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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陈漱渝 鲁迅 鲁迅研究 目前新媒体发展迅猛，传播力强，这是好事。但网络上的文章和手机上的信息也良莠不齐，不能轻信。我不会在电脑上网，但在手机上也能看到不少关于鲁迅的流言，涉及到政治、经济、情感生活等诸多方面。比如说鲁迅吹捧袁世凯，不骂蒋介石，与日本特务为友，跟共产文化决裂；又说鲁迅日常生活奢侈豪横，还说什么鲁迅跟东北女作家萧红关系暧昧。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袁世凯是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虽然不能说他一生中一件好事都没干过，但他最终是以卖国贼的身份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又正式出任民国大总统。但干了两年就想复辟封建帝制，把共和国的历史车轮拉向后转，做了83天的“洪宪皇帝”。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5年5月9日跟日本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民四”就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然而网上有人说，鲁迅赞扬袁世凯的教育思想，认为他最尊重人才，最爱护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完全得不到可靠史料的支撑。 大家知道，鲁迅曾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为师。太炎先生就是因为大骂袁世凯攘夺国柄的祸心而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龙泉寺，其女自杀，太炎先生亲手写了“速死”两个大字，想尽快结束生命。在鲁迅眼中，袁世凯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执政时期北京城里充满了“杀，杀，杀”的白色恐怖，只见很多进步青年被秘密逮捕，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老舍的著名话剧《茶馆》也印证了鲁迅的记述，那时的确茶馆里都张贴了“莫谈国事”的告示，因为饭店客栈等公共场所遍布了便衣侦探。至于说鲁迅在卖国的“二十一条”上签字，更是荒唐。鲁迅不是外交官，哪有可能代表政府在对外条约上签字。更何况“二十一条”是日本单方面提出的掠夺中国的条约，最后并没有形成书面的外交文件。 说鲁迅文章中从未骂过蒋介石，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鲁迅是一个战士，但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鲁迅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蒋介石，但一直批判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径，一直批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甚至在《“友邦惊诧”论》一类杂文中拍案而起，痛骂“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试问，当时的作家当中，谁有鲁迅这样的勇气？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执政之后，鲁迅的杂文集和翻译作品，基本上都成了禁书。这难道还不显示出鲁迅的政治立场吗？ 说鲁迅与日本特务为友，指的是上海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内山是一位基督徒，1917年在上海开书店，开始卖《圣经》，后来售社会科学类的书籍，中文版日文版都卖，仅马恩文集就出售了350套。这书店一共经营了三十年，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鲁迅说，卖书当然是要赚钱，但是不卖人血。说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这是八十多年前国民党特务机关造的谣言，鲁迅曾公开予以批驳。内山完造不仅不是日本间谍，而且多次掩护过鲁迅、郭沫若、陶行知等进步人士。1927年蒋介石破坏国共第一次合作，郭沫若就曾在内山书店秘密会见了武汉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上海分部的秘书李民治，随后在李民治家会见了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在九江、安庆等地反共的情况。周恩来立即起草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郭沫若出任起义部队的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内山完造有进步倾向，所以1937年8月曾经被日本警视厅关押，9月又被审讯关押，并没收了随身财物。1950年，内山完造参与发起日中友好协会，1959年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在北京突发脑溢血去世。如今这位日本友人跟他的夫人一起合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现改名为宋庆龄陵园）。鲁迅结交的人当中有没有成为特务间谍的人呢？