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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具特色，其突出特点是“五千年”而“不断裂”。五千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已有不同地区形成各自的早期神权、王权模式为主的不同“文明”，但是它们之中在此后代代相传的“文明”则是始于中原龙山文化及其后继者的夏商周、秦汉至元明清王朝的“王权”与“皇权”模式国家。这从中华的“国家”、“国民”与“国土”的五千年来基本一脉相承可以说明；从作为“国家文化”（或“大传统”）的都城、帝王陵墓、礼制建筑与礼器、文字的“五千年”沿袭发展可以佐证；从都城的“求中”、“一门三道”、“大朝正殿居中”与“左祖右社”格局、都城中轴线及都城、宫城四面辟门等是“中”、“中和”的核心理念“物化形式”可以再现。五千年来这些不断裂文明的物化形式由少变多，反映了“中”与“中和”理念越来越强化、深化。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思想根源是“中”、“中和”理念，这是“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与中华民族历史的核心价值观。 关 键 词：五千年文明/不断裂/考古学/“中”/“中和”/国家认同 作者简介：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郑州 450001）。 “文明”一词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如《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舜典》“睿哲文明”等。上述文献之“文明”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文明”不同，后者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政治学、人类学、考古学术语。 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或三个时代，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①考古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在《城市革命》中提出：“蒙昧时代”即旧石器时代，“野蛮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文明时代”则人类已进入国家阶段。② “文明”的本质是什么？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③易建平认为：“从词源角度看，文明即国家。”④本文的“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文明”，是“国家”的同义语。从中国考古学来说，“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文明起源研究是个世界性课题，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有着“传播论”与“独立演化论”两种观点。20世纪前半叶至70年代中国的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基本解决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源头就在本土，并非由“地中海文明”发展而来的问题。⑤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国外学术界多认为始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70年来的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中华文明形成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在全世界六大文明（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中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五千年”之“不断裂”，这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所致。但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不断裂”及其形成之文化基因的全面、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进行得很少，本文就是在这方面进行的科学探索。 一、“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起点” 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起点”，包括时空两个方面，时间上一般说距今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已经形成，这已得到新中国70年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证实。 自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发现引起世界重视，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认识。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中药的“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其后，刘鹗、王襄、孟定生、罗振玉等也收集了不少甲骨文资料，他们又据此编辑了一些甲骨著录图书。⑥1917年王国维依据当时可以见到的甲骨资料，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著名论文，证明“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并认为“卜辞与《世本》、《史记》间毫无抵牾之处”。⑦20世纪30年代以来，殷墟甲骨出土地附近考古发现的宫庙建筑遗址、安阳西北岗商王陵与其他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再现了3300年前中国历史上的高度文明。这些考古发现、研究成果，进一步佐证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应该是可信的。从而可以推断，《夏本纪》的撰写是有所依据的，其历史记载应该是基本可信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安阳洹北商城遗址等，“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多学科与跨学科结合研究，认为它们分别为夏代早、中、晚期与商代早、中期都邑城址。⑧ 20世纪末以来，考古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一般认为属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该城址发现的文字、青铜齿轮器与铜铃、各种与礼器相关的遗物及“观天授时”遗址等至关重要。⑨ 21世纪以来，战国时代《清华简·保训篇》的研究揭示，虞舜“求中”于“历山”，历山在今河南濮阳一带。⑩这里是河南龙山文化（距今4800-4000年）的后冈二期文化流行区，(11)在这一区域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了同时期的大型聚落、城址，其中有的城址可能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邦国之都邑有关。(12)河南龙山文化上溯即仰韶文化之庙底沟文化或庙底沟时代，(13)韩建业认为这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首次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14)这也奠定、开启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在历史文献记载的黄帝“有熊国”故地——郑州地区，发现了一些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如新密古城寨城址，面积17.6万平方米，周围版筑夯土城垣，城外设置护城河，城内发现大型宫殿区之中的夯土建筑基址与“柱网”遗迹。(15)古城寨城址周围还分布有十余个龙山文化遗址，古城寨应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16)如在郑州牛寨遗址发现了熔铜炉壁及青铜块，(17)登封王城岗城址灰坑出土了青铜器残片等。(18) 上述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互证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形成的“起点”在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这一认识的前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点”与“不断裂”的缺一不可，它不排除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大地有多处“文明”形成，如辽宁的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等，但是这时出现的各地文明，能够与以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一脉相承而生生不息者，应该非中原龙山文化及其文明传承者的夏商周莫属。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苏秉琦提出的文明“满天星斗”及“区系类型理论”之下的文明“多元论”，并未涉及那些诸多文明是否属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其实在苏秉琦的“满天星斗”与文明形成“多元论”提出不久，严文明1986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艾尔莱召开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上，就以《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为题发表演讲，提出著名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模式的格局说：这一“重瓣花朵”的“花心”就在中原地区，以中原为核心，其外围分列着北方燕辽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山东、西北的甘青、江浙的良渚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为“花心”之外的第一层“花瓣”；再外则为第二层“花瓣”。