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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所筑长城是秦始皇长城的核心部分。关于这条长城的分布走向，学术界尚无定论。多数学者主张在秦西，即由今甘肃榆中县西（或兰州）沿黄河北上，至内蒙古包头以西。但也有学者对此观点表示怀疑或持否定态度。当前，有关秦始皇长城研究的成果可谓硕果累累，但缺乏对蒙恬所筑长城的具体研究。本人不揣浅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就蒙恬所筑长城的分布、走向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蒙恬筑长城的背景 史籍中有关蒙恬筑长城的记载有限，且内容简约，从中我们难以判断蒙恬所筑长城的分布和具体走向。在此，拟先通过分析蒙恬筑长城的背景，对长城大致方位有一初步判断。 秦灭六国后，南征北伐，拓土广境。正如贾谊所述：“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秦南征百越置三郡，北逐匈奴筑长城。本文重点探讨的是与秦北伐密切相关的长城问题，故文中阐述蒙恬筑长城背景，主要针对秦北伐的军事行动而言。 关于秦北伐，《史记·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同书《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二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又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知秦灭六国后，从三十二年（公元前214）始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此前，秦西北以秦昭王长城为界（下文简称昭王长城），蒙恬北伐必逾昭王长城而北。同书对蒙恬所伐对象冠以“匈奴”、“戎狄”和“胡”三种不同称谓，是对昭王长城以北同一部落的不同称呼？还是各有所指？澄清这一问题是我们明确蒙恬北伐对象并判断长城方位的一个前提。 作为古代民族之称，上述三个称谓在史籍中出现的大致顺序为：戎狄---胡---匈奴。“戎狄”为“戎”、“狄”并称，是西周、春秋时期诸夏对分布于其西、北的非华夏各族部落的称呼。戎主要集中于周原以西的陇山地区，又称为“西戎”。狄主要居于诸夏之北，又有“北狄”之称。戎、狄并非两个单一的共同体，而是由经济文化相类的诸多部落构成的相互既有区别又有共同之处的两个族群。史籍中时有“戎”、“狄”混用情况，但不能因此忽略二者之间的区别。如上文所引，“戎”、“狄”并称也多有其例，有时泛指诸夏西北的戎狄诸部，有时又有具体所指，对文献中所见“戎狄”一词内涵的理解，还需视具体情况而论。“胡”用于称呼诸夏之外族，多见于战国及其以后的文献，主要指北方各游牧部落。西汉时“胡”多指匈奴。“匈奴”之称始见于战国晚期，指秦、赵、燕之北诸胡中的一支。该族至秦末汉初逐渐强大，征服周邻诸游牧部落，南与汉为邻敌。因此，汉时“匈奴”一词的内涵当指以匈奴为主体的北方诸部落联盟。关于戎狄、胡、匈奴三者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有异议，但多数学者倾向“狄”、“胡”、“匈奴”有密切关系的说法。 至于蒙恬北伐的对象，我们还需具体分析。据《后汉书·西羌传》： 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知蒙恬不仅北伐，还曾西征。其所征伐者为“诸戎”和“众狄”。引文中，“种人”指众羌中的湟中羌部落，主要分布于秦西，黄河和湟河之间的广大地域，为“诸戎”中的一部落。蒙恬西逐的“诸戎”即指以湟中羌为主的众羌部落。此前，众羌势力必已由秦西北越过昭王长城侵入秦国境内，故史有蒙恬“西逐诸戎”，“筑长城以界之”后，“众羌不复南度”的记载。引文中“筑长城以界之”的具体内涵当理解为蒙恬伐逐众羌后，修缮加固昭王长城以防御众羌南下，而非蒙恬在秦羌之间又新筑长城。理由如下： 1．从引文知，蒙恬用于分界众羌的长城为东西或西南—东北走向，与昭王长城的走向基本一致。昭王长城筑于秦灭义渠国后（公元前272），基本沿秦陇西、北地和上郡外围而筑，大至呈西南—东北走向。秦灭义渠，巩固西北边陲后，挥师东进，锋芒直指六国。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庄襄王元年（前249年）灭东周。两年后，“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此时，秦统一天下已是大势所趋。至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已陆续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秦自昭王灭义渠戎筑长城后，专事东伐，至始皇时期，居于秦西北的湟中羌部落乘秦与诸侯酣战之时已悄然而入秦境。其入秦境，必越昭王长城。始皇三十三年，秦“西逐诸戎”，“筑长城以界之”后，“众羌不复南度”的亦当是昭王长城。此前，秦、羌之间既有昭王长城为界，蒙恬西逐众羌后，似无必要再修一道与昭王长城走向相同的长城以防御之。 2．除《后汉书·西羌传》仅有的一条记述，尚无其它记载能证明蒙恬在秦西筑修过长城。据《史记·蒙恬列传》，蒙恬“北逐戎狄”后筑长城，“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同书《项羽本纪》载：“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阳周，《集解》孟康曰：“县属上郡。”