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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南开大学1956年的明清史讲义，与杨翼骧、王玉哲两位先生的讲义失而复得，于2018年同时重现，提供了考察20世纪50年代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建设的宝贵资料。郑天挺以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主导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在唯物史观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务实、稳健地埋头苦干，取得在全国高校历史学上领先的业绩。但由于随后一系列事件的出现，郑天挺没有完成在南开的全部规划，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以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郑天挺；讲义；南开大学；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乔治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自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即为南开历史学学科建设的主要策划者，他以饱满的工作热情，集体主义的忘我精神，纯正敦厚的道德情操和精博的学术水平，生前、身后都是南开历史学科的旗帜，这种地位无他人可与伦比。郑先生平生极其重视历史教学，将教学与学术研究密切结合，这是他历史学科建设的根本理路。他不顾领导工作和多种事务缠身，尽可能地亲身投入教学工作。他在南开讲授明清史的讲义以及另两位教授的讲义，佚失多年之后于2018年的同时重现，不仅展示了南开历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蓬勃景象，而且蕴含着郑天挺对于历史学科建设的突出贡献。 一、郑天挺在南开的明清史讲义 郑天挺先生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工作期间，虽肩负校总务长等事务繁杂的行政职务，但始终坚持亲自给大学生开设课程。他讲课的准备工作认真、勤奋，积累了中国古代史资料卡片数以万计，关注的重点在明清两代。郑先生治学，向来都是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的，书写史学卡片，等同于艰苦的学术研究工作，而这些资料卡片确实也利用于教学和研究两个方面。郑先生调入南开大学之后，担任历史系主任之职，更把本单位集体的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视为最高要务，致力组织起中国历史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学术队伍，以身作则地率领多名教师开展系列的教学课程。在南开，郑先生主要讲述明清史，而新中国的历史教学要按照唯物史观的思路和框架建立教学大纲，这是一件新的规范，一切都是从头做起。因此，郑先生的明清史教学大纲经历了多次的修改，至1955年才形成基本稳定的教学结构，1956年初编成讲义并且油印后而使用。 南开大学历史系自20世纪50 年代中，就由教师编写讲义，经手工刻写蜡版，油印装订，发给学生，作为教材。这是郑天挺先生所创立的规则，一直实行到改革开放后80年代初。不过，油印教材的印数虽然不少，但印刷质量难以提高，随着出版物的增多，很容易被放弃保存，归于沦灭。1956年印发的南开诸位教授的讲义，已经多年离开人们的视线，甚或被淡出记忆。 然而2018年8月22日，笔者浏览到网络上有一组三份的历史讲义拍卖，乃王玉哲先生“中国上古史讲义”、杨翼骧先生“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讲义”、郑天挺先生“明清史讲义”，此乃真如天赐，机不可失，当即买下。在杨翼骧之讲义正文首页下角，有钢笔书写的“纬堂”二字，是保存者署名，经查考乃南开大学历史系1955届大学生姜纬堂（1936—2000），及今网络上尚有姜纬堂之藏书拍卖。姜先生毕业后，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学术成就丰富。尤为可贵的是：姜先生必定十分珍重在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习经历，故能保存这套南开大学历史课程讲义达几十年之久。 笔者认为，这部讲义的油印和装订时间为1956年2月至5月之间，理由是：第一，杨翼骧之讲义后附“历史系一年级中国史课堂讨论提纲”，计划于1956年5月30日、31日组织学生举行两次讨论，讲义油印时间不能晚于此年5月；第二，关于汉字简化，1955年有过热烈讨论，但至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才形成定议。而讲义是大学生手刻蜡版油印而成，其中简体字与原繁体字混杂使用，表明简体字已然推行但尚未被熟练掌握，因而油印时间不可能早于《汉字简化方案》的公布，也不会迟后太久。2月是大学寒假后开学之时，讲义必在本月赶印下发，以助学生的课堂学习。查郑先生家藏的1956年度明清史讲课提纲，章节设置的标题与新发现的这件“明清史讲义”基本一致，也印证了二者同是1956年的文献，1956年的明清史讲课提纲与1956年的明清史讲义，自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为了进一步研究和分析，还应该讲清这份重要文献的形式与内容。 
