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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活跃于明弘治、正德年间的河南儒者王鸿儒, 在学问和事功上皆有可表。其学于段坚, 上承薛瑄致知实践之学, 为学主张穷理致用, 并在实践中形成谙熟经史、务实施用的学问特点。他管理山西学政成绩斐然, 任职南京期间协助平定宸濠之乱并卒于任上。王鸿儒学行是明中期河东理学的代表, 他的“笔语”类札记是河东学派精思实践的典型表现, 他继承并发展了薛瑄的主敬存心之学, 并扩大了河东理学的经世面向, 由是可见阳明学兴起之前明中期思想史的丰富场景。 关键词： 王鸿儒; 河东学派; 《掾曹名臣录》; 《凝斋笔语》; 作者简介： 朱冶 (1983—) , 女, 河南南阳人, 历史学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师, 主要研究明史及近世思想史。; 收稿日期：2018-02-13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与元明儒学传承研究” (13CZS016) 阶段性成果; Wang Hongru and Hedong School in Mid-Ming Dynasty ZHU Ye Institute of Histor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Wang Hongru, born in Henan Province and active in Hongzhi and Zhengde period in Mid-Ming Dynasty, is noted for his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s. As the student of Duan Jian, he became a part of Hedong School and took the learning of pursing and practicing knowledge. He was familiar with ancient history as well as its system, and especially valued the use of knowledge, thu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his work in Shanxi Province as well as in capital Nanj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 of Hedong School, Wang Hongru wrote "Biyu" reading notes typical of the Hedong school's philosophical practice, He developed the Xue Xuan's theory of "Keeping respect and heart" and expanded the statecraft aspect of Hedong School. Therefore, we can see the richscenes of Mid-Ming thoughts before the rise of the Yangming School. Keyword： Wang Hongru; Hedong School; Yuancao mingchenlu; Ningzhaibiyu; Received： 2018-02-13 官至南京户部尚书的南阳人王鸿儒 (1459—1519) , 是北方大儒薛瑄 (1389—1464) 的三传弟子, 其学行具有河东学派的早期特点。在明代思想史的研究中, 一般认为朱、陆之学传至明代而成河东、阳明二家1, 而河东理学较阳明学“显学”沉寂不彰, 这也符合河东之学“悃愊无华, 恪守宋人矩矱”“无事乎张皇”的为学特色2。河东理学研究, 多集中于薛瑄本人哲学思想, 及其五传弟子吕柟 (1479—1542) 的理学贡献。河东学派的源流及薛瑄从祀等历史问题也得到关注和讨论, 但仍是围绕着薛、吕两位人物展开, 着重考察河东理学至关中之学的变化。3早期河东之学传承的具体情形尚不清晰, 研究者也认为其难以建构。实际上, 河东学派第四代学者王鸿儒, 他与王阳明 (1472—1529) 时代相近并共同参与平定宁王之乱, 其学行及著述皆有文献可依。 (1) 深入考察王鸿儒学问及行事诸情形, 可呈现河东理学在明中期的具体发展和演进, 有补于阳明学兴起之前的明代思想史之探讨。 一、学承段坚 王鸿儒字懋学, 号凝斋, 自幼聪慧过人, 十二三岁获时任南阳知府段坚 (1419—1484) 垂青并亲自培养, 成化十九年 (1483) 乡试第一, 四年后中进士。弘治二年 (1489) 授南京户部主事, 弘治七年 (1494) 升户部员外郎。弘治九年 (1496) 出为山西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政, 弘治十五年 (1502) 升副使, 弘治十八年 (1505) 以疾致仕。王鸿儒在山西管理学政九年, 成绩斐然, 得到明孝宗的注意。正德元年 (1505) 丁母忧, 正德四年 (1509) 王鸿儒起为国子监祭酒。后丁父忧, 正德七年 (1512) 起复, 授南京户部右侍郎, 正德十年 (1515) 改吏部右侍郎, 正德十四年 (1519) 升南京户部尚书。时逢宁王朱宸濠 (1479—1521) 叛乱, 61岁的王鸿儒受命督理军饷, 不久卒于任, 谥号“文庄”。 王鸿儒生平事迹见于《明实录》及《明史》 (2) 。