从蒙恬北逐戎狄到始皇三十七年被斩于上郡阳周县并无十年之久。其间，始皇“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又“使夫苏北监蒙恬于上郡”，说明蒙恬北逐戎狄、筑修长城、直道的镇守地主要在上郡。蒙恬坐镇上郡似不大可能在秦西新筑秦羌之间的长城。 3．结合羌人的活动分布可知，秦时众羌曾南度而后“不复南度”的地带为秦羌接壌的昭王长城地带。顾颉刚认为这一地带限于今甘肃境内。换言之，蒙恬用于分界众羌的长城在今甘肃境内。然迄前为止，对今甘肃境内长城遗迹的调查研究尚不足以证明秦始皇时期曾在这一带新筑长城。 近年发表的定西地区博物馆、临洮县博物馆《秦代长城西端遗迹的调查》一文，通过对甘肃临洮至岷县洮河沿岸地带古烽燧坞障的勘查，试图证明秦代长城的西端首起于这一带。但从该文结论所依据的论据来看，此观点似难以成立。 首先，该文征引的相关史料彼此矛盾。 文章征引相关史料说明秦代长城首起时写道：“《史记·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此后许多史籍中都有相同的记载。如《淮南子·人间训》：‘秦皇……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扬子翁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据作者后文，长城西端岷县至临洮及兰州滨临洮河、黄河一带乃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此与所引《淮南子·人间》关于秦长城“西属流沙”的记载明显矛盾。 其次，该文定位秦代长城西端的依据有失偏颇。 关于秦代长城首起的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存有争议。认为长城西端起自今甘肃岷县至临洮县一带是其中一说。此观点自发表以后受到质疑乃至否定。该文的结论说“近代以来，有关学者对秦代长城进行过调查研究，尽管对其走向论述不尽一致，但均据《史记》认定其西起于今岷县……”而直接取用秦代长城首起岷县之说，似缺乏必要的论证，不免失之偏颇。 再次，考古依据乏力。文章试图以洮河沿岸台地发现的秦汉粗绳纹瓦片、细绳纹灰陶罐残片、秦汉条砖等建筑构件残片及其它遗迹遗物证明这一带的古烽燧坞障秦已有之。在作者所考察的30余处遗址中至少有20个遗迹涉及以出土的秦汉粗细绳纹瓦片、条砖等物推断时代的问题。但文章没有一处明断这些出土物的具体时代归属，只笼统地将出土秦汉条砖、瓦片的遗址称为秦汉城障遗址。继而，认定一些遗址在秦时必建有障塞，似缺乏必要的史料依据及其他旁证。如，文章对洮河北岸红崖遗址所见堡塞、墩台时代的推测，主要“据调查发现较多的秦汉粗绳纹瓦片、细绳纹灰陶罐残片及采得的卷云纹瓦当极似甘肃正宁县南梁峁秦直道遗址所见瓦当”，推断“此处秦时必有城障设施”。文章未对发现的秦汉粗绳纹瓦片、细绳纹灰陶罐残片作必要的时代分析，明确是否属秦代，仅据所采得的卷云纹瓦当似秦直道遗址所见瓦当而断定红崖遗址秦时必有城障设施似过于简单。孰不知，秦直道修于秦代而为汉代沿用，其遗址多有秦汉瓦片、瓦当出土。直道遗址出土的瓦当并不一定都是秦代的，也有可能是汉代的。而且，卷云纹瓦当主要流行于西汉中后期，非秦代独有。文章以出土的秦汉砖瓦推断某一遗址的障塞在秦代已有，似缺乏说服力。另，文章在判断岷县境内位于西寨乡驻地附近的“关上”堡寨遗迹的时代归属时，认为“西寨乡一带古代为军事、邮驿、交通、贸易之要塞，秦时为通羌要隘，必有军事设施”，似也缺乏足够依据。又，关于洮河东岸第二台地的安故城遗址，文章“安故城为汉代军事要塞，汉羌之间曾在此发生较频繁的战争，秦时必建障塞于此设防”的推论亦显主观臆断。汉羌关系与秦羌关系并不相同，汉时的要塞未必在秦时既有。 从《后汉书·西羌传》知，秦西段长城是蒙恬西逐众羌的结果，为东西或西南－东北走向。如该文所述，秦代长城西端若在今洮河沿线，则其大致走向为南北走向，这明显与文献记载不符。因此，文中所述洮河沿岸的障塞未必是秦代的，而有可能属两汉时期。据《后汉书·西羌传》，众羌在秦时已渐繁盛，始皇遣蒙恬逐之塞外，秦羌之间曾有战事。但相比之下，汉与众羌的交战更为频繁。汉羌之战始于武帝西逐诸羌，此后，羌患不断，至东汉末“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也衰焉” 。其间，汉与羌征战不休，这些障塞有可能为汉时所筑。 综上所述，秦西逐众羌后用于分界秦、羌的长城为蒙恬修缮加固的昭王长城。 蒙恬“西逐诸戎”又“北却众狄”。“众狄”顾名思义指秦北诸部落。据西汉武帝时主父偃谏言：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 《史记·秦始皇本纪》将蒙恬北击胡系于三十二年，又云：“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说明蒙恬北伐的对象是以匈奴为主，包括其他部落在内的秦北方诸部落。当时，这些部落分布于昭王长城以北，今阴山山脉及其以南的河南地，后被逐至阴山山脉以北地带。蒙恬得河南地而筑长城，此长城应在昭王长城以北，为蒙恬新筑。这从秦征伐众羌和匈奴的相关举措可得到进一步证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厥、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 同书《匈奴列传》记： 后秦并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 始皇三十三年秦得匈奴河南地并在此设四十四县，置九原郡。三十五年，又遣蒙恬修建“自九原抵甘泉”的直道，加强关中与九原郡的交通与联系。显然，秦攻打匈奴诸部落是为了将其逐出河南地和阴山山脉地区，并将这一地区纳入秦国版图，藉黄河、阴山山脉这一天然屏障，筑城、立亭障，拒匈奴于千里之外，使之不为秦患。 