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蒙古人刚刚建国时总人口不过是一百万，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征服战争，建立起了一个在地理上横跨欧亚大陆，在政治、经济上统治诸多民族的帝国。与之相伴，他们需要储备具有各种背景和能力的人才资源。只要有助于帝国的统治，就不分种族与宗教，不管肤色如何，均被吸纳为统治的合作者。特别是在统治中国以后，他们起用不同种族的人为其所用，这些人便和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及南宋统治下的中国南方的“南人”相区别，被称作“诸色目人”即“色目人”。
    如果以为在蒙古支配中国时期，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实行了民族等级制，恐怕已经很难为人们所接受了。但是色目人作为蒙古统治者的合作者所起的重要作用，则是不争的事实。学界以往对于多民族、多文化背景的色目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不仅将“西域”色目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还对穆斯林（回族）、畏兀、藏、钦察、康里人等不同的宗教、民族集团分别进行研究，还对属于各个集团的个别人物进行研究，可谓成果丰硕。
    本文所关注的爱薛怯里马赤（Isa Kelemechi），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当时活动着的色目官吏的“典型”代表。他并不属于除了汉人以外占多数的畏兀人、藏人或者钦察人，而是属于叙利亚地方的人。在宗教上也不属于占多数的伊斯兰教徒或者佛教徒，而是属于少数集团的聂斯特里派基督教徒。虽说他不是多数集团的“典型”代表，但是通过考察像爱薛这样的人物如何被吸收进统治核心的过程，可以了解蒙古统治者利用色目人进行统治的有趣的一面。
    有关爱薛怯里马赤的记载，在东西方资料中虽说不算太多，但均有提及。在中方史料中，有《元史》列传，《神道碑》和“制文”等，在伊斯兰史料中有《史集》。学界同仁们已经注意到这些记载，但主要是从活动于元代的基督教徒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不是从蒙古帝国利用色目人进行统治的方面进行研究。笔者尽全力搜集有关爱薛的东西方史料，试图复原其活动，以展现蒙古帝国时期一位色目官吏的活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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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移居东方的背景和经过 
      
    在大元帝国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1313-1320年）即位的皇庆元年（1313年），程钜夫写了介绍爱薛生涯的《拂林忠献王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记载了爱薛移居蒙古的经过，内容如下：
      
    公刚明忠信，能自致身立节，于西域诸国语、星历、医药，无不研习。有列边阿答者，以本俗教法，受知定宗，荐其贤，召侍左右。 
      
    通过上引文我们可以了解到，爱薛最初来到蒙古是受到列边阿答的推荐的，并且侍候贵由可汗（1246-1248年）。那么，文中提到的列边阿答（《四库全书》记为“列边阿达”）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推荐爱薛呢？
    13世纪亚美尼亚的历史学家乞剌可思·刚扎克（1201-1272年）著有《亚美尼亚史》，记载了有关审温·列边阿答的有趣故事。他是一个叙利亚人，当他看到由于蒙古军队的征服战争，使许多基督教徒惨遭杀害时，向大汗请求禁止屠戮，他最终带回了大汗禁止无道杀戮的敕书（a written order）。由于这份敕书，在大不里士和纳黑出汪（Nakhchevan）地方，基督教徒受到了优待，过去连耶稣的名字都不能说出口，现在不但能够建立教会，还挂出了十字架，敲击木板，唱赞颂歌，还给鞑靼人洗礼。商人们只要携带盖有列边阿答的印章（tamgha）的文书，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活动，蒙古将军们也把掠夺物献给他。据乞剌可思记载，这些事情发生在“亚美尼亚历”690年，即公元1241年。1247年曾见过列边阿答的西蒙·圣康丁（Simon of Saint-Quentin）描述他是个“商人”和“高利贷主”，这可能是因为列边阿答既是聂斯托利派的高级司祭，又从事商业活动，从而与同教派的商人们保持密切关系的缘故吧。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汉文资料中所说的列边阿答，就是亚美尼亚记录中的“西蒙·列边阿答”。“Rabban Ata”指的是“像父亲一样的老师”，而“Simeon”是他的真实名字。
    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亚美尼亚记录的真实性，那么列边阿答最迟在1241年以前到达蒙古，和他见过面并且给他敕书的人应该是直到1241年末还在位的窝阔台。伯希和也认为列边阿答到达蒙古的时间是在1235-1240年，这是可以接受的观点。实际上，由于贵由远征钦察、俄罗斯，在1235-1242年间不在蒙古，所以在1241年以前列边阿答见到贵由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而《神道碑》没有记载窝阔台，这可能是漏记了。如果单从列边阿答“以本俗教法，受知定宗”这一条来说明他见到了即位后的贵由，并且两人从此相识，这个结论还不好下。当然不能排除列边阿答在贵由即位以后再次来到蒙古，但是即便他没有来到，贵由也可能听说了以“本俗教法”即聂斯托利教团的教法而被蒙古朝廷所熟知的列边阿答的故事。
    有关列边阿答是否访问蒙古，可以通过现存于教皇厅的列边阿答致教皇的书信得到确认。1245年6月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召开大公会议，决定派遣三个使节团前往东方，以便了解正在对西欧的基督教权构成威胁的蒙古帝国的情况。这三个使节团中的一个以方济各派教士约翰·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为代表，被派往帝国的首都哈剌和林；另一个以多米尼克派教士阿塞林为代表，于1245年5-7月前往会见驻扎于亚美尼亚的蒙古军司令拜住（Baiju）；最后一个以多米尼克教士安德鲁·隆瑞莫（Andrew of Longjumeau）为代表。这最后一个使节团中的安德鲁教士，与前述西蒙·圣康丁一起，于1245-1246年间，见到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君主，以及驻扎在摩苏尔附近的蒙古军，还有雅各比（Jacobite）派高级司祭等，他们还顺路访问了大不里士，与列边阿答相处了约二十天。就在此时，列边阿答让回国的安德鲁·隆瑞莫捎去写给教皇的一封信，这就是现存教皇厅的那封信。他在信中说，由于教皇对拜占廷皇帝腓特烈二世下达了破门令，所以在帝国领域内有可能加重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为了保障信徒们的安全请求教皇撤回破门令，并转达这封由教团的大主教、主教联名写的信。有趣的是，列边阿答称自己为“东方副司教（Vicarius Orientis）”，还说把自己在“Sin地”带来的小册子送给教皇。众所周知，“Sin”指“秦”，一般用来指中国，但是在1230年代后期，他访问中国的可能性不大，这里可能指去了蒙古即“东方”。
    综合以上有关西蒙·列边阿答的中国、西欧及亚美尼亚的资料，可以做以下归纳，即1229年继成吉思汗成为大汗的窝阔台，在率军亲征金国的同时，为了安定由花剌子模国王的儿子扎兰丁再起而引发的西亚地区的混乱局面，派遣绰儿马浑那颜率领三万军队前往镇抚。绰儿马浑渡过阿姆河，于1230-1231年冬天经过木罕（Mughan）平原，到达阿塞拜疆，而与他对抗的扎兰丁则于1231年8月在逃走途中被杀。于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花剌子模势力崩溃，在宗教上更加开放的蒙古开始统治西亚。由于司令官绰儿马浑的妻子艾儿提纳哈敦（Eltina Khatun）和她的两个弟弟都是基督教徒，这就为散处于西亚各地的基督教徒带来了信教和传教的有利环境。而作为聂斯托利教团领袖的列边阿答，正是利用伊斯兰教势力崩溃和亲基督教的蒙古统治者上台的机会访问了蒙古，并会见了窝阔台和受“敕书”而来。继窝阔台继位的贵由，比起他的父亲对基督教徒更加友好。他的师傅（atabeg）合答黑（Qadaq），以及被嘉宾称为“首席书记官（protonotary）”而实与宰相无异的镇海（Chinqai）等，都是基督教徒。甚至亚美尼亚的历史学家波拉尤斯（Bar Hebraeus）认为贵由大汗本人也是基督教徒。在这种背景之下，已经与蒙古朝廷建立紧密关系的列边阿答，推荐爱薛从西亚前往蒙古。
    有关爱薛移居东方，在《神道碑》里没有记载，详见于姚燧《牧菴集》为爱薛一家写的四篇“制文”里，即（A）“蒙克特穆尔祖考伊苏追封秦国康惠公制”，（B）“祖妣克哷氏呼实尼沙赠秦国夫人制”，（C）“考崇福使阿实克岱追封秦国忠翊公制”，（D）“秦国忠翊之弟巴克实巴追封古哩郡恭懿公制”等。最初关注这些资料的是陈垣，而通过详细的研究发现问题的是韩儒林。后者通过考察乾隆年间外来名词的汉字标记法的变化，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A的伊苏是爱薛，他的孙子蒙克特穆尔是武宗年间历任尚书省左丞的忙哥帖木儿（Möngke Temür）。第二，B的克哷氏是《元史》的标记法，指克烈氏即“Kereit”部族。呼实尼沙是爱薛夫人的本名，程钜夫《神道碑》里的撒剌（Sarah）则是她的洗礼名——圣经中先知者亚伯拉罕的妻子叫撒剌。第三，C和D中的阿实克岱（Asightai）是爱薛的儿子即忙哥帖木儿的父亲，巴克实巴是阿实克岱的弟弟。
    在A里可以发现《神道碑》里没有的有趣事实，即拖雷的夫人梭鲁合帖尼必吉（Sorqaqtani Beki）——制文中的“高后”，通过列边阿答听到了爱薛父亲的名声，因而派使臣想把他父亲招进宫来，但是由于他父亲年龄太大，于是派儿子出来，这就是爱薛。有关爱薛的父亲我们所知甚少，《神道碑》里记载爱薛的祖父是不阿里，父亲是不鲁麻失。在这里，我们搞不清楚不阿里、不鲁麻失是什么意思，《四库全书》本记作“巴阿喇”、“博啰穆苏”，这更加不可信。据推测，这两个人名字前面的“不”（《四库全书》本里标作“巴”和“博”）字，可能是从叙利亚语中表示儿子的“Bar”来的。当时叙利亚人的名字前面都加“Bar”，就如同阿拉伯人加“Ibn”，尤太人加“ Ben”一样，是很常见的。
    有关爱薛父子的故乡也是不确定的。《神道碑》里记载“公为西域拂林人”，《元史》“爱薛传”记载“西域拂林人”，又有“拂林忠献王”的称号。而“制文”里称爱薛一家为“秦国”某某公。有关“拂林（Fulin）的语源众说纷纭，现在倾向于在“Rūm”的前面加“h”或者“f”，变成“Hrūm”或者“Frūm”。夏德（F.Hirth）在分析了汉文资料的用例以后认为指叙利亚地方。“秦国”一般认为指罗马帝国，但是“秦国”与“拂林”、“西域”一样，都是地理范围相对模糊的概念。如果考虑到列边阿达的故乡是大不里士，安德鲁·隆瑞莫和列边阿答相处二十天的地方也是大不里士，那么受其推荐的爱薛父子的故乡也可能是当时基督教徒相对集中的高加索山脉南边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地区。如果说“拂林”、“秦国”都是广义的概念，那么也可能包括这些地区。
    《神道碑》记载爱薛死于至大元年（1308年）六月癸卯日，享年八十二岁，可见他生于1227年。他到东方的时间是贵由统治时期（1246-1248年），这时他的年龄约二十岁。《神道碑》里记载他来到蒙古朝廷时侍候贵由左右，只是没说清楚他到底干什么。参考《牧菴集》就可以发现，他侍候的对象可能是和贵由关系紧张的梭鲁合帖尼必吉（Sorqaqtani Beki）。另外，制文A记载招来爱薛的人是“高后”即拖雷的夫人梭鲁合帖尼，他来到朝廷以后“初供奉于东朝”，这个东朝指梭鲁合帖尼的居处。另外制文B记载，克烈部出身的爱薛的妻子撒剌是个基督教徒，她是梭鲁合帖尼的侍从。而爱薛夫妇以傅父、傅母的资格侍奉的“帝姬”可能是蒙哥可汗的女儿，这些都说明爱薛和拖雷一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贵由去世以后蒙哥即位，帝国的大权开始转向拖雷家族。爱薛的才能也逐渐得到认可，开始步入仕途，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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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半期（1260-1282年） 
      
