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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黄金的几个问题 作者：黄今言 摘要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多种不同形状的黄金。其中的金饼属“上币”“行金”，是全国通行的法定货币，体现价值尺度，具有流通职能。但其与铜钱尚未形成兑换率，存在交换上的诸多不便，对它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作用不宜估计过高。马蹄金、麟趾金是皇帝为了协调“嘉祉”，班赐给诸侯王的特殊赏赐物或纪念品，是身份和荣誉的象征，发行数量有限，非民间上下通行的正式货币，与金饼有别。金板不是什么王侯册封时的“金册”，而是墓主为供宗庙祭祀及侯国消费之用的备用金。该墓出土的大量黄金，非如有人所说由“亲朋赙赠”而来，当主要是刘贺对家产的继承及其本人的赏赐所得，而库存的金板或许是其在海昏就地铸造。 关键词 海昏侯；金饼；马蹄金；麟趾金；金板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最耀眼的亮点之一是闪闪发光的黄金，其种类有金饼、马蹄金和麟趾金、金板等，数量之多，令人惊叹，是我国汉墓考古之最，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目前，有关墓主黄金的信息，媒体介说不时见诸报端，成为“热门”话题。本文拟就现有资料，对各种黄金的形制特点、功用、来源以及学术界存在的一些相关异议等问题做些初步的分辨和探讨。 一 金饼源于战国时期楚的“爰金”，俗称“印子金”或“金钣”。但将一定量的黄金铸成金饼通行全国是从秦代开始，汉世尤盛。据考古发掘，在今陕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广西、山西等十多个省市都曾有过一些金饼出土，而南昌海昏侯墓出土385块，为数最多。 汉代金饼的形状呈圆形，饼块状，厚缘，周边凸起，中心内凹，大小厚薄不等，正面光滑，背面粗糙，闪闪发光，为金黄色。要说明的是，金饼虽然大小厚度不一，重量上有些差异，但大多数是在250克左右，这与汉代黄金以斤为单位基本一致。当然，实际使用时，它大概可以分散使用。 汉代金饼是通常说的“金币”。有关它的货币职能及其在流通中的地位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汉代通货“专用黄金”①，汉代是事实上的金本位时代②。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汉黄金不是流通手段，“不是正式货币”③。“汉代金币虽为上币，却非流通货币。”④这两种意见，前者固非确论，而后者也不敢完全认同。 西汉时期，金币和钱币一样，都是法定货币。当时的“行金”“行钱”，其流通职能为国家所确认。《史记·平准书》说：“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⑤ ①王树民：《二十二史札记校正》卷三《汉多黄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5页。 ②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9页。 ③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1年版，第18页。 ④周天游：《海昏侯墓三议》，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纵论海昏——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８页。 ⑤《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42页。 西汉金饼 《汉书·食货志》也有同样的记载。西汉不仅沿袭了秦代以金、铜为上、下币的规定，还专门制定了法律来确立金币、铜钱为通行货币的地位。如据《二年律令·钱律》记载： 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拆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①。为伪金者，黥为城旦舂。② 这里至少说明如下几点： （１）对“行金”“行钱”做了明确的界定。所谓“行金”，是指官府铸造的金币，它的成色，只要“不青赤者”便可通行使用。而“行钱”是官铸的钱币，只要具备一定的大小规格，钱面的文字可认，钱体完整无缺又不是铅钱，就允许通行。 （２）“行金”“行钱”并用，二者皆为法定货币，可以在全国流通。对“行金”“行钱”，不得拒绝使用，若不用，或加以选择使用，则要受到“罚金四两”的处分。 （３）不准许伪造黄金货币，否则要受到有关法律的惩处，服四年刑役。此后，对伪造金币钱币者打击更严，如据《汉书·景帝纪》：“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③《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④，等等。 