秦倾国力经营北疆，使百姓背负繁重的徭役，民不聊生，终至举国骚动而迅速走向灭亡。后人也因此对蒙恬北逐匈奴而筑长城多有所论，史籍中相关的记载也较多。相反，秦对众羌的征伐并无拓土之意，只是驱之秦境外,蒙恬伐逐众羌的记述也仅见于《后汉书·西羌传》，且鲜为后人论及。这反映了始皇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秦出兵西北，重在打击匈奴，拓展北疆，对西线众羌的攻略和防御相对保守。 秦初，湟中羌势力渐入秦西北境内，秦出兵西北，不以湟中羌为主，而重点打击匈奴，并着力经营北疆，似与卢生所奏录图书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始皇迷信鬼神，见录图书而击匈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匈奴并不具备“亡秦”实力。《史记·匈奴列传》记：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 与秦西众羌、月氏和秦东北的东胡等游牧部落相比，匈奴的实力相对弱小。匈奴不堪秦击而退出河南地。秦得匈奴故地，置四十四县，又修亭障，设堡垒，足见当时在秦、匈二者力量对比中，秦明显居优势。降至战国末秦初，匈奴南下侵扰诸侯之举见诸史乘者有两、三次，均与燕、赵有关，而与秦无涉，似有利于上述推论。匈奴扰燕，事在燕王哙七年（公元前314）齐破燕国，及燕昭王收破燕之时（公元前312年）；匈奴侵赵，在赵孝成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45年）。当时，赵历长平之战，元气大伤，又屡遭秦攻伐，国势每况愈下，故有匈奴寇掠之患。而秦国历惠文王（公元前337—公元前311）、昭王（公元前306—公元前251）图霸之治，至始皇时期（公元前246—公元前211）臻于鼎盛，匈奴当不敢轻易侵扰秦国，更谈不上“亡秦”。这大概是史籍中独不见有匈奴犯秦记载的原因。 既然匈奴不足以构成威胁，秦伐匈奴又存在诸多不利，而始皇决意攻打匈奴，当有更深层的背景。 首先，从秦国历史上看，伐戎拓地是秦国图谋发展的基本国策之一。 秦自立国于渭水上游陇山之西，与诸戎错杂相居。周幽王时，“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 秦襄公伐戎救周，始被封予侯爵，事在襄公七年（公元前771）。周室欲借秦的力量抑制戎人，故平王发誓：“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因周王授封，其伐戎之举除报世仇，又有了受命王统，保卫周室的美誉，同时，还有地利的实惠。因而，当秦具备一定实力时，便积极伐戎。 春秋时，诸戎分布于秦国周围，“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秦襄、文公时，秦伐戎至岐（公元前766-公元前750年）。至宁、武公时，秦伐荡氏（公元前704）、彭戏（公元前697）、邽、冀戎，灭小虢（公元前687），势力及于洛东渭南，大河（黄河中游）以西。穆公元年（公元前659），伐茅津取胜，秦兵已渡河而东，秦晋接壤。三十七年（公元前623），“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春秋末，战国初，诸戎以“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厉共公“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公元前461）”，秦势力达于洛、河（黄河）交汇流域，又“伐义渠，虏其王（公元前444）”，向北拓展。孝公时，“西斩戎之獂王（前361）”。至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327），秦“县义渠”，又在惠文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15）“伐取义渠二十五城”。至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灭义渠国，“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秦自襄公伐戎而据岐丰之地，至昭王灭义渠“有陇西、北地、上郡”之地，凡五百余年。其间，秦由初立社稷，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与其兼并诸戎，拓展疆域和实力不断增强密切相关。 其次，始皇北逐匈奴旨在拓展疆域，与秦历来伐戎拓地政策一脉相承。 秦对诸戎的征伐，以穆公、惠文王和昭王的事迹最为突出。此三王时期，正值秦国历史上相对强大时期，故能东与诸侯抗衡对立，西北兼并诸戎。及至始皇，秦国空前强大，南征百越，北逐戎狄，开疆拓土。对始皇的征伐，西汉晁错上谏孝文帝时曾言：“臣闻秦时北攻胡貊，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 晁错之言可谓一针见血，道明秦始皇征伐的实质。当时，众羌浸染秦西北边境，秦不着力打击众羌，而攻略昭王长城以北的匈奴河南地，恰恰说明始皇北伐意图所在。秦不西向略地，而向北拓展疆域，大概是由于昭王长城西、今黄河以东地域远不及昭王长城北、今黄河以南的匈奴河南地广且具战略价值。河南地宜耕宜牧，且三面环水，北有阴山山脉，可资为防御秦北匈奴等部落的天然屏障。而秦即便能逾黄河西向拓地，所得领地亦难以扼守，何况，秦西边的众羌势力尤盛。因此，秦伐众羌，只是将其逐出秦境，而把主要力量用于夺取匈奴河南地。可见，始皇北伐是秦历来伐戎拓地政策的延续。卢生所奏“录图书”不过为秦攻打匈奴提供了契机罢了。 