    1、 爱薛“怯里马赤” 
    从现存资料无法了解爱薛在蒙哥时代的活动情况。他来到蒙古以后，首先要学习蒙古语，否则他不可能承担任何公职。据《元史》“爱薛传”记载，爱薛到达蒙古朝廷以后，“直言敢谏，时世祖在藩邸，器之。”这说明住在梭鲁合帖尼居处的爱薛最终熟习了蒙古语，并且能用蒙古语表达意思，通过上谏和即位以前的忽必烈相识。1260年忽必烈即位以后，也就是爱薛来到东方十多年以后，当他能够熟练地使用蒙古语时，他的活动开始见诸史料。
    在汉文资料中可以见到忽必烈即位以后，爱薛“直言敢谏”的几个事例。一次是在中统三年（壬戍，1262年）二月八日佛诞日，忽必烈下达在都城大行法事，在道路边的建筑物上张灯结彩，集教坊百伎，以迎法驾的诏敕。对此，爱薛谏言道：“高丽新附，山东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无益之费，甚无谓也。”还有一次是在同月十五日，忽必烈准备在北京郊外的长春宫道观留宿，爱薛上言道：“国家调度方急，兵困民疲，陛下能安此乎？”正在进食的忽必烈听了这话十分惊愕，将食物全部赐给爱薛，抚其背言道：“非卿不闻斯言”，于是，促还都城。
    作为基督徒的爱薛进言反对浩繁的佛诞日活动及皇帝留宿道观，因而也许有人会说这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但是考虑到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较开放和宽容，所以这种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相比较而言，当时的政治形势促使爱薛直言敢谏。据记载，在佛诞日活动的五天前即二月己丑日，“李璮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尽杀蒙古戍军，引麾下趋益都。”第二天，又发生南宋进攻新蔡之事。1261年在内蒙古的昔木土脑儿，与阿里不哥的军队发生战斗，但未决胜负，北边的形势仍十分紧张。另外，在南边与南宋军队保持对峙状态，山东的代表性汉人世侯李璮在中国北部中心地带发动叛乱。总之，针对当时紧迫的形势，为了唤起皇帝的注意，才决定直言上谏。
    那么，爱薛是以什么身份上谏的呢？如前述，爱薛虽和拖雷家族有特殊的关系，但是如果他不是皇帝的扈从，这是不可能的。从现存资料看，爱薛最初担任官职是在中统四年（1263年），被任命为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那么在1262年二月，他可能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如果是这样，无官职者怎么能向皇帝上谏呢？在普通的中国王朝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实行怯薛制度的大元帝国是可能的。这种制度最初是在成吉思汗时期为了护卫君主而设的，由一万名宿卫、侍卫军团组成，到了忽必烈时期，分掌服御、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庐帐、医药、卜祝等事务。他们不管是入官还是退官，即不管有无官职，作为怯薛与君主保持私人关系，即便没有官职也能够“根据才能任使”。爱薛作为无官职者扈从皇帝并上谏言，说明他可能就是“怯薛”的成员。
    如果他是怯薛，那么他职掌什么呢？参考《元史》“兵志”可以了解到，在各种职掌的怯薛人员（怯薛歹，keshitai）的职衔后面都有“赤”字,在蒙古语中这表示行为者的接尾词（nomen actoris）“-chi”。如果爱薛属于怯薛，理应带有“chi”的职衔。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拉施特的《史集》称爱薛为“怯里马赤”（Kelemechi）。这个单词是在蒙古语中表示“说话”的动词“kele-”的后面加上接尾词“-me/ma”和“-chi”构成的，指“译者”，当时的汉文资料写做“怯里马赤”、“怯怜马赤”、“乞里觅赤”等，意思是“通事”或者“译史”。另据《秘书监志》记载，至元十年（1273年）和十二年（1275年）,“爱薛”或者“也薛”，“做怯里马赤”,至元二十三年条两次出现“怯怜马赤爱薛”。
    从前述“兵志”有关怯薛的职掌来看，与怯里马赤相似的职掌有书写圣旨的“扎里赤”（jarligchi），以及“为天子主管文史”的“必阇赤”（bichechi），但是却没有怯里马赤，所以怯里马赤是否属于怯薛是个疑问。据记载，河西人（西藏）星吉的“曾祖朵吉，祖搠思吉朵而只，父搠思吉，世事太祖、宪宗、世祖为怯里马赤”。另据记载，成吉思汗任命唐兀人暗伯的祖父僧吉陀为“秃鲁哈（turqaq），必阇赤（bichechi），兼怯里马赤（kelemechi）”，这说明怯里马赤属于怯薛。如果说，必阇赤和扎里赤是翻译皇帝命令的“笔译人员”，那么怯里马赤则是“口译人员”。只是由于“兵志”编纂者疏忽而漏掉了怯里马赤。在元代具有怯里马赤职掌的人，在中央和地方广泛分布，单从“百官志”涉及的人员来看，约有350人。不过，需要区分作为下级吏员的怯里马赤和属于怯薛的怯里马赤。
    在《秘书监志》里可以看到爱薛以怯薛的身份“当职”的事例。如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二日”条记载：“月赤徹儿、秃秃哈、速古儿赤白颜、怯怜马赤爱薛等，在得仁府斡耳朵当职时”。这里的“也可怯薛”可以写作“Yeke keshig”，指四怯薛当中的第一怯薛。“月赤徹儿”（Yöchichar）指成吉思汗时期指挥第一怯薛的博尔忽（Boroghul）的后代。“当职”被称作“番直”或者“当直”，指四怯薛各以四天轮班侍候和宿卫皇帝。据《元史》“兵志”记载，第一怯薛分别在申、酉、戍日当直。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了解爱薛之所以以“怯里马赤”的别名广为人知，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西亚人，从事母语和蒙古语的翻译。在1262年他虽然无官职却扈从忽必烈和敢于“直谏”，是因为他属于怯薛的怯里马赤。作为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他肯定熟知叙利亚语，与此同时，他和其他西亚出身的人一样，可能熟练地掌握了元代在中国广泛使用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就如同母语一样。之所以称他为“回回爱薛”，不是因为他是穆斯林，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西亚出身的人，和其他多数人一样，能操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元代所谓“回回”首先指称穆斯林，但是“回回”的范围是相当广的，阿速（As）人被称作“绿晴回回”，吉普赛人被称作“罗里回回”，尤太人被称作“术忽回回”等。可见“回回”不仅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而是泛指整个西亚地区的人们。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爱薛的早期经历。作为第一怯薛的“怯里马赤”，他获得品官职位是在中统四年（1263年）。据《元史》“爱薛传”记载，这一年令他“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这是因为他“工星历、医药”，即对西亚的医学和天文学的造诣颇深。其后，到了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名广惠司”，这表明“爱薛传”里所说的“星历、医药二司”中的医药司，其正式名称为“京师医药院”。也就是说，这个部门于1263年由爱薛提议建立，十年后改为“广惠司”，爱薛仍是负责人。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广惠司“掌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其长官提学的品秩，“延祐六年升正三品，七年仍正五品，至治二年复为正三品”，表明最初设立时的品秩是正五品。
    那么“爱薛传”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中，处理星历的衙门是什么呢？据《元史》“百官志·回回司天台”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至元八年，始置司天台，秩从五品。”即忽必烈曾要求推荐懂得“星学”的穆斯林（回回），札马剌丁等以其技艺入朝，但是最初没有设官署，到了至元八年（1271年）秋七月设置了掌管“观象衍历”的“（回回）司天台”。在这里，我们不能只看到1271年以前“未有官署”的记录，而忽视1263年设置掌管西域星历官衙的“爱薛传”的记录。正如京师医药院改名为广惠司一样，回回司天台在改名之前也应该有相应的衙门。据记载，“国初西域人能历象，故设司天监”，这条记录说明有这种可能性。
    札马剌丁（Jamal ad-Din）在忽必烈潜邸时，即在蒙哥时期或者更早的贵由时期来到了蒙古朝廷。至元四年（1267年），他制作的“万年历”由忽必烈颁行。万年历是根据通用于伊斯兰的太阴历制作的，至元十七年（1280年）由于郭守敬的“授时历”得到颁行，所以万年历的重要性大大减弱，但是上面所标记的伊斯兰主要节期，对于居住在各地的穆斯林来说仍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札马剌丁在制作万年历的同一年，还制作了“西域仪象”七件。单就星历而言，札马剌丁的专门知识肯定胜过爱薛，所以一直由爱薛掌管的“西域星历司”被废止，至元八年成立了“回回司天台”，首任提点正是札马剌丁。札马剌丁在担任司天台提点的同时，在至元十年闰六月还担任秘书监。几乎在同一时期（至元十年闰六月十八日），皇帝下达了“回回、汉儿两个司天台，都交秘书监管者”的圣旨。秘书监成立于至元九年十一月，它是“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的衙门。
    那么，从前管理“西域星历”的爱薛，不再从事这个业务了吗？下面一段史料说明并非如此，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蒙古奏事”记载如下：
      