(19)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承袭了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直接发展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它又是中国历史上开启王国时代的夏文化的源头，从庙底沟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夏文化，这也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起点”。 严文明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格局说，实际上是对苏秉琦“满天星斗”说及其依据“区系类型理论”而得出的文明“多元论”的重大发展。(20)我认为：“‘满天星斗’是客观存在，但是这只是‘表象’，‘满天星斗’中的不同‘星斗’的‘功能’‘作用’‘权重’之于宇宙是各不相同的，科学研究需要我们探究在众多‘星斗’中谁是‘恒星’？不能都是‘半斤八两’，这是我对‘满天星斗’的看法。”(21)其实对于人类早期历史而言，关于文化多样性及其成因，我认为“人类生活的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文化’”。(22)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对此就有精辟论述：“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23)不同“考古学文化”不等于不同“文明”（即不同“国家文化”）。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虽然曾经一度表现得异常繁荣，但是支撑这一文化理念的“神权”的“玉文化”却“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反而是其“文明”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的原因。 针对以史前时期遗址、墓葬出土玉器作为“衡量”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标尺”的做法，2002年我曾指出：“近年来在‘古代文明形成’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对有的考古学文化中的祭祀（祭‘神’）活动遗迹、遗物非常重视，并且将其作为‘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标识物。古代各种‘祭祀’遗存，可以作为国家统治者统治其百姓的精神工具的反映；也可以是史前时代人们面临当时条件下，无法抗御的自然环境，祈求生存平安、发展的精神寄托。前者可视为早期国家的较普遍现象，后者则不然，因为史前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祭祀活动的发达程度并不是都成正比例的，甚至历史学、民族学资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各类通神玉器的空前发达，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这不能认为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反映，而有可能是社会历史发展扭曲的表现。”(24) 近年来李伯谦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与发展中“古国”的两种演进模式：即“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而“广布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及其后继的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周文化因遵循突出王权的发展道路，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华大地上绵延不绝的核心文化，而避免了像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因突出神权、崇尚祭祀造成社会财富巨大浪费而过早夭折。”(25) 赵辉指出：“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一个各种文化重组的复杂阶段。……结成一个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体。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这个文化丛体占据了史前农业文化经济区的中心……至此，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态势已经形成。”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原社会迫于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对待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开放态度，以及位于天下之中的天然地理优势，使得这里成为一个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熔炉，从而培育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政治、外交的向心趋势。”(26) 二、“国家”、“国民”与“国土”之“不断裂” 在世界历史上，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地区与国家并不少见，甚至有些地区还有更为久远的文明历史，如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等，但是世界上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历史的国家或地区只有中国。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是指作为同一个“国家”、同一群“国民”、同一片“国土”的“不断裂”。 （一）“国家”之“不断裂” 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由《史记》等“二十四史”记载的“五帝时代”、“夏商周”的“封邦建国时代”与“秦汉至元明清”王朝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所组成，其间的不同朝代缔造了“中国”不断裂的“共同国家”的历史。对此，可以从黄帝祭祀与历代帝王庙看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之“不断裂”。 1.黄帝祭祀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 中国历史上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祭祀”。祭祀属于礼制活动，礼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祭法》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三代祭祀黄帝作为“国之典祀”，也就是国家祭祀。以后各个时代的不同王朝均通过不同祭祀形式，认同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祖”有两重意义：“祖宗”与“祖国”（“国家”），其中第二方面尤为重要。中国古代许多王朝的开国之皇帝，多以“祖”称，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辽太祖耶律亿、金太祖完颜旻、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等，而他们各自本朝其他的皇帝一般则称“帝”或“宗”等，也有称“祖”者，但是除了后秦、西秦、南汉“开国帝王”称“太祖”、“烈祖”、“烈宗”，后继皇帝称“高祖”之外，未有称“高祖”者。(27) 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王国”之“国王”祭祀黄帝的是战国时代的秦灵公，他为祭祀黄帝专门修建了“上畴”。(28)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考古发现的“血池遗址”出土了有“上畴”陶文的陶器，这应该是“上畴”的遗物。(29)秦始皇在云梦九嶷山、浙江会稽分别祭祀黄帝之后人虞舜、大禹。(30)在秦末战争之初，被立为“沛公”，于是“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31)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于桥山祭祀黄帝陵。(32) 北魏皇室是来自大兴安岭的鲜卑人，公元415年明元帝在桥山派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登历山，祭舜庙”。(33)太祖道武皇帝“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34)《唐会要》记载：唐玄宗在唐长安城中修建“三皇五帝庙”，祭祀黄帝等。(35)《宋大诏令集》载：宋代在桥山的“黄帝陵”祭祀黄帝。(36)至元元年（1264），世祖忽必烈登基伊始，就提出对尧舜禹诸庙的祭祀。(37)明清祭祀黄帝既在都城修建的帝王庙中举行，又在桥山黄帝陵举行。 历代王朝祭祀黄帝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也就是国家祭祀。这种祭祀活动体现的是从五帝时代、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不同王朝认为其均为黄帝创建的国家继承者，它们说明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不断裂的、一脉相承的。 2.从“帝王庙”到“历代帝王庙”祭祀 唐玄宗时期，在都城之内修建了祭祀传说时代圣君（“上古之君”与“三皇五帝”）的“帝王庙”，又在那些圣君、帝王的原来都城所在地进行祭祀。(38) 明代是中国古代都城帝王庙的真正出现时期，朱元璋在明南京城与明中都分别营建的是“历代帝王庙”。洪武六年（1373）“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39) 明南京城历代帝王庙中祭祀18位历史人物，他们不只是传说时代的圣君，更为重要的是祭祀了明代之前中国历史上夏商周汉唐宋元王朝的主要开国君主，其中将元王朝皇帝置于帝王庙中，标示着明王朝认为元王朝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因此明代把以前的“帝王庙”发展为“历代帝王庙”，“历代”至关重要，这是跨越“朝代”的“国家宗庙”。尤为重要的是，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又增加37位夏商周汉唐宋元王朝的“名臣”从祠于历代帝王庙，(40)这些名臣之中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这时的帝王庙具有了真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宗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朱元璋把三皇五帝与夏、商、周、汉、唐、宋、元作为一个不同时期连续性王朝的“国家”整体来看待。 