通过上文分析蒙恬筑长城的背景可知，始皇三十二年派蒙恬北伐主要是为了夺取匈奴河南地以拓展疆域。因此，秦出兵西北重在打击昭王长城以北的匈奴，对昭王长城西北边的众羌只是驱逐出境。其用于防御众羌南下的长城为修缮加固的昭王长城，而用于保卫所得河南地，使匈奴诸部落不敢南下的长城为蒙恬新筑，在秦北。 二、蒙恬所筑长城 关于蒙恬所筑长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 今人有将“河上塞”置于秦西，今甘肃临洮县至阴山山脉西端的黄河上游沿河地带，视之为秦始皇长城西段的主体，并认为包括“亭障”在内的阴山山脉地带的长城为秦修缮利用战国赵长城。也有人将蒙恬所筑“河上塞”和“亭障”看作始皇长城的西北段，认为起自今兰州以北至包头以西地带。其中，黄河以北，阴山山脉西段部分，虽新设有亭障，但主要加固利用了赵长城。还有学者认为蒙恬所筑长城仅指“河上塞”，不包括高厥、阳山、北假一带的亭障，其地在秦关中北边。近十几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战国、秦长城研究的深入，以往认为秦长城北段是在战国赵、燕长城基础上增补、修缮而成的说法逐渐被秦长城北段为始皇时期新筑的观点替代。而对蒙恬所筑长城及其方位问题的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没有定论。现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就河上塞与亭障的分布及其功能略作分析，以进一步探求蒙恬所筑长城具体所指。 上述引文中，“阳山”即今乌加河北岸狼山山脉，“高厥”系狼山上一阙口，“北假”即今内蒙古临河、五原县及乌拉特前旗东北乌梁素海东额尔登布拉格苏木一带的后套地。知蒙恬筑河上塞后所渡“河”为今乌加河，其所筑亭障在乌加河以北，今阴山山脉西段狼山地带。障，《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顾胤云：“山中小城。”《史记·白起列传》《索引》注曰：“堡城。”《汉书·张汤传》颜师古注：“障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为城，因置吏士而为障蔽以扞冠也。”在此可将障作“城”或“侯城”理解。亭，亦称“烽燧”、“亭燧”，在此应指军事侯望系统。蒙恬在今阴山山脉西段狼山山脉筑亭障，旨在侯望敌情，防御秦北匈奴等诸部落的南下。 关于河上塞，据汉武帝时王恢谏伐匈奴时言： 蒙恬为秦侵胡，辟地数千里，以河为竟（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置㷭燧然后敢牧马。 “塞”，《说文》：“隔也”。其本义为阻隔，后引申作边界或险要处。“树榆为塞”，即“塞上种榆也”。结合《秦始皇本纪》和《匈奴列传》有关记载，此处“累石为城”似可理解为用石堆积而成墙垣之意。因其沿河而筑，又植榆加固，形成河上塞，冀此把所辟新地划入秦国势力范围内。从《秦始皇本纪》有关记载可大致推知河上塞在今乌加河以南，且不过当时的阴山，即今大青山脉（连同其西部余脉乌拉山）。又据汉人严安言：“（秦）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及公孙弘所说：“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知河上塞在河南地北河地带。北河，指今黄河自宁夏北流过磴口折而东流，其西东流向一段河流，包括今乌加河、黄河。文中“筑北河”当指蒙恬在今乌加河、黄河一带所筑亭障及河上塞。现知蒙恬所筑河上塞在今乌加河以南，且不过今大青山脉，则其具体方位应在今河套地区黄河边地。蒙恬在今河套地区黄河边地筑城植榆，秦于匈奴故地置九原郡，目的是为了牢牢占有所得新地，同时，以黄河作为秦北的又一道屏障加以固守。因此，河上塞具有加固秦北边防体系的功效。 从蒙恬所筑亭障、河上塞的分布和作用看，二者都具保护领土，防御外敌的功能。前者依今狼山山脉而建，重在防备匈奴等部落的南下；后者在今河套地区黄河边地临河而筑，主要是为了保护所得河南地。正因蒙恬北逐匈奴后，充分利用今阴山山脉和黄河天然屏障固守秦北疆域，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因此，河上塞和亭障都应视为蒙恬所筑长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长城的起止 明确蒙恬所筑长城的起止，需先搞清亭障和河上塞的起止。 亭障筑于今阴山山脉西段之狼山山脉。关于蒙恬筑亭障，《史记·匈奴列传》言“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史记·蒙恬列传》曰“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知蒙恬渡今乌加河以后占据今狼山山脉及其以南的后套地，并依狼山山脉走势筑亭障。《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此事曰“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高阙为阳山上一阙口，《本纪》特言“高阙”，不知蒙恬筑亭障是否起于此山口。从始皇三十三年匈奴弃河南地北移至今阴山山脉以北的史事看，蒙恬所筑亭障当依狼山山脉走势呈东西走向。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亭障候望敌情，防备匈奴南下的作用。至于亭障所止，文献无明确记载。从与蒙恬所筑亭障相关的“阳山”、“北假”等山、地名称看，亭障延伸的长度似与狼山山脉相当。 关于河上塞的起止，学术界长期以来存有争议。从《秦始皇本纪》有关记载知，秦榆中方位是判断蒙恬所筑河上塞起始的关键。