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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636年皇太极发动了丙子之役（朝鲜称“丙子胡乱”），朝鲜国王被迫出南汉山城表示臣服，清朝与朝鲜结成了宗藩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为止。宗藩关系又叫朝贡关系，作为藩属国的朝鲜要定期向清朝朝贡，而作为宗主国的清朝册封朝鲜国王，双方保持“事大字小”的关系。这是东亚特有的国与国之间非对等的上下礼仪关系。那么在宗藩关系下，双方是否具有明确的边界及边界意识，如何处理边界问题，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人们一般认为，前近代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相对模糊，不像近代国际法下国与国之间明确地以线为界。但是据笔者观察，在宗藩关系下，清朝与朝鲜具有较明确的边界，双方曾进行过共同的定界、勘界，而且基本以线为界。除了鸭绿江、图们江自然边界以外，在长白山地区还设置了土石堆、木栅等人工标识物，此即人为边界，这种边务活动的背后是有双方明确的边界意识支撑的。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旨在考察宗藩关系下清朝与朝鲜的边界意识，以及在近代转型期的强化及其与双方边界纷争的关系。 一、清初宗藩关系的建立及边界意识 在考察宗藩关系下双方的边界意识之前，不妨先看一下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界概念。在近代国际法上边界又称国界，它是划分国家领土范围的界线，是一国与邻国交界的地方。表示陆地领土界限的陆地边界，其形成有两种基本情况，一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边界，称自然边界，即利用湖泊、山脉、河流等自然地形形成的。一是人为的划界，即人为边界，两国通过条约正式划定边界。即使以自然地形为界，国际法上边界必须是线，所以需要具体的步骤与协议。如果地形特色为山脉，则以山脊或分水岭为界，如果地形特色为江，则以可航行的水路中心线为界。 前近代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与近代边界具有相似之处，有以自然障碍物为界的，如河流、山脉、道路等为界；也有以人为的设施为界的，如设置城、栅等为界。只是近代边界明确地以线为界，而前近代边界有相对模糊的地方，这是二者之间最主要差异。 那么，前近代清朝与朝鲜的边界意识如何呢？首先要明确的是，自明初以来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这是朝鲜半岛的高丽、朝鲜王朝向北拓展领土的结果。在元末明初，高丽、朝鲜王朝实行北拓领土的政策，在驱逐女真部落的基础上，不断向鸭绿江、图们江流域推进，特别是在朝鲜第四代国王世宗（1418-1450年在位）时，分别沿鸭绿江上游设置四郡，沿图们江中下游设置六镇，从而奠定了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边疆格局的基础。 到了明末清初，双方仍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由于与朝鲜相邻的女真部落在努尔哈赤兴起及建立后金的过程中，大部分离开了边境地区，后来又随着清军入关离开了东北故土，使鸭、图二江及长白山地区的女真人明显减少，这对于朝鲜巩固鸭绿江、图们江边界是有利的。 在此过程中，清（后金）先后两次越过鸭绿江攻打朝鲜，朝鲜表现出强烈的疆域保护意识。在丁卯之役（1627年，朝鲜称“丁卯胡乱”）时，朝鲜向后金军提出以鸭绿江为界“各守封疆”，后金统帅阿敏派代表到江华岛与朝鲜国王盟誓及双方结成“兄弟关系”以后，后金军全部撤回了鸭绿江以北地区。