永乐徙都北京之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建历代帝王庙于都城西”。祭祀的先代圣君、帝王与明南京城历代帝王庙中的基本相同。 清代北京城历代帝王庙沿袭了明代北京城历代帝王庙，但是比明代帝王庙享祀的帝王数量有了大量增加，尤其是一些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帝王，进入历代帝王庙祭祀对象之中。如辽、金、元三代帝王及其名臣，还有明代的国君与功臣。根据《日下旧闻考》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依据“国家观念”、“正统理念”，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的历代帝王均应具有“庙享”地位，最后使历代帝王庙享祀帝王达到188位。清代的“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对象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王朝与绝大多数帝王，使历代帝王庙真正成为“国家宗庙”，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完整”历史的缩影。明清历代帝王庙传达的是“尊崇中华统序的一脉相承”，历代帝王庙是“‘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标志与象征”。历代帝王庙还表现了“尊重中华统序的一体多元”。(41) 对传说时代“黄帝”、历代王朝的历代帝王祭祀，实际上是对共同的“第一国父——黄帝”及共同的“先祖”、共同国家的历朝国家代表人物（国王或皇帝及其功臣）的“祭祀”，这说明了历代帝王庙祭祀充分反映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是基于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对共同国家——中国的认同，对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 （二）“国民”之“不断裂” 1.遗传学、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证据 关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主体”是创造这一“文明”的“人”之“不断裂”。 中国遗传学研究的新成果显示，五千年来（或者可以说更为遥远的远古时代以来），东亚地区的古代中国国民的遗传基因延续不断，目前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人的基因与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人群基因相近。复旦大学人类学实验室研究发现，“有着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的汉族，人口超过了十一亿六千万（2000年人口统计），无疑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因此汉文化的扩散过程广受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通过系统地对汉族群体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多态性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汉文化向南扩散的格局符合人口扩张模式，而且在扩张过程中男性占主导地位。”(42)根据近年来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距今5000-6000年，华夏族从汉藏语系群体中分化出来集居在黄河中上游盆地，这就是汉族前身。”(43)这里的远古时代男人，对现代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南方地区中国人的基因贡献尤为突出。也就是说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缔造者主要来自黄河流域中游的古人。 古代北方与东北地区少数族群与内地的人群关系，依据田野考古资料，开展遗传学、体质人类学、历史文献学多学科结合研究已经取得重要突破。 北方少数族群以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人、辽王朝的契丹人与元王朝的蒙古人与内地族群关系最为重要。 据吉林大学分子考古学研究室对北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汉魏时期鲜卑文化与早期契丹文化遗存研究认为，二者的古墓遗骸DNA检测显示其属于具有亲缘关系的同一种族系统。(44)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早期契丹文化与北方地区的汉魏时期鲜卑考古学文化具有明显的共性特点。契丹王朝重要官员、贵族耶律羽之的墓志铭记载说明，契丹与鲜卑同出一源。(45)在辽宁阜新考古发现的辽代永清公主墓志则铭刻：永清公主“原其姓耶律氏，景宗孝彰皇帝之嗣女也，圣宗孝宣皇帝之侄孙。盖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46) 蒙古族起源于唐代的“蒙兀室韦”，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内蒙古乌盟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和东汉鲜卑墓葬的人骨及近代蒙古族人骨的体质人类学比较研究，认为“蒙兀室韦”应溯源于汉代鲜卑。(47) 高凯军在《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一书中提出：东北地区建立大金王朝与清王朝的女真人，他们就是古代东北亚地区通古斯族，而通古斯语与满语的同源关系，说明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族应该渊源于黑龙江地区。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学者史禄国（原名C.M.希罗科戈罗夫，1889-1934）提出“通古斯人的原始故乡当在‘黄河和长江的中游和部分下游地区’”。高凯军认为：“我国境内史前时代遗址的发布情况和民族学资料及历史文献记载表明，古代通古斯人最早起源于我国内地。”(48) 复旦大学金力院士团队通过语言学、遗传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结合，对109种汉藏语系进行研究，探索“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主人”之“一脉相承”，他们认为：“汉语和藏缅语系的分化时间——即原始汉藏语分化成现代语言的最早年代在距今约5900年前，地点可能在中国北方，因此该语系的起源和分化可能与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49)也就是说，藏族渊源于黄河中上游地区。 2.中华姓氏发展历史 姓氏学通过人们之间的姓氏研究彼此血缘关系。利用“姓氏学”研究“文明”与人群、“族群”、“国民”彼此关系，这方面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袁义达、张诚研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姓氏的国家，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姓”已产生。(50)中国人的姓之出现不但有着久远历史，而且姓氏相对十分集中，据统计，在“当今中国流行的前200个姓氏中，出自炎帝姜姓系统的姓氏约占10%，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姓氏约占89%”。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人应有99%为“炎黄子孙”。(51)上述中国国民姓氏情况充分说明，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华儿女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一代又一代传承、缔造了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历史。 3.历史上周边“族群”认同源于“炎黄” 五千年来对于中华“人文始祖”的祭祀，反映了中国人五千年来对中国、华夏的国家认同，这些“认同者”不限于“中原”地区，历史上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夷”人群亦然。(52) 属于“东夷”的“少昊”族群，历史文献记载少昊为“黄帝之子”。(53) 起家于西戎之地的秦人，自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54)“西戎”的后人苻洪（前秦皇帝）自称其祖先为“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55)“有扈”为大禹之后。(56)后秦皇帝姚苌，自认为其祖先“羌酋”是虞舜之后。(57) “南蛮”的楚人，《史记·楚世家》记载其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58)“南蛮”的另一支“百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其先祖属于“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59)颛顼、夏禹均出自黄帝。 北方地区的匈奴则自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60)《山海经·海经》则明确指出：“黄帝之孙日始均，始均生于北狄。”(61) 北燕开国皇帝惠懿帝高云自认其是高句丽之支庶，高阳氏之苗裔，也就是说高句丽系出自黄帝之孙高阳氏颛顼。(62) 大兴安岭地区的北魏鲜卑人，自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之子日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63) 中古时代及以后建立辽、元王朝的契丹、蒙古（蒙兀室韦）族群，他们均源于汉代的鲜卑。(64) 金朝为女真人所建，女真可溯源于商周之际东北地区的“肃慎”，(65)汉晋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黑水靺鞨”，辽称“女真”。在黑龙江镜泊湖地区、吉林松花江中上游的吉林市与永吉县之间，考古发现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莺歌岭文化与西团山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们属于历史记载的“肃慎”族群的考古遗存。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些西团山文化遗存中的鼎、鬲、甑等陶器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同样陶器基本相同。