹简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以及不少军事、政治和阴阳杂占等佚书，二号墓竹简内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这些竹简的出土，为有关古籍的校刊、辑佚和辨伪等工作有重要意义。尤其《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同时出土，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议。其整理情况如下：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八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膑兵法（银雀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6年 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85年 骈宇骞《银雀山汉墓竹简 晏子春秋校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定县汉简 1973年，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简牍，竹简炭化成块，残损严重，经整理，共有以下几项内容：《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这批竹书对于辑佚、校勘、订正古籍，提供了珍贵资料。其整理情况如下：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 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了1150多枚竹简，内容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种等。为研究秦国和秦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空乏。其整理情况如下： 季勋《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文物》1976年第5期 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一），《文物》1976年第6期 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二），《文物》1976年第7期 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三），《文物》1976年第8期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八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7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32开平装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八开精装本），文物出版社，1990年 阜阳汉简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出土大批木简，损坏严重，清理出十多种古籍，包括《苍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杂方》、《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等。其整理情况如下：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笔》1983年第2期 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苍颉篇》，《文物》1983年第2期 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诗经》，《文物》1984年第8期 张家山汉简 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中出土了一千六百多枚木简，内容为《汉律》、《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为研究汉代法律制度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三座墓的埋藏年代约在西汉的吕后和文帝时期，这些简牍对于研究西汉初期的法律制度、数学和历法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其整理情况如下： 荆州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 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释文》（一），《文物》1993年第8期 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释文》（二），《文物》1995年第3期 尹湾汉简 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尹湾村发现24方木牍和133枚竹简，详细记载了西汉时期东海郡的上计和吏员设置、任命、升迁、考绩、巡行视察等内容，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和较完整的一份郡级档案，也是研究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第一手珍贵资料。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尹湾汉墓简牍》，收录了全部照片和释文，并附有发掘报告。 郭店楚简 1993年冬天，湖北荆门郭店一座楚墓里。出土了大量竹简，内容都是典籍，其中（1）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组，均系摘抄，不相重复。丙组简附有《太一生水》．是对《老子》的解说引申。（2）儒家著作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六篇。第二组有《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两篇。此外还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近于儒学，强调禅让。（3）此外竹简还有《语丝》四组，杂抄百家之说，大约是教学用书，和汉初贾谊《新书》的《连语》、《修政语》、《礼容语》等有些相像。这批简牍，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学术发展脉络，意义重大。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包含照片和释文，每篇释文后都附有注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 上海博物馆数年前从香港购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内容包括《易经》、《孔子诗论》、《情性论》、《缁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礼》、《曾子》、《武王践阼》、《子路》、《四帝二王》、《颜渊》、《乐书》、《卜书》等80余种古籍。《孔子诗论》记载了不见于世传的孔子言论，还有一些不见于《诗经》的古诗。这批竹简的学术价值，不在郭店楚简之下。目前正在整理之中。 走马楼吴简 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新发现中，最令人惊喜，最引起轰动的，当属1996年9一11月在湖南长沙市走马楼22号古井内清理出土的十几万枚三国时期吴国简牍，其总数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其内容涉及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租税、户籍、司法职官等，是二十世纪中我国继甲骨文，敦煌石室文书等发现以来文献资料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在三国时期文献史料存世匮乏的今天，更显得重要和宝贵。此外，隶书、楷书、章草、行草等多种书体，清秀隽美的字形，在中国书法史研究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其整理情况如下： 胡平生、宋少华《长沙走马楼简牍概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3期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走马楼J 22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5期 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 《走马楼长沙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图版和释文），文物出版社，1999年 其他部分目前正在整理中。 其他 许多散见于各地的简牍，由于每次出土的数量较少，难于单独编辑成书，其释文往往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李均明、何双全两位先生将这部分资料加以汇编，并吸收历年来的研究成果，重新校订，成《散见简牍合辑》一书，于199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此外，简牍整理方面的著作尚有：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 青海省文物考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商承祚《战国竹简汇编》，齐鲁书社，1995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 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 二、简帛研究述略 如前所述，简牍和帛书的内容是如此丰富，近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之多，本文限于篇幅，只能做蜻蜓点水式的简要叙述。 应该指出的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大陆和台湾虽然由于政治原因，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但是，海峡两岸的学者们都在努力工作，默默地推动着简牍研究的开展。 在大陆，陈梦家、陈直、于豪亮等学者，在简牍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陈梦家的《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于豪亮的《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和陈直的《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就是前一阶段简牍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结合文献资料，深入探讨了汉代的边郡组织、防御系统、屯田状况、邮驿制度、烽燧制度以及戍卒的工作和生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著作直到今天，对于简帛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台湾学者继劳榦之后，又有马先醒等一批学者，他们以《简牍学报》为阵地，进行学术研究。马先醒先生的《汉简与汉代城市》（台北，简牍社，1976年）、《简牍论集》（台北，简牍学社，1977年）以及《居延汉简新编》（1981年）等，都是高水平的研究著作。 香港的简帛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先生为代表，他在利用简帛资料研究社会风俗和宗教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他的著作主要有《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与曾宪通合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敦煌汉简编年考证》（与李均明合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等。 