《明实录》记载他“性行端谨, 自少即好学慕古, 于书多所涉猎, 汪洋宏博。尤明习国家故典, 每论大事, 援引曲当, 居官驭下, 务书道理, 士夫皆敬重之”4。官至太常寺少卿的郭维藩 (1475—1537) 为他写有《行状》5, 官至户部尚书的石珤 (1464—1528) 为其撰有墓志铭6。王鸿儒学有传承, 冯从吾 (1556—1627) 《关学编》在段坚传记中提及其名, 汤斌 (1627—1687) 《洛学编》收入王鸿儒传记, 黄宗羲《明儒学案》则列他入《河东学案》, 并几乎全部援引其理学笔记《凝斋笔语》一书。《四库全书》馆臣对这部理学小册子评价不高, 认为《凝斋笔语》内容“大抵皆掇拾旧说”7, 并无发明及新意。此外, 王鸿儒著有《五朝都俞录》《掾曹名臣录》等书, 并有文集《凝斋集》行世。 王鸿儒为学经历的一个亮点, 是因受学段坚而上接薛瑄学统。段坚成化十一年 (1475) 任南阳知府, 至成化二十年 (1484) 病卒, 期间王鸿儒皆跟随从学, 段氏病重及后事悉由王鸿儒照顾并料理。段坚是山西大儒薛瑄的再传, 《明史》称:“坚之学, 私淑河东薛瑄, 务致知而践其实, 不以谀闻取誉, 故能以儒术饰 (饬) 吏治”8。时人评价其学为:“文清之统, 惟公 (段坚) 是廓”9。段氏早年矢志圣学, 30岁起学于薛瑄门人阎禹锡 (1426—1476) 、白良辅 (景泰二年即1451年进士) , “以溯文清之旨”10。段坚仕宦经历显示其对薛瑄实践儒学的承继, 他任山东福山知县及河南南阳知府期间, “凡风教之事, 无不尽心”。段氏亲自编写《教民俗言》一书, 并建立书院, 教授童蒙《小学》《家礼》等, 他还通过收储朝廷颁布的《五经性理大全》, 刊刻《二程全书》《崇正辩》等书, 以及排斥释教、崇祀烈女等措施, 令当地民风、士风为之一变。11王鸿儒称:“使南阳之人知有正学而不知有俗学, 知有王道而不知有霸道, 知有关雎麟趾之风而不知有桑间濮上之俗者, 皆先生之功也”11, “所至为政, 惟以育贤才而成风俗。而所元从事, 直欲息邪说而正人心”12。段坚之学的特色, 被弘治间兵部尚书彭泽总结为:上承朱熹、薛瑄之道而“致深造力践之学”13。 王鸿儒自述深受段坚的提点引导。段坚晚年致仕家居时, 王鸿儒致信称:“生于先生, 当以肇修人纪之功归之。生在幼时, 蠢不晓事, 使非先生一引手而援之, 将不知其伊于胡底矣, 岂特枉过一生已哉?”12可见, 段坚对王鸿儒为学行事有塑造之功。崔铣 (1478—1541) 详述段坚的教法:“段公之教两公 (段坚在南阳两位高足张景纯、王鸿儒) 也, 开贤轨, 达圣涂 (途) , 俗习滥词一切刮剥。两公之学容思 (段坚字) 也, 言拟行模, 心融虑豁。”13“言拟行模, 心融虑豁”, 正是河东“致知实践”之学的进学法门, 通过日常言行中的操存践履, 个人不断体悟和贯通, 最终去除俗习, 以达圣贤之道。 王鸿儒受段坚之教的影响, 还见于段坚去世后王氏梦中自省文字。王鸿儒致信段坚之子, 谈及他梦到段坚于堂内独坐, 他人皆已参谒离去而自己迟来, 梦中王鸿儒以“身中有病”解释来迟缘由, 被段坚严厉斥责:“非身病, 乃心病也”。段坚且为他作《求心论》一文。14持敬省察的工夫, 及对“心”的强调, 确为河东理学的一贯特色。 二、学行实践 王鸿儒酷爱读书, 自述“平生喜著述, 积书盈箧箱。理务穷一贯, 法期关百王”15。他读书重自得, 谙熟史书及本朝制度, 旨在现实施用, 自称:“每读先贤文集, 恒愿先观奏议, 因得窥其经纶之业, 而以时事比附之, 拟议以求其宜, 庶与莅官行政之际有所依据, 以希觊古人之万一”16。其会试座师郑纪 (1438—1513) 评价王鸿儒称:“盖于书少有不读, 读必融会贯通, 穷极理趣, 不为寻章摘句之学。其论谈又能援引古今成败, 证以时事得失, 有处天下事确然不可拔之势。”17《行状》载王鸿儒“善观史, 以历代君臣之行事为案, 而己从而断之, 即刑赏用舍而审其得失之故, 因出处言行而辨其忠邪之归, 是以上下数千百年治乱兴灭之迹, 如指诸其掌。又熟国初故实, 我祖宗之用人行政及诸先正立朝行己之详, 皆能一一言之, 下至诸子之书、稗官之说、星历医算之术, 亦旁通而无遗。尤究心当世之务, 凡礼乐行政、教化风俗、田赋军旅, 皆悉其所弊而达其所益。至论时事, 即始要终, 成败了然, 每一事必引古人之故以证之, 事理相形, 皆可见之行者”18。其为学面貌由是可见大略。 王鸿儒关注现实, 学问讲求务实经世。他早年读书时, 提学副使陈选 (1429—1486) 即评价其文称:“此经世之文, 非举子业也, 吾殆弗如矣”19。其后, 郑纪亦称许:“其所著述高古典则, 有《左传》西汉风, 命意立论多发先辈之所未发者, 皆可施于政治事为之实, 非无用之空谈也”20。详观王鸿儒《流贼》诗:“干戈生宇宙, 战守历冬春。火照襄城野, 烽屯子路津。图南淹一月, 奔北丧前人。破贼今如竹, 何烦万骑尘。”21即因成化间棘手的荆襄 (今湖北、河南、四川、陕西交界) 流民起事问题而作。再如22王鸿儒《荒政治盗议》一文, 征引《周礼·荒政》及相关救荒书中“荒年治盗之当严”的历史经验, 提出招募勇士、建立重赏机制、鼓励军民协同破贼、离间盗贼、安插耳目等治盗方法。王鸿儒取法历史、旨在施用的学问特点, 在《荒政治盗议》中得到充分表现。对于宋儒陈亮 (1143—1194) 所说吴儆 (1125—1183) 鄞江治海盗事, 王鸿儒不仅详细研究陈亮《送吴恭父知县序》一文的记载, 还结合吴氏行状及吴氏其他文字仔细探究, 从而真正了解了吴儆的治盗方略, 并找出了其中可为今用的细节。12 王鸿儒撰《治河私议》一文, 亦注意吸取汉代以来黄河水利治理经验, 并辨明历史经验与明中期漕运治理现实的区别。他针对弘治六年 (1493) 黄河在张秋堤防决口、阻塞漕渠之事, 提出黄河仍走张秋, 加以疏导, 使漕运与海运相配合, 即漕舟先至徐州、经小黄河西上至曹县黄陵岗、沿张秋河入海、海运至直沽口。