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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女童儿，冠笄未备 ——读王子今教授《插图秦汉儿童史》 李兰芳 （首都博物馆，北京，100045） （原刊于《博物院》2020年第4期，文字略有改动） 内容提要 王子今教授新著《插图秦汉儿童史》以儿童的的年龄阶段为线索，绘制了出生，学前游戏，接受童蒙教育，参与劳作甚至参军为吏，夭折为鬼的生命历程画卷，展示了儿童医学、儿童娱乐、儿童教育以及儿童与政治、风俗、民间信仰等社会生活相关的各个面相。作者运用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文物等丰富的资料，特别是构建了一座秦汉儿童文物资料的宝库。这部著作精妙的文字论述与直观的文物图片相得益彰，是中国古代儿童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关键词：《插图秦汉儿童史》；儿童史；画像石 对于个人，童年是必经的、对整个人生影响深远的生命历程；对于社会，儿童是人口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群体是其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因此，在现代社会，有关儿童的健康、心理、娱乐、家庭、教育、犯罪等等问题都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视。为此，形成了一门逐渐规范化、系统化的学科——儿童学（Pedology），旨在“揭示儿童自然发展的规律”，“促进儿童全面健康地发展”。[1]比如在国际博物馆领域，有一批学者专门从事儿童博物馆的研究、实践工作。所建儿童博物馆力图以“构建一个尊重所有儿童不同学习和成长方式的世界”。[2]而儿童史作为儿童学的分支学科，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菲利浦·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一书发儿童史研究之先声。此后，世界范围内的儿童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中国学界对儿童史仍关注较少。[3]高振宇于2010年指出：“在中国，儿童史作为一独立的学术领域，迄今并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虽然社会史早在国内盛行多年，历史学界却从未出版过一本儿童史的专著。”[4]了解了儿童史的研究状况，我们能更好地认识王子今教授关于秦汉儿童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王子今教授说：“我进行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的工作，应当说正式始于《说秦汉“少年”与“恶少年”》（《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但其实此前发表的《秦汉民间谣谚略说》（《人文杂志》1987年第4期）一文，已经涉及童谣的发生背景和社会影响。这样说来，时间确实不短了。”[5]后作者又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一般项目“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项目批准号：06JA770004），2012年出版《汉代儿童生活》一书，2018年出版《秦汉儿童的世界》一书。2020年出版的《插图秦汉儿童史》（图1）是他在秦汉儿童史领域的第三本著作。[6]而且正如作者所说，“《插图秦汉儿童史》也并非《秦汉儿童世界》的缩写本与通俗本，其中关于上古文物‘子母’主题的内容……关于秦汉社会‘童心’观察的内容等，都有新补充的研究心得。有的考察收获，在《秦汉儿童的世界》定稿发排及正式出版之后陆续发表”。[7]三十余年的专注研究浓缩为三部著作，它们奠定了王子今教授在秦汉儿童史乃至中国古代儿童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图1 《插图秦汉儿童史》书影 