官府维护“行金”“行钱”，通过立法对其保护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确立官铸货币的地位和权威，解决当时货币混乱无序的状态，抑制盗铸货币的乱象。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需要。 西汉一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交换加强，商业形态多样，都会市场繁荣，边境市场开放，域外贸易拓展，当时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显要位置。 西汉时期，金币的使用范围甚广，数量可观。当时的国家，一方面通过酎金、市租、关税收金，对罪犯罚金、赎金等途径获取成批的金币；另一方面又通过赏赐、馈赠、贿赂、购求、聘后等支付大量的金币。西汉时期，金币的周转、流通颇为频繁，使用领域甚广，而其数量也相当可观，特别是用金赏赐尤多。据文献记载，从汉高祖至王莽时期，对将相大臣共计赐金70余次，其中赐金百斤以上者33次，赐金达千斤以上者18次。汉高祖曾赐给陈平“黄金四万斤”⑤。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诏赐诸侯王各千金”⑥。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对太尉周勃“赐金五千斤”，赐灌婴“金二千斤”，对朱虚侯刘章、襄平侯刘通各赐“金千斤”、赐刘揭“金千斤”⑦。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诏赐吏二千石“黄金二斤”⑧。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对卫青“赐千金”⑨。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对广陵王赐“黄金千斤”⑩，又对霍光“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⑪等。西汉时，仅皇帝赏赐之黄金数量有据可查的就达90万斤，约合273.4吨⑫。王莽灭亡时，集中在宫廷中的黄金就有70万斤，可见黄金数量之多。 汉代，用金表示价值尺度、以金计罪的记载，殊为多见。例如：表示物价的有：“杜、鄠二县之间田亩一金。”⑬“（关中）沃野千里……阙土之膏，亩价一金。”⑭梁孝王“有罍樽，直千金”⑮。汉武帝“一马之饰直百金”。昭帝时，茂陵家人献宝剑，上铭曰：“直千金。”⑯陆贾的“宝剑直百金”⑰等。 ①②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160页。 ③⑧《汉书·景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8、153页。 ④《汉书·食货志》，第1164页。 ⑤《汉书·高帝纪》，第40页。 ⑥《汉书·高后纪》，第100页。 ⑦《汉书·文帝纪》，第110、134页。 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第2478页。 ⑩《汉书·宣帝纪》，第249页。 ⑪《汉书·霍光传》，第2947页。 ⑫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70～71页。 ⑬《汉书·元后传》注引孟康曰，第4024页。 ⑭《后汉书·杜笃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03页。 ⑮《史记·梁孝王世家》，第2087页。 ⑯此事见成林、程章灿：《西京杂记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6页。 ⑰《史记·陆贾传》，第2699页。 衡量家产的有所谓“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①。张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②。王温舒死，“家累千金”。尹齐死，“家直不满五十金”③。扬雄的“家产不过十金”④等。又据《二年律令·金布律》：有“罚、赎、责（债），当入金”条文⑤。查考《二年律令》，当时有大量罚金、赎金的法规记载。例如： 吏员不依法从事，贪赃枉法者，罚金。《贼律》规定：“挢（矫）制，害者，弃市；不害，罚金四两。”“诸上书及有言也而谩，完为城旦，其误不审，罚金四两。”⑥《襍律》：“擅赋敛者，罚金四两。”⑦《行书律》：“书不急，擅以数行，罚金二两。”⑧《盗律》：“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不盈百一十钱到廿二钱，罚金四两。不盈廿二钱到一钱，罚金一两。”⑨ 盗铸钱、市贩不占租者，罚金。《贼律》规定：“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尉、尉史、乡部、官啬夫、士吏、部主者弗得，罚金四两。”