对秦榆中方位，自古多有争论，于今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说：一是唐胜州北河北岸之说，即认为榆中在今套东北内蒙古托克托一带；二是汉金城郡榆中县之说，认为榆中在今甘肃榆中县西（或兰州）一带。后人也因此对蒙恬所筑长城的起止说论不一。以下试就秦榆中方位作一探讨。 榆中作为地名始见于战国时期。《战国策·赵策二》记： （赵武灵）王胡服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踰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 《史记·赵世家》载：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 《赵策》与《赵世家》所记为同一件事，均指赵武灵王拓地至榆中。榆中初为胡地，后为赵有,其地约在今河套东北大青山脉迤南地带。但也有学者主张榆中在今陕西榆林县以北至黄河以南内蒙古东胜一带。然，据《赵世家》“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之言，此说似难以成立。挺关，为赵关隘，一般认为在今陕西榆林县南。上郡，治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东南。自上郡北境至榆中决无“千五百里”，榆中不应在这一带。 从相关记载知，武灵王西略胡地的行动不止一次，通过略取胡地，赵国西北疆域扩至云中、九原一带。《赵世家》记： 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对武灵王拓地西北，《史记·匈奴列传》言： 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引文列举武灵王所置边郡没有九原郡，后人因此对赵国是否曾置九原郡持有异议。从武灵王所筑长城的西止来看，当时赵已拥有九原之地。而代郡之地在赵襄子在位时已归赵有，不应在武灵王拓地范围内。因此，武灵王所略胡地主要有赵雁门郡、云中郡和九原之地。其中九原为赵国西北隅，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初次西向攻略胡地所至榆中不应在这一带。有学者认为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而置雁门郡，则榆中似应在赵雁门郡。然战国时期赵雁门郡、西河一带为楼烦游移之地，武灵王所至林胡之地——榆中不应在此，当求之于林胡居地——赵云中郡。 云中郡辖境包括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及黄河以南的赵领土。现知榆中不大可能在今东胜南，陕西榆林县以北地带，则其方位应在大青山以南的河套东北地带。 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在各国旧郡的基础上，因袭其名设郡。其中，云中郡为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因袭赵郡名而置。赵榆中地应在秦云中郡内，秦有可能沿用赵榆中地名。关于秦榆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记： （蒙恬）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而作蒙恬列传二十八。 依《秦始皇本纪》关于始皇三十三年蒙恬“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的记载，知引文中“山”指“阴山”，即今大青山脉。又据同纪： 三十六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 知蒙恬据以为塞的“河”乃“北河”，具体指今河套地区的黄河。则秦榆中在今套东北大青山脉迤南一带，与赵榆中方位相同，当为沿袭赵地名。 有学者认为，榆中为泛称，凡有榆林之地，皆有可能称之为榆中，秦榆中方位当求之于秦榆林塞。秦榆林塞即蒙恬“树榆为塞”者，在今河套地区黄河边地。以秦榆林塞分布求证秦榆中方位，应求之于这一带。据汉人伍被言： 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 据上文，蒙恬所筑东西长数千里的长城乃蒙恬北逐匈奴后所筑长城，即蒙恬在今河套地区黄河边地所筑河上塞及在乌加河以北所修亭障。 植树造林是人类保护水土，避免河水灾害的有效手段之一。蒙恬既以河为边，垒石成垣，又“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其所筑榆林塞的分布在今黄河边地的伸展程度应与墙垣、县城的分布相当，否则难以发挥榆林塞的防护功能。据《史记·项羽本纪》： 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 此处“开榆中地数千里”当指《秦始皇本纪》中蒙恬“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之举。知蒙恬所筑河上塞东西长数千里，且榆中在其一端。据《太史公自序》：“（蒙恬）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其中“据河为塞”指蒙恬在今河套地区黄河边地筑河上塞。“山”指今大青山脉。知蒙恬所建榆中傍黄河，依大青山脉，位于秦榆林塞东端。 从秦榆中方位知蒙恬“开榆中地数千里”是由东向西进行。换言之，蒙恬自东而西筑河上塞。关于河上塞所止。据《史记·匈奴列传》： 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秦末汉初，河南地又被匈奴控制，分布着隶属匈奴的楼烦﹑白羊王等部落。