在丙子之役（1636年，朝鲜称“丙子胡乱”）时，皇太极兵临城下，朝鲜国王被迫出南汉山城称臣，双方结成了宗藩关系，之后清军同样撤回了鸭绿江以北地区，朝鲜得以保全鸭、图二江以南的疆域。如上，虽然清（后金）两次攻打朝鲜，但满足于使朝鲜臣服，特别是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双方仍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 在结成宗藩关系以后，朝鲜对清朝的戒备之心难以消除，表现出较强的疆域保护意识。针对清朝将领擅越图们江征粮的问题，朝鲜国王仁祖表示：“小邦之与大朝（指清朝——笔者注），虽义同一家，而彼此疆场，自有界限。”“今若任其所为，不为禁约，恐疆域无别，边镇不安。”“自今以后，除有公干，賚持文凭外，另行禁约，不许越境擅行，以安边民，以祛后弊，不胜幸甚。”即要求清朝兵民遵守彼此疆界，不得擅越图们江。 清朝在举族入关以后，针对朝鲜边民频繁越境采参、伐木及抢劫等不法行为，出于保护发祥地，同样要求朝鲜严禁边民私越疆界。顺治年间，清朝户部、刑部的相关咨文如下： （1）顺治三年（1646年），朝鲜云宠土兵10人越过图们江打猎，户部咨文指出：“国有疆界，岂容私越。”（2）顺治五年（1648年），朝鲜会宁、钟城20多人越过图们江打猎，户部咨文指出：“地方各有疆界，越境营利明有严禁。”（3）顺治六年（1649年），朝鲜北道边民给图们江以北的赖达胡（女真部族）送去肉、米等食物，户部咨文指出：“国有一定疆界，岂容私越。”（4）顺治九年（1652年），朝鲜碧洞23人越过鸭绿江采参，皇帝敕书指出：“盗参事小，封疆事大。”（5）同上案，刑部咨文指出：“外国之民，不得擅入大国之境。” 到了康熙年间，针对朝鲜边民的频繁越境，清朝规定鸭绿江、图们江为“禁江”，不许朝鲜人擅越，违者必受严惩，地方官也不例外，交涉事例如下： （1）康熙元年（1662年），朝鲜义州2人越过鸭绿江伐木，礼部咨文指出：“违禁越江，入我境界，伐木挖参，非止一次。”（2）同上案，礼部咨文指出：“纵放禁江伐木”。（3）康熙十九年（1680年），稳城朴时雄等3人越过图们江伐木，礼部官员讯问犯人：“尔等前供过江取椴皮作绳是虚，令有他故，过禁江是实。”（4）同上案，礼部官员讯问犯人：“你们口供讨取木皮被人拿住是假，岂为木皮过禁江来么？”（5）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鲜边民、土兵数十人越过鸭绿江在三道沟采参时，袭击了清朝绘制舆图人员，皇帝敕书指出：“违禁渡江，将采参人马用鸟铳伤亡，抢去人参、衣服等”。 综上所述，在清初两次征伐朝鲜、双方缔结宗藩关系的过程中，朝鲜的疆域保护意识高涨，一方面要求清军撤回鸭绿江以北，另一方面要求约束清朝军民不得擅越图们江，力争保护鸭、图二江边界不受侵犯。从清朝来说，经过两次征伐使朝鲜臣服以后，迅速将八旗兵撤回鸭绿江以北，保全了朝鲜疆域，与此同时，在举族入关以后，面对朝鲜边民频繁的越境采参、伐木、打猎等不法行为，不但要求朝鲜约束边民不得擅越疆界，还将鸭、图二江规定为禁江，犯越者受到惩处，地方官也要负连带责任，借此保护发祥地免受朝鲜边民的侵扰。由此可见，清初双方均具有明显的边界意识，力图保护鸭、图二江边界不受侵犯，其后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穆克登定界时，就是从中朝两国以鸭、图二江为界的事实出发，确定长白山地区的陆地边界。 二、宗藩关系下的长白山定界 有关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学界主张各异，有人认为是中朝两国的定界，称穆克登立的碑为“定界碑”，也有人认为是清朝单方面的查边，称该碑为“查边碑”、“审视碑”或者“穆克登碑”。多数学者认为穆克登查边虽然在程序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是从穆克登查边的整个过程和结果来看，仍属于两国之间的定界，即确定了从前模糊不清的鸭、图二江之间的陆地边界。如杨昭全指出，将过去属于女真领地而后应该属于清朝的长白山天池以南大片土地割给了朝鲜，即清朝失地而朝鲜得地了。 