具体到《插图秦汉儿童史》一书，它由“‘宜子孙’理想”“‘婴儿’‘婴女’命运”“儿戏：游艺生活”“蒙学”“儿童劳动与劳动儿童”“社会犯罪、社会灾难、社会动荡与受害儿童”“社会上层儿童生活”“‘小子军’与少年吏”“民间意识中的‘小儿鬼’”“神异的‘童男女’”“代结语：秦汉社会的‘童心’观察”十一部分组成。这十一部分看似相对独立，但实际自有其内在逻辑体系。从纵向上看，以儿童的的年龄阶段为线索，绘制了出生，学前游戏，接受童蒙教育，成长为少年，参与劳作甚至参军为吏，夭折为鬼的生命历程画卷；从横向上看，全面展示了儿童医学、儿童娱乐、儿童教育以及儿童与政治、风俗、民间信仰等社会生活相关的各个面相。 秦汉时期的史料有限，研究这一时段的学者常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近年关于古代儿童史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唐宋及以后，[8]但王子今教授关于秦汉时期儿童史的研究却成就斐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充分利用各种史料。《插图秦汉儿童史》利用的文献资料，不仅有传世的正史、秦汉诸子著作、笔记小说、文学作品、本草医方，还有里耶秦简、居延汉简、北大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大量出土文献。除了文献资料，更是搜集了丰富的文物资料，比如文字砖、青铜器、纺织品、陶俑、瓦当、画像石、画像砖、石俑、瓮棺、印章等等。书末附录“插图说明”显示全书共使用289幅图片，可见作者对相关文物进行了几乎穷尽的搜集。这些考古文物资料与生动的文字叙述相得益彰，珠联璧合，一形象，一精妙，共同描绘了秦汉时期儿童的风貌、神采。作者在后记中说：“作为‘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三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的《汉代儿童生活》收有30幅插图，然而《秦汉儿童的世界》没有来得及配图，不能不深感遗憾。记得好友北京大学徐天进教授得到呈奉的样书后，第一句话就是‘连一幅插图都没有’的批评。身为作者，一时满心惭愧……这本《插图秦汉儿童史》正是为了补葺这一缺憾。”[9]笔者以为，这本著作不仅仅是弥补了作者的缺憾，更是为秦汉儿童史研究建设了一座文物宝库。在这座宝库里，不仅有早期的考古成果，如1955年于河南洛阳涧西区汉墓发掘出土的秦汉儿童经典玩具——铜鸠车。更有近年的新发现，如2008年于西安曲江发现的翠竹园M1西壁壁画，2017年在北京通州路县故城遗址发现的葬于道路的儿童瓮棺。另外，对于这些文物资料，作者也并非拿来就用，而是有自己的鉴别、分析。如论述“子母鸡”的工艺造型时，引用台湾高雄美术馆“汉代陶器特展”的文字说明：“胎质、造型类似的子母鸡曾见于四川东汉时期的墓葬，有呈回首状，有面向前方，还有两鸡相踩者，造型极为多样。”作者指出，“所谓‘两鸡相踩者’，并非‘子母鸡’，表现的是雌雄交配动作”。[10]这样的考辨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学识，也说明了他对博物馆展览这一向公众普及历史文化的活动的关注。目前，博物馆展览策划过分追求形式的新奇，对内在的学术逻辑的把握甚至文物的解读说明却存在不足，时有错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相关学者的参与。与王子今教授同样关注展览、关注博物馆的历史学、考古学学者很多，这一小小的考辨也提示我们博物馆策划展览应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又如河南洛阳中州路西汉初期房屋基址中出土的一件陶质模型，考古工作者定名为“陶鸽”，并推测可能是安装在房顶上的装饰。但作者根据尺寸、器形特点，指出“房顶装饰之说显然难以成立”，可能是儿童玩具鸠车的残件，“腹下方形孔，正用于安装在有车轮装置的底盘上”。[11]只有长期观察、十分熟悉鸠车的构造才能得出这样准确的判断。总之，这座文物宝库的构建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它既说明王子今教授在这一领域长年“深耕”，用力颇深，也展现了他“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双重学术背景，密切关注突出文献、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治学风格。[12] 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资料的灵活运用反映了作者灵敏的学术嗅觉、独特的学术视角。而这种嗅觉、视角在他对很多具体学术问题的论述上体现的更为充分。比如，作者为了考察少年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在“‘小子军’与少年吏”部分不但梳理了史籍所载秦汉时期的少年吏，而且指出这并不限于高门贵族的任子为郎，“一些下级官吏和平民出身的少年在地方官中任职的事实，则更应当受到重视”。[13]而这正是相关学者以前关注不多的。另外，由于史书不载，我们原本很难了解秦汉时期少年群体的面貌，但作者注意到“少年祭尊”“少年唯印”“少年唯印大幸”“磿于少年唯”“常乐少年唯印”等汉印资料，指出“少年唯”就是“少年魁”，魁意为壮伟有力，“作为社会人物代号，有群体首领的涵义”。