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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将军吟》 莫应丰 改革开放之初，湖南作家以严峻而凄美风格的小说崛起于中国文坛，继承了沈从文带着湘西的丰满和妩媚的文学风格，成为当代文坛一道瑰丽的风景。古华、莫应丰、叶蔚林等人是新湘军的主力。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湘军占去三成席位，让人刮目相看。 莫应丰1938年生人，属虎，湖南桃江人。21岁进入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两年后到广州军区文工团工作，开始写剧本；文革期间复员到长沙群众文化室任文学组长，曾在《湘江文艺》发表小说处女作；文革结束后调到湖南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将军吟》完稿于“四人帮”倒台前的1976年春夏之交。莫应丰躲在文家市公社院内的小楼里，吃着每月15元清汤寡水的集体伙食，抽着友人送来的劣质香烟，秘密地写起当时可能招致杀头的小说。 夜晚，月明星稀、万籁沉寂之时，小楼有微光的窗口里，莫应丰伏案疾书，写到兴奋处便哼起国际歌，写到悲伤处，就有断断续续的抽泣和呜咽声，缕缕飘向寂寥的夜空。 《将军吟》写“文革”初解放军空军某部高层指挥机关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的沉浮，呈现了司令员彭其等一众官兵刚正不阿、敢顶逆风、勇抗恶流的革命精神，小说中司令员彭其在极端困难、瞬息万变的环境下，保护干部，稳定局面，以胆略和智谋痛击了那些狂妄的“造反派”。一个天真慈祥，又有大将风度、赤子之心的老干部形象鲜明地矗立在作品中。 莫应丰将《将军吟》投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人文社的领导韦君宜是位老革命、有影响的老作家，敢于担当、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发表，但作品中太露锋芒的内容，在当时的语境下不得不修改调整，也是权宜之计。 出版社把莫应丰请到北京，韦君宜和编辑们与他一起研究修改，出了很多主意。莫应丰多日通宵达旦，关在小屋。 我曾听他大讲《将军吟》创作的艰苦——他曾日夜兼程伏案疾书，有时会有恐惧笼罩心头，但那不是担心被抓去坐牢和杀头，而是怕小说夭折。47万字的长篇小说，仅用三个月的时间草成，写完，他有一种解脱感、成就感。一旦足可给历史留下形象证词的小说完成，死又何惧。说到这里，他两眼射出幽深而坚定的目光，吟出小说脱稿时的即兴赋诗：“含辛茹苦愤无私，百万雄兵纸上驰。泪雨濯清千里目，将军一梦醒其时。”声音低沉悲壮，吟罢，将目光投向窗外的朗月，有泪光闪烁。诗欠工，但有穿透力，我们沉默不语。《将军吟》完稿后，他用木板制成木盒，装入书稿，再用塑料袋裹好，深深埋入地下，等待春天到来。 莫应丰离京后，编辑们发现，他并没有接受编辑部的修改意见，几乎保持原貌。韦君宜再次站出来，以对小说的真知灼见默许了莫应丰坚持自己的态度，还把《当代》审稿编稿时删去的大段大段文字重新恢复。比起莫应丰的坚持，古华忍痛遵命删去了一些原生态活泼文字，作品“干净”了，却少了神采。文坛历来不乏“语言牢房”，还有编辑的无情刀斧。 一次，我与韦君宜社长一起出差，在漫长的旅途中谈到她毅然拍板，原状发表《将军吟》，其胆识和魄力，让我们做晚辈的很是敬重。她却非常赞赏作家莫应丰敢于在文学创作中坚持己见、拒不修改的勇气。她说：“文学创新难，作家坚守文学的道义更难，莫应丰坚决不同意修改《将军吟》，是需要一种精神支撑的，正是他对自己作品灵魂捍卫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才有勇气坚持了自己的决定。想起来，我还得感谢莫应丰呢！” 第四次文代会在京西宾馆举行，韦君宜和秦兆阳高票当选作协新领导班子成员那天，莫应丰来到我的房间，他说：“若不是韦老师以惊人的气魄推出《将军吟》，说不定我还在混日子呢！”我也把韦君宜对他的评价转述给他，他突然特别严肃，说：“我只是珍惜自己的作品，不愿被人磨去锋芒，而韦老师推出我的原汁原味的《将军吟》，则表现出前辈的道义和担当。她是我文学道路上的贵人和福星。” 好像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韦君宜与莫应丰有过一次关于文学创作的长谈。莫应丰后来告诉我，韦君宜很郑重地建议他，应该把创作重心转到自己脚下的湖南乡土风情的镂刻上，把时代风云、历史变迁折射出来。不要再写不熟悉的生活了，《将军吟》的成功只是一个特例…… 果然，莫应丰接受韦君宜良药苦口式的建议，开始把目光投向湘蜀这片热土，创作了《竹叶子》《美神》《桃源梦》等优秀小说。它们都以偏僻山村为背景，以承受苦难的年轻女性为描写对象，深刻揭示乡村生活的保守僵化和扼杀人性，同时充盈着质朴和纯洁。 可惜的是，小说渐入化境的莫应丰于1989年初英年早逝，年仅51岁。韦君宜和我们闻之，不胜唏嘘叹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