韩国学界对于穆克登立碑的性质没有太大的争论，基本认同是一次定界，将穆克登立的碑称之为“定界碑”或者“白头山定界碑”。不过，韩国学者在解释穆克登确定的江源，特别是解释碑文“东为土门”时出现错误，主张“东为土门”不是指豆满江（今图们江），而是指松花江上流，此即土门（松花江上流）、豆满（今图们江）二江说。 笔者和多数学者一样，认同穆克登查边是宗藩关系下的一次定界，即确定了从前模糊不清的长白山地区边界，其证据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穆克登不但在长白山东南麓（距离天池约4公里，被称作“分水岭”）立碑，还在其东边设置了土石堆（黑石沟）、木栅（平地）等人工标识物，从而将鸭、图二江源头连接起来。如果说鸭绿江、图们江是自然边界的话，那么长白山的碑、堆和木栅则是人为边界。虽然后来位于平地上的木栅全部朽烂而无法辨认，但是树立于天池东南麓的碑和沿设于黑石沟的土石堆依然存在，影响和制约了后世两国的勘界及边界谈判。 第二，穆克登有关朝鲜“得地”的言说。穆克登两次提到朝鲜“多得”地方，一次是在寻找图们江水源时，他在图们江上游三派水流中选择了最北边的初派水为正源，同时要求朝鲜在初派水设栅；而朝鲜人所指正源（“涌出处”）是第二派水，位于初派水的南边，即双方对正源的认识有差异。此时穆克登表示：“以初派之水设栅，则此于尔国所谓涌出处（指第二派水——笔者注）加远十余里，尔国之多得地方为幸。”意思是说，定北边的初派水为正源，比起定南边的第二派水，朝鲜可以多得10余里地。 另一次是在天池东南麓分水岭上立碑时，穆克登向同行的朝鲜人表示，朝鲜“得地颇广”，朝鲜军官李义复描述其情形道： 分水岭峡，广三十步许。右边未坤（指西南——笔者注）、左边寅甲（指东北——笔者注），俱有界谷。而左偏山下，平地微突，上有岩石，以此仍作垅台。清使留此多日，周览分水之形势，勒石为记，依垅凿石而立，顾谓我人曰：“尔国得地颇广”云。 那么穆克登所谓朝鲜“得地颇广”指哪里呢？这要联系穆克登与朝鲜译官（金指南）的对话进行分析。据记载，穆克登和金指南围绕长白山以南地区的归属，曾进行过如下对话。穆克登问：长白山以南是否连有把守？金指南回答：“此地绝险，人迹不至，故荒废无把守，有同大国栅门外之地耳。”即金指南用清朝栅门外的空地来比喻长白山以南的空地，主张朝鲜虽未设置把守，却属于朝鲜。当时朝鲜的镇堡、把守距离长白山天池尚有五六日程，所以朝鲜君臣担心天池以南空地不能属于朝鲜。接续二人对话，穆克登又问：所谓大池之南即朝鲜界，是否有文书可据？金指南回答：“立国以来至今流传，何待文书乎？”分析以上二人对话，穆克登所谓朝鲜“得地颇广”，指的是荒废无把守的长白山天池以南地方。由于穆克登立碑处靠近天池，位于天池东南麓约4公里，使朝鲜获得了天池以南大片空地，对此，朝鲜君臣欣喜无比。当时和穆克登一起登山的朝鲜译官金庆门表示：“甚善明，公（指穆克登——笔者注）此行此事，当与此山（指长白山——笔者注）而终古矣。” 第三，朝鲜君臣承认朝鲜“得地”了，其范围不但包括长白山以南，还包括长白山以东地区，如朝鲜接伴使朴权在《北征日记》中指出： 自吾时川至鱼润江，长白山（指朝鲜镜城冠帽峰——笔者注）以北、白头山以南，周围千余里之地，本是我国之土，而以《舆地胜览》及《北关志》中，皆以“彼地”悬录之。故我国人之采猎者，恐犯潜越之禁，不敢任意往来是白如乎。今则界限既定，沿边之人，皆知此之明为我境。其间西水罗德、虚项岭、缓项岭等地，及甫多会山左右前后，皆是参田是白遣，貂鼠则在在产出是白乎㫆。白头山下，所谓天坪、长坡等地，桦木簇立，一望无际。三甲（三水、甲山——笔者注）、茂山三邑之民，若许采于此中，则衣食自可饶足是白在果。 如上引文，朴权指出朝鲜得到了从鸭绿江上游吾时川到图们江上游鱼润江，以及从镜城“长白山”（指镜城冠帽峰）到白头山（今长白山）的千余里之地，即获得了长白山以南、以东的大片空地。 除了朴权以外，朝鲜领议政徐宗泰也表示疆域扩大了，他向国王启闻：“北道定界事”，“清官于我国事多顺，不至迟久而得竣。且于定界后，疆域增拓，诚为幸矣。”国王表示：“初则不无白头以南争地之虑，终至顺便定界而归矣。”徐宗泰建议：“宜有陈谢之事”。于是国王下令当年的冬至使兼谢恩使，对清朝派使定界表示感谢。 