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在大陆恢复重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近40年的努力探索，虽然总体上而言，中国人类学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时至今日，仍未完全解决学科生存的问题。中国人类学还处于由生存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面临着“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具体表现在理论依附和学科依附两个方面。那么，如何摆脱“依附式发展”的困境，探索中国特色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使之成为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一门显学，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的时代使命。要想摆脱人类学“依附式发展”的困境，首先，需要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在前辈学者如乔健、费孝通、李亦园等人的思考和努力的基础之上，沿着跨学科综合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轨迹继续探索行进。其次，需要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积极探索本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即一方面要从社会层面上直面现代社会，研究和解释由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重大现实议题；另一方面要从国家层面上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在此探索过程中，逐渐地把中国人类学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学科。 关键词：人类学；反思；困境；现代化； 作者简介：刘仕刚（1988—）,男,湖北荆州人,三峡大学民族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张继焦（1966—）,男,海南海口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之一“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2019MZSCX002）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中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1面对这一巨变，中国人类学者深感以目前的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是不足以有效地认识和解释当下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那么，转型时期的中国人类学应该如何发展自己，或者说该如何探索中国特色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使之成为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一门显学就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的时代使命。近几年，不少学者开始尝试探索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试图帮助人类学走出传统乡村、社区研究的困境，将人类学研究带入到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宏大叙事当中，以避免人类学再次被边缘化的危机。中国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正在共同努力，积极探索“中国学派之路”2。 二、几位前辈学者关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认识、思考以及努力 自百余年前人类学被引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就开始了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探索历程，几代人类学学者们为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学者如吴文藻、林惠祥、潘光旦等到如今第六代新兴的学者3如王铭铭、高丙中、麻国庆、赵旭东、王延中、张继焦等一直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探索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无论是老一辈学者们还是当代中青年学者们都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方向有过深刻的认识，也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尝试。以费孝通、乔健、李亦园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们对本学科发展前途的思考最具启发性，我们将其称之为“乔健式认识”“费孝通式思考”“李亦园式尝试”4。 （一）“乔健式认识” “乔健式认识”源于乔健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系列的清醒认识。特别是在其1995年发表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一文中，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四大困境与四大前景5，其中学界讨论较多的一大困境就是现有的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还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1]我们认为乔健提到的这一困境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学现有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源于对前现代社会的研究，所以无法有效研究现代复杂文明社会；另一方面，乔健是想强调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历史性以及流动性等特点，仅仅依靠单一学科是无法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所以，人类学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关于这一点在他后来主持的“黄土文明·介休范例”大型课题中得到较好的验证。所以，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如何进一步提炼、深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更新其研究范式，将人类学知识转化为智识，做出可以贡献于世界人类学界，乃至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成为中国人类学界亟需思考的问题。[2]因此，由乔健个人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清醒认识所引发的中国人类学界关于学科发展的普遍思考，我们将其称之为“乔健式认识”。 纵观乔健的人类学生命史，乔健除了践行人类学学科的要求外，还有一种自觉，这就是如何运用人类学的知识去解答中国人类学家需要额外负起的一份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用西方的人类学知识体系去解释、验证中国这个大的古老文明体。这大抵也是中国的人类学界一直强调的“本土化”的问题。[3]在解释和验证中国这个古老文明体的过程中，乔健提出的“底边社会”[4]等概念给大陆人类学者提出怎么去研究复杂文明，城市文明的问题，这也给中国学者提出了挑战。 （二）“费孝通式思考” 在人类学该如何解释现代社会的问题上，前辈学者如费孝通、李亦园等都曾对此进行过一番思考和尝试。为什么说他们所作的研究和努力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呢？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一点，即现在我们有很多学者都把费孝通的研究成果看做是一项学术遗产，并对其进行积极挖掘。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完全把他的研究成果看成是一项学术遗产，我们还要弄清楚：费孝通为什么会思考这些问题，并提出一些相关概念？我们把费老对现实的调研及其研究成果，称为“费孝通式思考”。比如，他的《江村经济》实际上考虑的就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问题。[5]由于西方工业化的成功对中国农村蚕丝业造成巨大的冲击，中国农民无法有效应对，只能被动地进行农村工业化，这是他这部作品的一个思路。后来，他提出的“差序格局”（1948年）[6]也是为了看清中国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因为当时西方社会的结构已经被看清楚了，然而在中国社会，我们到底看清楚自己的社会结构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学科要做研究时必须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且他的这个研究也影响了他的师妹、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她比他晚19年提出“纵式社会”（1967年）[7]这个概念来描述日本社会结构。