油印的“明清史讲义”，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课程讲义很不相同，其基本模式是十分系统的章节布局，下设各种反映历史史实的事目，可以组成有层次的叙述结构。然而每一章的各个事目之下，没有写入讲授者自己的历史叙述，乃是条列相应的历史资料，或一条或多条，皆注明出处。例如开篇“大明帝国的成立”之后，就是引录《明史》、《明太祖实录》中各一条资料原文，展示了明国建立的基本情况。第五章第二节在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建立”条目下，引录《明史》、《明季北略》、《明史纪事本末》、《明清史料》等多种史籍的资料，均为抄录原文，但间有删去不大相关的文句，而标以删节号。在引用资料中，不限于古籍，今人著述甚至见于报刊的讨论，都在选择之内，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第三章，不仅引入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论述，还引录《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中国的相关论文，当然也同时摘录大量中国史籍中的经济史资料。 这样的讲义，当然可以从章节、条目的标题领会其讲述内容、结构和史识，但在新中国教学体系中，并非正式的、完备的大学讲义。其如此样态，由来有自，在郑先生那一年辈的历史学者，治史工作的重点是抄录学术资料卡片，卡片大量积累，主要用于课堂教学，也可以在撰写论文论著中应用。按照一门课程的既定教学提纲，择取资料卡片，分组排列，每次上课只携带备用卡片，卡片可以保证板书原始史料的字句准确，以及起到提示作用，该讲的内容早就要了然于胸，因而没有讲稿。许多回忆郑天挺先生授课情景的文章，都谈到郑先生讲课不带讲稿，只有卡片，如戴逸回忆说：郑先生“讲课是没有讲稿的，只带一叠卡片，讲起来却成竹在胸，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其实，这是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名校历史学科的老传统，杨翼骧先生授课即是如此，而且一直坚持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授课方式，要求教师必须下大工夫备课，教师必须熟记基本的历史知识，自有其优点，但若把课程内容作为教材或著述出版，则需要重新梳理材料，从头写作。相信郑先生因工作职务过多和尽心于集体事务，一时未来得及撰写完整讲稿，暂以提纲和资料形式提供给同学们参考。在文本首页标识为“中国史（三）明清部分参考资料”，“资料”二字，表明郑先生并未将之视为已经完成了的讲义，而与王玉哲等先生讲义排列一起，表明最终还是应当修订后出版，整个中国历史教材的出版，是南开历史学科当时的统一规划。事到如今，这部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构就的明清史资料性讲义，有着很大的文献意义与学术价值，对于研究新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教育史，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当下如果将此文献出版，上策是能够寻求到当年南开历史系大学生听课笔记，将其内容分章节、事目插入而予以出版。倘笔记资料不能获得，则应当将郑先生家藏的1952年、1954年、1956年等年份明清史教学大纲中讲述的内容补入讲义，虽内容仍不完备，也聊胜于无。因此，郑天挺先生的这份明清史讲义，已经具有出版发行的迫切性。 二、郑天挺与新中国初期的历史学学科建设 新中国建立后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在历史学界大力倡导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而在大学历史学系建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教学体系，更是当务之急。在当时，国家教育部和设立历史学科的大学，都在探索如何制定中国历史教学大纲，郑天挺先生是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建设的主持人和领导者，又是教育部委托编制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的主要负责人。郑先生已经是诚心诚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学者，在学科建设中指导思想明确，但在具体的教学结构和内容上，十分注意保持南开大学的学术特色，这种特色往往正是反映了学术上的优点。南开大学从1954年始，有王玉哲、杨翼骧、杨志玖三位史学名家依次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史，郑先生自任明清史课程主讲，并且负责全盘规划。这一格局，维持至50年代末。查南开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各段讲义，只有郑先生的明清史讲授提纲，内容与郑先生亲自参加编制的教育部1955年《中国上古中古史教学大纲》一致，其他部分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有不同。最明显的是教育部大纲采取的是战国封建说，而南开的历史教学提纲，坚持了王玉哲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说。解析这个现象，需要梳理南开历史学科建设的历程。 抗日战争时期，南开大学经过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随之名声鹊起，实力增强，复校回天津后，历史学科很有发展。截止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有吴廷璆、杨生茂、谢国桢、杨志玖、王玉哲、黎国彬等骨干教师任职，1951年又有世界史教师辜燮高加入南开历史系，阵容可观，且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师资力量并驾齐驱，全面发展。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郑天挺从北京大学奉调到南开大学，按教育部指示立即就任历史系主任，全面负责历史学科建设工作。原系主任吴廷璆改任学校教务长，仍参与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次年，杨翼骧等又调入南开历史系。在中国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形成以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出身”（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工作过）的骨干教师为核心的学术队伍，即郑天挺先生和他的学生杨志玖、王玉哲、杨翼骧等，成为20世纪50 年代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一种扎实认真、勤奋敬业，又敢争学术先锋的治史风格，成为南开历史学科的主导精神。