这与时任右副都御史的刘大夏 (1436—1516) 修筑长堤至徐州, 堵绝黄河北流, 引黄河由淮入海的做法不同, 其优点在于顺应黄河自然流势, 配合漕运与海运, 以期形成理想的运输配置。 (1) 明末王夫之 (1619—1692) 在其著名《搔首问》中, 特别表达了对王鸿儒上述治河方略的认同。23 王鸿儒提督山西学政期间的作为, 影响尤大。他在山西确立“以陶养为本, 以文法为末, 以行检为先, 以词艺为后”的教育原则, 戒除浮躁学风, 倡导涵养自得的学问要义, 令“一时人才士风翕然大变”。24又在晋阳书院重刻金代王若虚 (1174—1243) 《滹南书义》一书, 改书名为《尚书义粹》并推广之。该书被弘、嘉间学者李濂 (1488—1566) 称为“文辞醇雅, 析理明畅, 务举业者尚之”25, 现代研究者则注意到此书以探究《尚书》经世价值为宗旨的特点26。王鸿儒在任政绩显著, 受到明孝宗的注意。孝宗与刘大夏议论时政及治国人才, 提到“如山西副使王鸿儒, 他日可大用”, 刘大夏亦肯定以“此人才行, 诚不易得”之语。27 整体而言, 王鸿儒德行风尚, 以平允公正著称, 其“待物开诚, 和而有礼, 不问人私, 人亦不敢以私问也”28, 德行风尚令“四座起敬”29。后学崔铣为王鸿儒文集作序称:“公闿朗光大, 言无支浮, 目所真觌, 步必履之。是时边武得权, 政门颇杂, 公癙忧饮泣, 虽在贵显, 如困葛藟, 受严却介之义, 荐绝养交之私, 上下远近咸称为大雅君子云。”30崔铣还记录一则梦境, 可见王鸿儒行事风格对其精神的感召:嘉靖十七年 (1538) 崔铣夜宿柴村, 当晚梦到成化、弘治间名臣王恕 (1416—1508) 来访。梦中王恕评本朝名臣, “无全褒者”31。当王恕评论王云凤 (1465—1518) 其人“苛而无策”时, 崔铣在梦中不假思索地补充道:“其志则可也, 如济以王懋学之平, 斯美”。32 王鸿儒的学行, 渐被明中期一些有经世关怀的学者型官员认可, 他们彼此砥砺、相互影响, 形成明中期倡导穷理致用的一股思想合流。著名程朱学者蔡清 (1453—1508) 于弘治四年 (1491) 任吏部主事时称: 近又有王鸿儒者, 字懋学, 南阳人, 年三十二三, 学识不减静夫 (储巏) , 而励志有为, 又皆可望, 但自以学未成, 尚韬蓄其锐, 他日当有见于世者。因并为吾人及之, 意皆所乐闻也。懋学今为南京户部主事, 兹以提学高先生告行, 益注怀仰。12 王鸿儒入仕不久, 其学识品德即获蔡清注意。蔡清将王氏学识与少年“神童”储巏 (1457—1513) 相比, 可见其推重。13蔡清早王鸿儒一科, 是土木之变后经世学者的代表。14弘治末, 他为修正官定《四书五经大全》而编纂的《易经蒙引》《四书蒙引》二书影响深远。15王鸿儒其后撰著《五经辨注》的计划, 正与蔡清等人同趋。蔡清多次表达对王鸿儒的欣赏之意, 他给晚辈邹智 (1466—1491) 信中称“近时吾辈中如懋学者, 仆窃心慕之33, 其学识34志量35果不凡也” (1) 。直接写给王鸿儒的书信中, 蔡清更是一番勉励, 认为任职南京的诸君子“他日担当应有在也”36, 必为国家社稷发挥应有之力。 蔡清好友、官至礼部尚书的杨廉 (1452—1525) , 亦是王鸿儒的同年旧友。杨廉对薛瑄理学推崇备至37, 他于正德十年至南京, 恰逢王鸿儒改任吏部之际, 杨廉赠诗送别, 称: 宪庙人才第八科, 年来声誉塞銮坡。操存和靖功犹简, 文字龟山读最多。 氏出河汾遥接续, 家邻伊洛此经过。高贤进退关天下, 私恨难论共琢磨。38 诗中显示两人探讨尹焞 (1071—1142, 号和靖) 、杨时 (1053—1135, 号龟山) 等宋儒学问, 以及杨廉对王鸿儒之学有传承的观感。此外, 编写《续百川学海》的梅纯 (字一之) , 亦是王鸿儒、蔡清、杨廉等人好友39, 明末清初卢世㴶 (1588—1653) 也认为王鸿儒“与梅一之最善”40。 综上所述, 王鸿儒受薛瑄以来致知实践之学的影响, 又为土木之变以后学者强调务实经世的风气感召, 从中发展出谙熟经史、务实施用的学问特色。41他对时务的议论皆切实可行, 其管理山西学政及任职户部、吏部的作为, 秉持务实经世的一贯风格, 以平和公允而广受好评。其言行实践, 皆开拓了明中期河东理学的经世内涵。 三、著作考释 王鸿儒著述颇丰, 撰有《通今录》《五朝都俞录》《金石录》《掾曹名臣录》《凝斋笔语》等书及文集《凝斋集》等, 现仅存《掾曹名臣录》《凝斋笔语》《凝斋集》三种。王鸿儒著述, 更见其博古通今、务实施用的学问旨趣, 现考释于下: 《通今录》, 今佚, 明清书目未见著录。昆山人王应电 (活跃于嘉靖年间) 撰写《周礼传》一书时, 曾有引述称“见《学礼通今录》”, 盖即王鸿儒此书全称。 《五朝都俞录》, 亦佚。王鸿儒致梅纯信中, 提及对方“索《变合》《都俞》二录, 但俱未成编, 不足成覆”42。“都俞”意为上古尧舜禹议论政事的语气, 后称赞融洽开明的君臣论政。43由王鸿儒生活的年代推知, 所谓“五朝”, 应指明初“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五朝统称。可见, 《五朝都俞录》应是王鸿儒辑录明初贤君名臣政论的文字合集。其撰著此书, 正符合他谙熟掌故、博古通今的学问特点。 《金石录》, 亦佚。王氏《石鼓文辩》一文虽只详细辨析国子监所存石鼓文的时间, 但也显示出他对碑刻文字的兴趣。44《金石录》一书, 应是王鸿儒对古代金石文献的研究。其书信中屡次提及“附上《金石录》一部, 聊将远意, 眎纳为荣”等语, 将此书送赠他人。45 《掾曹名臣录》一卷, 清修《四库全书》馆臣误作曾任户部侍郎的王琼 (1459—1532) 所著。12此书选取明初13位掾吏传记结集而成, 重点在于突出这13个人物皆由“掾吏”而致“名臣”的仕宦经历。王鸿儒正德九年 (1514) 自述撰书缘由, 称: 正德癸酉 (八年) , 予承乏南京户部侍郎抵任, 未几, 大司徒胡公 (胡富) 即有乞身之请, 累月在告。