至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西汉得河南地而置朔方、五原郡。二郡辖地相当于秦九原郡。汉朔方郡在五原郡西，位于今套西北。秦时，蒙恬自榆中筑塞必已至西汉朔方郡一带，故史称汉“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又，《淮南子·人间》记：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 “蒙公”即蒙恬。“流沙”指今阴山山脉西端与贺兰山山脉东北之间的乌兰布和沙漠，在汉为朔方郡西陲。由此知，蒙恬自榆中西向筑塞，已抵汉时朔方郡西陲。秦之“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的长城，蒙恬只修筑了其中自榆中至流沙的一段。换言之，蒙恬所筑河上塞起自今套东北大青山脉迤南地带，止于今乌兰布和沙漠一带。这一推论与文献所述蒙恬筑河上塞后，又渡今乌加河，依狼山山脉走势修亭障的举措相符。即，蒙恬唯有自东而西筑河上塞，才能顺利渡今乌加河，在今狼山山脉一带修筑亭障。 总之，通过对亭障的分布、走向及河上塞起止的探讨，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蒙恬在今河套地区所筑长城起今套东北大青山脉迤南地带，抵今阴山山脉西端和乌兰布和沙漠一带。 四、长城不在秦西 无庸置疑，蒙恬北逐匈奴后所筑长城在秦北。但目前仍有不少学者主张这段长城在秦西。以下就此观点略加检讨。 主张蒙恬所筑长城在秦西的主要依据是秦榆中在汉金城郡之说。关于汉金城郡，《汉书·地理志》载：“昭帝始元六年置。县十三”。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 。金城郡初置时有六县，后增至十三个，榆中是其中一个。后人因此将秦榆中比附为汉榆中县者不乏其数，始作俑者乃郦道元《水经注》，其文曰： （水）又东过榆中县北，昔蒙恬为秦北逐戎人，开榆中之地。按地理志，金城郡之属县也。 郦道元因《汉书·地理志》载金城郡有榆中县，而将汉榆中混同秦榆中。对此，元人胡三省早有辩驳，但未引起后人足够的关注。现从秦代匈奴和众羌的分布进一步证明秦榆中不在汉金城郡，蒙恬所筑长城不在秦西。 皇始三十三年之前，秦与众羌和匈奴大致以昭王长城为界。当时，众羌中的湟中羌种落繁盛，势力一度南逾昭王长城，渗入秦国境内。而匈奴主要居于昭王长城以北的河南地。据现有资料，我们大致可推断，在昭王长城以北的整个河南地分布着众羌和匈奴两个相对独立的游牧部族。二者互不归属，又共居河南地，彼此之间对各自拥有的领地当有大致的分界线。据《史记·匈奴列传》： 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故塞”指始皇三十三年之前秦与匈奴之间的昭王长城。秦末汉初，匈奴乘中原战乱渡河南下。在冒顿单于率领下，匈奴“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匈奴与西汉间的“故河南塞”也即匈奴与秦之间的故塞，具体指汉朝那县至肤施县以北数十里的秦昭王长城（下文简称为朝那-肤施长城）。由此知，始皇时期众羌曾南度，而后“不复南度”的昭王长城有可能是汉朝那县以西的昭王长城。换言之，汉朝那是始皇三十三年之前众羌和匈奴在昭王长城地带的分界。 始皇三十三年后，秦西北边界发生重大变化。首先，秦占有匈奴河南地，将秦、匈之间的界线向北推移至今河套－阴山山脉地区。其次，秦西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蒙恬取河南地后，秦国西界除秦、羌之间的昭王长城外，又多了一条温水边界。秦之温水，即今清水河，源自今六盘山（秦称崆峒山），向北流入黄河，成为昭王长城以北河南地的自然分界线。秦温水界形成于蒙恬北逐匈奴后，说明匈奴北移之前主要分布于朝那-肤施长城以北，今清水河以东的河南地。如此，众羌则应分布于汉朝那县以西的昭王长城西、北，及清水河以西的地带。汉景帝时，众羌中的湟中羌部落迫于匈奴压力而入驻汉陇西郡的史实，似有利于上述推测。据《后汉书·西羌传》： 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 “研种留何”指湟中羌部落首领。狄道、安故，临洮、氐道、羌道为汉陇西郡诸县。湟中羌迫于匈奴压力而向西汉求守陇西塞，说明降至汉景帝时（前156-前150），陇西郡西北地带仍分布有湟中羌部落。 汉陇西郡为承袭秦郡。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分陇西郡置天水郡。此前，陇西郡辖地应与秦陇西郡的相当，大致位于今六盘山以西。汉朝那县在今宁夏瓦亭和甘肃平凉之间，近邻六盘山。因此，朝那县以西的昭王长城当主要指陇西郡西北边（包括北地郡部分地带）的昭王长城。秦始皇时期湟中羌曾南度而后“不复南度”的长城及汉景帝时湟中羌求守的陇西塞均指这段长城。而始皇三十三年之前，众羌和匈奴在昭王长城地带以汉朝那为界，在河南地以今清水河相隔，当是依今六盘山、清水河这一自然地理分界线划定。 降至汉初，众羌仍分布于今清水河以西和陇西郡西北的地带，说明始皇三十三年后的秦国西界限于温水界和陇西郡西北边（包括北地郡部分地带）的昭王长城。此线以东的地域属秦国，以西的地带为众羌所居。 汉金城郡在陇西郡西，秦时为湟中羌故地，其属县——榆中之地也应在湟中羌势力范围内。汉初匈奴强大，西击走居于河西走廊的月氏，南并河南地的楼烦﹑白羊王部落，并征服诸羌，控有整个河南地和河西地带，与汉为邻敌，不断侵扰汉边，给西汉以极大威胁。直到武帝元朔二年（前127）至元狩四年（前120）间，汉才陆续从匈奴手中夺取河南地、河西地带，迫使匈奴退居漠北，最终出现了“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的有利于西汉的局面。