    秘书监、司天台里有的观星象的每根底，在先扎马（剌）丁、爱薛他每相管着来。前者“扎马剌丁、爱薛两个根底，秘书监汉儿观星象的每根底，休教管者！”么道，圣旨有来。“如今将秘书监、司天台，集贤院里撒里蛮、阿鲁浑撒里那的每根底，收管呵，怎生？”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为了了解上面的奏文和圣旨出现的背景，有必要搞清楚以下事实。1273年闰六月由秘书监监督的汉儿、回回两个司天台，在第二年十月合并为一个部门，但是仍有“回回、汉儿阴阳公事，各令闻奏”的圣旨。尽管如此，如上引文，这道圣旨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札马剌丁和爱薛仍然长期管理司天台的汉人业务。这里所谓“在先”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考虑到爱薛在至元二十年（1283年）春出使伊朗，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初回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六月十四日出任秘书监的长官，那么所谓“在先”，不可能指他担任秘书监负责人的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到上引奏文出现的十一月初这么短的时间，可能指从回回、汉儿两个司天台合并为一个台并归属秘书监的1273年，到他出使伊朗的1283年之间。
    如上，爱薛在广惠司和秘书监任职，发挥他在医药和星历方面的专长，除此以外，他还作为怯薛的成员“轮班入直”，担当“怯里马赤”的职责。在御前，他不仅担当“属于怯薛的怯里马赤”的通译，还担当“传旨”即向有关部门“传奉圣旨”的任务。《元典章》里有这方面的例子，记载如下：
      
    【行运斡脱钱事】至元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呈：中书省咨：撒里蛮、爱薛两个，省里传奉圣旨：“斡脱每底勾当，为您的言语是上，么道，交罢了行来。如今，寻思呵，这斡脱每的言语，似是的一般有。在先，成吉思皇帝时分至今行有来，如今，若他每底圣旨拘收了呵，却与着，未曾拘收底，休要者，若有防送，交百姓生受行底，明白说者。”钦此。 
      