予骤摄印章而治财赋, 阴观诸司掾吏有知琴书可教诲者, 因录我朝名士出于掾曹至显宦者数人为一卷以示, 皆有勃然兴起之色, 乃知人性果不相远, 一脱故习, 至君子不难矣。有教无类, 不其然乎?46 可见, 《掾曹名臣录》是王鸿儒任职南京户部期间专为掾吏而作的劝勉书籍, 旨在藉由本朝吏员晋升名臣的先例激励掾吏群体。书前列有明初刘敏、李友直、况钟 (1383—1442) 等13位“掾曹名臣”的籍贯及日后官位, 证实无论出身南北, 无名小吏皆可经由努力跻身名臣之列。书中贯彻儒家“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所选人物生平际遇有别, 然皆志向高远、勤恳务实。王鸿儒撰写《掾曹名臣录》一书, 与其注重取法经史的学问特点有关, 是其致知实践之学的体现, 也符合明初 (尤其是洪武、永乐两朝) 吏员选官途径畅通的政治背景。47该书实际上拓展了明代名臣传记书写的类别和内容。48 王鸿儒《掾曹名臣录》一书在后世颇有影响。清中叶陈宏谋 (1696—1771) 《五种遗规》的《在官法戒录》中, 几乎全部转引《掾曹名臣录》王鸿儒序言、节选《掾曹名臣录》13篇人物传记, 并逐段附以个人评论。49在陈宏谋看来, 王鸿儒撰写此书, 以辨别并造就人材, 在这个层面上而言“凝斋之心, 亦即段公 (坚) 之志耳”50。王鸿儒有关吏胥的议论和例证, 后随《五种遗规》在清代至近现代的广泛传播发挥了深远影响。51 王鸿儒文集共有四个版本。最早有嘉靖十二年 (1533) 庐州刊本十一卷, 分《凝斋集》九卷、《别集》二卷, 乃其殁后十四年其弟王鸿渐初刊, 并请崔铣作序。52其后有崇祯本十卷, 乃其曾孙王应修重刻于济南。清光绪中邵松年辑《续中州名贤文表》收入此书, 并于光绪三十年石印, 是为续文表本。53清末民初张嘉谋 (1874—1941) 据嘉靖本、崇祯本及《续中州名贤文表》本辑校, 将《凝斋集》编为《王文庄公凝斋集》十卷四册并刊行。54 王鸿儒另有《凝斋笔语》一卷, 此书与《凝斋集》之间的关系, 下节专论。 除以上著作外, 王鸿儒还有撰写《五经辨注》的计划, 未及完成而卒。55王氏学问颇重自得, 他曾引程子语录“自得后须放开, 不然却只是守”56。而他与梅纯书信中, 也提到自己“于书不观则已, 观则必有少新”, 并举例《尚书·益稷》中“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条辨析之, 认为由是“乃知蔡《传》解亦欠明”。11在明初确立《四书五经大全》为官定理学经典的背景下, 王鸿儒“辨注”的指向正是程朱官定经典, 这与15世纪中后期蔡清等学者的思想和行动一致。12加之其倡导君臣论政的政论集、勉励掾吏的传记集, 及其精读深思而成的笔记和57文集58, 充分显现他学古通今、精思实践的学行特色。 四、《凝斋集·杂录》及其理学思想问题 黄宗羲视《凝斋笔语》为王鸿儒理学思想的代表。然仅一卷的《凝斋笔语》能否涵盖王鸿儒主要思想?它与《凝斋集》的关系如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突出了王鸿儒学问主敬的特点及其对段坚之学的传承性13, 其引述王氏代表性理学文字, 则全部来自《凝斋笔语》。《凝斋笔语》共32条, 黄宗羲引用时次序不变, 字句无改动, 只删去《说苑》等5条。 《凝斋笔语》的内容, 散见于《凝斋集》卷七《杂录》中。所谓《杂录》, 是王鸿儒读《五经》、史书、子书等的读书札记、思考辨析, 这正是延续薛瑄《读书录》以来的传统。《杂录》147条, 由“易说五十三条”“诗书春秋礼说三十条”“笔语十七条”“史事三十一条”“众书十六条” (众书包括《论语》《大学》《孟子》《说苑》《颜氏家训》等) 五部分组成。有趣的是, 《凝斋集·杂录》中同名为“笔语”的17条, 有关性理的讨论和思辨, 却与《凝斋笔语》32条无一重合。一言之, 《凝斋笔语》的内容, 见载于《凝斋集·杂录》除“笔语”以外的其他四类之中, 详见下表所示: 表1《凝斋集·杂录》与《凝斋笔语》对比 下载原表  就撰写体例而言, 无论是《凝斋集·杂录》还是《凝斋笔语》, 都具河东之学的鲜明特色。河东学派以读书札记为致知实践之学的一种重要表达, 最著名者为薛瑄《读书录》《读书续录》二书, 仿张载“心中有所开, 即便劄记, 不思则还塞之”的做法, 随条札记读书心得, 所读之书以宋代以来理学书为主。59反观王鸿儒《凝斋集·杂录》和《凝斋笔语》, 两者皆以经说、史事、子书组成, 大致符合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然所涉书籍范围比《读书录》等更为广大。王氏曾向梅纯提到“生自经大故以来, 衰悴不可言……独于经书或时精思, 尚能有得, 但不得如执事者以质正之”60, 乃其正德初丁忧期间, 读书精思, 深思有得则随笔札记, 以供自读或与同志辩难, 此正是王鸿儒《杂录》和《笔语》的思想来源。除薛瑄的影响外, 王鸿儒的读书笔记, 受宋儒黄震 (1213—1280) 《黄氏日抄》的影响较著。61 由上表可知, 《凝斋笔语》仅为《凝斋集·杂录》篇幅的1/5, 且其内容分散, 无法囊括王鸿儒主要思想。举例言之, 《凝斋集》“众书十六条”中最后一条“拟补格物致知传”, 标题单列, 此为单行本《凝斋笔语》所无, 但颇见王鸿儒思想特色之处, 其称: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 合内外之道也。明于庶物, 内斯明矣。察于人伦, 内斯通矣。既明且通, 则不疑其所行也。《诗》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则。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康诰》曰:“弘于天若, 德裕乃身。”此为物格, 此为知之至也。62 古本《大学》无格物致知传, 朱熹补作《格致传》, 并在补传中提出“即物穷理”的论学宗旨。