所以，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是跟西方大师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8]、滕尼斯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9]是一个级别的，就是要弄清楚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算是费孝通有关现实思考的一个侧面。 同样，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提出了“多元一体”理论[10]主要也是为了看清楚中国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为了解决民族理论中最为基本的问题。由于民族问题是中国的国家治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何分析中国民族的发展历史和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现实问题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价值与现实意义所在。所以，这也是费孝通进行现实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后，费孝通在1997年又提出了“文化自觉”[11]概念，也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将近20年了，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了，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仍然落后于西方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时期中国自身的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于是，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这个现实问题。所以，从“差序格局”到“多元一体”再到“文化自觉”，费孝通一直在思考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正是有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费孝通才提出这些经典的理论和概念，这也是我们目前国内学者们需要借鉴的地方。 （三）“李亦园式努力” 在探索学科本土化方面，我们首先要肯定一下人类学的老前辈李亦园先生。在他的带领下，人类学曾经做过很大的本土化努力，我们可以称之为“李亦园式努力”。与费孝通一样，李亦园也特别重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港台学术界就曾讨论过社会及行为科学中国化的问题，并出版过相关的论文集。6其中，李亦园在谈到人类学本土化时指出：“创立适合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或修正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人类学研究本土化过程中较高层次的工作。一个学科研究的本土化，不但应该包括研究的内容是本地的、本国的，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而不是一味追求西方的模式。”[12] 那么，李亦园在探索人类学本土化的道路上是怎么做的呢？实际上，他采用的是多学科综合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李亦园曾在中研院主持了一个名为“文化、气与传统医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计划，集合了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经学家、舞蹈学家、宗教学家、中医师、基础医学研究者、物理学家等，试图对“气”在中国文化中的复杂关系做一本土化的认知科学研究。[12]我们认为，李亦园主持的这项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对当下我们探讨人类学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重大问题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沿着李亦园的足迹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跨文化比较或类比研究，这样才有可能从对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研究中得出一些新见解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现实研究，也是我们学科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三、目前中国人类学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关于现阶段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努力，“费孝通式思考”是很有价值的。前面提到费孝通的几个概念或理论是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背景下提出的。当然，费孝通在不同的时代进行了不同的思考，也找到了不同的答案或者是说提出了不同的概念或理论。那么，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着应该去进行什么样的思考和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去接续费孝通未竟的学术事业？ 就目前而言，中国人类学现在正处于由生存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换言之，人类学还没有完全解决学科生存的问题。比如，有的大学需要申请人类学硕士点、博士点；有的大学需要创办人类学系或专业；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要毕业，要找工作；等等，这些都是与这个学科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国内人类学正在面对和解决的是“吃饭”的问题。接下来，才面临学科自主发展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人类学发展到目前这一阶段面临着一大困境，即“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具体而言，国内人类学为了解决目前的生存问题，出现了两个“依附”的问题。 （一）学科依附 第一个“依附”叫“学科依附”，比较明显的是依附别的学科来发展。当前，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比如医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体育人类学等，那是因为人类学学科本身比较弱。比如，医学人类学依附于医学院来发展，艺术人类学依附于艺术学院来发展，教育人类学依附于教育学院来发展，法律人类学依附于法学院来发展，体育人类学依附于体育学院来发展。虽然这些分支学科通常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相关问题，但是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知识或方法。换句话说，人类学在这些分支学科中只是充当一个配角。 另外，国内人类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召开人类学学科大会的时候，很多学者讨论不起来、交流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很多、很分散，大家都在依附不同的大学科，都没有学科自主性，这是目前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很明显的短板。当然，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学在国内的学科地位薄弱所致。虽然民族学和社会学都是一级学科，但人类学一直处于二级学科的地位，所以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二奶”。比如说，医学的项目多，人类学过来蹭一点；艺术的饭碗大，人类学也来喝点粥；教育的肉多，人类学过来分几块；司法饭吃得香，人类学过来尝几口；体育的蛋糕大，人类学也吃一小块；等等。人类学到其他学科“讨饭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是一种“依附式发展”。这种过法只是解决了人类学本学科的生存问题，更别提学科自主发展的问题了。要想实现学科自主发展，就必须建立起本学科自主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然而，我们学科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也仍然存在较大问题，即理论依附问题。 （二）理论依附 关于第二个“依附”，我们将其称之为“理论依附”，即国内有些人类学者喜欢充当“二道贩子”，向国内学术界贩卖一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上的依附呢？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的一些学者总是喜欢把西方的理论奉为圭臬，缺乏对本国实际情况的独立思考。