    上引文和《元典章》里的其他记录一样属于蒙文直译体，文体显得粗糙和不够流畅。意思是说，过去曾下达给斡脱商人特权的圣旨，由于忽必烈采纳中书省的建议而被废止了，但是考虑到斡脱商人们的请愿，所以重新恢复这道圣旨的效力。作为皇帝推翻自己先前的决定，这似乎并不多见，但是之所以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在这道圣旨下达的一年前，即至元十九年三月，发生了掌管帝国财务和政务而拥权自重的阿合马被杀的事件。众所周知，为了解决与南宋作战时增加的财政需求，阿合马采取了滥发交钞、加强会计监查及增税等办法，从而引起普通百姓甚至汉人、蒙古统治阶层的不满。当时斡脱商人们利用与统治阶层的合作关系，在运营资本时享受免除商税的特权，然而阿合马掌握中书省（后来合并到尚书省）大权以后废止了这项特权。如上引文，在阿合马被杀及他的擅断遭到猛烈批判的至元二十年初，斡脱商人们请求恢复被废止的特权，于是得到了忽必烈的许可。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写有忽必烈如上决定的圣旨，要由撒里蛮（Sarman）和爱薛“传奉”到中书省呢？其理由，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元代特有的“御前奏闻制度”，对此李治安已做了详细的研究，即蒙古的皇帝们保持着移动式的游牧生活习俗，他们大多随季节在大都和上都之间来回移动，所以不可能举行在固定的场所和固定的时间由皇帝和臣下共商国策的中国式的“常朝”，于是产生了不论皇帝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时间，都可以上奏的御前奏闻制度。在这种场合，既有上奏大臣，也有负责近侍的怯薛人员，负责记录的给事中，以及纠察仪礼的殿中侍御史等陪奏人员。讨论的结果，既有汉人官吏制作的“制诰诏敕”，也有将皇帝的命令以口头或者文书形式传达给有关衙署的“圣旨”。而传达圣旨的任务是由怯薛的官员担当的。
    第二是语言疏通的问题。当时“色目人”中的多数人不懂得汉语，比如秘书监的札马剌丁“为西域人，尚不通华言，再置通事一人为可”。另外，斡脱商人中的大部分人是西亚或者中亚的穆斯林，他们的请愿书有可能是用波斯语、阿拉伯语或者畏兀语写的，能够读懂这些文字并且准确转达意思的，不是汉人也不是蒙古人，而是懂得这些语言的撒里蛮和爱薛等人。撒里蛮是畏兀人，他除了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以外，还兼任“领会同馆、集贤院事”，他还向忽必烈进献用畏兀文编纂的《祖宗实录》。忽必烈正是在听到他们的报告以后，才下达了推翻自己从前决定的圣旨，而撒里蛮和爱薛负责将这道圣旨“传奉”给中书省。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了解到，在多民族体制下的蒙古帝国，熟练掌握多国语言的人们，在辅佐皇帝的同时，独占在特定领域传达报告和命令的途径，从而强化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1276年南宋灭亡以后发生的“伯颜谗诉事件”，间接地反映出爱薛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加强。据“爱薛传”记载，“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平江南还。奸臣以飞言谗之，爱薛叩头谏，得解”。更详细的内容载在“伯颜传”里，即伯颜平南宋归来，皇帝命百官到郊外迎接，阿合马先于百官迎于半道，伯颜将自己带着的玉钩条解给他，并且说：“宋宝玉固多，吾实无所取，勿以此为薄也。”阿合马认为这是在轻视自己，所以十分愤慨，他向皇帝诬陷说，伯颜在平定南宋时取走了玉桃盏。忽必烈下令调查此事，后来因没有嫌疑而被释放，还官复原职。阿合马还说，伯颜杀了丁家洲的降卒。
    阿合马的诬告可能出于对征战南宋时立下战功而受到皇帝宠信的伯颜的警戒和嫉妒，我们不清楚爱薛和伯颜是什么关系，爱薛为何替伯颜辩护。考虑到阿合马的专横与权势，爱薛的行动肯定是冒风险的。对此，屠寄指出，至元十二年五月受皇帝之命到前线给伯颜传达圣旨的“爱先”就是爱薛。如果是这样，那说明二人在诬告事件之前就已经相识。伯颜曾跟随旭烈兀西征，在西亚活动了约十年，1265年回来后成为忽必烈的重臣，这说明他和爱薛都具有在西亚活动的经历。不管二人是否具有亲密的关系，作为御前会议的陪奏人员，参与到决定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事项的上奏、拟议、决策的过程中，如果不是以怯薛的特殊身份，对于身处权力顶峰的阿合马发出超越“怯里马赤”本职的谏言是不可能的。
      
    2、“屠杀羊”禁令的始末 
      
    1280年初发生了爱薛被牵连进去的一起事件，就是颁布有关禁止帝国的穆斯林根据伊斯兰律法用断喉法来屠杀羊，以及禁止速纳即割礼的敕令。这是从根本上否定穆斯林正统的措施，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丑闻。有关这一禁令在《元史》里简单提及，而在《元典章》和《史集》里有详细的记载。拉契内夫斯基和陈得芝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通过这一事件可以了解到在忽必烈统治下活动的西亚出身的穆斯林心中，爱薛是怎样的形象。首先看一下两份史料中所记载的内容。
      
    A．《史集》：
    在桑哥做宰相的时候，有一群穆斯林商人，从豁里（Qôrî）、巴儿忽（Barqû）和吉尔吉斯来到御前，贡献白足红嘴的鹰隼和白色的鹫。可汗对他们实施恩赐，并且从自己的饭桌上给他们食物吃，但是他们没有接受。他问：“为什么不吃？”，回答道：“这些食物对我们来说是被污染（murdâr）的。”可汗十分生气，下令道：“木速蛮和尊奉圣经的人，今后不得（以断喉法）宰羊，而要按蒙古人的习俗，剖开（动物的）胸膛，凡是（以断喉法）宰羊者，就以同样方式把他杀死，并将其妻子、儿子、房屋和财产给与告密者。”爱薛·迭屑·怯里马赤（ÎsaTarsâKelemechî）、伊宾·马阿里（Ibn Ma̔âlî）、拜答黑（Baydâq）——当代的恶党、流寇和败类们，根据这一命令使（可汗）下达“凡在家里宰羊者，都要被处以野死”的敕令。他们以此为借口，迫使人们交出很多财产，同时教唆穆斯林奴婢“只要告发主人（khwâja）都能获得自由。”他们为了获得自由，诽谤主人和陷害主人。由于爱薛怯里马赤和该受诅咒的其部下，穆斯林们在四年里不能为他们的孩子行割礼。毛拉不花剌人不儿罕丁（Maulânâ Burhân ad-Dîn Bukhârî）是神圣的“伊斯兰的长老”（Shaykh al-Islâm）洒黑赛甫丁·巴哈尔即——愿安拉的慈悲在他那里！——的弟子，他在汗八里传教，也被告发而被流放到蛮地，在那里死去。几乎大部分穆斯林都离开了汉地（Khitây）。其后那里的大部分穆斯林大人们，包括别哈丁·浑都即（Bahâ ad-Dîn Qunduzî）、沙迪左丞（Shâdî Zôchâng）、乞儿吉思人乌马儿（Ûmar Qîrqîzî）、可失合儿篾力纳昔剌丁（Nâṣir ad-Dîn Malik Kâshğarî）、忻都左丞（Hindû Zôchâng）及其他重要人士，向宰相双哥送礼物并向（可汗）上奏道：“所有的穆斯林商人们都离开了这里，在穆斯林地方没有商人过来，商税(tamğâ)减少而珍品（tansûq）进不来。这是因为七年间不许宰羊。（从此以后）如果允许宰羊，那么商人们就会来（经商），商税也能收上来。”（于是）下达了许可的敕令。 
    B．《元典章》：
    【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280年1月27日）（下达的敕令）：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諸国，各依风俗。这许多诸色民内，唯有回回每，为言“俺不吃蒙古之食”上，“为天护助，俺收抚了您也，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底茶饭，怎生中？”么道，便教吃。“若抹杀羊呵，有罪过者！”么道，行条理来，这圣旨行至哈罕皇帝时节。自后从贵由皇帝以来，为俺生的不及祖宗，缓慢了上，不花剌地面里，荅剌必八八剌达鲁（Tãrãbī Parīdãrī）、沙一呵的（Shaykh Qãdī），这的每起歹心上，自被诛戮，更多累害了人来。自后，必阇赤赛甫丁（Bichēchi Sayf ad-Dīn）、阴阳人忽撒木丁（Husam ad-Dīn）、麦木丁（Majd ad-Dīn）也起歹心上，被旭烈大王杀了，交众回回每吃本朝之食，更译出木速合文字与将来。去那时节合省呵，是来。为不曾省上，有八儿瓦纳（Parvãna），又歹寻思来，被阿不合（Abaqa）大王诛了。那时节也不省得，如今直北从八里灰（Barghu）田地里，将海青来底回回每，“别人宰杀来的，俺不吃。”么道，搔扰贫穷百姓每来底上头。从今以后，木速鲁蛮回回每、朮忽回回每，不拣是何人杀来的肉，交吃者！休抹杀羊者！休做速纳者！若一日合礼拜五遍的纳麻思上头，若待加倍礼拜，五拜做纳思麻思呵，他每识者，别了这圣旨，若抹羊胡速急呵，或将见属及强将奴仆每却做速纳呵，若奴仆首告呵，从本使处取出为良，家缘财物，不拣有的甚么，都与那人。若有他人首告呵，依这体例断与。钦此。 
      