⑩《市律》：“市贩若匿不自占租……列长，伍人弗告，罚金各一斤，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⑪ 边塞戍守不严者，罚金。《兴律》规定：“乘缴，亡人道其署出入，弗觉，罚金□□。”“守隧乏之，及见寇失不燔隧，燔隧而次隧弗私（和），皆罚金四两。”⑫ 罪犯被判处死刑、徒刑者，赎金。《具律》规定：“赎死，金二斤八两。赎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两。赎斬、府（腐），金一斤四两。赎劓、黥，金一斤。赎耐，金十二两。赎遷（迁），金八两。”⑬ 汉世犯禁、触法者多，罚金、赎金较为普遍。汉律以金计价而定罚、定赎的条文之多、之严是后世法律所少见的。这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初期，地主制经济条件下法律的显著特征。 金币在商品交易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作为交易的中介，具有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属性，在商品流通领域所起的作用，并非无史可征。据载：张骞初通西域时，就曾带去“金币帛直数千巨万”⑭进行外交、商贸活动。此后，在西北陆路用金币交易似成常态。如《大宛列传》说：“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⑮《西域传》亦说：“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⑯除了用金币购买大宛的“善马”之外，汉人对陆地丝路上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用金币交易的情况。史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善市贾，争分铢……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⑰这说明当时用金币交易在陆地丝绸之路带已广泛流行。另外，在西南海路也有用金币交易者，如据《地理志》说：“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⑱当时，汉廷派黄门译长率领商贸船队，由海路出发，远航南亚诸国，带去黄金、丝绸等用以交换异国的明珠、琉璃等奇珍异物。 汉时，金币不仅在异域或国际贸易中使用，而且在国内民间的一些大宗贸易也未尝无用金币者。据文献记载，当时购买土地往往以金论价。如：“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⑲关中“厥土之膏，亩价一金”⑳。这既表明土质好的田地价高，很贵，也是现实生活中用金币购买土地的反映。在遭受战乱或自然灾害而导致物价腾贵时，购买牲畜和粮食亦曾有用金币的情况。如：汉初经过楚汉战争，经济凋敝，“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21。“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22“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23这些都是国内市场用金交易的例证。 ①《汉书·文帝纪》，第164页。 ②《汉书·张汤传》，第2646页。 ③《汉书·酷吏传》，第3658、3659页。 ④《汉书·扬雄传》，第3514页。 ⑤⑥⑦⑧⑨⑩⑩⑪⑫⑬ 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90、135、158、170、141、160、168、187、150页。 ⑭⑮⑰ 《史记·大宛列传》，第3168、3174、3174页。 ⑯《汉书·西域传》，第3895页。 ⑱《汉书·地理志》，第1671页。 ⑲《汉书·东方朔传》，第2849页。 ⑳《后汉书·杜笃传》，第2603页。 21《史记·平准书》，第1417页。 22《后汉书·光武帝纪》，第32页。 23《后汉书·冯异传》，第647页。 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交换频繁的西汉时期，国际国内市场上金币进入了流通领域是事实的存在，不容否认。那种认为“金币非流通货币”，金币“不用于商品流通”的说法，确乎与事实不合。 总体来说，西汉的金币是“行金”，是法定货币。它不仅使用范围广，体现价值尺度，而且在商品流通中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中介作用。货币的职能，金币基本上已经具备。但同时也要看到，汉代的金币制度还不健全，流通还存在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金币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货币，又是商品。它可以进入流通，也可以当作商品进行买卖。当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时，其价格各个时期不一，是一种极不稳定的价值尺度。