这就导致我们的研究只是为西方学者的理论提供原始材料，沦为西方学者的“打工仔”，即西方学者提供理论，我们提供原材料。[13]二是在国内，我们这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太注重实地调查、太注重事实陈述，而忽视了学科理论和学科思想建设，缺少有深度的研究。[14] 另外，我们依附的西方理论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传统的西方人类学经典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现代社会。为什么呢？因为包括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内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取向是分析不同于西方的前现代社会，即“他者”的研究，不像中国人类学者们自己研究自己，研究中国当代社会。那么，传统的西方人类学经典理论都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我们要弄清楚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西方人一般认为，人类学家研究的这些地方很原始、很贫穷，但马林诺夫斯基却认为：你别看他们社会很原始、很简单，他们的文化是有自己独特的用途或作用7。后来，结构-功能论的创始人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 Brown）批评道：你马林诺夫斯基只看到了“他者“文化的功能，我还看到了“他者”文化的结构8。而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反驳道：你们看到的只是表层结构，我还看到了深层结构9。解释主义领军人物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接着反驳说：你们对“他者”文化的描述都不够深，都是表面的描述，我的描述比你们深，是深描10。所以说，我们从西方人类学经典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西方学者的研究大多只是关注非西方社会中的异文化，讲述“他者”的事情，很少涉及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复杂社会，因而这些研究成果不仅难以解释西方现代社会，而且对中国学者自己研究中国社会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需要仔细甄别之后，方能加以借鉴利用。 四、走出“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 既然中国人类学目前所面临的“依附式发展”的困境是因为学科正处于生存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那么中国人类学现阶段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彻底解决学科的生存问题。要想解决这一根本性难题，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人类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说起人类学的本质特征，很多学者会第一反应就是民族志方法。实际上，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精髓在于多学科综合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或者类比研究，而不是我们学界很多同行所称道的“民族志”，因为人类学学科本身需要多地点、多民族进行跨文化比较或类比研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默多克所制作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11就深刻地体现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精髓。他不但要做多地点、多民族的跨文化比较或类比研究，而且要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就目前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民族志文本很多都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在弄清楚人类学的本质特征之后，我们需要仔细重新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人类学发展到现阶段会出现“学科依附”的问题？这是因为它没有综合多学科知识，缺乏综合性，只拿人类学单一学科知识来进行研究。比如，别人做艺术学，人类学也去做一点。人类学能做出什么来？这类研究只看到一个学科（艺术学），而且人类学还是外行，人类学如果只会调查和收集资料，没有自己的学科知识，那么，人类学只能给艺术学打个下手。这是我们前面谈过的人类学所面临的学科“依附式发展”问题。然后，为什么中国人类学又会出现“理论依附”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人类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一套自成一体的本土化理论，能够与国外同行展开平等地对话与交流，所以只能依附西方的理论。 归根结底，目前国内人类学发展所出现的两个“依附”的困境正是源于人类学学科本身认知的错位，没有认识清楚人类学的精髓，必然会导致中国人类学研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即没有认识清楚人类学的本质特征，自然无法提出本土化的理论体系，自然会导致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与学科力量的孱弱，从而进一步依附西方理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呢？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人类学的精髓，只有采用并加强这两种研究方式，才能使我们学科适应现代社会，才能解释现代复杂社会。直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类学还相当缺乏这两样研究方式。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一直在努力践行这两种研究方式。 （一）跨学科综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需要人类学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综合性知识 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的核心在于“跨”上面。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目前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五花八门，但为什么大多出现“依附式发展”的问题呢？原因就在于学科之间的壁垒没有“跨”过去。比如说，当我们去调查一家企业或者分析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时，我们自己必须要具有企业经营管理或经济学方面的相关知识。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做某一个分支学科（如医学、艺术、教育、企业管理等）的研究时，我们必须要具备那个学科的相当程度的知识，我们才能做好，而不是说，我们人类学也能帮着做一点调查和收集一些资料就行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或者分支学科研究。那么，怎样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或者分支学科研究呢？ 我们认为杨庭硕提出的“相际经营原理”可谓是运用跨学科知识进行人类学本土化理论创新的代表理论之一。杨庭硕通过长期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志研究，结合了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西方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理论观点进行反思，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知识理论模式，即相际经营原理。[15]赵树冈认为：“‘相际经营原理’的形成是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发展的典范模式。”12“相际经营理论”的提出对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015年5月16日至20日，由吉首大学应用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和汕头大学工商人类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相际经营原理”在湖南吉首市召开，中、美、日、印等多国学者与会讨论。可见，杨庭硕先生基于跨学科的本土实践所提出的“相际经营原理”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3 （二）跨学科综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需要人类学加强团队合作 一般而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一个人很难完成，需要团队合作，特别是在人类学研究范式已经开始由社区研究转向区域研究的今天，更需要多学科共同开展区域研究。