当然有，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荆有麟。鲁迅支持他办过《民众文艺周刊》。鲁迅去世后，他参加了国民党特务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京被镇压了。人的思想是会有变化的，人群是会有分化的，这并无损于鲁迅的日月之明。 至于说鲁迅晚年跟共产文化决裂，恐怕是当下一些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件事比较复杂，如果有人关心鲁迅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什么态度，对当时的苏联是什么态度，我建议他们还是去看看鲁迅当时白纸黑字写出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收进了《鲁迅全集》，查阅起来一点都不困难。至于如何评价则是另一回事，但历史真相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渲染鲁迅晚年与共产文化决裂的人经常拿出来三个证据： 一，据鲁迅当年培养的文学青年李霁野回忆。1936年4月，李霁野从英国归国，到上海拜访鲁迅，谈话中提到了一位共同的朋友冯雪峰。鲁迅举了一个例子，说明雪峰是一位诚实憨厚的共产党人。1928年文坛发生“革命文学论争”时，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作家曾误认为鲁迅是“时代落伍者”。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很多是年轻而政治上不成熟的共产党员，所以鲁迅问雪峰：“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雪峰连忙摇头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然后彼此一笑。这显然是鲁迅的牢骚话，针对的是一些左倾幼稚病患者。跟鲁迅聊天的冯雪峰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纠正太阳社、创造社错误倾向的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二，在1935年至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当中，鲁迅曾严词批评周扬等人像“奴隶总管”，“以鸣鞭为唯一业绩”，但同时庄严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批评共产党内某些人的不当言行，绝不等于反对共产党整个组织。毛泽东讲得很明白：“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所以绝不能把某个人或某个派别跟整个组织划上等号。 三，有人还说，鲁迅拒绝到苏联访问和疗养，也是他跟共产文化决裂的标志。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鲁迅“拒绝”访问苏联这件事。1932年，苏联作家协会曾通过中国诗人萧三邀请鲁迅去苏联访问，鲁迅欣然同意，并做了一些安排和准备，但由于右脚神经痛，恢复得很慢，未能成行。后来又有多次多渠道邀请，均未能遂愿。原因很多：其一，当年到苏联交通不便，要坐长途火车，路途十分辛苦，非鲁迅身体所能承受。其二，鲁迅1929年老来得子，一家三口远行在语言和生活上有诸多困难。其三，鲁迅认为他的阵地在中国，最初考虑在苏联待一两年的想法不切实际。因为一旦离开中国，鲁迅觉得自己就写不出文章了。其四，敌人已经散布鲁迅被金光灿灿的卢布收买的谣言，鲁迅如去苏联正中他们的下怀。 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鲁迅不去苏联是因为斯大林在搞肃反扩大化。事实上，鲁迅对苏共党内政治斗争的情况并不清楚。苏联的肃反运动开始于1934年，但大规模扩大化是在1937年至1938年，那时鲁迅已经去世。鲁迅作品中对苏联和十月革命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人权的解放，即颠覆了农奴制，民众成为了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二是生产力的解放，即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以上两点，至今也是判断社会制度优劣的准则。 关于鲁迅的日常生活，我曾根据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回忆做过介绍，说鲁迅生活是平民化的。比如喜欢吃农家炒饭，上海的蟹壳黄——这是一种南方烧饼，外焦黄里松脆，状如螃蟹。不爱吃鱼，因为要挑刺，浪费时间。改善生活时喜欢煮点火腿肉。又说他在南京读书时冬天无棉裤，靠吃辣椒取暖，养成了习惯，以致吃伤了胃。这样讲对不对呢？当然对，都有史料依据。但最近在网上盛传一篇文章，作者声称依据一份《鲁迅家用菜谱》，说鲁迅在上海时期，家里索性不开伙，一日三餐都是饭店的“高级外卖定制”，什么粤菜，绍兴菜，上海菜，基本不重复。看到鲁迅“暴饮暴食”，一些年轻作家“简直惊呆了”。还有人说，如果民国时期也排“作家富豪榜”，那鲁迅绝对首席。这种说法不仅是断章取义，而且是无中生有。 首先，这份家用菜谱是许广平1950年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共两本，都无明确的年代。一本是从11月14日至次年4月5日。另一本从4月5日至6月1日。《鲁迅家用菜谱》是整理者添加的名称，把时间确定为1927年11月14日至1928年6月1日也是整理者的推断，其他年份并非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一个人的一生中生活状况是会发生改变的。