这就说明三千年前的东北地区的“肃慎”考古学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因此史载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参议官王浍与金朝女真贵族完颜海奴谈到，“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66) 关于建立清王朝的女真，以后又称满族，清王朝的统治者认为，他们与大金王朝的女真是同一民族，因此《清史稿·太祖纪》载：“其先盖金遗部。”(67) （三）“国土”之“不断裂” 早在六千多年前，也就是考古学界现在所说的“早期中国”考古学文化主体——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分地区、山西南部、河北南部，远及甘青交界、河套地区、河北北部，湖北西北部也有一些发现”。(68)而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范围要比以上传统所说的仰韶文化分布范围更大。 承袭黄河流域中游的庙底沟文化的是河南龙山文化，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主要源头是上述考古学文化，也就是历史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始于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建立的“有熊国”的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至荤粥，合符釜山。”(69)这与庙底沟文化分布区基本一致。这一范围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不但没有断裂、得到承袭，并在秦汉至明清时代得到不断巩固、发展。 三、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物证” 就中华文化来说，“文明社会”形成的物化载体集中体现在与“国家文化”密切相关的都城、陵墓、文字、礼器之上，它们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最重要“物化载体”。 （一）古代都城规制理念一脉相承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堑壕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人文明时代了。”(70)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城市（都城）的出现意味着国家的出现与原始社会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王国维认为“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71) 自中华文明形成以来，具有同一规制理念的都城（都邑）延续不断，并使这一规制理念不断发展。从新中国70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来看，夏商周三代都城，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与辽金元明清都城，其选址、布局形制等规划理念一脉相承，并被视为国家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指示物”与中华文明核心政治理念“中和”的“物化载体”。这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凸显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特点。 1.古代都城选址的“择中”理念 古代都城“选址”的“求中”、“择中”理念之五千年来的“不断裂”，从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记载得到佐证。 （1）陶寺城址的“择中”考古发现 陶寺城址位于山西襄汾。考古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都城遗址中，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内容最全”的都邑城址。而历史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之“平阳”就在“陶寺城址”的所在地襄汾。因此考古发掘者与历史学家认为陶寺城址应为“尧都”。(72)其中20世纪80年代与21世纪初在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两座墓葬出土了与“测中”有关的“槷表”等遗物，(73)它们可能折射了陶寺城址当年选址的“求中”理念。 （2）虞舜“求中”于“历山” 战国时代的《清华简·保训篇》记载：虞舜“求中”于“鬲茅”，(74)“鬲茅”即古文献之“历山”，在今河南濮阳与山东菏泽一带。(75)近年来，这一区域发现大量与虞舜同时期的聚落遗址和一些重要城址。这与《保训》记载的舜“求中”可以对应。 （3）上甲微“求中”于“嵩山” 《清华简·保训篇》记载：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夏禹“求中”于嵩山。(76)目前考古发现的夏代都邑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二里头遗址及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遗址所在地均在“大嵩山”地区。(77) 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其都城选址明确提出要在国家的中心。《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日：‘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78)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之铭文：“宅兹中或”(79)之“中”即“天地之中”的“中”，“或”即“国”，《周礼·考工记》记载“国中九经九纬”之“国”即“都城”。《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80)《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日：‘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81) 因此可以说，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两方面来看，中华文明形成伊始的国家都城就规划在国家空间的“中央”。《吕氏春秋·慎势》指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荀子·大略》亦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 三代都城以中岳嵩山地区为“天地之中”，随着国家空间范围扩大，以嵩山为中心的“大中原”范围扩及鲁西南、关中东部、晋南及河南大部，三代以降的都城，在中古时代以前的各“大一统”王朝都城基本在长安与开封之间的东西轴线上，夏商周、秦汉、魏晋、唐宋王朝都城均“择中建都”于这一“广义”之“天地之中”。进入中古时代以后的辽金元明清王朝，由于国家经济中心的“东移”，政治上北方族群的崛起，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国家都城由中古之前选址的长安——开封的东西南北之“中”，发展为辽金元明清都城的居国家南北之“中”，考虑女真、蒙古等北方族群多起家于大兴安岭、蒙古高原一带，于是始都北京的海陵王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82)这正是反映了海陵王的“正统”之“择中建都”原则。(83)都城“择中”从“中原”转移至“燕京”（今北京），海陵王从“择中建都”理念、实践上营建的金“中都”，开启了中国中古时代后期，元明清王朝定都北京的先河。 2.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 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可以上溯至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陶寺城址，其都城由宫城与外郭城组成，这种“双城制”都城延续至魏晋洛阳城。南北朝时期发展为宫城、皇城与外郭城的“三城制”都城，此后这一都城形制一直沿袭到明清北京城。 中国古代都城之宫城平面多为正方形或近方形，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魏安邑城、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隋唐两京、宋东京城之宫城等。也有的宫城平面为长方形，如魏晋与北魏洛阳城、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之宫城等，但其皇城一般多为方形。有的都城的平面也是方形或近方形，如洹北商城、东周鲁国故城（鲁国曲阜城）、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宋东京城、金中都、元大都等。都城由于面积大，其地形相应比较复杂，有的都城只能是将都城平面规制成近似方形。就世界古代城市而言，古代城市的方形或近方形平面是中国古代城市形制的重要特色之一，它是基于“天圆地方”哲学观与“中”相对“四方”均等的政治理念。(84) 古代都城之中的主体建筑是宫城、宫殿、宗庙、官署等，宫城是都城的“政治中枢”，都城以宫城为核心。王国时代宫城以大朝正殿与宗庙为核心，帝国时代宫城以大朝正殿为核心，大朝正殿成为都城“中轴线”的“基点”。以大朝正殿为中心的“左祖右社”是“帝国时代”中国古代都城最大特点。(85) 都城与其他城市的不同，还表现在帝国时代的都城城门“一门三道”，都城及宫城四面辟门。根据目前考古发现资料来看，至少自北魏洛阳城及其以后的都城之宫城正门均为“一门三道”。这是都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政治理念进一步强化的表现。都城城门与宫城宫门是“国家”的“门面”与“象征”，“一门三道”之“中道”突出了“国家”之“中心”理念。都城与宫城四面设置城门与宫门形成“四门”则体现了“中央”相对“四方”的“公允”、“公平”、“公正”，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中和”政治理念的体现，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始终如一的“大一统”核心政治观的“物化载体”。 （二）帝王陵墓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帝王陵墓历来是“国家工程”，几乎与都城构建一样重要，“帝王陵墓文化”亦为古代王朝的“国家文化”。任何王朝的统治者，不论其是中华民族哪个族群，是否传承这一“国家文化”，就意味着是否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通过古代帝王陵墓规制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再现“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 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帝王陵墓是安阳西北岗的殷墟商王陵，其墓室平面为“亜字形”，也就是墓室四面各辟一墓道，形成墓室的四面各一门道，(86)这一帝王陵墓制度一直延续至西汉帝陵。