再者，金币属称量货币，以斤为计算单位。它适用于大宗交易及赏赐、馈赠等，一般的小额市场交易则要分割使用，或将金币换成铜钱。而当时金币与铜钱又无法定比价，没有形成统一的兑换率，在使用上造成很多不便。因此，金币虽是法定的“上币”，但实际流通受到某些局限。汉代通货，不可能“专用黄金”，而且金币不是西汉币制的主体，其主体是铜钱。当时，凡物价计算、财产统计、赋敛征收等，皆以铜钱计算。因此，我们对西汉金币的地位、作用应有正确评估①。 ①拙著：《秦汉商品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322页。 二 马蹄金、麟趾金，始造于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据考古发掘，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安上林苑、郑州市郊、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等地，都曾有过一些出土，不过为数甚少。而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马蹄金48块，麟趾金25块，为数最多。 “马蹄”原来写作 
，其中的 
即“马”，是古代的一种优质良马。“蹏”即“蹄”的本字。后人将
直接写为“马蹄”字样。“麒麟”，是古代传说的神兽，可辟邪挡煞，是吉祥之宝，相传它有“五趾”②，故简谓“麟趾”。马蹄金、麟趾金的形状，汉人未曾说过，到了唐代，颜师古在注释汉武帝铸造马蹄金时说：“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③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说：“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马蹄作团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干柿，土人谓之柿子金。”④师古与沈括的解说均较笼统、不清。现从海昏侯墓出土的实物来看，马蹄金有大有小，呈马蹄状，圆形，底凹，中空，上面四周有多层精美麦穗饰纹，里面有四个像爪一样的挂钩，正面有水波纹，底部分别刻有上、中、下铭文。麟趾金，呈靴状，椭圆形，中空，上面四周有多层饰纹，底部也分别刻有上、中、下铭文，做工都很精巧。 关于马蹄金、麟趾金的特点和功用问题，以往学界未曾有过专门论述。在很多著作中一般统称之为黄金，没有将其和金饼区分。有的在论文中即使说到了马蹄金、麟趾金，也是把它视为金块或金饼，统称之为“黄金货币”。例如，有论者说：“不论马蹄金，还是麟趾金，都是呈圆形或椭圆形的饼块状货币。”⑤也有些人认为马蹄金属计量货币。马蹄金、麟趾金是不是和金饼一样为通行全国的黄金货币？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据《汉书·武帝纪》载： 太始二年三月，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铸黄金为麟趾 
蹄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应劭注曰：“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黄金如麟趾
蹄以协嘉祉也。古有骏马名要，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 从这段史文的记载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可以得知汉武帝“更铸黄金”的实质所在： 其一，铸造马蹄金、麟趾金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嘉祉”，彰显“祥瑞”。因汉武帝后期，特别是天汉、太始年间，大旱、蝗虫等自然灾害频发；长期对匈奴战争，“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农民起义不断，“大群数千人”“小群以百数”。在这种形势下，汉武帝有感于所谓“白麟”“马瑞”的出现，故铸马蹄金，麟趾金，表示有“祥兆”。此举实际上是面对社会矛盾，为了粉饰太平，挽救危局，以增强王侯对皇室的归附力，稳定民心，巩固统治秩序。 其二，马蹄金、麟趾金的班赐对象是“诸侯王”。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曾采取过许多措施，而强化诸侯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使他们世为汉代“藩辅”“保国安民”，悉心执政，故对诸侯王实行赏勉政策，特铸马蹄金、麟趾金“班赐诸侯王”。对诸侯王班赐的这些马蹄金、麟趾金，是一种特殊的赏赐物，如同后世的“奖品”或“纪念品”，是身份和荣誉的象征。至于汉廷对当时的将相大臣，虽然也多有赏赐黄金的情况，如：对征战有功者赐金，对政绩优异者赐金，对致仕退休者赐金，对善言嘉行者赐金等，但这些人员被赐的“金”，应是“金饼”即“金币”，他们不能获得马蹄金、麟趾金，不可能享受诸侯王的待遇。 