区域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典型代表当属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陈春生、刘志伟、郑振满等历史学家与美国的肖凤霞、科大卫等人类学家合作，结合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地方文献及档案运用与解读的方法，对华南社会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成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16]王铭铭认为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区域研究也是一种综合性研究，需要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和交流平台，加强与国外相关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合作。[17] 2013年，乔健、周大鸣等人在介休市政府的委托下，联合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厦门大学的相关学者共同开展“黄土文明·介休范例”的大型课题，从历史、民族、地理、文化遗产等多个侧面，就介休地方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课题组还邀请了国外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希望形成跨学科的视野和中西对话。其目的在于通过这样一个跨学科、多领域的合作方式达到对介休这个黄土文明孕育下的区域进行整体性的了解。[2] 此外，除了区域研究需要跨学科团队合作研究之外，针对现代复杂社会的一些具体议题也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比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是一个包含跨学科的知识系统，需要吸纳多学科的知识才能实施保护和规划，这也是为什么彭兆荣一直在大力倡导各学科共同努力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中国范式”，企图改变我国目前“有遗产无体系”的困境。[18]再比如，张继焦与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工商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学者组成老字号研究团队，从跨学科的角度对老字号展开研究14。所以说，因为人类学学科本身很弱，所以需要多学科综合：一方面研究者个人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另一方面需要团队精神。 因此，中国人类学要想走出“依附式发展”的困境，首先需要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重新思考人类学的本质问题，重新回到人类学研究所重视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上来。然而，这只是解决了过渡时期中国人类学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在当下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中国人类学还面临着发展的问题。所以，中国人类学还必须探索出新的发展方向来研究和解释中国当下社会，并成为一门研究当代社会的显学，从而避免本学科再次被边缘化的危机。 五、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 自从费老2005年辞世之后，中国人类学进入一个没有大师引领的时代已经长达15年之久，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特别是前文所述“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尤为突出，那么在转型时期，中青年学者们该如何走出困境，探索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呢？结合当下一些学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5： （一）社会层面：直面现代社会，实现学科现代化 目前，无论是国际上还是中国国内，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前现代社会。在国际上，当代很多西方人类学者仍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研究方面，西方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大多是以过去的殖民地为主，学科传统束缚较为严重；二是在授课方面，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人类学主要是作为公共选修课，是一门通识性教育，缺乏深入研究现代社会的学科动力。但是，目前国际人类学有一个倾向就是传统研究主题的一种现代延伸。2018年10月，我们邀请一个法国学者来北京跟我们一起开会交流。他主要研究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他认为，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那些社会组织到现在还有价值，还有用，还可以去挖掘一下它们的现代意义。16这就有点类似于传统研究的现代解读这个意思。其实，他提到的这个问题跟我们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同一个问题。中国面临的是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我们应该学习哪些学科的知识，怎么去解释和分析这种巨变。这里面涉及的学科就比较多，领域也比较广，这就需要国内部分人类学者去关注和研究现代社会。 但是，在国内，中国大多数人类学者通常涉及的也是人类学传统的研究主题。如果转向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相关问题，必然会涉及一个知识结构转换的问题。很多做人类学传统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某个领域耕耘一二十年的学者而言，要想改变原有的知识结构，尝试建立新的知识结构是有难度的。有些学者可能会转变不了，但是，人类学者不了解现代经济是不行的。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都是前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也就是波兰尼所说的互惠经济，而不包括现代复杂社会的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19]对现代经济，因为太复杂，人类学知识无法分析，而且，人类学者也自恃清高，不愿去讲市场经济的话题。中国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如果人类学者不具备经济方面的知识，怎么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怎么去理解和参与国家建设？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国内人类学目前还处于生存阶段，转变知识结构对学者来说风险很大，所以大部分的学者可能还是会选择依附一些学科来维持现状，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会领头做一些现代社会研究，以寻求学科突破。比如，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正在开展互联网研究[20]；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部分老师带着研究生一起做东莞工厂研究，还有的做广州、佛山等地区的社区现代转型研究等等，比如，杨小柳提出了“都市民族志”[21]。景军通过对“泰坦尼克定律”的阐述来讨论当代中国艾滋病问题和其他公共健康问题[22]。赵旭东和刘谦都在做微信民族志的研究17，赵旭东还在从事文化转型的研究18，张继焦从事的企业人类学研究19等等。所以说，我们这个学科并不是完全没有做现代社会的研究。 因此，人类学要变成一门现代科学、显学，要成为一门能够解释好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科学，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人类学研究现代社会，在此过程中，逐渐地把我们的学科变成一个现代学科。 （二）国家层面：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类学今后发展的方向除了从社会层面上通过研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实现本学科的现代化之外，还应该紧随国家政策导向，从国家层面上来开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议题研究，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努力使本学科在新时代成为一门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显学，比如开展“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自百余年前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20这一概念以来，有关中华民族的研究便一直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期间成果不断，但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20世纪80年末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该理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部多民族兼收并蓄、多元交融的自在发展历史。