63薛瑄的格物论说, 已与朱子有所不同, 主张由“吾心之理”与“物之理”相结合。64王鸿儒的补格物致知传, 他“合内外之道”的格物观, 以及对知识之外“德性”重要性的强调, 都是与薛瑄一致而与程朱有别的。他强调于人伦日用中做工夫, 于行动践履中格物致知, 正是薛瑄以来河东之学“复性”的方法。65这种在“日用常行”中体会“道”的做法, 其所知与所行有机统一, 既是王鸿儒为学行事的显著特色, 也体现了薛瑄以来河东学派致知力行的一贯风格。 《凝斋集》“笔语十七条”, 是王鸿儒主敬存心之学问特点的重要表达, 单行本《凝斋笔语》皆无。薛瑄专注于敬, 段坚之学“其功一本于敬”。66王鸿儒亦如此, 《凝斋集》“笔语”称“师友夹持, 敬义可立。敬义夹持, 天德可达”, 又称“居敬所以存心也。心若能存, 则理可穷, 性可尽, 而命可至也”, “存心所以养性也”, “理、性、命一也, 穷尽至则有次序尔”67, 更可见王鸿儒在师说基础上的发展。他认为居敬可以存心养性, 心存则理、性、命皆可达成。对“存心”的强调, 是其有自得之处, 也见于《凝斋集》中其他文字。卷九《题朱子因梦中影响图后》一文, 王鸿儒提出君子于生死、穷通、毁誉等事, “不足以动其心”, 心存则超然物外的看法。68《凝斋集》“笔语”第二条, 称“明镜止水以持心, 泰山乔岳以立身, 青天白日以应事, 光风霁月以待人”, 此乃其《座右铭》的精炼之语。69 王鸿儒对存心的强调, 在其《主人翁传》一文中表露无疑。何谓主人翁?宋儒指心之主宰。宋儒陈埴指出, 持敬的方法是存心, 存心的关键正是“扶起主人翁, 不令放倒耳”, 检验的方法不是引证他人言语, 而是“只自验看”。70因此, 薛瑄常自省称:“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为之事合理否?”71王鸿儒的《主人翁传》更生动描写了主人翁在室与否的重要性, 他称主人翁有爱甫、宜甫、履甫、通甫四子, 重孙、恭孙、端孙、止孙、直孙、德孙、庄孙为四子执役: 四子虽天下大贤, 主人翁须臾不在室, 辄昏惰纵怠, 或姑息, 或残忍, 或欲败度、纵败礼, 或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诸仆亦群然而起, 各逞其所欲, 资财俱耗。翁归, 痛刻责四子, 便帖帖就约束, 诸仆亦无敢于哗于室者。72 爱、宜、履、通四子, 实为仁、义、礼、智四端。 (8) 重、恭、端、止、直、德、庄等仆, 乃《礼记》所言君子动止之仪, 是君子修身践形的体现。73王鸿儒通过以上拟人化的表述, 提揭儒者常存此心的必要性, 他也特别点明自己在内的河东之学对主敬存心的体认, 称主人翁“著于河东, 而实出于灵台”, “翁之一子, 今在宛, 亦尝往乎灵台者。蚤虽放旷, 壮知检饬, 亦子美所谓‘近辞痛饮徒, 折节万夫后’者, 视其言行气象, 其亦终为克肖者耶?”74灵台, 即心。11其文足见王鸿儒的自省与自期。 综上, 《凝斋笔语》就规模言之, 仅为《凝斋集》卷七《杂录》的1/5, 从内容来看亦无法涵盖王鸿儒理学思想的主旨。王氏主敬存心之学, 更体现于《凝斋集》卷七中未被《凝斋笔语》引述的内容, 以及文集其他卷次的理学文字中。 单行本《凝斋笔语》既不能代表王鸿儒之学, 又为何被黄宗羲选中?这需回到该书的出版流传历史。单行本《凝斋笔语》, 最早见于嘉靖三十三年 (1554) 郑梓辑丛书《明世学山》五十种中, 后收入王文禄 (嘉靖十年即1531年举人) 辑录丛书《百陵学山》, 此后陆续被《学海类编》《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所收录。明末书目及文献记载显示, 它已单独流传并被引用。王圻 (1530—1615) 《续文献通考》著录“王鸿儒《凝斋笔语》一卷”, 沈佳 (1688年进士) 《明儒言行录》引“《凝斋笔语》”7条, 《八千卷楼书目》据学海类编本著录《凝斋笔语》一卷。清初黄宗羲编《明儒学案》, 参考的正是单行本《凝斋笔语》, 而没有参考王鸿儒文集等其他更具代表性的文字。75 结语 以上所见明中期学者王鸿儒, 其学行气象、为学大要与他前后的陈白沙 (1428—1500) 、王阳明等大儒皆有不同。13他上承河东之学, “其 (河东学派) 76议论设施, 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也” (1) 。由王鸿儒读书著述、为官举措及理学思辨等行实, 既见河东致知实践之学的一贯特点, 亦有其自得之新发展。 其一, 张大河东理学的经世面向。王鸿儒不仅谙熟程朱经典, 亦对史书及历朝典制有强烈兴趣, 博古通今, 故能针对现实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由是呈现出谙熟经史、务实施用的为学面向。其经世言行不仅带动了一时一地的学风、政风, 且吸引了蔡清、杨廉等一众学者相与砥砺, 渐形成明中期程朱学者倡导穷理致用的一股思想合流。 其二, 秉持主敬存心之学, 发展薛瑄“合内外之道”的格物观。王鸿儒读书穷理, 重学问自得。他继承了薛瑄对于知识之外“德性”的强调, 于人伦日用中做工夫, 于行动践履中格物致知。并于“居敬”之外, 更强调“存心”的重要性, 通过自我省察、立得心之“主人翁”, 从而穷理尽性。 其三, 承传河东学派精思实践的学思传统。其《笔语》《杂录》与《读书录》等札记体文字, 不同于朱子、吕祖谦《近思录》及王阳明《传习录》等有宗派语录性质的著作, 而是学者阅读经史子集时的自得体会, 本身即为河东精思实践之学的具体表现。清修《四库全书》馆臣评价《凝斋笔语》“大抵皆掇拾旧说”, 评价河东之学“虽或失之拘谨, 而笃实近理”。77然以王鸿儒言之, 其学问旨趣不在标新立异、独善其身, 而在于读书穷理、力行实践而已。 与讲学不辍、“宗旨”林立的王学发展盛况相比, 以“言拟行模, 心融虑豁”为授受之方的河东之学到明中后期已日渐隐晦, 可见南北学术在内在理路、发展方式上的差异。