(87)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殷墟商王陵的墓室四面各辟一墓道，实际上是秦汉时代开启的都城、宫城四面辟门规制之源头。 东周时期“墓而不坟”传统被冲破，墓室之上出现了“封土”（即“坟”），与此同时，帝王陵封土周围构筑了陵园，陵园四面各辟一门，它们分别对应其陵墓的“四墓道”及陵墓地宫，这应该是宫城辟四门与大朝正殿基本相对的“阳间世界”的“阴间”之“翻版”。(88) 东汉帝陵为帝后同坟同穴合葬，墓葬为南北向长斜坡墓道的“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一条为南向。这一变化改变了自商代晚期以来帝王陵墓设置东西南北四条墓道的传统，但是帝陵规制仍然是延续未变，这主要反映在陵园仍然是设置东西南北“四门”，对“活人”而言陵园置“四门”比“亜字形”陵墓的“四墓道”更使人们直观意识到陵园辟四门这是宫城开四门的再现，这一规制与中国古代社会帝王陵园四门规制相始终。(89)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汉唐之间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多民族融合时期，也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大发展时期，其中尤其以北方地区最为突出。如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王朝的统治者，他们均为北方少数族群，但是作为其陵墓，理应是一个国家、族群最稳定、最“保守”的“文化”，从已经开展田野考古工作较多的洛阳北魏孝文帝长陵、宣武帝景陵、洛阳北邙北魏鲜卑贵族墓、山西大同的北魏云中金陵、平城永固陵与万年堂、(90)河北磁县的东魏与北齐帝陵、(91)陕西咸阳北周武帝陵墓等，(92)可以看出其帝王陵墓文化与该地区的传统“帝王陵墓文化”基本一致，而与他们原来的族群所在地墓葬文化差异甚大。这也反映了他们的“华化”进程与深度。 唐代帝陵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帝陵基础之上，陵墓的地面设施更为完备，陵园与陵区更进一步仿效都城及宫城，其中以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最为典型。(93) 北宋帝陵继承了汉唐帝陵的特点，(94)直接影响到中古时代后期的辽金元明清帝陵。 辽代帝陵主要分布在辽上京附近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地宫设南北排列的前、中、后三室，前、中室东西两侧各有附室。辽陵“依山为陵”、“凿山为藏”，陵前设置石像生，这些与唐陵基本相同。陵墓附近有祭祀性建筑，沿袭了秦汉帝陵传统。辽陵总体上继承了汉唐陵寝制度特点。(95) 西夏帝陵布局结构大体相近，帝陵方向均为坐北朝南。帝陵“陵园”由内城与外城组成，内城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四隅各置一座角楼，四面中央各辟一门。陵台在内城西北部，献殿在内城南门内偏西处。内城南部为月城，其中列置石像生。在内城和月城之外再筑一重城垣，形成外城，外城南部有高大双阙。刘毅认为：“从已知考古资料来看，西夏王陵制度明显受到唐、宋皇陵制度的影响。”(96) 金陵位于北京市房山周口店镇龙门口村北，主陵区坐落于九龙山。主陵区平面布局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模式，由南向北依次为：陵区入口的石桥、神道、石踏道、东西台址、东西大殿、陵墙及地下陵寝等。(97) 金代皇室为女真人，历史文献记载，女真人原来葬俗简单，“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98)金代皇陵制度确立，始于海陵王。这与海陵王徙都燕京，营建“金中都”是一致的，应该属于海陵王“慕华风”的产物。相对辽代被宋金联合所灭而言，使金王朝灭亡北宋王朝，统治了“大半个中国”，这与海陵王的“慕华风”的政治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关于元代帝陵的考古学研究，至今还有许多问题说法不一。但是元代帝陵与唐宋、西夏辽金帝陵完全不同，这是基于元代统治者考虑的社会矛盾影响到的陵墓安全而采取的不同埋葬方式。但是，从北京地区考古发现元代高等级蒙古族贵族埋葬来看，他们还是基本传承了中原地区“葬俗”与“葬仪”。也就是说元代统治集团在墓葬文化上被“华化”。如北京海淀区颐和园附近考古发掘的元朝“光禄大夫监修国史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墓、(99)北京市崇文区龙潭湖元朝勋贵铁可墓及其父斡脱赤墓为石椁墓等。(100)上述北京地区发现的元朝高等级权贵墓葬，其基本考古学文化与内地宋金时期的墓葬文化是一致的。 明代帝王陵墓主要包括江苏盱眙明祖陵、安徽凤阳明皇陵、南京明孝陵与北京明十三陵。明太祖十分重视“国家文化”或“社会大传统”的传承，其中对于国家的祭祀、舆服、职官等要求“悉从唐制”。明代帝王陵墓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发展史上，与以前相比较，其在陵区布局中更为突出不同地方都城的创始帝王之帝陵的中心地位，这是“国家至上”意识的反映。如，明成祖迁都北京，因此北京明十三陵以明成祖长陵为“核心”，“从各陵排列与分布来看，明代初年的成祖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和英宗裕陵的位置排列，遵照了古代的昭穆制度”。(101)而“昭穆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国”礼制的核心。这一陵区规制为清东陵与清西陵所承袭。 女真人建立清王朝之前，其葬俗上至达官显贵，下到一般百姓流行火葬。(102)在盛京三陵与清东陵、清西陵我们看到的帝王陵寝制度则完全不同，追溯其源，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帝陵形制可上溯至唐、宋、明之帝王陵寝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不同王朝统治者有中原地区的，也有来自周边地区族群的，因此说这些帝王陵墓的主人出生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族群，有着各自不同的葬俗，但是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不同王朝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传承着属于“国家文化”性质的共同的“帝王陵墓文化”，这些“帝王陵墓文化”成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物化载体”。 （三）礼制建筑与礼器 《左传》文公二年载：“祀，国之大事也。”“祀”即“祭祀”，“祭祀”属于礼制活动，这是中国古代国家的重要职能，“礼制”是“中华文明”的标识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核心文化基因之一。作为“祭祀”的“礼制”，其物化载体主要是礼制建筑与礼器。 1.礼制建筑的发展与延续 礼制建筑是基于中华文明的“祖先崇拜”及“天地人”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即“人”的存在是基于“天”与“地”）而设计的。 从考古学研究而言，作为国家礼制活动的“平台”一般是礼制建筑，它们主要是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圜丘（天坛）、地坛等，其中宗庙、圜丘遗址等考古工作开展较多，文献亦多有记载。 “宗庙”在中华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早期宗庙与宫殿一般均在宫城之中，形成“宫庙”结合格局，这也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家国”体系奠定了深刻思想基础，它们突出的是“祖宗崇拜”与“国家至上”理念。至于各种各样的“神”在宫城之中没有它们的“一席之地”，这就是中华古代文明与西方古代文明的最大不同。考古发现的夏代二里头遗址宫城、偃师商城宫城之中的西东宫庙并列于宫城北部，形成“东庙西宫”格局；降及东周秦雍城中部的马家庄的东西并列的宗庙与宫殿遗址。秦汉时代宗庙移出宫城，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了最早的都城“大朝正殿”居中与“左祖右社”的礼制建筑布局，并一直与中国古代社会都城礼制建筑规制相始终，其中虽然有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都、清北京城等少数族群建立的王朝，但是其都城之中的“左祖右社”礼制被历代王朝所沿袭。 “天地”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古代从帝王到百姓的先民均把“天地”视同“父母”，这应该是古人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天地”的祭祀成为上至“国王”、“皇帝”，下到庶民百姓的重要精神信仰。尤其是历代王朝不同族属的统治者均以国家的名义，在都城构建祭祀“天地”的“平台”——天坛（圜丘、南郊坛）与地坛（北郊坛），使之成为古代中国“天地观”的物化载体。 考古发现的“祭天”遗址以战国时代到西汉时代的凤翔雍城“血池”祭天遗址最早。唐长安城圜丘遗址考古发现显示，它与清代北京城的“祭天”礼制建筑“天坛”一脉相承。至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几千年来古代礼制建筑，内容丰富，十分清楚地向人们展示，“礼制文明”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始终没有“断裂”。 2.礼器的发展与延续 中国历史上的礼器很多，我认为“青铜鼎”和“玉圭”无疑是佐证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代表。 （1）“鼎”：生命力最强的“礼器” 鼎的考古发现可以追溯至八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文化。(103)“鼎”作为礼器有着久远历史，《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104)《左传》宣公三年亦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灭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因此“鼎”在先秦时代是重要的礼器，它成为那个时代政治地位的象征。《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105)“鼎”的政治色彩一目了然。《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成王定鼎于郏鄏”，注：“郏鄏，今河南也，武王迁之，成王定之”。(106)文献记载：“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107)有的学者认为，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铁器时代的到来，“鼎”失去了过去的“辉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秦汉王朝开启的帝国时代，使先秦时代的许许多多礼器已不再辉煌如旧，而唯独鼎在传统青铜礼器中的地位进一步“凸起”，成为国家的“最重”之“重器”。