两岸学者的不懈努力，为八十年代以来简帛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八十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撰写普及性读物，深入浅出地介绍简牍的一般知识和简牍的整理、研究情况，如林剑鸣的《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郑有国的《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高敏的《简牍研究入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这些著作在引导初学者涉足这一领域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担负起了简帛研究的组织工作，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秘书处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通讯特辑》（总第12期，1986年）就是简牍研究的专辑。 为了进一步推动简牍研究、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在谢桂华先生的组织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和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有计划地选译国外有参考价值的论文，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简牍研究动态、借鉴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 随着简帛研究的日益繁荣，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简帛研究中心，谢桂华先生担任研究中心主任。在李学勤、谢桂华、林剑鸣等先生的主持下，简帛研究中心先后创办了《简帛研究》和《简帛研究译丛》两个不定期刊物，以便更好地联络国内专家学者和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刊物的出版情况如下： 李学勤、林剑鸣、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 李学勤、林剑鸣、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 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谢桂华、陈松长、刘乐贤主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湖南出版社，1996 谢桂华、陈松长、刘乐贤、赵平安主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凭借资源优势，也在简牍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辑的《汉简研究文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秦汉简牍论文集》，汇编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1995年，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简牍学研究室聘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简牍学研究生导师组，并于同年9月招收了国内首批攻读简牍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开始有计划地培养简牍研究的专门人才。两个单位还联合编辑了《简牍学研究》第一辑和第二辑，分别于1996和1997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考古所诸位专家在简牍的发掘、整理、考释以及简牍制度研究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与深厚的功力，而历史系的教授则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较为全面地接触了传世文献资料，运用简牍文书印证史实有着良好的基础与条件，二者优势互补，这在简帛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1991年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在兰州举办了首届简牍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12月，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在台北举办了“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这些学术讨论会，促进了海内外的学术交流。 1999年10月，国际儒学联合会简帛研究中心成立，庞朴任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还创办了“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bamboosilk.org/），用以联络全世界的简帛学者，组织研究，搜集资料，交流信息，加强合作，推进学术。 郭店楚简是近两年来的一个热点，目前已举办了若干次不同规模的学术会议，并有多个专辑出版。主要情况如下： 1999年1月，辅仁大学哲学系举办了“本世纪出土思想文献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讨论会”。1999年10月，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哈佛燕京学社、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湖北哲学史学会在武汉大学联合主办了“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汇编为《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于2000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郭店楚简专号”，三联书店，1999年 《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郭店楚简与儒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00年1月29日，国际儒联简帛研究中心在国际儒联总部举行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主题是：郭店楚简与经学。会议由庞朴主持。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简帛讲读班”，2000年2月26日在清华大学开班。确定讲读班隔周周六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日程安排。 2000年8月19日至22日，由艾兰、李学勤、李伯谦三教授在北京大学联合主办了“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亚洲、美洲、欧洲的1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各地新出简帛的介绍，二是对马王堆汉墓帛书《式法》与郭店楚简的讨论。 走马楼吴简的部分资料公布之后，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陆续见诸报刊。其中高敏先生有一系列论文在《郑州大学学报》、《文物》、《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对吴简中所涉及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问题展开讨论。胡平生和王素两先生先后在《文物》1999年第5期和第9期发表文章对三份文书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随后，两人又在2000年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系列商榷文章。相信随着走马楼简牍资料的陆续公布，研究将会不断走向深入，我们对东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等，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2001年8月16日至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学会、长沙市人民政府主办，长沙市文化局、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等数十个单位协办的“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湖南长沙隆重召开。本次会议是新世纪简帛学研究的一次国际性盛会，与会的学者中，许多都是国内或国际简牍学界的领衔人物，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学勤、谢桂华，北京大学的裘锡圭，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韩国汉城大学的李成珪，英国剑桥大学的鲁惟一等，代表着当今简帛研究的最高水准。第二，国外学者与会踊跃，参会人数几与国内学者平分秋色，反映了简帛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第三，会议代表中老、中、青三代阵容齐整，反映了简帛学研究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在这次简帛学世纪检阅的盛会上，学者们对百年简帛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简帛学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及其分枝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外学者之间，大陆与港台学者之间，老、中、青三代学者之间开展了充分的对话与交流。 三、几点感想 我们知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了简帛金石电脑全文检索资料库（参见http://saturn.ihp.sinica.edu.tw/~liutk/shih/）——由于有了这项成果，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查阅《居延汉简补编》的简影和释文。大陆各地保存着如此之多的简帛资料，人才资源也远比台湾为多，如何充分调动大陆人才资源，建立更好更全面的简帛资料库，的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课题。目前，还有大量的简帛文书有待于整理公布。那么，在整理的过程中，能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或许可以一劳多得，避免许多重复劳动。 在简帛研究方面，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共同研究，这是一条值得借鉴的路子。 另外，日本的简牍讲读班的经验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高兴地看到，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也联合举办了“简帛讲读班”。我们希望全国各地有更多这样的讲读班，因地制宜，发挥本地优势，推动简帛研究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原载《南都学坛》200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