第四，朝鲜国王给康熙帝上了“谢定界表”，这相当于今天的国书，除了宗藩关系下的礼仪表达以外，还以国王文书的形式认可了穆克登定界的结果。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朝鲜国王上的“谢定界表”内容如下： 去夏皇华审界之行，不烦外国之供億，克正边疆之界限，莫非皇上字小之德，庶绝奸民犯禁之患，小邦君臣聚首感颂，不胜瞻天爱戴之忱，谨奉表称谢者。……伏念臣获际昌期，粗奉遗绪，僻处下土，徒结拱辰之诚，视同内封，久沐渐海之化，讵意皇华之枉辱，特轸疆事之修明，严两地之禁防，指水为限，表一山之南北，立石以镌，省陋邦供顿之烦，曲垂睿念，绝奸氓犯越之患，用作永图。……谨奉表称谢以闻。 即对清朝派使审界，免去朝鲜的供应，“克正边疆之界限”，使朝鲜人不致因疆界不明而犯越境之罪，表示感谢。文中的“指水为限”指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表一山之南北”指长白山以北属于清朝、以南属于朝鲜；“立石以镌”指在分水岭上刻石立碑。 不仅如此，朝鲜国王还通过题诗来表达“争界”疑虑的消失。该诗是对“白头山图”的题诗，指的是清朝画员绘制的山图，当时清画员绘制了两幅山图，一幅进献给康熙帝，另一幅转交给朝鲜国王，国王的题诗是为这幅山图而作的，内容如下： 绘素观犹北，登山气若何。云霄谁谓远，星斗定应摩。巅有深深水，流为浩浩河。向时争界虑，从此自消磨。 诗中的“绘素”指图本即“白头山图”。“绘素观犹北，登山气若何”，指长白山位于朝鲜疆域的最北边，遥远而高大；“云霄谁谓远，星斗定应摩”，同样表达长白山的遥远和高大；“巅有深深水，流为浩浩河”，指长白山顶天池是鸭绿江、图们江等河流的发源地；“向时争界虑，从此自消磨”，指长白山以南属于朝鲜，从此“争界”的疑虑自然消除了。总之，这首题诗表达了定界以后朝鲜国王如释重负的心情。 其实，穆克登定界的关键是长白山，康熙帝的关注点也在这里，他通过《明一统志》等史书了解了鸭、图二江发源于长白山，还通过几次派人实地考察，搞清楚了二江源头的大致方位，如他指出：“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等。对于两国边界，他也有明确的认识，指出鸭、图二江以北属于中国，以南属于朝鲜，只是“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即长白山地区边界不明晰，因此他谕令穆克登，“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即下达了长白山定界的命令。 其后在穆克登定界过程中，双方对于长白山的归属并没有太多争议，朝鲜并没有奢望获得长白山，此时朝鲜尚未形成对长白山的归属认识，也没有后世那样的神圣感，如前述，朝鲜的目标是获得长白山以南空地。与之相比，清朝方面很早就形成了长白山尊崇意识，视为祖先发祥地，进行祭祀活动。早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皇帝派内大臣武默讷踏查长白山，并于第二年封“长白山之神”，规定“祀典如五岳”，即举行和五岳一样的国家祀典。朝鲜君臣也曾讨论过长白山划界问题，判府使李濡指出，既然双方以鸭、图二江为界，而二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那么天池应“横截作限”，即对半分，但是朝方考虑到长白山天池对于清朝的象征意义和重要性，自始至终未敢提出天池对半分的要求，只是提出“大池之南即我国界”，满足于长白山天池以南属于朝鲜。 穆克登定界结果，立碑于长白山天池东南麓约4公里处，确定以西边的鸭绿江源和东边的图们江源为界，碑文记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由于碑址靠近长白山天池，虽然天池在中国界内，但是双方基本以长白山天池为界了，更在以后催生了朝鲜的长白山归属意识。尤其在英祖时期，朝鲜将长白山定为朝鲜王朝的发祥圣山，从国家层面进行祭祀活动，加之，在风水地理上认为长白山是其祖宗山，这些均催生了朝鲜的长白山归属意识和崇拜意识。 