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那么在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呢？ 对此，王延中提出了一些关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考和建议。他认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要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自觉，建设新时代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23]这就从理论层面为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另外，麻国庆从实践层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多层体系，需要关注其多层性。要理解民族共同体，就必须将民族社会置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在民族与社会互动关系过程中做实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体系。[24] 此外，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这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中国人类学走向海外，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海外民族志研究。通过这一系列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向世界宣示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少数外国学者和政治家所指责的“地缘战略”工具、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过剩产能倾销”等无稽论调，而是要为人类的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方案。何星亮从两个方面撰文对此展开论述，即一方面根据外国著名学者的研究说明古代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根据自己2018年4月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调研资料和中亚各国的中文报刊资料，探讨“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系，并批驳有关政治家和学者的谬论。[25] 另外，在探讨如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乌小花等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不仅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当今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具体可以从六个方面加以推进，即经济走廊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认同建设、地区安全建设、责任互信建设、绿色可持续建设。[26] 从上述几位代表性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类学今后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要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家建设乃至世界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从“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系列概念的变化体现出的是一种从文化自在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的转变历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人类学也要不断增强本学科的自信。当然，这种学科自信来源于对新的研究热点，新的研究方向的正确把握。 六、结语 目前，中国人类学正处于由生存阶段向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中国人类学面临着“依附式发展”的困境，那么，没有大师引领的中国人类学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我们认为中国人类学要想走出“依附式发展”的困境，需要好好追溯和反思一下人类学这门学科本质或者说精髓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前辈许多学者们比如默多克、乔健、费孝通、李亦园等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就是要重新回到人类学研究所重视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上来。只有采用跨学科综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不断提高中国人类学研究者的综合素养，加强中国人类学的团队建设，积极探索“中国学派之路”，中国人类学才能适应现代社会，才能解释中国当下社会，成为一门研究当代社会的显学，从而避免中国人类学学科再次被边缘化的危机。 但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不能只是走出困境，还要有学科抱负，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尤其是中青年学者们要积极探索中国人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从社会层面上，要努力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能够研究和解释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问题的一门显学，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地把我们的学科变成一个现代学科；从国家层面上，我们要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国家发展乃至世界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这才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最为本质的内涵。 注释 1参阅张继焦主编．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探讨[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张继焦．企业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J]．创新，2015（02）：27-36；张继焦，刘仕刚．关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几点思考[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6（01）：1-5；张继焦，宋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现代化转型：直面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7（04）：37-44；张继焦，杨林．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五轮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7（05）：87-94。 2.中国民族学学会2019年年会的主题为“新中国民族学七十年与民族学中国学派之路”，于2019年10月12-13日在北京举行，承办单位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全国各地有近200名代表参加。 3.有关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世代的划分，最常见的是大致以每10年为一个世代，比如第一代学者多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头几年出生的学者如蔡元培、吴文藻等，而第六代学者多是1960年之后出生的，具体划分可参见：张继焦．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比较分析：后现代主义，还是制度主义[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5）：31-36。 4.这三者并非是前后相继的关系，而是并列的关系，都是围绕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所作出的思考及努力。本文将“乔健式认识”放在最前面主要是为了呼应乔健所提出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 5.参阅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1）：15-20；徐杰舜．