其三，马蹄金、麟趾金非全国通行的金币。由于它是诸侯王珍贵的“纪念品”，拥有它的人十分有限。自汉武帝以后，诸侯王减少，王国的疆域范围更是大为缩小。所以只为诸侯王拥有的马蹄金、麟趾金，使用范围不广，不可能成为全国上下通用的正式货币，至多只能说它是“纪念币”。它和金饼，即金币有明显的区别。 ②王充：《论衡·讲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5页。 ③⑥《汉书·武帝纪》注引，第206页。 ④胡道静：《新校正梦溪笔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 ⑤李祖德：《试论秦汉的黄金货币》，《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１期，第53页。  
左为马蹄金，右为麟趾金 至于马蹄金、麟趾金铭文“上”“中”“下”的释读和赏勉等级划分问题，这是一个困惑不解的疑点。目前，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推测。有的认为：该铭文上、中、下，是指《汉书·食货志》说的“金三品”，即“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除上品是黄金外，中、下二品，分别为白金（银）、赤金（铜）。有的认为：铭文上、中、下和《汉书·食货志》所言“白金三品”①的做法相似，都是根据金的重量、图文、价值而划分三等的。即“上品”量重、价高，中、下品的重量和价值依次递减。现在看来，这两种意见似乎皆欠妥。前一种意见和现有的马蹄金、麟趾金的实物不合。汉代有时对“金”作广义的解释，它包括黄金和银、铜在内，也有将“金”与“黄金”混用的情况。但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麟趾金，据考古证实，是确确实实的“真金”，它既不是白银，也非赤铜。而后一种意见，乃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海昏侯墓分别发现两块马蹄金，一大一小，但二者的铭文皆有“上”字。这就说明，马蹄金、麟趾金铭文上、中、下，并非是根据其重量、图文、价值来区分的。故用“白金三品”说来推测铭文上、中、下，也难于成立。那么，马蹄金、麟趾金的上、中、下，若为赏勉等级，它是否与黄金的“成色”“纯度”有关？或者是否根据诸侯王的“治绩”之优劣而给予赏赐不同等级的标记？这在目前也都未发现有力的实证，很难得出结论。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只好暂作存疑。 最后要说明的是，汉武帝除了铸造马蹄金、麟趾金之外，此前于元狩年间，还先后发行了“皮币”和“白金”。史载：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②，确定“白金三品”为龙、马、龟等三种不同形状、价格的银、锡合金货币。史实表明，汉武帝铸造马蹄金、麟趾金是为了彰显“祥瑞”。它是颁授给诸侯王的赏赐物或“纪念品”，非民间上、下通行的货币；而“皮币”“白金”则为了“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③，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打击富商大贾。这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再说，其用途也不同，前者未进入流通，不是货币；后者是进入流通的货币。还要强调的是，所谓“皮币”，实际上是一方块鹿皮，充值“四十万”，超出了它应有价值，名实不符。“白金”也违背了银、锡的自然比价，违反了金属币要以其含金量进入流通渠道的经济规律。尽管如此，但政府完全采用行政手段将皮币、白金强令在全国发行，所以盗铸、伪币不可胜数，结果，岁余终于废止，未能推行。不过，“白金”“皮币”是后世法定银币、纸币的滥觞，在中国货币史上有它的时代意义。 ①《汉书·食货志》：“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圆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 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汉书》，第1164页） ②③《史记·平准书》，第1426～1427、1425页。 三 金板非同金饼、金币。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金板20块，这是我国的首次发现。金板的形状呈平面长方形，每块重量不一，有的重达853.4克，多数为一公斤左右，每块大小厚度不等，无统一尺寸，一般为23厘米长，约15厘米宽，0.5厘米厚。由手工铸造成型，有后期刮磨、修补的痕迹，板块的表面比较粗糙。 近期有人认为金板是“墓主册封时的金册”①，似乎不确。查看史文，汉代皇帝册封皇子为诸侯王时都有具体的策文，如汉武帝封刘闳为齐王时，其策文曰： 於戏，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 