图3：金正浩：《大东舆地图》的部分图， 1861年，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 三、宗藩关系下的边界争议及处理方式 在穆克登定界170年以后到了光绪年间，中朝两国发生了围绕图们江的边界纷争，这既与朝鲜发生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边民越境开垦有关，也与清朝内忧外患加重，无暇关注东北边疆有关系。此时由于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扩张政策，东亚局势发生了巨变，进入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期，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1875年朝鲜和日本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朝鲜被迫开港，日本势力开始向朝鲜渗透。继1875年琉球被日本吞并以后，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为了防止中朝两国的宗藩体系瓦解，清朝借镇压“壬午兵变”（1882年）之机派军队驻扎朝鲜，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与此同时，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建议下，朝鲜分别与美、英、法、德、俄、意等西方列强订了修好通商条约，李鸿章的目的是“以夷制夷”,防止日、俄势力独吞朝鲜，却带来了朝鲜自主意的增强。 在传统与近代的转型期，清朝和朝鲜发生了围绕图们江的边界纷争，直接的导火线是朝鲜边民越境开垦图们江以北地区，并否认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其依据是错误的土门、豆满二江说，即主张中朝两国以土门江即松花江为界，而不以豆满江（今图们江）为界。实际上，土门、豆满、图们均来自满语，意思是“万”或者“万户”，然而朝鲜利用汉字书写和发音的不同，主张土门、豆满是两条不同的江，目的是为了占据由其边民越境开垦的图们江以北地区。 按照朝鲜的要求，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朝两国派代表进行了共同勘界。清朝派遣以吉林商务委员秦煐为首的勘界代表，朝方也派出了以安边府使李重夏为首的勘界代表。经过共同勘界，朝方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朝方代表李重夏结合文献资料认识到土门、豆满“二江说”是错误的，这与他发现“土门江等于豆满江”的关键证据——连接黑石沟和图们江源的木栅遗迹有很大关系，他将这一发现通过《追后别单》秘密报告给了朝鲜政府。换言之，李重夏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了土门、豆满实为一条江，中朝两国以土门江即豆满江（今图们江）为界。正因为如此，在一年后的1887年第二次勘界时，朝方放弃了二江说，承认以豆满江（今图们江）为界。 在两次共同勘界时，双方的疆域观念不能不说强，这一点从双方最终在图们江上游及分水岭上未达成妥协可见一斑。众所周知，在1887年第二次勘界时，双方在图们江上游分歧不大，朝方要求划界的红土山水和中方要求划界的石乙水，相隔不过数十里，而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分水岭，朝方主张定界碑址为分水岭，认为这是穆克登确定的旧界，要求遵守穆克登旧界；而中方认为碑址太靠近长白山天池，不但有碍于长白山发祥地，还有碍于松花江，因此中方先要求以南边的三池渊（距离天池约50公里）为分水岭，后来退一步要求以小白山（距离天池约30公里）为分水岭。遗憾的是，双方在小白山和天池东南麓（穆克登碑址），终未达成妥协。 韩国学界有关第二次勘界时李重夏“头可断”言论的解释有误，在此进行一番辨析。