这大概与河东之学的为学特质有关: 明镜止水以持心, 泰山乔岳以立身, 蚕丝牛毛以析理, 鸢飞鱼跃以怡神。 青天白日以应事, 和风甘雨以待人, 行之以诚, 持之以敬, 尚期无愧于天民。78 注释 1 永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8《明儒学案》条,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527页。 2 黄宗羲著, 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7《河东学案》 (上) , 中华书局, 2008年版, 第110页。 3 常裕:《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许齐雄:《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 (下) , 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30-135页;陈冠华:《明代中后期河南及陕西的地方理学发展及其叙述》, 博士学位论文,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 2015年。 4 王鸿儒相关研究较少, 如单锦珩:《〈掾曹名臣录〉著者考》, 《文献》1988年第4期;潘树广:《〈掾曹名臣录〉撰者考》, 《图书馆杂志》2001年第2期;李法惠、杜青山编著《南阳文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一书, 则单节讨论王鸿儒诗文创作;逵富太:《王门两夫子》, 远方出版社, 2002年版。 5 张廷玉等:《明史》卷185《列传第七十三》, 中华书局, 1974年版, 第4907-4908页。 6 《明武宗实录》卷176, 正德十四年秋七月壬辰条,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年版, 第3413页。 7 郭维藩:《南京户部尚书谥文庄王公行状》, 见《杏东先生文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68册) , 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7年版, 第310-312页。 8 石珤:《王文庄公碑铭》,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2007年影印民国十五年河南官书局刻本, 第43页。本文皆采用此版本, 不赘述。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石珤《熊峰集》未收此文。 9 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7《凝斋笔语》条, 第1096页。 10 张廷玉等:《明史》卷281《循吏》, 第7209页。 11 (13) 冯从吾著, 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 中华书局, 1987年版, 第28、29页。 12 黄宗羲著, 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 第126页。 13 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96《莱州府知府段公坚传》, 《续修四库全书》 (史部第530册)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 第424页。 14 彭泽:《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 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第39册)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版, 第578-579页。 15 王鸿儒:《容思先生赞》,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509页。 16 彭泽:《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 第579页。 17 崔铣:《王文庄公集序》, 见《洹词》, 《文渊阁四库全书》 (集部第1267册) , 第546页。 18 王鸿儒:《与兰州段晟段炅二生书》,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676-677页。 19 王鸿儒:《戒饮》,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93-94页。 20 王鸿儒:《读朱文公南轩文集序》,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593页。 21 (9) 郑纪:《送王懋学提学山西序》, 见《东园文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 (集部第1249册) , 第803、803页。 22 (8) 郭维藩:《南京户部尚书谥文庄王公行状》, 第311-312、310页。 23 王鸿儒:《流贼》,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119页。 