不臧，乃凶于而国，害于尔躬。於戏，保国艾民，不可敬与！王其戒之②。 广陵王、燕王被封为诸侯王时，也有类似的策文，只是因其“才力智能，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等，策文的侧重点有些不同，而对被封者皆强调要“世为汉藩辅”“保国艾民”，则是相同的，且均记有详细的内容和要求。但海昏侯墓出土的金板，却未见有册封的策文和详细记录，这是一。再者，一个诸侯王册封的次数有限，不可能有这样多册封的金板，即所谓“金册”。刘髆、刘贺父子为昌邑王的时间不长，而刘贺被贬封到海昏后，作为列侯，也不能享有诸侯王册封的待遇。所以，将金板视为册封时的所谓“金册”，当是一种误判。 汉代帝王很重视宗庙祭祀活动。高祖时，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惠帝时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宣帝尊孝武庙为世宗庙等。当时宗庙祭祀场所多，祭祀频率高，各种耗费很大。海昏侯墓出土的金板，当是墓主刘贺库存的备用金。这种备用金的用途或许主要是供侯国每年向汉庙献金助祭即“酎金”之用。 《周礼·秋官·职金》曰：“旅于上帝，则共其金版，飨诸侯，亦如之。”③引文中的“金版”即“金饼”，或谓“饼金”。于此说明，诸侯献酎金的情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或已开始出现。 西汉文帝之时，诸侯王、列侯向汉庙献金助祭的活动业已成为一种制度，这时有了《酎金律》，如丁孚《汉仪》说：“《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令］诸侯助祭贡金。”④酎金征收的标准和方法，有明确规定，如据《汉仪注》及《汉律·金布令》载： 诸侯王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⑤。 皇帝斋宿，亲帅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⑥。 这两处记载，《汉律·金布令》比《汉仪注》讲得更为具体明确，表明当时征收酎金是以人口数每千人四两来计算的，不满千人而在五百以上的零数，也以四两为计。酎金的征收由“少府受”，由少府负责验收。 汉府规定，封国侯王、列侯对汉庙献金，要斤两足，成色好。假若“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⑦。如《汉书·食货志》曰：“至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⑧又《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⑨。汉武帝元鼎五年，诸侯王因酎金不合格，短斤少两，或成色不好而被免者，有史可查的有宜春侯成、容陵侯福、杏山侯成、浮丘节侯不害、广戚节侯将等67人，皆被“坐酎金免”⑩。汉宣帝时，因酎金不合要求而被免者也不在少数，如：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襄隄侯圣“坐奉酎金斤八两少四两免”⑪。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朝节侯固城“坐酎金少四两免”⑫。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不必一一列举。 ①王竹青：《墓中发现三块金板或为册封金册》，《江西晨报》，2015年12月23日，A03版。 ②《史记·三王世家》，第2111页。 ③《周礼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82页。 ④《后汉书·礼仪志》上陵条注引，第3104页。 ⑤⑦《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九月条如淳注引《汉仪注》，第187页。 ⑥《后汉书·礼仪志》上陵条注《汉律·金布令》，第3104页。 ⑧《汉书·食货志》，第1173页。 ⑨《汉书·武帝纪》，第187页。 ⑩⑪⑫《汉书·王子侯表》，第436～471、475、445页。 
海昏侯墓所发掘的金板 西汉时期，由于酎金制度执行严格，诸侯王、列侯的压力很大。因此各王、侯都储蓄了一定的备用金，用以应对“献酎”之需，有的王、侯备用金数量多到惊人，如：梁孝王“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①，这“四十余万斤”虽然不能完全证明其用于“献酎”，但其积储量之多是可以想见的。海昏侯刘贺库存的20块金板，很可能是为应对“酎金”之用而储备的。刘贺封地四千户，以每户“五口之家”计算，共有两万人。依照按人口征收酎金的标准，则一年至少要交“酎金”八万两，两年便十六万两，其所需的黄金量很大。所以，这20块金板有相当部分要用在“酎金”的支付方面。需要指出的是，金板只是墓主库存的黄金原料，尚未制成黄金产品（金饼），它需要经过加工铸成金饼后，方能成为向汉庙助祭的酎金。