    首先可以确认这两份史料在很多内容上是一致的。比如忽必烈看到穆斯林不吃没有按照伊斯兰惯例屠杀的羊而愤怒，于是敕令禁止穆斯林和犹太人屠杀羊；如果发生了犯法的行为，奴婢告发了主人，那么就可以取得良人的地位，还把没收的财产转赠给奴婢；以及禁止割礼等。当然也有差别，比如B里没有提到爱薛怯里马赤等基督教徒。对此，拉施特指出，如果他们的作用只是限于获取禁令，那么他们的名字不一定出现在禁令中。拉施特认为这个事件发生在双哥执政时期，则是明显的错误。双哥在1284年被任命为宣政院使，他掌握中书省是在1287年，而这个事件发生在双哥执政以前的阿合马时期。如拉契内夫斯基所说，拉施特有关这一事件的记录，可能是根据滞留在中国的穆斯林商人的传闻而记的。
    值得关注的是A和B看待这一事件的角度不同。A是从宗教的角度，B是从国家权力的角度。A认为这一事件是由于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对立，或者说由于基督教徒的阴谋而使事件放大并实行了禁令。如拉施特在记述这一事件后指出，基督教徒们歪曲古兰经中的“多神教徒（mushrîk）全部杀死！”的语句，将此状告忽必烈，从而使得穆斯林领袖被处刑，其他许多人陷入危险的境地。B则认为，有关禁止屠杀羊的惯行的敕令在成吉思汗时期已经颁布，在窝阔台时期继续执行，虽然在贵由时期有所懈怠，但是到了忽必烈时期重新颁布敕令，这不过是遵行前代的方针而已。
    问题在于这个敕令颁布之前爱薛等基督教徒的官吏们做了什么。与爱薛一起被提及的还有伊宾·马阿里（Ibn Ma̔âlî）、拜答黑（Baydâq）等，在其他史料中找不到线索，所以搞不清楚他们是处于怎样地位的人。爱薛则作为怯薛的成员，在皇帝驻扎的御前会议上奏请或者承奉圣旨，还在广惠司和秘书监掌管医药和星历等事务。在从事这些职务时，他是否带有宗教偏见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至元二十年他曾经要求恢复斡脱商人的特权——如果拉施特的记载可信的话，而这个上奏是在连续七年实行屠杀羊的禁令之时。另外，在这一事件发生时，爱薛的直属上司是穆斯林的札马剌丁，还有受到忽必烈绝对信任具有超强权力的阿合马，也是出身中亚法那卡地区的穆斯林。因此说爱薛出于宗教的偏见，故意向皇帝歪曲了伊斯兰教，从而使皇帝发出禁令，这似乎是难以成立的。
    尽管如此，不难看出拉施特的记录对爱薛及基督教徒带有反感，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将这一事件的经过讲给他的穆斯林商人们，即在东亚地区经商的穆斯林们对爱薛怀有坏印象，这些毫无保留地出现在了他的记录中。但是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当时的忽必烈重用帝师八思巴等，虽然倾向于藏传佛教，但是并没有采取庇护特定宗教，以及禁止或者抑制其他宗教的政策。与此同时，也没有出现具有不同宗教背景的高级官员们，由于宗教的差异产生矛盾，甚至发生不同宗教集团之间械斗的事件。
    笔者认为《史集》里出现的对基督教徒恶意的描写，并不是反映元代中国的状况，而是反映他生活的时代西亚地区反基督教情绪高昂的一面。1295年合赞汗即位以后对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加重迫害。在巴格达和大不里士等地方居住的聂士托利派基督教徒，成为被污辱和嘲弄的对象，教会成为被破坏的对象。其后到了完者都汗（1304-1316年）时期情况更加糟糕。这一时期对基督教徒的迫害，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在此无须赘言。在这两位汗统治时期担任宰相的拉施特，在其记录中所表现的很强的反基督教情绪，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使然。
      
    

    3 
    

    

      
    三、后半期（1283-1308年） 
      
    1、出使西方 
    爱薛在广惠司和秘书监担任职务十年以后，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夏四月，作为使行团的一员被派往旭烈兀的封地伊利汗国。他成功地完成了使行任务，回来后深得忽必烈的信任，成为秘书监和崇福司的长官。从这个意义上说，出使西方是爱薛个人经历中的重要转折点。另外，在滞留伊朗期间，他还作为使臣被派往罗马教皇厅，所以他的出使又是蒙古帝国时期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事件。首先看一下“神道碑”中有关爱薛此行的记载内容。
      
    癸未夏四月，择可使西北诸王所者，以公尝数使绝域，介丞相博啰以行。还遇乱，使介相失。公冒矢石出死地，两岁始达京师。以阿鲁浑王所赠宝装、束带进见，令陈往复状。上大悦，顾廷臣叹曰：“博啰生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爱薛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远耶？” 
      