而此前，“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南山”指今祁连山；“盐泽”即今新疆罗布泊。“陇西长城”即陇西郡西北边的昭王长城。可见，迟至武帝元朔二年陇西郡昭王长城西北的地带在匈奴控制之下。而在匈奴兴起之前，这一带是众羌居地。另，据《汉书·西域传》： 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 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三十三年后秦国“西至临洮、羌中”的疆界吻合。如上所述，始皇时期与众羌的分界为修缮加固的昭王长城，故引文中的“临洮”应指昭王长城西端，在今甘肃临洮县城北三十里墩杀王坡。而汉榆中县在今甘肃境内苑川河流域，远在秦临洮界之外。何况，汉金城郡的设置是基于武帝击破河南地和河西地带的匈奴势力，此前，这一带先后处于羌人和匈奴的控制下。因此，汉金城郡榆中县地在始皇时期不可能在秦国版图内。再者，蒙恬击逐众羌后，既已修缮加固秦陇西郡西北边的昭王长城作为防御众羌南下的屏障，旋即又到长城之外的湟中羌居地汉金城郡榆中县破土动工，兴建长城，不免自相矛盾。可见，秦榆中非汉榆中。 由上文知，始皇三十三年之前，匈奴主要分布于今清水河以东、朝那-肤施长城以北的河南地。当时，匈奴西边有强大的月氏，分布于今天山、阿尔泰山以东，黄河以西的地带，东有东胡称霸一方，故当秦击匈奴时，匈奴不敌强秦，北移至今阴山山脉以北地带。匈奴既在秦北，蒙恬唯有在秦北、匈奴之南修筑东西走向的长城，才能有效地防御匈奴南下并保护所得新地——河南地。若蒙恬所筑长城主要在秦西，为南北走向，长城主要抵挡的应是月氏和众羌，而非匈奴，此与史实相悖。况且，秦至西汉初期湟中羌居于今清水河以西，陇西郡昭王长城以西以北的地带，蒙恬在秦、匈之间筑长城似无必要，亦不大可能穿越湟中羌居地沿今黄河北上修筑河上塞。因此说，蒙恬所筑长城不可能在秦西。 五、直道与秦长城的关系 蒙恬北逐匈奴所筑长城在秦北，修缮加固的旧长城在秦西，这与史籍中有关秦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记载相去甚远，至少长城西段从临洮至秦北蒙恬所筑长城应是相互衔接的。那么，其中的一段又在何处？为进一步求证秦始皇长城西段全貌，不妨再读有关记载。《史记·蒙恬列传》记：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由上文知，蒙恬率三十万之众所逐“戎狄”主要指秦西以湟中羌为主的众羌部落和秦北匈奴诸部落。《蒙恬列传》言蒙恬“北逐”戎狄，当与始皇三十三年之前湟中羌和匈奴诸部落在昭王长城以北河南地的分布有关。当时，湟中羌已逾昭王长城入秦境，匈奴诸部落驻牧于昭王长城以北，阴山山脉以南的河南地，二者在河南地以今清水河为界。蒙恬“北逐戎狄”后所筑“起临洮至辽东”的长城当包括其修缮加固的昭王长城。又据《史记·匈奴列传》：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 “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的长城似还应包括蒙恬所修直道，这从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后书言可得到进一步证明。其文曰： 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元封元年（前110），时任郎中的司马迁侍从汉武帝北巡，最后循直道返回云阳。其“一路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不应是今河套—阴山山脉地区的长城亭障，也不可能是几百里之遥的秦陇西郡边地的昭王长城，而应是蒙恬所修直道。同传有关直道的记载亦可视为佐证。其文曰：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廼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末就。 此处“堑山堙谷”所建“自九原抵甘泉”的直道，应即司马迁行观的蒙恬“堑山堙谷”所筑长城亭障。当今，学术界对直道作为秦国交通要道在秦北疆防务中发挥的作用有着充分的认识，但对直道在秦西陲边防中的作用似留意不够，以下就此问题略陈管见。 始皇三十三年后，秦西与众羌界于秦陇西郡（包括部分北地郡）边的昭王长城和今清水河，与月氏诸部落隔河（今黄河）而望。当时，月氏处于鼎盛时期，众羌势力较强，秦又多以自然河流与之为界，其西陲边防略显单薄。此前，蒙恬西逐众羌，北却众狄后修缮加固秦陇西郡边（包括部分北地郡）的昭王长城，又在今河套—阴山山脉地区新筑长城，这对秦防御众羌和匈奴的南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难以有效抵挡众羌部落及月氏势力逾河东进。故当蒙恬在河套—阴山山脉地区修毕长城后，即刻由北向南修筑直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 可见秦直道的兴建与秦北长城的修筑前后紧密相随。直道起于秦北军事镇九原，与河套—阴山山脉地区的长城相衔，南与昭王长城交合，抵云阳甘泉。其所以抵甘泉，当与甘泉在秦西北所具重要军事战略地位密切相关。据《史记·范雎列传》载范雎进谏秦昭王之言： 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云阳县北有甘泉山，地形险要，在战国时期为秦北要塞，起着屏蔽咸阳的作用。引文中“甘泉”指山名，在今陕西淳化县北，“谷口”指今淳化县南、泾水出山的谷口，其地距咸阳较近。战国时期，秦北乃诸戎居地，甘泉、谷口当为秦防备诸戎要塞。这从秦攻灭义渠的事迹可略窥一斑。