海昏侯墓出土有用墨书写的四块金饼，上面写有“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当是酎金以金饼形式贡献的有力证据。 要之，金板非皇子册封时的所谓“金册”。海昏侯刘贺库存的20块金板，主要是供宗庙祭祀的“酎金”。除此之外，侯国的其他各种消费，如建城邑、修园陵，特别是兴建那3.6平方公里的侯国都城即“紫金城”，也需要大量资金储备。海昏地区包括今永修、安义、靖安、奉新、武宁及新建县的一部分，这里农业、手工业相对发达，水陆交通便利，矿产资源丰富，为刘贺的黄金储备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①《史记·梁孝王世家》，第2087页。 四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马蹄金、麟趾金和金板等，其数量之多，实为罕见！据考古发掘，到2016年3月止，已有黄金478件，重达120公斤以上②。另有许多器物，如青铜器、漆器、车马前额的当卢等都镶嵌有黄金装饰，所用的黄金量，难于精确计算。若包括流失及各种加工时的耗损等，估计实际拥有的黄金总量远超120公斤。这是目前我国汉墓考古发现黄金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次。古人说，“金性不败杇，故为万物宝”③。这大批黄金宝物，是相当可观的一笔财富。 黄金的价格，各历史时段不尽相同。战国时期，据《管子·轻重甲》说：“粟价平四十，则金价四千。”④时至汉初，据张家山汉简《算数书》：“金贾（价）两三百一十五钱，今有一铢，问得几何？曰：得十三钱八分（钱）一。”⑤这是一道金价的算题，其中讲到金价“一两315钱”，按此计算，则一斤黄金价为5040钱，此为汉初的金价。又据《汉书·食货志》说：“黄金重一斤，直钱万。”⑥《汉书·王莽传》谓：“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⑦这两处记载的黄金万钱一斤，当为西汉中后期或王莽时的金价。《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百金之鱼”条何休注曰：“百金，犹百万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钱矣。”⑧何休是东汉人，这里的“今”，指的是东汉时的金价。这些史实说明，黄金的价格呈现出由低向高发展的趋势，而战国至汉初的金价，一般在四千至五千之间上下浮动，西汉中后期至东汉的金价，则一斤值万钱成为通例。 西汉中期的昭宣之时，按黄金重一斤值万钱计算，则墓主海昏侯刘贺的黄金若130公斤，约合260汉斤，可折合当时的五铢钱260万钱。这些钱若投放到市场，购买力是很强的了。 海昏侯墓主刘贺为什么能拥有这大量黄金，其来源如何？对此，学界颇为关注。有专家认为：刘贺的诸多黄金等财富是由“其兄弟或亲戚朋友赙赠的”⑨。考之史实，汉代确有“赙赠”制度，但未见有“赙赠黄金”的记载。当时凡有人死后，其亲戚朋友都会对丧家给予经济帮助和精神安慰。一般民众死后，其亲朋对丧家给予钱、物等赙赠的事例多见，这里可以从略。 ①《史记·梁孝王世家》，第2087页。 ②蒋雅楠：《478件！120公斤！海昏侯墓出土黄金量刷新高》，《南昌晚报》，2016年5月24日，第05版。 ③孟乃昌、孟庆轩辑编：《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集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④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2页。 ⑤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第225页。 ⑥《汉书·食货志》，第1178页。 ⑦《汉书·王莽传》，第4052页。 ⑧《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07页。 ⑨习罡华：《海昏侯史疑三例浅析》，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纵论海昏——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99页。 当时，高级官吏、诸侯王死后，皇帝或朝廷通常也会给予赙赠。而其所赙赠的也只是“钱”和“物”，如《二年律令·赐律》曰：“赐棺享（椁）而欲受齎（资）者，卿以上予棺钱级千、享（椁）级六百；五大夫以下棺钱级六、享（椁）级三；毋爵者棺钱三百。”①又据文献记载： 大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钱）以上②。 （贡禹）为御史大夫数月卒，天子赐钱百万③。 皇子始封薨者，皆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嗣王薨，赙钱千万、布万匹④。 大量史实说明，汉代不论是贫民抑或高级官吏、诸侯王死后，丧家都会接收到一定数量的赙赠，这是事实。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丧家所接受到的赙赠通常也都是“钱”或“物”，而不是“黄金”。