    在这里，博啰指“Bolod”或者“Bolad”，还以“博鲁赤”（ba'urchi，厨师）的别称为人所知。1271年他掌管司农司，1273年主导设置秘书监，1277年离开司农司成为掌管帝国军务的枢密院副使。在伊斯兰史料中则被称作“孛罗阿哈”（Bolad Aqa）或者“孛罗丞相”(Bolad Chingsang)。
    有趣的是，在这个使行团中有爱薛的儿子阿实克岱。韩儒林在分析姚燧写的制文C以后指出，阿实克岱实际上指阿速歹（Asutai），这像是在宪宗蒙哥攻打阿兰（Alan）或者阿速（As）族的根据地蔑怯思（Meges）城时起的名字，估计是因为爱薛的儿子出生在阿速族迁往东方以后居住的太和岭以北的缘故。
    据《元史》记载，这个使行团里还有一个人是阿速族阿儿思兰（Arslan）的儿子忽儿都答。他被任命为管军百户，忽必烈命令他跟随孛罗那颜（Bolad Noyan）前往哈儿马某地方，后来因病死在那里。伯希和没有明确指出哈儿马某到底指哪里，不过他认为忽儿都答应读作“Hurtuqa”，并指出这是比孛罗一行晚一年到达的另一位使臣乌尔都奇亚（Ordu Qiya）。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为什么比使行团晚一年到达呢？作为一个小小的管军百户，难道能够携带和传达承认汗位继承权的大汗的敕书吗？笔者认为忽儿都答不是乌尔都奇亚（Ordu Qiya），而是作为孛罗和爱薛的护卫人员同行的另外一个人。
    1283年夏四月孛罗、爱薛一行出发了，他们经过一年半，于1284-1285年冬天到达阿鲁浑（Arghun Khan，1284-1291年）的冬营地——阿儿兰（Arran）平原的撒莱·满速里牙（Saray Mansuriyya）。在阿鲁浑的父亲阿八哈（Abaqa，1265-1282年）去世以后，阿八哈的弟弟贴古迭儿（Tegüder，1282-1284年，又称阿赫默德）继位，但是不久他被侄子阿鲁浑推翻，于1284年8月10日被处死，阿鲁浑在第二天便举行了即位仪式。孛罗一行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不到半年就到达了。从这时起又过了一年，即1286年2月23日，忽必烈派遣的另一位使臣乌尔都奇亚到达，并传达了任命阿鲁浑汗的敕书。同年4月7日，阿鲁浑举行了第二次即位仪式。
    T.A.奥森认为，从贴古迭儿被处死到乌尔都奇亚到达为止，时间不过17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忽必烈得知阿鲁浑掌权的消息并派遣使臣，这难免过于仓促。另外，忽必烈在下达封阿鲁浑为汗的敕令的同时，还下达了任命其支持者不花（Buqa）为“丞相”（chingsang）的叙任状，这说明忽必烈事先了解了阿鲁浑欲驱逐贴古迭儿的企图，所以事先承认了他的政权。如果说奥森的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么这是大汗参与伊利汗国的继承问题并行使影响力的十分有趣的事件。在大汗对西亚地区难以行使军事压力的情况下，这种措施无疑是个大的冒险行动。
    那么孛罗丞相和爱薛一行为何被派往伊利汗国？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的史料是找不到的。尽管像孛罗丞相这样处于高位的官员被派往那里，但是直到他返回——最终他不得不放弃返回，我们都无法搞清楚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这难免令人生疑。如果考虑到孛罗一行是在阿八哈汗去世（1284年4月1日）和贴古迭儿即位大约一年以后出发的，那么有可能是为了传达吊问阿八哈汗去世及承认贴古迭儿即位的敕书而去的。当他们到达那里时，贴古迭儿已经受到惩处，所以无法行使原来的使命，或者说没有了这个必要。于是像《史集》这样的官方史料，对于他们的使行目的保持沉默。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当阿鲁浑即位的消息传来时，忽必烈急忙派遣了新的使臣。如奥森所说，用17个月来往于大汗和伊利汗廷之间，的确过于仓促，但是如果考虑以上的事实，这也许是可能的。
    在使行团到达伊利汗国不久，阿鲁浑汗派遣爱薛出使罗马教皇厅。1285年阿鲁浑给洪诺雷四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本不在，拉丁文的译本现保存在罗马教皇厅里。在这封信里提到五位使臣的名字，包括Ase terciman、Bogagoc Mengilic、Tomas Banchrinus、Ugeto terciman等。其中，“Ase”是“Isa”的误写，“Terciman”是阿拉伯语中的“通译”即“tarjumãn”的转写，所以“Ase terciman”对应的是“Isa kelemechi”。另外，“Bogagoc”和“Mengilic”，难以复原原来的音，估计是两个蒙古人。“Tomas Banchrinus”即“Thomas Anfossi”，这是属于热那亚银行家的人，“Ugeto”是意大利的通译人员。在这五名使臣中，爱薛位于第一位，这说明他是使行团的首席官，同时因为他是大汗的使臣，所以受到了优待。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阿鲁浑建议与西欧结成同盟，对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叙利亚进行共同作战，将其驱逐以后，使“Pope和Cam”共同成为那里的统治者。在这里，“Cam”和“Qan”一样，指大汗忽必烈。如果说这一军事同盟设想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那么派遣孛罗和爱薛的另一个目的也许就在这里。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军事同盟的设想是由阿鲁浑独自决定的，他将大汗的使臣爱薛包括在使行团里边，还指出由大汗和教皇共同统治叙利亚，这是为了标榜自己的行动是在帝国层面上推行的，借以粉饰自己的权威。
    爱薛从教皇厅回来以后很快上了归途。如前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月，当忽必烈住在大都得仁府或者德仁府的斡尔朵时，“怯里马赤爱薛”当职，并向皇帝上奏。由此看来，“神道碑”里所说的“使介相失，公冒矢石出死地，两岁始达京师”的“两岁”，应指1285年出发，1286年回国。孛罗和爱薛一行本想经过中亚从陆路回国，但是途中遇到了以海都为首的叛军的阻挡，孛罗返回了伊朗，只有爱薛回到了大都。换言之，从1283年春出使，到1286年春无事回国，在短短的三年内，爱薛完成了出使伊朗和罗马的任务。正如前面制文C所描述的，由于“叛王”在北荒阻止，他们利用“间途”绕行十万里，经过三四年才返回大都，这与前述情形也是一样的。忽必烈对于爱薛等穿过中亚战场返回大都大加赞赏，而对于正使孛罗则不无遗憾。
    与之相关联，在《站赤》里有一个有趣的记录，即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二十五日，按照尚书省的决定，廪给司供给“久馆使臣分例”，也就是给来往于远地诸王的使臣提供物资，其中有“回回太医也薛哈钦四人”。“回回太医也薛”指爱薛，但不知“哈钦”是指另一个人，还是附在“爱薛”后面的称呼，总之，从西方出使回来的人当中有爱薛等四个人。
      
    2、秘书监和崇福使 
      
    爱薛从西方回来以后是否继续任职于广惠司和秘书监还不好说，但是他担任轮班入值的怯薛则是肯定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月七日，阿儿浑撒里（Arghun Sali）上奏要求将旧中都城的秘书监厅舍迁往大都城内，此时正是爱薛“当职”。据《元史》“爱薛传”记载，他成功地完成使行回国以后，忽必烈称赞他的功劳，拜他为从一品的平章政事，但是他辞而不受，于是被除授为秘书监的长官。从“神道碑”记载“丁亥拜秘书监”来看，他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被任命为从三品的秘书监。另据《秘书监志》记载，同年六月十四日“海薛”被任命为秘书监，这显然指爱薛。
    爱薛被任命为秘书监以后，投入《大元一统志》的编纂工作。此书于至元二十二（1285年）提议编纂，经过九年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完成，其后又补充了云南、甘肃、辽阳等志书，最终完成。现散佚殆尽，其内容通过《元史》“地理志”和《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窥见一斑。编纂《一统志》的主要机构是秘书监，于是从西亚归国不久的爱薛很快投入到此项事业中。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在德仁府斡耳朵的御前会议上，爱薛和其他臣下一起上奏要求编纂《一统志》，得到了皇帝的允准，上奏内容如下：
      
    一奏：“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里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如上引文，1276年临安被攻陷、南宋崩溃以后，编纂更广的疆域图志的必要性显现出来，还准备利用“回回图子”等，说明《一统志》不但包括金和南宋的领域，还包括西亚地区。如前述，同一时期秘书监的厅舍也搬到了大都城内，显然是为了提高《一统志》的编纂效率。
    然而资料的搜集和编纂工作似乎不太顺利。第二年即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札马剌丁和爱薛上奏如下：
      
    “地理图子的勾当迟误了的一般有，我怕有。去年皇帝圣旨里阿剌浑撒里一处商量来，俺的勾当他也好理会的有。如今又在前省里有底圣旨每：秘书监底不拣那个勾当，合用着底勾当每有。阿剌浑撒里一处商量了，教行呵，地理图子底勾当疾忙成就也者。”么道上位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同一时期，爱薛还担任总管帝国基督教的崇福司的长官（从二品），其后转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崇福司最初设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爱薛是第一任长官。这个官厅可能由爱薛提议设立，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务。这里的马儿指主教的尊称“Mar”，哈昔指司祭即“Kasisa”，列班指律师即“Rabban”，也里可温指教徒即“Erke'ün”。可见崇福司是掌管属于这一教团的主教、司祭、教师、信徒及教会（十字寺）礼拜等事务的官厅。到了延祐二年（1315年），崇福司改称“崇福院”，将“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合并起来，归崇福院管辖。
    翰林学士承旨作为翰林国史院的长官，在爱薛任职时是从二品秩。这个官厅最初是为了起草皇帝颁布的诏敕草案，以及编纂“国史”即实录于1261年建立的，1275年改称“翰林国史院”。最初有三名承旨，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增为七名。据“神道碑”记载，爱薛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是在甲午年即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
      