中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代前言[J]．载于荣仕星，徐杰舜．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M]．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4-12。 6.参阅乔健主编．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C]．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中国化[M]．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1年。 7.参见Bronislaw Malinowski：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 8.参见Radcliffe Brown：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Routledge&Kegan Paul Ltd,1979． 9.参见Claude Levi Strauss：Structural Anthropology,Vol.1,New York：Basic Books,1963． 10.参见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 11.默多克（George P.Murdock）指导的“跨文化调查”，始于20世纪30年代，1949年形成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这个以缩微胶片储存的数据库落户于美国耶鲁大学，包含了世界范围内350个社群的民族志资料的全部文本。 12.此为2015年5月16日至20日，赵树冈在吉首大学举办的杨庭硕“相际经营原理”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13.限于篇幅，除了杨庭硕提出的“相际经营原理”之外，国内还有许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们已经做了大量跨学科综合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具有解释力的本土理论，本文在此不再详述。 14.到目前为止，张继焦及其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系列老字号研究论文和出版了5本老字号绿皮书：张继焦，丁惠敏，黄忠彩．老字号蓝皮书——中国“老字号”企业发展报告No.1（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张继焦，刘卫华．老字号绿皮书——老字号企业案例及发展报告No.2（2013-201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张继焦，刘卫华．老字号绿皮书：“老字号”企业案例及发展研究报告No.3（2015-2016）[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年；张继焦，刘卫华．老字号绿皮书：“老字号”企业案例及发展研究报告（2016-2017）[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6年；张继焦，刘卫华．老字号绿皮书：“老字号”企业案例及发展研究报告No.5（2017-2018）[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8年。 15.关于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可参见笔者另外一篇文章：张继焦，刘仕刚．论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基于“三个方向”与“三种能力”的分析[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134-144． 16.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流派与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0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举办。会上，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问题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Eric Wittersheim教授宣读的论文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和人类学：法国视角》。 17.参见赵旭东，刘谦．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18.参见赵旭东．文化转型人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19.参见张继焦．企业人类学：从社会结构视角分析经济行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20.参见梁启超．世纪文库：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参考文献 [1]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15-20. [2]周大鸣，郭永平，王真真.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2-8. [3]乔健，徐杰舜.对话：乔健与中国人类学[J].青海民族研究，2013（2）：1-10. [4]乔健.底边社会——一个对中国社会研究的新概念[J].西北民族研究，2002（1）：25-31. [5]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观察社初版本，1948：22-30. [7] [日]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M].陈成，译，东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8][法]Durkheim,E.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French：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Translated by W.D.Halls.New York：Free Press,1997. [9][德]Tonnies,F.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Community and Societ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Charles P.Loomis,Michigan：Th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7. [10]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19. [11]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3. [12]何星亮.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李亦园教授访谈录[J].思想战线，1998（9）：85-88. [13]张继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14. [14]张继焦.人类学方法的特点、不足和改进方向[J].民族研究，2002（5）：57-59. [15]杨庭硕.相际经营原理[M].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 [16]周建新.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论争与实践——以华南研究为例[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3）：83-86. [17]王铭铭.藏彝走廊——多学科区域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20-21. [18]彭兆荣.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中国范式”[N].光明日报，2012-06-06（11）. [19][匈]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0]周大鸣.互联网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路径[J].学习与探索，2018（10）：45-53. [21]杨小柳.整体观的延续和拓展：都市民族志范式的构建[J].民族研究，2014（6）：46-58. [22]景军.泰坦尼克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5）：123-152. [23]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J].民族研究，2018（1）：1-9. [24]麻国庆.民族研究的新时代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21-27. [25]何星亮.“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116-122. [26]乌小花，艾易斯.“一带一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理念、价值与实现路径[J].西北民族研究，2018（4）：21-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