当时双方代表围绕石乙水和红土山水哪一个是图们江正源，激烈争论，此时李重夏提出“吾头可断，疆域不可缩”，他明明争的是红土山水，但不少韩国学者误以为争的是松花江上流，指出李重夏为了争“土门江”（指松花江上流）而发“头可断”言论，显然这是错误的。不过，从李重夏的“头可断”言论可以看出，朝鲜人疆域观的强化，具有“寸土必争”的意识，这是否与近代转型期朝鲜自主意识的争强有关呢？这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此时朝鲜还不是无原则的争界，而是要遵守穆克登旧界，这一点与后来大韩帝国时期派李范允为“北垦岛管理使”，企图将图们江以北地区纳入版图有别。 以上光绪年间的两次勘界，双方虽未达成协议，签订正式的边界条约，但是仍体现了宗藩关系下清朝对朝鲜怀柔的一面，这是清朝方面最终决定搁置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实地勘界结束以后，吉林将军根据中方勘界代表秦煐等的意见，向总理衙门提出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十字碑”（“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的建议，但是包括总理衙门和光绪帝在内，考虑到朝方存在不同意见（要求以碑堆、红土山水为界），出于维护宗藩关系的目的，下令搁置争议。光绪十五年（1889年）总理衙门奏议：“该国世守藩封，久荷天朝覆帱之恩，似不必操之过蹙”，“应请暂从缓议”。对此，光绪帝下了“依议”之旨。至此，宗藩关系下的中朝勘界告一段落。 数年以后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朝鲜为“独立自主国”，朝鲜摆脱了与清朝维持了200多年的宗藩关系，于1897年宣布成立“大韩帝国”。1902年大韩帝国趁俄国占领东三省之机，派遣李范允为“北垦岛管理使”，企图借助朝鲜垦民的力量将图们江以北地区纳入版图。但是由于中方的抗议和“吉强军”的反击，大韩帝国的扩张企图破产。 小结 本文考察了自清初宗藩关系建立，到清末宗藩关系终结为止，中朝两国在边民越境及定界、勘界过程中所表现的边界意识。 在前近代宗藩关系之下，双方均具有明显的边界意识，形成了以天然的河流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边界格局。到了康熙五十一年，清朝派乌喇总管穆克登到长白山定界，明确划分了长白山以南、以东边界。此时在天池东南麓立的定界碑和碑以东设置的土石堆、木栅等人工标识物，是除了鸭、图二江天然边界以外的人为边界，在前近代具备了以线为界的特征。 在宗藩关系下两国的定界、勘界，尚能照顾在领土、边界上的彼此利益关切。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时，双方在长白山归属问题上分歧不大，朝鲜满足于长白山天池以南属于朝鲜，长白山天池则归入清朝界内。不过，由于穆克登立碑处靠近长白山天池（位于东南约4公里）；朝鲜在英祖时期将长白山定为朝鲜王朝的发祥圣山，实行国家层面的祭祀活动；以及在风水地理上认为是朝鲜的祖宗山，这些均催生了朝鲜对长白山的归属意识和崇拜意识。 光绪勘界时朝方曾在图们江边界上迷失方向，但经过共同勘界认识到了碑堆、红土山水是穆克登确定的旧界，要求遵守穆克登旧界。反而是中方代表在分水岭上出错，双方最终无法达成妥协。其后，吉林将军提出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十字碑”的划界方案，但是清朝方面包括总理衙门和光绪帝在内，考虑到朝方的反对意见，从宗藩关系下怀柔朝鲜的政策出发，决定搁置争议，未强行树立“十字碑”。 双方不再顾及彼此利益关切是在宗藩关系瓦解以后，特别是大韩帝国迈出了将图们江以北地区纳入版图的扩张步伐。虽然由于中方的抗议和“吉强军”的反击使这一计划破产，但不久日本利用中朝边界纷争，挑起了所谓“间岛问题”，中日之间围绕“间岛”（今延边部分地区）领土权的交涉与斗争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