    3、受贿事件 
      
    忽必烈去世以后，其孙铁穆耳（成宗，1294-1307年）继位。铁穆耳对爱薛的信任更加深厚，甚至给年老的爱薛下赐“腰舆”方便他出入。据《元史》“爱薛传”记载，铁穆耳在大德元年（1297年）任命爱薛为中书省平章政事。然而《元史》“本纪”和“百官志·宰相表”里，均无这方面记录。即便如此，我们似乎不能怀疑其可靠性，因为像拉施特和瓦萨夫（Waṣṣâf）这样的波斯历史学家，都给铁穆耳治下的爱薛加了“Finjãn”或者“Pinjãn”的称号，“Finjãn”、“Pinjãn”指“平章”。有关爱薛访问伊利汗廷的消息，可能通过使臣传到了伊朗。众所周知，中书省是掌管帝国行政事务的核心部门，而平章政事是辅佐丞相处理事务的枢要职务。但是没有资料能够说明他在这一要职上做了什么，这可能与现存资料过于零碎，以及他被任命为平章政事时已是七旬高龄，无法积极开展活动等有关。
    爱薛在担任平章政事的同时，还掌管崇福司的事务，这见于《通制条格》中，内容如下：
      
    元贞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也里可温马昔思乞思，皇帝的御名、薛禅皇帝、裕宗皇帝、太后的名字里，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系官地内，要了合纳的租子，并买来的田地的税，不纳官，寺里做香烛。”么道，教爱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么道，圣旨有来。俺商量来，为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温、答失蛮每的商税地税，久远定体行的上头，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圣旨来。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圣旨相违者有，别个人每指例去也。依体例教纳粮者。若他的气力不敷呵，别对付着，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圣旨了也。钦此。 
      
    有关马昔思乞思的家系和建立教会等，笔者已有另文撰述，在此不再详论。屠寄认为，爱薛上奏是为了给马昔思乞思免税，这似乎是误解了上引《通制条格》的内容。从现存汉文资料来看，没有成宗年间爱薛的官历发生变化的记载，只是在丁未年即大德十一年（1307年）他被封为秦国公。
    《史集》的“铁穆耳可汗记”里还提到爱薛被牵连的受贿、投狱事件。海外商人带来了很多宝石想卖给可汗，宫廷的高官们收受了15万巴里失（balish）的贿赂，之后将宝石的价格定为60万巴里失，其内幕被告发以后调查发现宝石的价格只有30万巴里失。可汗得知这件事以后，将答失蛮丞相（Danishmand Chingsang）和爱薛平章等十二名高官投入狱中。由于事件不断被放大，最后阔阔真哈敦（Kökejin Khatun）皇后出来营救，都无济于事。《史集》对此记载如下：
      
    他们的夫人和部下们……在其后向胆巴-巴黑失请愿。恰在几天后出现了彗星，于是胆巴-巴黑失传话给可汗。可汗为了给彗星祈祷（yâlbârmîshî）去了那个地方。巴黑失说：“要释放四十名罪囚”，又说：“其他一百名罪囚也要宽恕他们。” 
      
    于是被投入狱中的高官们，偿还了30万巴里失以后被释放出来。之后可汗向各地颁布了赦免敕令，他自己则进入佛寺做了一个礼拜的祷告。
    中方资料中没有关于铁穆耳时期高官们因受贿入狱的记录，不过仍发现与此有关的一个有趣记录。大德六年（1302年）皇帝出幸柳林时生病了，于是招来胆巴-巴黑失为皇帝进行祷告，一个礼拜后皇帝的病治好了。感念于此，皇帝下令“释京师重囚三十八人”，并“诏赦天下”。这个记录与上引《史集》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比如“重囚三十八人”和四十名罪囚，“诏赦天下”和赦免令，以及胆巴-巴黑失的斡旋，“一个礼拜的祷告”等等。因此，笔者认为中方资料中的1302年赦免令和《史集》里释放受贿的高官，可能同指一件事。
    另外，据笔者推测《瓦萨夫史》里所说的704/1304-1305年之事，也是指这件事。这一年，伊朗的合赞汗派遣的使臣麻里克·法哈儿艾丁（Malik Fakhr ad-Din）到达大都，他谒见可汗并献上合赞汗送来的礼物。与此同时，他还想把自己带来的宝石和其他物品展示给可汗后再卖给他。这时爱薛平章干预了此事，他不想让使臣将宝石卖给可汗，而是自己独占了这些宝物。可汗得知此事后，将物品定价为40万巴里失，下令从国库支取40万钞交给使臣。在《瓦萨夫史》中，并没有记载爱薛平章和其他高官入狱的事，所记载购买宝石的过程也和《史集》不同。尽管有这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两处都提到围绕宝石发生的受贿和不正当事件，以及都有爱薛平章参与，说明这是同一件事。只是《瓦萨夫史》记载的时间为704/1304-1305年，即大德八-九年，似乎是不正确的。因为在1302年因受贿入狱以后，只过了两年再次被牵连同一事件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4、晚年和子孙 
      
    大德七年（1303年）铁穆耳身患重病，由卜鲁罕皇后主政。此时爱薛和皇后的关系似乎不太融洽。同年八月，京师发生地震，皇后招来爱薛问道：“卿知天象，此非下民所致然耶？”爱薛回答：“天地示警戒耳，民何与？愿熟虑之。”皇后诘问：“卿早何不言？”爱薛回答：“臣奏事世祖及皇帝，虽寝食未尝不召见。今旷月日不得一入侍，言何由达？”1307年铁穆耳去世以后，皇后通过内降旨，要求将秘书监收藏的星历秘文送过来，却遭到了爱薛的拒绝。
    铁穆耳可汗去世后，皇后和左丞相阿忽台等想拥立阿难答，而右丞相哈剌哈孙等支持海山（武宗）。海山即位以后，对爱薛的评价颇高，如记载“以公为忠，爵赏特异”。考虑到铁穆耳晚年爱薛和皇后一派的矛盾，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爱薛在海山即位后的第二年，即至大元年（1308年）六月癸卯日，在上都的私第去世，享年82岁。皇庆元年（1312年），他被追封为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拂林王，谥号忠献。
    最后再看一下爱薛的子孙。据“神道碑”记载，爱薛有六男、四婿、三孙，再参考其他的资料，可以整理为以下内容：
      
    

    

    

    长子：也里牙(Eliya：秦国公、崇福使领司天台事、太医院使)
    次子：腆合(Denha：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兼修国史、秘书少监)
    三子：黑厮(光禄卿)
    四子：阔里吉思(Giwargis：太中大夫、同知泉府院事)
    五子：鲁合(Luka：昭信校尉、广惠司提举)
    末子：咬难(Johanan：兴圣宫宿卫)
    长婿：(宣徽中政使)
    次婿：(同知崇福司事)
    三婿：(章佩院使)
    四婿：(禁卫士)
    长孫：宝哥(禁卫士)
    孫：宣哥(禁卫士)
    孫：安童(禁卫士)
    

    

    