所以，说刘贺的大量黄金等财富来自赙赠，是不合史实的，不足为据。 就现有史实来看，笔者认为，刘贺的大量黄金主要是来自其父辈的家产和赏赐等。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刘贺继承其父亲昌邑王刘髆受赏赐所得的家产。西汉，大开赏赐，不仅用黄金赏赐诸大臣，而且对诸侯王也厚加赏赐。汉武帝封刘髆为昌邑王时，因宠爱李夫人之故，赐予特别丰厚。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铸造马蹄金、麟趾金就是用以“班赐诸侯王”的。在这个过程中，武帝对昌邑王刘髆先后赐予了不少黄金。迄至刘贺帝位被废时，太后采取宽大政策，“故王家财物皆与贺”⑤，昌邑王刘髆的所有家产皆由刘贺继承。 其二是刘贺自身也享有赏赐特权，获得了大量黄金。昭、宣时期，贯彻先前以来的赏赐制度。据载：“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小见。辞去。”⑥这种每年定期的赏赐主要是针对诸侯王和列侯的，而且都赐予金钱财物。例如：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二月，“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各有差”⑦。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正月，“赐诸侯王、丞相、大将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⑧。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正月，“广陵王来朝，益国万一千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百斤”⑨。昭帝期间，作为昌邑王的刘贺在被赏赐之列是无疑的。汉宣帝即位后，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四月诏曰：“赐广陵王黄金千斤，诸侯王十五人黄金各百斤，列侯在国者八十七人黄金各二十斤。”⑩此时，刘贺被废，居处在原昌邑国受到监视，虽然不能完全享受诸侯王的赏赐待遇，但或许也还存在某些特权。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春，汉宣帝下诏：“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⑪同时，汉宣帝又因“以神爵数集泰山，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金”⑫。这时作为列侯的刘贺，自然在赏赐的范围之内。从这些事实可见，刘贺从诸侯王到列侯，皆获得了多少不等的黄金赏赐。其中，许多黄金包括父辈的财物是从山东带到海昏封国来的。 此外，刘贺的封地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就地开采黄金的条件。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刘贺开采黄金的更多实证，但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刘贺的封地，居豫章郡的鄱阳地区，金矿资产极度丰富。如据《货殖列传》说：“豫章出黄金。”徐广注曰：“鄱阳有之。”《括地志》：“江州浔阳县有黄金山，山出金。”⑬《地理志》曰：“鄱阳，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师古曰：“采者，谓采取金之处。”⑭《郡国志》：“鄱阳有鄱水。黄金采。”⑮又《水经注》卷39赣水条曰：“赣水又与鄱水合，水出鄱阳县东，西径其县南武阳乡也，地有黄金采。”⑯鄱阳地区金矿资源之多，由此可见。汉宣帝对刘贺较为优厚，地处金矿区的海昏国，不排除刘贺就地开采黄金的可能。 综上史实说明，海昏侯刘贺拥有的各色黄金不是亲朋“赙赠”的。马蹄金、麟趾金和金饼等主要来自赏赐和家产的继承，而金板或为刘贺在封地海昏国所铸造。 ①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3页。 ②《汉书·游侠传·原涉》，第3714页。 ③《汉书·贡禹传》，第3079页。 ④《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山简王焉》，第1450页。 ⑤《汉书·武五子传》，第2765页。 ⑥《史记·梁孝王世家》诸少孙补曰，第2090页。 ⑦⑧⑨ 《汉书·昭帝纪》，第218、229、231页。 ⑩⑪⑫《汉书·宣帝纪》，第249、257、257页。 ⑬《史记·货殖列传》及注，第3268～3269页。 ⑭《汉书·地理志》，第1593页。 ⑮《后汉书·郡国志》，第3491页。 ⑯郦道元：《水经注》，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575页。 原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