[14]从而证明当时的少年结成了有一定凝聚力的社会群体，且有较为确定的首领。见微知著，管中窥豹，使我们得以凭几枚小小的汉印捕捉到活跃的少年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身影。另外，作为秦汉儿童史的研究著作，瓮棺葬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但考古学者们已对其形制、分布、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讨论，继续单纯地从考古学的角度讨论对于史学著作也不太相宜。如何另辟蹊径，写出新意有一定的难度。作者敏锐地注意到这种葬俗与“鬼婴儿”“丧乳之鬼”观念的关系，指出儿童墓葬“大多无随葬品”，“多采用以多件陶质容器作葬具‘对合’‘套接’的封闭较严密的‘瓮棺’”与认为夭折儿童会成为“婴鬼”的畏惧心理有关。[15]而且引用天津宝坻秦城遗址、北京通州潞城镇胡各庄村墓地等考古材料指出，儿童瓮棺不能埋于家族墓地，而多葬于道路，是为了戒备和惩治“小儿鬼”。白云翔教授指出：“至于战国秦汉时期采用瓮棺葬制的观念意识，虽然目前尚难究明并且可能是复杂的，但恐怕已不再像史前时期那样是出于对儿童遗体的保护，或者是原始人类‘转生模拟巫术在丧葬方面的体现’，或许是在行为规律作用下对前世葬俗的一种形式上的继承和模仿。”[16]可见，考古学界对瓮棺葬葬俗成因仍无定论，王子今教授新的解读无疑有重要意义。而这也与他能够综合运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充分结合起来密不可分。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作者虽然非常谦虚，称“对海外学者的相关成果知之甚少”[17]，但其实他在研究中十分注意中西历史对比，比如在论述战国秦汉的儿童医学时，注意到古罗马社会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儿科学；在讨论儿童的社会地位时，注意到西方古代儿童处于受迫害地位等情况。这些都显示了作者研究视野之开阔。 不过，书中有些看法或许可以再商榷。作者构建的秦汉儿童文物宝库惠及学林，有重要学术价值，但其中有些文物中的儿童形象可能并不是儿童[18]，仍有讨论的空间。比如论述少年牵马、引牛、将车等劳作时，引用江苏邳州陆井汉墓及山西离石马茂庄汉墓出土的画像石，指出其中的牵牛者都是儿童，主要依据是他们都身材矮小。但汉画像石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有一个显著特征，即突出主要人物，画的比较高大，次要人物则比较矮小。江苏邳州陆井汉墓画像石所绘亭中博戏的两人位于画面中央，地位尊贵，可能是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的娱乐生活，所以画的比较高大。而左侧牵牛的仆从主要起衬托、点缀作用，所以画的矮小。仅凭身材可能还无法证明他是儿童（图2）。山东嘉祥宋山小祠堂后壁画像以及山东诸城前凉台村孙琮墓出土谒见画像石即是如此。[19]另外，在构图方法上，有些画像石采用了焦点透视构图法和上远下近的等距离鸟瞰透视法。在这种画法中，“画面上的上下位置关系就变成了所描绘的事物群的远近关系”，而“距离视点越近的事物其物象尺寸就越大，越远其物象尺寸就越小”。[20]书中所引山西离石马茂庄汉墓画像石以及四川成都郊区汉画像砖宴乐图就采用了这种构图法。前者画面中的牵牛人大概就是因为位置较远而显得身材矮小（图3）。判断画像石中的人物形象或许应该综合榜题，故事情节，人物发型、身材等综合因素，但具体到某个画像石，这些因素并不都具备，特别是人物发型这一关键因素常常因刻画粗糙、画面模糊而难以辨别，所以画像石中儿童形象的判断应该更为慎重。另外，“社会犯罪、社会灾难、社会动荡与受害儿童”部分，引用的“鲁义姑姊舍儿”故事和“梁节姑姊”故事，虽然都记载于汉代文献，且汉画像石多有表现，但两故事并不发生于秦汉时期，无法直接用于论述秦汉儿童史，或许从故事在秦汉时期广泛流传的角度论述更为妥当，如作者在“社会上层儿童生活”部分中从政治史、文化史的角度论述周公辅成王的画像。在“‘婴儿’‘婴女’命运”与“蒙学”部分，作者都引用了曹冲称象的故事，并重复对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辨。这固然有史料不足，不得不反复征引同一事例的客观原因，但若以一详一略的方式处理也许可使行文更加简洁。 
图2 江苏邳州陆井墓汉画像石拓片 
图3 山西离石马茂庄汉画像石拓片
