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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尤其在中共党史方面著述丰硕，有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学界空白，在方法和风格上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研读金冲及的中共党史作品，感觉其在中共党史治学中有如下突出特点。 聚焦重要问题 金冲及认为，研究的第一步是选择题目，选择题目首先要考虑问题本身的重要性，首选重要且为人所关注的问题。对于“邻猫生子”之类的研究，他告诫说：这易导致“在总体上流于碎和散”，“如果整体上或者占主流地位的趋势长期停留在这种状况，以为史学之能事尽于此矣，也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史学的发展受到局限。”金冲及的专著《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即是选择题目的典范。 在《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一书的开头，金冲及就抛出了一个为多数人所关注的问题：1947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而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这种奇迹是如何在一年之内发生的？在40万字的著作中，他从政治到军事，从内政到外交，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到国统区的爱国运动，娓娓道来，把历史的复杂性和前进中的曲折展现得淋漓尽致。开篇提出的重大问题水到渠成地得到了解决。与此同时，金冲及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并没有因为问题相对宏观而流于空泛，每一章节都充实而饱满，读来引人入胜。 谨守“论从史出”原则 金冲及认为：“一种是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穿靴戴帽’式地硬贴在对历史的叙述上，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另一种是把一些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的理论框架硬套到中国历史叙述头上来作为装饰。”“这类廉价的、费力小的办法未必能真正帮助我们加深对所研究的历史事件的理解。”在研究实践中，金冲及始终严守“论从史出”的原则。 要真正做到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不带先入为主的观点，着实不易。金冲及曾结合新疆历史的某些片段对笔者举例：有的研究讲到辛亥革命前后，将杨增新完全描述为军阀和反动人物。诚然，作为清政府任命的新疆官员和拥护袁世凯并因此受封的一等伯爵，杨增新甚至取消了在辛亥革命中成立的伊犁临时革命政府。这些都是事实。但仔细梳理史实不难发现，当清政府被推翻、社会大动荡时，新疆面对的最大危险，一个是沙俄的觊觎，一个是新疆境内民族矛盾的大规模激化。而杨增新虽然是一名军阀，却比较稳妥地处理了这两个问题。所以，在书写这段历史时，应该既写他的反动方面，也写他的贡献方面。总的说来，应该更多地给他一点肯定。这个例子对于在研究中时刻警惕先入为主的想法，真正严格做到“论从史出”具有启示意义。 重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 金冲及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要重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这个观点，他说：“事情总是由很多侧面，甚至是相互矛盾着的许多因素构成的……很多事实的演变，在事后因为结果已放在那里，似乎很清楚明白。但历史上那些当事人却没有如此幸运。他们作出决断时，通常都面对着许多未知数和变数，有时还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后人研究这些历史，就得还原到他当时那种复杂而矛盾的处境中，设身处地地去努力理解它。这才是真实的历史。”这些复杂而矛盾的诸因素，往往既对立又统一，同时存在，相互作用，以至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因此，在研究工作中，就要多花些力气，对事实细心地从多方面考察，反复斟酌。 金冲及同时告诫笔者：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确实存在过一些过分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的现象，即便如此，也不可把以前说得少的方面拔得过高，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历史的发展终究还是有着主流和支流的区别，忽视支流固然不可取，但为求“新”而非求“真”，甚至哗众取宠地一味强调支流，把本末倒置过来，则更不可取。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研究的过程中重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尽量全面、真实地还原历史原貌。与此同时，在表述时，则要尽量提纲挈领、去芜存菁，把复杂的问题尽量用简单明白的语言表达出来，抓得住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 上升到理论高度 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金冲及大部分著作可以归入史学研究范畴，除此之外，尚有不少理论文章。一般而言，史学工作者长于叙事，理论工作者擅于论理，两者无论在所需知识、使用方法还是关注重点上都有所不同。但金冲及却可跨越两个领域，并在理论界也独树一帜，写出很多传颂一时的雄文。比如，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工作方法的几个特点》，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金冲及在《求是》发表了《五四运动百年祭》。这些文章能从历史的细节中跳出来，从更大视角和更远距离来审视，逻辑清晰、语言生动、气势磅礴，而且“笔端常带感情”。论人，能切中要点，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特点是所论人物独有而他人所不具备的，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眼前一样。论事，能把事情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把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把所论之事在政治进程、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说得明明白白。论理，能娓娓道来，就像一位长者在心平气和地讲述，毫无盛气凌人之感，使道理显得血肉丰满而让人触手可及、易于接受。 文字讲究而平实 对于文字，金冲及一直极为重视。他说：“这里说的是文字要‘讲究’，不只是说要‘注意’。”金冲及认为，文字的讲究，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写文章要处处为读者着想”。这自然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文字能吸引人、说服人，要准确、鲜明、生动等等。但有一点在金冲及的文章中一以贯之，尤值得学习，就是语言平实、口语化，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平时不用半文半白的语言，更不用那种需要耐心辨析才能明白具体所指的“西式句子”。金冲及从不用生僻的字、词和佶屈聱牙的句子来故作高深，而是用平实、简练的语言将历史上一桩桩的事和一个个的人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仿佛置身历史现场。例如，在120万字的巨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一开篇金冲及就颇带感情地说：“我们如此熟悉、仿佛依然生活在其中的二十世纪，转眼间已被称为‘上一个世纪’，完全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让人一下子就有了对逝去的一百年的留恋和怅然，油然而产生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接下来便直奔主题：“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在简要叙述了这一百年中国人走过的道路之后，金冲及就像抹去灰尘后小心翼翼地向读者掀开一本大书，说道：“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全文没有故作高深的概念堆砌，没有激昂澎湃的情感抒发，却引人入胜。由此也不难看出：真正好的文章，好在立意，好在结构，好在叙述准确、鲜明和生动，也好在逻辑清晰和说理透彻，而绝非是有几个新颖的概念、加一点似是而非的理论、堆几句华而不实的形容词就能做到的。 金冲及的治学用事实告诫我辈学者：学问，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来做，除此，没有任何捷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