      
    在姚燧的四篇制文里，只有爱薛的两个儿子阿实克岱和巴克实巴，以及阿实克岱的儿子蒙克特穆尔。有趣的是，这三个人的名字和上引内容无一处相同。关于这一点，韩儒林已经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认为蒙克特穆尔是《元史》里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被任命为尚书左丞的忙哥帖木儿（忙哥铁木儿）。忙哥帖木儿和尚书省丞相脱虎脱（Toqto）、平章政事三宝奴和乐实，以及右丞保八等一起，参与废除皇太子即武宗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的事件，并推戴武宗的儿子为皇太子。1311年仁宗即位以后，弹劾了这五个人，除了忙哥帖木儿被流放到南海以外，其他四个人均被处死。忙哥帖木儿之所以免于一死，有以下原因：第一，在皇太子废立案中，忙哥帖木儿没有起主导作用；第二，仁宗即位以后，任中书右丞相及其后行使专权的铁木迭儿（Temüder）的女婿野里牙，正是爱薛的长子也里牙，而忙哥帖木儿是也里牙的侄子。在铁木迭儿的帮助之下，也里牙于皇庆元年（1312年）被封为秦国公，其父爱薛则被追封为拂林王。在武宗年间任尚书左丞及位居权力中心的忙哥帖木儿的要求之下，时任翰林学士承旨和知制诰兼修国史的姚燧，在他所撰写的四篇制文里，使用了蒙古式的本名。后来忙哥帖木儿被流放以后，皇庆元年仁宗下赐的爱薛的“神道碑”里则没有使用本名，只有洗礼名。那么，忙哥帖木儿的父亲阿实克岱（Asutai）是除了也里牙以外的爱薛五子当中的哪一个呢？姚燧的制文C里，除了记载他和父亲一起前往伊朗及历任崇福使以外，没有其他记载，所以很难猜测。
    爱薛的长子也里牙，在1322年其丈人铁木迭儿去世以后，经历1323年的“南坡之变”及1328年的“两都战争”等政治风波以后，仍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在图帖睦尔（文宗）即位以后，天历元年（1328年）冬十月，中书省的臣僚上奏：“野理牙旧以赃罪除名，近复命为太医使，臣等不敢奉诏。”皇帝下令：“往者勿咎，比兵兴之时，朕已录用，其依朕命行之”，即拒绝了中书省的请求。两年以后，天顺元年（1330年）春正月，“封太医院使野理牙为秦国公”。同年七月，也里牙和铁木迭儿的两个儿子（锁住、观音奴）一起，因“造符录、祭北斗、咒咀”等事被处死，也里牙的妹妹阿纳昔木思也受牵连而被诛杀。
    有关次子腆合，在1310年制作的“神道碑”里记载是翰林学士承旨和资善大夫兼修国史，而《秘书监志》记载大德六年十二月（1303年1月）任秘书少监（正五品）。另外，至正七年（1347年），时任中书左丞的铁木儿塔识（Temürtash），为了恢复起用老臣预议大政的“中书故事”，任命腆合、张元朴等四人为“议事平章”。这说明腆合不但长寿，而且作为“老臣”受到了尊敬。
    有关三子黑厮，直到“神道碑”完成为止，一直担任与宫中酿造有关的光禄卿（正三品）。另外，在《元史》里还有一位在妥懽帖睦尔（元顺帝，1332-1370年）时期，在政务和军政部门担任高职的同一名字的黑厮。此人历任同知枢密院事、宣慰使、中书平章政事等职，在1368年闰七月明军进攻大都时，还担任帝国军务总指挥知枢密院事。但是笔者认为这个黑厮并不是爱薛的儿子，这一点从爱薛的出生年份可以推知。
    除此以外，有关爱薛的其他三个儿子及女婿、孙子等，史料中鲜有记载。考察爱薛一族的姓名和官职等，可以发现以下事实。第一，他的子孙大部分都有洗礼名，说明他们信奉基督教。如夫人撒剌（Sarah）和被处死的女儿阿纳昔木思（Anasimus）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之所以能够一代传一代地信奉基督教，与蒙古帝国实行的宽容的宗教政策分不开。第二，大部分不是在地方任外官，而是在中央任京官，特别是任随朝官员。另外，大部分供职于需要专门知识和背景的官厅，如掌管基督教的崇福司，负责医药的广惠司，负责翻译和管理文书的秘书监和翰林院等，而且职位都可以传给后代。第三，在正式步入仕途以前，大部分从事宿卫、禁卫任务的怯薛职务。就如同爱薛一样，他的孙子们在步入官途以前，都充当了禁卫士。
      
    

    结论 
    

    以上通过考察在蒙古帝国时期活动于中国的西亚出身的爱薛怯里马赤的经历，描绘出了与蒙古人一起作为统治合作者的色目官吏的存在状况，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在汉文资料中记载爱薛来自“拂林”即叙利亚地方，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出生在高加索山脉南边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地方的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他受到这一教团的高级人士列边阿答的推荐，于1230年来到了蒙古，成为拖雷夫人梭鲁合帖尼必吉的私属，并与她的次子忽必烈结下了亲密关系，其经历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从忽烈必执政的1260年到爱薛出使西方的1282年为止。在忽必烈执政以后，直到爱薛正式入仕以前，他担当了可汗的怯薛，当时的职务是“怯里马赤”，即是一位通译人员。在多民族、多语言的蒙古帝国里，向皇帝传达各种语言的上奏，以及将皇帝口头语的命令加以文字化并下达命令，都需要通译官和书记官。爱薛最初步入仕途是在1263年，掌管“西域星历、医药”的部门。这两个部门，一个在1271年更名为“回回司天台”，一个在1273年更名为“广惠司”，前者受1272年成立的秘书监的领导。爱薛在担任广惠司长官以后，同时归属于秘书监，反映了这种职制的变化。与此同时，他还作为怯薛的成员担当近侍入番的任务。
    他的官职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1283年，他和孛罗丞相一起受忽必烈之命出使西方的伊利汗国。有关这一使行，东西方史料涉及不多，也没有记载出使的目的。据笔者小心推测，这是为了在阿八哈汗去世以后，封其弟脱古迭儿为汗，并传达敕任状而去的。然而爱薛一行到达那里以后，阿八哈的儿子阿鲁浑杀掉了脱古迭儿执掌了权力，所以爱薛等未能履行原来出使的目的。阿鲁浑将身为基督教徒又是大汗使臣的爱薛派往罗马教皇厅，企图缔结双方的军事同盟。
    成功完成使行任务以后，1286年春爱薛回到了中国。他得到了忽必烈的高度信任，被擢升为从三品的秘书监，又被任命为从二品的崇福使。前者为“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的职务，后者为管理全国基督教徒的职务。在忽必烈去世、铁穆耳即位以后，已经步入老年的爱薛仍被任命为从一品的“平章政事”，虽然其后因受贿事件被投入狱中，但很快又被释放了。在铁穆耳去世、海山即位之时，他在政治上倾向于海山一派，然而在海山即位的第二年即1308年他去世了。
    如前所及，爱薛作为西亚的基督教徒，虽然不能说是色目官吏的“典型”代表，但是他的经历和官历具有一般色目官吏的共同特点。
    第一，建立起与蒙古统治阶层的私人关系是他们活动的基础。比如爱薛最初是梭鲁合帖尼必吉的私属，并迎娶她的侍女为妻子，以此为契机，爱薛成为忽必烈的怯薛。在爱薛获得官职以后，仍延续着这种私人关系。从爱薛的儿子们继任“禁卫士”来看，这种关系是传给后代的。
    第二，从爱薛所从事的职务和历任官职来看，和他所具有的特殊才能如语言、医药、天文、宗教等密切相关。他在从事怯里马赤的同时，还在广惠司、司天台、秘书监、崇福司等部门任职。这说明蒙古人在统治帝国时很好地利用色目人的才能，如擢任穆斯林商人为财务官吏，让西藏僧侣掌管佛教事务，利用钦察、康里、阿速等游牧民族充当禁卫军等。不仅如此，爱薛的子孙们也都从事这些职务，表明职务的连续性。
    第三，通过爱薛及其家族信奉基督教的事实可以再次确认蒙古帝国时期奉行的“本俗主义”。除了爱薛夫妇以外，他们的儿子们都有洗礼名。从现存史料无法确认他从事了哪些宗教活动，但是作为14世纪初“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的崇福司的最高负责人和基督教徒，他肯定进行了持续的、定期的礼拜活动。他在“语言”方面虽说很有专长，但是不清楚他是否会写或者会说汉语。尽管出现了像马祖常那样的“汉化”了的聂斯托利教徒，但是爱薛怯里马赤则是在维持“本俗”的基础上，作为与被统治者的多数汉人相隔离的集团，即以一个色目官吏的形式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