意大利学者艾格勒·贝奇说：“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历史中的只言片语，而把儿童当作主题也非常不易：我们所取得的关于儿童的资料（对20世纪尤其重要）并不那么容易理解，它需要进行严格精确的阐释。事实上，我们只是通过历史各个时期的成年人（立法者、教育学家、作家、画家、家长、自传作家等）留给我们的有色眼镜来了解儿童，正是利用这些间接线索，我们才可以尝试去重新构建过去不同时期的儿童面貌。”[21]研究中国古代儿童史特别是早期儿童史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可以想见，王子今教授取得这样的学术成果，当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这离不开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敏锐的学术眼光，孜孜不倦的勤勉精神。而且，笔者以为还与他的学术趣味、个人情感有密切的关系。他说鸠车与竹马以运动为形式的游戏，“透露的‘不羁’的性格倾向，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社会生活中积极的生机和进步的希望”，[22]又说“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童年时代”。这种对秦汉时期历史风貌生动、精辟的总结是长期“深耕”于此的结果，也表明了作者对研究对象倾注的热情。正如他说，只有怀着一颗“童心”才能明澈地注意到历史神秘的角落。而作者永葆童心的奥秘或许能从他对母亲的深切怀念中探知一二。 注解 [1]高振宇：《论当代儿童学视野下的儿童史学科建设》，《全球教育展望》2010年第1期。 [2]《博物馆与儿童教育专辑编者按》，《博物院》2019年第3期。 [3]1932年5月，王稚庵著《中国儿童史》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这部书应不足20万字，形式也相对单一，大概还算不上是‘钜制’。其编制体例，是一部自上古到民国儿童故事的总集。”参见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中华书局，2018年，第1页。 [4]高振宇：《论当代儿童学视野下的儿童史学科建设》，《全球教育展望》2010年第1期。 [5]王子今：《怎样真正亲近秦汉儿童生活》，《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6]王子今：《汉代儿童生活》，三秦出版社，2012年；《秦汉的儿童世界》，中华书局，2018年；《插图秦汉儿童史》，未来出版社，2020年。 [7]王子今：《插图秦汉儿童史》，未来出版社，2020年，第362—363页。 [8]李晓敏、郑言午：《新世纪以来的国内唐代儿童史研究概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铁爱花、侯艳兰：《20世纪以来国内宋代儿童史研究综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9]王子今：《插图秦汉儿童史》，未来出版社，2020年，第362页。 [10]王子今：《插图秦汉儿童史》，未来出版社，2020年，第25页。 [11]王子今：《插图秦汉儿童史》，未来出版社，2020年，第92页。 [12]刘玲娣：《打开可以“望见生动情景的视窗”——读王子今教授〈秦汉儿童的世界〉》，《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13]王子今：《插图秦汉儿童史》，未来出版社，2020年，第256页。 [14]王子今：《插图秦汉儿童史》，未来出版社，2020年，第263页。 [15]王子今：《插图秦汉儿童史》，未来出版社，2020年，第289—290页。 [16]白云翔：《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 [17]王子今：《怎样真正亲近秦汉儿童生活》，《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18]不用的历史语境下，“儿童”的年龄范围也不相同。根据秦汉时期的实际情况，王子今教授将当时“儿童”的年龄范围限定为0—20岁。 [19]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56—59页。 [20]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50、54页。 [21]（意）艾格勒·贝奇，（法）多米尼克·朱利亚主编，申华明译：《西方儿童史上卷：从古代到17世纪》，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页。 [22]王子今：《插图秦汉儿童史》，未来出版社，2020年，第93—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