《史记·匈奴列传》记： 秦昭王時，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后汉书·西羌传》系此事于周赧王四十三年即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此前，居于泾水之北的义渠实力强，其沿泾水河谷南下即可直达咸阳。因此，秦视义渠为心腹之患，自厉共公始，与义渠多有攻伐，并互有胜负。至惠文王，义渠势力尤盛，秦事东伐，亦不能忽略其西，《史记·张仪列传》附《犀首传》所载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18）义渠伐秦事即是其例。其文曰： 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君之国，秦得烧掇焚杆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 可见，秦与诸侯争战，尚不能无视义渠的存在。而昭王三十五年，秦灭义渠，煞费经营，足见灭义渠之不易。义渠既灭，秦得以无后顾之忧，挺进六国。因此，在秦东并六国的历程中，灭义渠之事具特殊意义。而甘泉、谷口在秦北，紧扼泾水南流，在当时应为秦防御泾水之北义渠的要塞。至秦王政十八年（公元前229年）时，甘泉、谷口仍是秦北固守的要塞。是年，秦灭三晋，兵临燕南界。燕太子丹问计其太傅鞠武，鞠武分析秦国形势说： 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余。 秦灭义渠后，沿陇西、北地和上郡外围筑长城，以与西北诸游牧部落为界。至始皇时期，渐已壮大的众羌部落乘秦忙于东并诸侯而无暇顾及西陲，越昭王长城入秦境。秦扼守甘泉、谷口，主要防御的当是已越过昭王长城的湟中羌部落。昭王长城横跨今清水河，清水河乃北地郡天然南北通道。游牧部落征战远行多取天然河谷通道，以保证人畜对水、草的需求。因此，湟中羌入秦境，有可能沿清水河谷南下。汉文帝十四年，匈奴由此道南下侵入北地郡即是一例。《史记·匈奴列传》记：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 “萧关”位于今清水河上游，乃汉代交通要枢。过萧关沿今泾河（古泾水）河谷南下可趋长安；经萧关而东，沿今茹河谷可去古彭阳；向西、越今六盘山取葫芦河路远通古秦州。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入侵，即入长城沿水而南，过萧关，东则进犯彭阳，西则出奇兵过今六盘山，取回中道，入烧回中宫，前哨游骑达雍州以至甘泉。而汉“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反映了匈奴游骑抵甘泉已危及长安。甘泉于秦之咸阳，犹如甘泉于汉之长安，乃秦、汉国都北壁要塞。故，昭王三十五年，秦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当非偶然，始皇三十五年修直道自九原抵甘泉亦非巧合，均与甘泉在秦国西北边防的重要地位有关。始皇东征时期，秦固守甘泉、谷口以备湟中羌部落，说明湟中羌入长城南下后，已迫使秦将西边的边防线由昭王长城退至底线——甘泉、谷口。故当始皇统一六国，稳定天下后，便使蒙恬“西逐诸戎”，将湟中羌驱至昭王长城外并修缮加固长城，使其不复南下。湟中羌被逐出秦境后，居于昭王长城以北，今清水河以西的地带。此时，秦北疆界已由昭王长城北移至今河套—阴山山脉地区，湟中羌傍清水河，仍有南下、东进的隐患。而且，今黄河以西的月氏势力强大，亦当是秦防范对象。秦修建九原抵甘泉的直道，从边防角度而论，当不仅仅是为了巩固北陲边防，还应具有固守西土的目的。九原为秦北防御匈奴的军事重镇。甘泉扼泾水河谷，北可防众羌逾昭王长城，沿泾水河谷南下，南可屏壁咸阳。直道自九原抵甘泉，既有助于秦防备匈奴、众羌南下，又对月氏、众羌势力的东渐起着阻遏的作用。因此说，直道不仅是秦国交通要道，还应该是秦西北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秦万里长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道北接河套—阴山山脉地区长城，南与昭王长城交合相联，构成秦国“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长城的西北段。 六、结语 本文试图利用传世文献，结合今人对长城遗迹的调查研究，通过分析蒙恬筑长城的背景，考证蒙恬所筑亭障、河上塞的分布、功能，及秦榆中方位和秦代众羌、匈奴等部落的分布，以期解决蒙恬所筑长城位置问题，并就学术界长期以来存有争议的秦始皇长城西北段问题提出自己不尽成熟的看法。本文基本观点如下： 1．蒙恬所筑长城在秦北，今河套—阴山山脉地区；而不在秦西，今甘肃榆中县（或兰州）以西至内蒙古包头以西的黄河沿岸地带。 2．蒙恬所筑长城具体指蒙恬在河套—阴山山脉地区所筑亭障和河上塞。长城起今套东北大青山脉迤南地带，抵阴山山脉西端和乌兰布和沙漠一带。 3．始皇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蒙恬不仅北伐匈奴，还曾西逐众羌。蒙恬西征北伐后，修缮加固秦陇西郡西北边（包括部分北地郡）的昭王长城以防备众羌南下，并在今河套—阴山山脉地区筑长城以御匈奴。 4．直道不仅是秦国交通要道，还应该是秦始皇万里长城西北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北接河套—阴山山脉地区长城，南与昭王长城交合相联，构成秦西北防御匈奴、月氏和众羌等部落的防线，在秦国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5．从秦始皇三十三以后众羌的分布可知，秦国西边疆界限于今清水河和秦陇西郡西北边的昭王长城，不曾抵于黄河岸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