少年鲁迅因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生活条件自然不会太好，所以到南京读的是免收学杂费的学校。那时南京冬天无暖气，靠吃辣椒取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鲁迅留学日本七年基本上靠官费生活，那时公派留学生的公费不算少，至少衣食无虞，但鲁迅爱买书，甚至到德国去邮购，所以经常入不敷出，说自己“又穷落了”。归国之后正好发生辛亥革命，政局不稳，工作收入也不稳。直到到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之后才有相对固定的月薪，每月有二三百大洋。这月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应属中等。不过北洋政府经常欠薪，所以鲁迅把自己比喻为“精神上的财主，物质上的穷人”。鲁迅在厦门和广州都是匆匆过客，因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办的民办大学，虽然当时经济不景气，但教授的待遇相当高。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既不当公务员，也不当教授，靠稿费和版税为生。多亏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帮助，托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帮忙，给鲁迅一个“特约撰述员”的名义，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这四年当中每月领三百大洋薪水，使鲁迅一家三人得以在上海这座居不易的大城市能够定居下来，踏踏实实写文章。 1932年至1936年10月，鲁迅专靠稿费生活。他在报刊发表文章标准是千字五至十元，这是当时的最高标准，但上海消费高，十元租不到一处小房间。鲁迅的版税“不能云少，但亦仅够开支”（1932年10月2日致李小峰信）。版税主要来自北新书局，从1912年5月至1936年10月的24年中，总收入应多达十二万余元。但北新书局经常拖欠版税，差一点跟鲁迅之间引发了一次诉讼案件。鲁迅的收入除了要养活在上海的一家三口之外，还要赡养远在北平的亲属，并帮助经济困难的三弟以及帮助不少生活窘迫的进步作家，如萧军、萧红、叶紫……所以总体来看，鲁迅虽然并不缺吃少穿，但跟生活“精致”“豪横”之间还是有极大差距。正如鲁迅所说：“倘若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六”》）更何况这两本菜谱上的菜肴究竟是多少人食用也没有定论。如果这份菜谱时间确定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那此时鲁迅刚到上海，是否定居尚未决定，暂住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所以多叫外卖，从不开伙。就餐者除鲁迅夫妇外，还有三弟周建人一家，乃至周建人的同事，多时是四家七口人共餐，所以这笔帐不能都记在鲁迅一人头上。再看菜谱本身，至多也不过是鸡鸭鱼肉，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更谈不上“暴饮暴食”。鲁迅常年有胃病，怎能“暴饮暴食”呢？ 有人还将鲁迅的饮食状况跟他弟弟周作人对比，说周作人晚年吃的是臭豆腐，喝的是玉米糊。这更是一种荒谬的对比，恶意的歪曲。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的身份虽然是文化汉奸，但仍然得到政府照顾，每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他三百元稿费。这三百元当时是高级干部的工薪待遇。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月薪是54元，还要赡养家人。所以周作人属特殊阶层。文革时期周作人被批斗，晚年身体又不好，吃臭豆腐、喝玉米糊是可能的，但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状况。至今我也爱吃臭豆腐、喝玉米粥，并不能以此证明我食不果腹、水深火热。 至于鲁迅与萧红的关系，有些文章和文艺作品也将其暧昧化。事实上，萧红是一位东北流亡作家，1934年开始跟鲁迅通信。鲁迅曾为她的小说《生死场》作序。同年底，萧红跟她的情人萧军从青岛到上海跟鲁迅开始了交往。鲁迅肯定她的创作才华，也欣赏二萧身上的“野性”，即率真质朴。后来，萧红发现萧军有外遇，内心痛苦，常去鲁迅家去倾诉，但鲁迅有病，接待她的多半是鲁迅夫人许广平。鲁迅对萧红的关爱，是导师对青年的关爱，是一种父爱兼母爱，也是对处于困境中的左翼作家的一种情谊。最近传说一家拍卖公司把鲁迅、许广平赠送萧红的一颗红豆拍卖了241500元，我就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如果这是一颗普通红豆，或者是鲁迅、许广平送给萧红的玩物，那无论如何也拍不出这种天价。如果说许广平把鲁迅给她的定情物转送给了萧红，那更是不可思议、有悖常理的事。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写道：“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句话的确道破了有些人的心理。 总之，我认为要了解历史上那个真实存在的鲁迅，应该以他白纸黑字留下的文本为主要依据，不能轻信那些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 （作者为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