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编订历史学教学提纲，南开人的起步不迟于任何单位。郑天挺、杨翼骧、王玉哲、杨志玖都真心实意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郑先生、杨翼骧特别具有主动积极的态度，而且已然登堂入室，唯物史观原则的坚持和方法的运用，卓有成效。世界史方面，吴廷璆曾经投身于八路军的军事政治工作，杨生茂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方针，黎国彬、辜燮高也都是积极接受唯物史观的学者，因而在新中国的教学改革上基本上没有多少阻力。郑天挺先生1952年就拟定了南开大学中国史隋唐至明清的教学大纲，此文今存，其中显著突出了经济问题的讲述，对农民军的兴起称之为“起义”，表明是遵循了相应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杨翼骧1949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当时就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拟定教学提纲，他说： 1949年1月北平解放，这年暑假后，我在北大史学系教中国史学史课。……近现代分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二章，前者从梁启超开始，后者从李大钊开始，都是讲到临近解放前。 1953年，杨翼骧在与郑天挺先生谋求尽快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通信中说， 毅生我师： 前接手示，敬悉生事已得南开行政领导方面同意……生近日正在编写秦汉—南北朝讲授提纲，曾与余让之先生交换意见，并吸取他的经验，不日可以初步完成。敬请安好 生 杨翼骧 敬上 九月七日晚 这封信件说明杨翼骧在未到南开之前，即已由郑天挺先生预定主讲秦汉至南北朝历史，为此，杨翼骧已经拟订教学提纲，这份历史教学提纲，自然会象之前拟订中国史学史教学提纲一样，是努力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针。1950年代史学上大力推行唯物史观的理念与方法，对于许多矢志于学术的史家而言，实际是开拓了一个思想方法的新境界，既增进学术基础，也打开了十分广阔的探讨空间。至1954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已经率先形成中国古代史各个阶段的讲义大纲，1955年杨志玖、杨翼骧的两部完整的《隋唐五代史纲要》、《秦汉史纲要》，已经同时交付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5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已经按照唯物史观编定了颇为成熟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和讲义之际，教育部委任郑天挺、唐长孺合作制定全国高校历史系的《中国上古中古史教学大纲》。唐长孺先生为武汉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术成果丰富，思想追求进步，积极学习和遵循唯物史观。郑天挺的为人处事十分谦虚、宽厚，不会坚持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完全采用南开教学提纲的框架，而是要尊重唐先生的意见。同样，唐先生也是谦恭君子，又不研习明清史，于是教育部《中国上古中古史教学大纲》的明清部分，完全录用了郑天挺在南开的讲授提纲。不过，郑天挺先生还是将南开教学提纲的另外一些重要优点，纳入了教育部教学大纲之中，例如在汉晋之间，唐长孺先生以“魏”国代表一个时代，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就在1955年出版，此后一贯坚持，相关论文论著，皆以“魏晋”连书。而杨翼骧却将相应时期称之“三国”，秦汉史之后即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在概念的表述上，“三国两晋”比“魏晋”为优，因为取消了旧有的“正统”偏见，更合乎正确的历史观念。在教育部《中国上古中古史教学大纲》中，使用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概念，这应当是经过郑天挺先生坚持意见和对唐长孺先生予以说服的结果。  
自1955年到1959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经锤炼、提高，陆续出版了杨志玖的《隋唐五代史纲要》、杨翼骧《秦汉史纲要》、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作为教材，大受欢迎。须知所有这些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工作与成果，并非各位教师各自独立地进行，而是得自郑天挺先生的规划与部署，而且联系出版社也是郑先生出面接洽，杨翼骧晚年谈到此事说：“1956年出版、1957年再版的《秦汉史纲要》，是当时开课讲授所编写的讲义，是郑先生介绍而出版。”据此，其他两部教材的出版，也是郑天挺先生的统一规划并且亲自出面推荐，因为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的初版，都是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面世时间仅相隔3个月。1957年再版了上述二书、并且1959年出版了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实际是已将新知识出版社合并在内。另有杨翼骧《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讲义，1957年末也已经修订成稿，由郑先生推荐于天津人民出版社，但出现意外事件而拖延乃至于沦失。