24 张建民:《明代秦巴山区流民的附籍与分布》,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2期。 25 王鸿儒:《荒政治盗议》,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530-535页。 26 明中期漕河运道的研究, 参见樊铧:《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87-289页。 27 王夫之称:“治河之为中国患, 自汉迄今亡宁日。愚意自河套南折, 若于大同右从沙漠开一渠, 达奉圣川以绕山后, 夺辽水以注于海, 则中国之害永息。顾未知地形高下, 可开渠否耳。近阅《凝斋集》, 见其为说略同, 先生历扬中外, 必实有所见而云然。使辍二千年治河之财, 就墩堡戍兵及募民夫奋然兴作, 则万世之功, 十年就矣, 且可为天堑以限胡、汉。留此说以俟后之贤者, 当有起而任之者也。”见王夫之:《搔首问》, 岳麓书社, 2011年版, 第629-630页。 28 (6) 郭维藩:《南京户部尚书谥文庄王公行状》, 第311、311页。 29 李濂:《尚书义粹序》, 见《嵩渚文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71册) , 第117页。 30 陈良中:《论王若虚〈尚书义粹〉的解经特色》,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31 汤斌:《洛学编》, 《续修四库全书》 (史部第515册) , 第149页。 32 石珤:《王文庄公碑铭》, 第43页。 33 崔铣:《王文庄公文集序》, 见《洹词》, 第546页。崔铣在正德朝王鸿儒任职吏部右侍郎期间, 与之交往颇多。 34 王恕以敢于抨击权幸、直言谏诤而享有盛名。参见吴兆丰:《以攻宦为名:明成化间名臣王恕的政治形塑》,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6年总第63期, 第69-89页。 35 崔铣:《柴村录》, 见《洹词》, 第621页。 36 蔡清:《与陈时安宪副书》, 见《蔡文庄公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42册) , 第625页。 37 泰州人储巏, 乡试会试皆第一, 殿试为第二甲第一人, 才华文章声誉海内。 38 朱鸿林《15世纪之学术趋势》一文指出, 土木之变后新的学术趋势出现, 丘濬、蔡清等一批学者型官员, 开始检讨国家出现危机的原因并采取行动 (见朱鸿林:《儒者思想与出处》, 三联书店, 2015年版, 第60-79页) 。 39 朱冶:《蔡清著作〈四书蒙引〉的背景、意义及其对〈四书大全〉的修正》, 见《华中国学》 (第10卷)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144-145页。 40 蔡清:《寄邹汝愚书》, 见《蔡文庄公集》, 第643页。 41 蔡清:《寄王懋学书》, 见《蔡文庄公集》, 第642页。 42 杨廉:《胡敬斋居业录序》, 见《杨文恪公文集》, 《续修四库全书》 (集部第1332册) , 第517页。 43 杨廉:《送王懋学赴吏侍之召》, 见《杨文恪公文集》, 第442页。 44 蔡清、杨廉文集皆有与梅纯书信往来。 45 卢世㴶:《凝斋集》, 见《尊水园集略》, 《续修四库全书》 (集部第1392册) , 第460页。 46 罗威廉著, 陈乃宣等译:《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192-201页。 47 王鸿儒:《与梅留守一之》,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664页。 48 《尚书·益稷》:“禹曰:‘都, 帝, 慎乃在位。’帝曰:‘俞!’” 49 王鸿儒:《石鼓文辩》,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539-545页。 50 王鸿儒:《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657、658、661、664-667页。 51 单锦珩:《〈掾曹名臣录〉著者考》, 《文献》1988年第4期。单锦珩认为, 王鸿儒撰此书与其少时任南阳府书佐后得以名列公卿的个人经历有关。 52 王鸿儒:《掾曹名臣录》, 《明代传记丛刊》 (第60册) , 明文书局 (据清刊本影印) , 1991年版, 第31-32页。 53 王雪华:《明代吏员选官者的居官表现》, 《东岳论丛》2010年第11期。 54 明代名臣传记, 有杨廉《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徐紘《明名臣琬琰录》、郑晓《皇明名臣记》、朱大韶《皇明名臣墓铭》等多种, 《掾曹名臣录》补充了此类边缘小吏晋升名臣的传记系列。明代纪传体史籍的编纂, 参见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 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208-216页;谢贵安:《中国史学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373-383页。 55 陈宏谋辑:《在官法戒》, 见《五种遗规》, 线装书局, 2015年版, 第445-446、506-515页。陈宏谋的研究, 参见罗威廉著, 陈乃宣等译:《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56 陈宏谋辑:《在官法戒》, 见《五种遗规》, 第446页。 