鼎被认为是国家“大吉大利”之象征，秦始皇“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108)历史文献记载：武帝公元前116年“得鼎汾水上”，于是改纪元“元鼎”，为此于同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109) 鼎在中古时代以后经过“华丽转身”，以香炉形象作为祭祀祖先的重要“礼器”而继续保持着它的高贵身份。香炉作为供具放在供桌的中央，由此不难看出鼎在中国人心中的特殊地位。 鼎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留下它唯其独尊的至高形象，千百年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问鼎天下”、“定鼎中原”、“一言九鼎”等，这里的鼎成为国家的象征，同时也说明鼎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一直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影不离”、“结伴前行”。 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鼎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是国民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认同的物化载体。至今中国在国际交往与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中，把鼎作为国家文化的象征，1995年10月21日，为庆祝联合国50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赠送一尊巨大的青铜“世纪宝鼎”；2001年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向西藏自治区赠一尊“民族团结宝鼎”，矗立于拉萨人民会堂广场，象征民族团结和西藏各项事业鼎盛发展，这些举措都寓意深远。(110) （2）玉圭 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均说明，作为礼器的玉器在新石器时代与夏商周时代，备受重视，而在玉礼器中，又以玉圭作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物化载体最为突出，生命力最强。 历史文献记载“五帝时代”的唐尧因夏禹治水之功，而赐其“玄圭”，(111)这奠定了夏禹创建“夏王朝”的政治基础。有学者认为夏代的“政治信物”——“玉璋”实际上就是“玄圭”，《说文》卷13土部：“剡上为圭，半圭为璋。”《礼记·礼器》记载：“圭璋特”。孔颖达疏：“圭璋玉中之贵也，特谓不用它物媲之也，诸侯朝王以圭，朝后执璋，表德特达，不加物也。”(112) 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玉璋、石璋相同或相近的遗物在南自广东、福建，北到长城地带，西起黄河上游与长江流域上游的四川盆地，东达东部沿海广阔区域多有发现。上述地区发现的夏王朝前后的玉圭、石圭可能有相当多的是从二里头遗址扩散出去的，或受到二里头遗址的圭、璋之影响，这些圭、璋作为“政治信物”的扩散与接受，应该是对夏王朝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这与夏禹接受虞舜赐予“玉圭”似有相近政治意义。 玉圭作为“文明社会”的政治“身份”标识，备受统治者及社会上层的重视。夏商周时代，朝廷已经把各种形制大小与纹饰不同的玉圭颁发给不同的官员，作为其爵位与身份的徽标。 秦汉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王国时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玉圭在诸多玉礼器中得到更为突出的重视。如：1975年在山东烟台芝罘岛阳主庙遗址考古发现两组秦代玉器，每组均为：“圭一件，璧一件，鹧两件”，(113)这批成组的玉器可能是秦始皇登芝罘岛祭祀“阳主”时所瘗埋的。(114) 历史文献记载，汉代天子祀上帝、本朝帝王、宗庙、大河、天地皆用圭，(115)这方面的考古发现颇多，如：陕西凤翔的秦汉血池遗址考古发现的皇帝祭天的祭祀坑中的“玉圭”（玉璋）。(116)汉太上皇陵建筑遗址与太上皇陵之间，“曾出土过为数不少墨绿色玉圭，据推测这些是当时祭祀用品”。(117)在汉景帝阳陵的二号建筑遗址（陵庙遗址），出土了成组的玉圭与玉璧礼器。(118)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兴平县汉武帝茂陵调查时，在茂陵“白鹤馆”遗址南曾出土过大批的玉圭。(119)在昭帝平陵与孝昭上官皇后陵之间“分别发现了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玉器，每组间距约2米。每组玉器均由玉璧和玉圭组合而成”。在汉成帝延陵“陵园南门附近曾出土过整齐的玉圭和玉璧”。(120) 汉代以后，玉圭仍然是国家重大活动的重要礼器。有人认为汉代以后“礼器已不再作为随葬之用”，(121)其实不然，唐惠昭太子陵出土了玉圭。(122)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东侧，考古发现了皇室“燎祭”时使用的礼仪玉器“圭璧”。(123) 降及明代的帝陵之中仍然以玉圭为重要礼器随葬，1956年，在明定陵中曾出土了八件玉圭。1980年发掘的明益王二妃棺内各有仿制的玉谷圭一枚。 “笏板”与“牌位”应从“玉圭”发展而来。有的学者已经提出：“据《礼记》记载，诸侯朝见天子时或大夫访问他国时，以及举行射礼时，都必须手持细长的板状物‘笏’。依持有者身份的不同，它的形状、大小和材质都有差别，分别用美玉、象牙和带有不同装饰的竹制成。‘笏’的形状和使用它的一套程序，与‘玉圭’极为相似，很可能是由玉圭转化而成的。”(124)中古时代及以后，在帝王陵墓神道之上的石像生，其中的文官石像，其胸前双手所持的“笏板”应该就是玉圭的“转型”。至于在祠堂、宗庙供奉的祭祀祖宗之“牌位”，就其形状与文化内涵而言，也应该与“玉圭”密切相关。 （四）文字反映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 学术界大多认为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的汉字已经出现，中国各地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遗存中的不少“符号”已经具有“文字”特点，有的学者称之为早期“文字”。再晚一些的如距今约4300-41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已经考古发现了可以确认的汉字，而且其一直延续到现在。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可以说是已经“成熟”的汉字。继之，西周青铜器铭文、东周陶文与盟书、简牍、帛书之上的文字，这些是在商周甲骨文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的大篆、小篆及“六国文字”。秦始皇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他采取了“统一文字”的“国策”，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增加国家文化的凝聚力，作出了永载中华史册的巨大贡献。正是由于秦始皇的统一文字于小篆，经汉唐时代，由小篆至汉隶、楷书，至今使汉字成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突出代表。就世界各国而言，类似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由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文字历史，形成的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历史文献在世界史上更是极具特色的，其中的“二十四史”在世界各国历史文献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保存着“五千年不断裂”的完整国家主导编撰的历史文献。“二十四史”既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文献，又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科学佐证。 文字作为一种“形而上文化”，它不同于其他“文化”，文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就世界古代文明而言，绝大多数文明的形成与文字密不可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等，产生了相应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中华文明的文字，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之上的刻画“符号”，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就是中华文化的早期“文字”，此后，进入青铜时代的甲骨文则是已经成熟的文字，再后就是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东周、秦汉及以后大量考古发现的简牍、帛书、陶文、石刻文字等，正如周有光所说：“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有明显的图形性。为了书写方便，文书人员（隶人）把图形性的线条改成‘笔画’，就成了‘隶书’。从篆书到隶书的变化叫做‘隶变’。隶变使汉字的图形性完全消失。隶书是汉朝的通用字体。隶书写得平整就成‘楷书’。楷书盛行于东汉，一直传到今天，是正式的字体。”(125)这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的文字发展史。 结语：从“中和”到“国家认同”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主要成因是五千年来华夏族群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并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认同形成了中华“核心文化基因”。“中国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东南西北的汇聚，‘中’就是根。中国是从‘中’来的，建国要立‘中’，建都要立‘中’……最后国家也叫‘中’，这时中国的国家是指天下，要东西南北中，因此皇宫要建在都城正中间，皇宫里象征国家的大朝正殿要建在宫里的正中间。”(126)这一都城规制原则从夏商周至唐宋元明清王朝历代都城延续不变，在其几千年的不断发展中越来越强化。 与“中”对应的是“和”，“择中建都”对国家东西南北而言就是“和”；“和”在都城的体现是都城四面辟门代表国家“四方”与国家缩影都城之“和”；宫城四面辟门代表国家东西南北与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之“和”。 “中”与“和”是辩证统一关系。从文化上来说“多元一体”的“一体”为“中”，“多元”是“和”，“一体”是核心。就政治文化而言，“一体”是“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历史文化认同”。 “中和”之“中”的政治上“大一统”与“和”之“有容乃大”成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又一核心文化基因，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从百姓的“家和万事兴”到国家的民族“和亲政策”，不同“汉传宗教建筑”及“儒道释三教合一”所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和为贵”，以及中国历史优秀文化传统的“有容乃大”之“中和”理念所铸造的“多元一体”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 “中”是“国家认同”思想基础，“国家认同”是对国家公民、社会群体（包括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基本要求，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实中都是一样的。作为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古国，在“国家认同”方面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表现尤为突出。“国家认同”高于其他任何“认同”，这一认同实质上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中”是“国家文化基因”，关于“中”的理念之出现，似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中已经萌发，其中在河南濮阳考古发现6400年前的濮阳45号墓的蚌塑“北斗”，其北斗勺柄即以人的胫骨象征测影之髀表即“槷表”，“‘中’的本义乃取槷表不偏不倚的中正状态”，因此冯时认为濮阳西水坡45号墓考古发现的“周髀”（槷表），说明那时濮阳西水坡先圣认为那里就是“天地之中。”(127)这一“居中”观念的形成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中原仰韶文化居于“东西南北”史前文化之“中心”的分布格局是一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出现的“执中”观念为其后的中原龙山文化（“五帝时代”）及“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与明清王朝所继承、发展，它们与“国家”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中华五千年国家历史发展中一直延续，成为中华文明的“国家文化基因”，其物化载体表现形式如国家“择中建都”、都城“择中建宫”、宫城“择中建庙（宫庙）”；都城、宫城“辟四门”；都城城门与宫城正门均为“一门三道”等。上述所有“形而下”的“物化载体”，它们折射出的是“形而上”的中国人的“中”、“中和”核心理念与“家国一体”及“国家至上”思想。 在以上所述“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不断裂”的发展是“不变”的，“不变”的是其核心理念“中”与“中和”；至于其形式也在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国家认同”的强化。比如，作为“中”从王国时代都城的宫城之“宫庙”（宫殿与宗庙）居宫城之中的“二元政治”（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之“中”，到帝国时代都城之宫城大朝正殿居中的“一元政治为主”（地缘政治），再到帝国时代都城“左祖右社”与“中轴线”的全面形成，可以看到就是“不断裂文明”的“中”之理念（即“国家意识”）随着历史发展而越来越强化。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揭示的都城城门从王国时代的“一门一道”到帝国时代的“一门三道”，再到中古时代的“一门五道”，无疑是“中”的理念越来越“强化”的反映。至于“断裂的文明”就是随着历史发展被淘汰的“变异基因”，这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大一统”之“国家认同”的历史发展之必然，也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传承中的发展脉络与历史逻辑。 ①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1页。 ②戈登·柴尔德：《城市革命》，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④易建平：《文明与国家起源新解——与范毓周、王震中等学者商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1日，第5版。 ⑤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9页。 ⑥王宇信：《新中国甲骨学六十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⑦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1、435页。 ⑧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编：《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5—37页。 ⑩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55、802页。 (12)袁广阔：《后岗二期文化与早期夏文化探索》，《光明日报》2016年1月3日，第11版。 (13)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14)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9页。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16)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37页。 (17)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 (18)安金槐：《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19)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0)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21)秦益成：《考古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指导——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9期。 (22)刘庆柱：《从考古走进历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第8—9页。 (23)《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7页。 (24)刘庆柱：《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形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25)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50、51页，“前言”第3页。 (26)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 (27)《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079—1096页。 (28)《史记》卷28《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64页。 (29)田亚岐：《血池遗址考古发现与秦人祭祀文化的认知》，《光明日报》2019年1月7日，第14版。 (30)《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0页。 (31)《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50页。 (32)《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9页。 (33)《魏书》卷3《太宗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79页。 (34)《魏书》卷2《太祖纪》，第2177页。 (35)《唐会要校正》卷22，西安：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370页。 (36)《宋大诏令集》卷156，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85页。 (37)《元史》卷77《祭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453页。 (38)《唐会要校正》卷22之《前代帝王》，第369—371页。 (39)《明史》卷50《礼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92页。 (40)《明史》卷50《礼志四》，第1291—1294页。 (41)许伟：《历代帝王庙的来龙去脉》，《光明日报》2013年8月12日，第5版。 (42)金力、李辉、文波等：《遗传学证实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自然》2004年，第431卷，第302—304页。 (43)李辉、金力编著：《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20页。 (44)高凯军：《论中华民族——从地域特点和长城的兴废看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 (4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46)袁海波、李宇峰：《辽代汉文〈永清公主墓志〉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 (47)高凯军：《论中华民族——从地域特点和长城的兴废看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第260页。 (48)高凯军：《通古斯族系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7、272页。 (49)颜维琦、曹继军：《我学者揭示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可能与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光明日报》2019年4月25日，第11版。（复旦大学金力团队：《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自然》2019年，第569卷，第112—115页） (50)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51)刘文学：《建设华人寻根圣地传承华夏历史文明》，张新斌、刘五一主编：《黄帝与中华姓氏》，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0—231页。 (52)《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28页。 (53)《史记》卷1《五帝本纪》：“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索隐案：“皇甫謐以青阳为少昊。”（第10页） (54)《史记》卷5《秦本纪》，第173页。 (55)《晋书》卷112《苻洪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67页。 (56)《史记》卷2《夏本纪》，第89页。 (57)《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首。”（第2959页） (58)《史记》卷40《楚世家》，第1698页。 (59)《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第1739页。 (60)《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页。 (61)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卷11《大荒西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95页。 (62)《晋书》卷124《慕容云载记》，第3108页。 (63)《北史》卷1《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64)高凯军：《论中华民族——从地域特点和长城的兴废看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第256—260、289—295页。 (65)张博泉、魏存成主编：《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66)张广智等：《大嵩山——华夏历史文明核心的文化解读》，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265页。 (67)《清史稿》卷Ⅰ《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页。 (6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1页。 (69)《史记》卷l《五帝本纪》，第6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1页。 (7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2册，第451页。 (72)何驽：《尧都何在？——陶寺城址发现的考古指证》，《史志学刊》2015年第2期；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308—322页。 (7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74)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43、145页。 (75)参见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74—176页。 (76)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上册，第8、55—60页；下册，第142—143页。 (77)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7—59、60—70、71—82、83—96页。 (78)《史记》卷4《周本纪》，第133页。 (79)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80)《毛诗正义》卷1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48页。 (81)《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30、31页。 (82)《元一统志》记载：“天德三年，海陵意欲徙都于燕。上书者咸言上京临潢府辟在一隅，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愬，不如都燕，以应天下之中。”（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83)宋德金：《金中都的历史地位》，《光明日报》2003年11月11日，第3版。 (84)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7期。 (85)刘庆柱：《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1998年第3期；刘庆柱：《关于中国古代宫殿遗址考古的思考》，《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 (8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00—112页。 (87)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2—164页。 (88)刘庆柱：《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8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8页。 (90)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张庆捷：《北魏永固陵的调查与探讨》，《洛阳汉魏陵墓研究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2—133页。 (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 (9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93)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94)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 (9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 (96)刘毅：《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北京：开明出版社，2016年，第243—255页。 (9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2期。 (98)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之“附录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13页。 (99)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69—370页。 (100)喻震、黄秀纯：《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101)刘庆柱、李毓芳：《陵寝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 (102)尹德文：《清太宗皇太极火葬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 (10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104)《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92页。 (105)《春秋公羊传注疏》卷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1页。 (106)《春秋左传正义》卷2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86页。 (107)《史记》卷70《张仪列传》，第2282页。 (108)《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8页。 (109)《汉书》卷6《武帝纪》，第182页。 (110)张新斌、刘五一主编：《黄帝与中华姓氏》，第95—109页。 (111)《史记》卷2《夏本纪》，第77页。 (112)《礼记正义》卷2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433页。 (113)烟台博物馆：《烟台市芝罘岛发现一批文物》，《文物》1976年第8期。 (114)《史记》卷28《封禅书》记载：秦始皇曾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中“五日阳主，祠之罘”，“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圭币杂异焉。”（第1367—1368页） (115)《史记》卷10《孝文本纪》载：“朕获执牺牲圭币以事上帝宗庙。”（第429页）《史记》卷28《封禅书》载：祭祀“河（黄河）、湫（湫泉）、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圭币俎豆以差加之。”（第1381页）《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载：“朕以暗陋，奉承大业，亲执圭璧，恭祀天地。”（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0页） (116)国家文物局主编：《201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88页。 (117)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第128页。 (118)汉阳陵考古陈列馆编：《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30页。 (119)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兴平县茂陵勘查》，《考古》1964年第2期。 (120)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第72、115页。 (121)詹德隆：《汉魏至唐宋时期的玉礼器初探》，《文博》1997年第5期。 (12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昭太子陵发掘报告》，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 (123)刘庆柱：《从考古走进历史》，第349、372页。 (124)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118页。 (125)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74页。 (126)刘庆柱：《国祭也是祭国》，《光明日报》2015年9月7日，第16版。 (127)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