这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讲义之所以推向天津人民出版社，这是因为同时有王玉哲之作推荐给上海人民出版社，若两书推荐于一处，可能会影响出版时间。可见这一系列的历史教科书写作、出版，乃是郑先生的统筹策划与安排。郑先生忙于提携其他教师及各种行政事务，自己的《明清史讲义》却未及修订成书，成为系列教材出版上的一个缺环，当然是十分遗憾的。然而在当时出版三部教材，已属于成果斐然，这一时期，还没有哪一高校能够如此快速地取得同等的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业绩。 三、余论 20世纪50年代，郑天挺先生主导下，南开大学的中国史学科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而获得成功的主要经验是各位教师将充沛的治史功力，结合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原则与方法，打开了视野，扩展了探索空间，在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中，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体现出诚挚、稳健、实事求是的风格。郑天挺先生于1956年撰写的《关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料处理的初步意见》中，针对史学界研讨中出现的流弊，举出许多史料而分析其复杂性，主张不能将之简单地附会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指出对于“不明晰的史料，不作深入的分析，只依靠主观地引用经典作‘注脚’，而又忽略经典阐述的时代和范畴，是不容易解决问题的”，还特别指出：“一定要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原理出发，否则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历或者没有经历社会发展史上的某一阶段，要在这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实际中寻找答案，而不能按照一般的社会发展史的模子去衡量它、塑造它，以至制造违背历史真实的假说。”这些旗帜鲜明的论断，体现了立足于历史资料，做实事求是研究的学术精神。在杨志玖、杨翼骧、王玉哲等出版的教材著述中，遵循按社会形态划分历史阶段的唯物史观，也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援引数量在当时相对较少，每引用则必是针对具体史事，有的放矢，切中肯綮，决不虚浮和牵强。重点功夫是把唯物史观的原则与方法，落实在篇章结构安排和具体历史事件的评析。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务实思路，值得肯定和发扬。 但郑天挺先生的中国史教学与研究规划并未完全实现，这大半可归因于1958年导致杨翼骧《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纲要》书稿不能出版的意外事件。是年3月10日，某身居高位的理论权威在重要会议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激烈批评思想文化和学术上的“厚古薄今”，倡导“厚今薄古”。随即在全国高校及学术、文化部门掀起一场批判运动。南开大学历史系一些青年教师与学生在风潮中躁动起来，将矛头指向杨翼骧的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课程，不仅大字报贴了满墙，而且有16人署名的1万多字点名批判文章，指责杨翼骧所讲的中国史学史，赞扬了地主资产阶级史学家；所讲中国古代史则多为帝王将相事迹，而且重史料、轻理论，不联系现实问题。该文刊登在天津市南开区主办的《人民南开》报，时间是1958年6月9日。此时，应正值杨翼骧之书稿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待出版，出版社疑惧有加，不敢发排；作者蒙受巨大压力，也不便对出版社追询，拖延日久，遂石沉大海。按《人民南开》报的级别，影响范围恐仅限于天津市内，这部根据讲义修订而成的书稿，偏偏又正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内待刊，在当时的背景下，其遭受沦失，是难以避免了。这个事件并非南开大学各级领导策动，纯属不谙事理青年人的跟风起事，但却无法将其影响排除，受伤者不止杨翼骧一人，而是整个学科建设规划。至1959年9月4日，南开历史系总支书记李云飞还是强调“厚今薄古，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厚古薄今，同学鸣放中所提问题必须突破”。这虽是大气候下的无奈表态，但也不得不施行，而在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如何“厚今薄古”？这个尺度是难以拿捏的，只好暂且休息，观望以待了。这个打击对于南开历史学科建设来说，超过上一年的政治运动，是一个使人心痛的教训。未几，郑先生被教育部借调到北京大学，协助翦伯赞编辑《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使北京大学反超过南开大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科的领先者，这关乎全国性学科建设的官方部署。因此，南开的历史学科已不能按原计划运行，郑先生担负的工作也日渐繁重，自己的明清史讲义因而未能修订完备。 于今，我们回顾1950 年代郑天挺领导下历史学科建设，不能不景仰郑先生在学术事业上忘我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为南开史学的发展呕心沥血，不居功、不炫耀，将提携同仁学者置于个人治学之上，而从不对外张扬，在史学界堪称无私奉献的典范。这一阶段南开历史学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应当予以总结和弘扬，其时代教训应当记取。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怎样在实事求是原则下稳健地发展，仍是一个迫切需要探索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