57 参见《五种遗规》“出版说明”。 58 明嘉靖十二年庐州刊本《凝斋集》九卷、《别集》二卷, 现藏国家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 59 光绪三十年 (1904) 海虞邵氏鸿文书局石印本。 60 事见张嘉谋《王文庄公凝斋集校勘记》及其1925年所写《明王文庄公集跋》。张嘉谋特别提出:明刊本《凝斋集》皆未收录王鸿儒奏议, 存在文献失传的遗憾。王鸿儒:《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739-820、31-34页。此版本由河南省官书局交由开封马集文斋刊刻, 木刻本书板现藏河南省图书馆。参见琚青春:《河南省图书馆馆藏木刻书版考略》, 《河南图书馆学刊》2013年第4期。 61 郭维藩:《南京户部尚书谥文庄王公行状》, 第312页。 62 王鸿儒:《众书》,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733页。 63 王鸿儒:《与梅一之》,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610-611页。 64 朱鸿林:《15世纪之学术趋势》, 见朱鸿林:《明史研究系列:儒者思想与出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版, 第61-67页。 65 黄宗羲著, 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7《河东学案》 (上) , 第128-131页。 66 朱冶:《〈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对明儒薛瑄〈读书录〉的影响》, 《第十五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黄海数字出版社, 2015年版, 第326-330页。 67 王鸿儒:《与梅留守一之》,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664页。 68 据明嘉靖十二年庐州刊本《凝斋集》中《与梅留守一之》一文, 王鸿儒已有两部《黄氏日抄》, 却仍请梅纯求购此书善本 (此记载为2007年影印民国十五年河南官书局刻本所缺) 。王鸿儒的读书笔记与《黄氏日抄》在编纂和内容上有相似处。《黄氏日抄》“以所读诸书随笔札记, 而断以己意”。《黄氏日抄》97卷, 读经者30卷, 读三传及孔氏书者各1卷, 读诸儒书者13卷, 读史者5卷, 读杂史、读诸子者各4卷, 读文集者10卷, 计68卷, 皆论古人;69卷以下, 皆自作之文 (见永2) 等:《四库全书总目》卷92《黄氏日抄》条, 第786页) 。 69 王鸿儒:《拟补格物致知传》,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734页。 70 《大学》文本变动与立说模式的讨论, 参见刘勇:《中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 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 第40-42页;刘勇:《明代〈大学〉改本研究》, 三联书店, 2016年版。 71 陈荣捷:《早期明代之程朱学派》, 见《朱学论集》, 学生书局, 1988年版, 第335页。 72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 (下) , 第130页。 73 冯从吾著, 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 第28页。 74 (4) (10) 王鸿儒:《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720、719、504-505页。 75 王鸿儒:《题朱子因梦中影响图后》,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579-580页。 76 陈埴:《木钟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 (子部第703册) , 第694页。 77 薛瑄著, 孙玄常等点校:《读书录》, 见《薛瑄全集》, 三晋出版社, 2015年版, 第761页。 78 王鸿儒:《主人翁传》,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502页。 79 班固:《汉书》卷58《公孙弘传》,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2616页。 80 卫湜:《礼记集说》, 《文渊阁四库全书》 (经部第118册) , 第630页。 81 《庄子·庚桑楚》郭象注:“灵台者, 心也。 82 ”类似的情形, 也见于《白沙学案》的文本编选, 参见朱鸿林:《〈明儒学案·白沙学案〉的文本问题》, 见《〈明儒学案〉研究及论学杂著》, 第144-190页。 83 朱鸿林提出, 王阳明崛起之前的明初学术并非只是对宋代理学的简单因袭, 明中期士人已开始反思和修正宋儒学说。参见朱鸿林:《15世纪之学术趋势》, 第61-62页。 84 黄宗羲著, 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 第110页。 85 等:《四库全书总目》卷93《东溪日谈录》条, 第792页。 86 王鸿儒:《座右铭》, 见《王文庄公凝斋集》, 第51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