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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提及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学界众人无不知晓其十二卷本巨著《历史研究》。该巨著一经问世，便奠定了汤因比在世界文明史研究领域的翘楚地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汤因比的文明研究学术生涯却起步于其在1922年出版的《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A Study in the Contact of Civilisations,张文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在书中，汤因比基于八个月的实地考察，对1919—1922年间希-土战争爆发的起因、责任与影响做出了客观的评析。近期，希腊与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区域濒临擦枪走火的冲突，再次验证了汤因比当年的理性观点与警示。 出生于伦敦历史世家的汤因比，1902年以名列第三的高分考入著名私立贵族学校——温切斯特公学，并获得奖学金。一毕业即被来自牛津巴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的面试官西里尔·贝利（Cyril Bailey）相中，并极力将其推荐到巴里奥学院。20世纪初的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声望极高，学生多为贵族出身，在此求学期间，汤因比深受著名古典学家、古希腊文教授吉尔伯特·穆雷（Gilbert Murray）影响，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11年汤因比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正式开始教职前，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大游历”。这一教育传统兴起于18世纪的英国贵族阶级，青年在大学毕业后先用一年左右时间游历希腊、罗马、巴比伦等古典文明遗址，亲身感受古典文明传统。对汤因比来说，这次大游历体验与别人截然不同，他感受到的不是对希腊文明的无比崇拜，而是清醒地认为“古代希腊文明未必如此辉煌”。这一观点的形成使汤因比日后能平静地将希腊文明视为其归纳出的26个文明样本之一，而不是将其单独置于崇高的文明塔尖。一战的爆发促使汤因比开始关注现实世界，1915年他开始到英联邦政府任职，1917年转入新成立的“政治情报部”，专门负责搜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情报。1919年又离开政府部门，前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任职。 当时英国居住着不少富有的希腊侨民。他们对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提供大笔资金援助，以期对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就在希腊侨民的援助下设立了科拉伊斯拜占庭及现代希腊历史、语言与文学教授席位，汤因比则有幸成为第一位科拉伊斯讲席职位的获得者。科拉伊斯（Adamantois Korais，1748—1833）是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精神导师，其在希腊的地位相当于以色列的现代希伯来语之父耶胡达。设立以其名字命名的教席，其背后的意图不言而喻，那就是培养亲希腊的知识精英。一战的经历使汤因比开始关注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冲突。1919年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阵营间爆发战争后，为得到第一手资料，汤因比在1921年以《曼彻斯特卫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亲赴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1922年，33岁的汤因比出版了《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他逆流而上，抛弃当时盛行的民族国家观点，转而以文明的视角来考察希腊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面临的冲突困境，认为欧洲国家眼中的东方问题，本质上是西方文明强烈冲击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韦尼泽洛斯总理领导下的希腊政府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得到了东地中海区域的大部分岛屿（这实际上就控制了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区域的出海通道）后，欲望膨胀，还想进一步得到岛屿对面的大陆省份，于是在1919年5月15日贸然登陆士麦那（Smyrna，即今日土耳其境内的伊兹密尔），主动挑起战争，失败而归。由于汤因比担任的科拉伊斯教席职位是得到富裕的希腊侨民资助的，因此其在书中明显倾向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观点引起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赞助者委员会的强烈不满。赞助者委员会于1923年1月23日致信国王学院，指责汤因比的学术研究活动未能有效履行科拉伊斯教授席位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出卖了希腊的利益。 迫于希腊侨民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汤因比于1924年初辞去科拉伊斯教授席位，并到新近更名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其前身为1920年成立的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任职。 汤因比虽因此风波被迫终结其希腊研究生涯，《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一书也远不如《历史研究》知名，但在不少熟谙汤因比的学者眼里，这本书才是汤因比最好的著作。 在希土两国围绕东地中海油气开发及海域划界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阅读汤因比的《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就会发现某些历史的回响与重现。 1919年为保护士麦那地区的希腊居民免遭土耳其屠杀，希腊军队在协约国军队掩护下，登陆安纳托利亚西部城市士麦那，由此导致希腊与土耳其之间长达三年多的战争冲突，直到1922年9月9日，土耳其军队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收复了士麦那，这场战争才得以结束。在大量接触了希腊军队官兵和冲突双方平民，尤其亲随希腊军队目睹了伊诺努战争后，汤因比开始以文明的视角来客观审视双方的矛盾冲突及其背后的西方因素，并得出了如下领悟。 首先，欧洲列强才是希-土战争的罪魁祸首。汤因比一针见血地指出，希-土战争是西方外交政策和思想，尤其民族主义观念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它本质上是一场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希腊和土耳其不过是作为两名优秀的马前卒，在执行着法国和英国玩家们的游戏。（第51页）韦尼泽洛斯总理领导下的希腊政府在一战初期保持中立，但经不住英法给予的诱惑：只要加入协约国一方，就保证其获得比《色佛尔条约》划分给希腊的还要大得多的西安纳托利亚地区，外加塞浦路斯。 在英法诱惑下，韦尼泽洛斯政府极不理智地向土耳其发起了挑战。当时的希腊人，无论是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臣民，还是希腊本国人民，都认为英国政府会全力帮助自己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更多的土地。正是基于这样的盲目自信，希腊军队冒险登陆士麦那。实际上，一切来自外部的支持都是有限的，都是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算计。法国和意大利不满英国在土耳其和中东占据绝对优势，于1921年分别放弃对希腊的支持，转而承认凯末尔政府。只剩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还有保留地支持希腊，这其中除了首相个人对古希腊文明的浪漫主义情感外，还有保证黑海海峡贸易通道畅通的现实考量，因为希腊在安纳托利亚的战役，可暂时为英国减轻控制黑海海峡的压力。 其次，汤因比对起源于近代欧洲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天然毒性——政治性展开了批评与反思。来自欧洲的民族主义观念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主张说同一种语言的某一类族群有权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并组建与之对应的政治组织和实体。但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于欧洲特定的环境中，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尤其不适合存在不同文明共处的区域，因为“文明永远是要把四面八方新鲜的人口力量纳入他们的视野”（第17页），这也是为何西方以外的其他区域很少有已知的文明将语言共同体作为划分政治实体疆域边界的原因所在。 民族主义的政治性会导向什么呢？典型如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14世纪以前，作为地域名称的“巴尔干”一词并不存在。139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保加利亚后，该地区才成为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鲁米利亚”（Rumeli）,意即“罗马人的地方”（大致包括多瑙河与萨瓦河以南的欧洲地区），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将征服的保加利亚划入了鲁米利亚帕夏管辖区，并以索菲亚为管区首府。奥斯曼帝国在14世纪征服巴尔干地区后，也只是将这个欧洲东南部半岛上的一条山脉由罗马人所称呼的“赫默斯山”改称“科贾巴尔干”，简称“巴尔干”，意为“多山、大山”。整个18—19世纪，该地区最流行的地理称呼是“欧洲的土耳其”。1878年柏林会议后，西方游客和记者纷纷涌到“欧洲的土耳其”地区，并频繁使用“巴尔干”一词，到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之时，在政治变迁因素影响下，“欧洲的土耳其”很快被新的名称“巴尔干半岛”或“巴尔干”取代，并被赋予了诸如“野蛮、暴力、原始”等负面的含义。 汤因比认为民族主义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当它被移植到近东和中东的相异环境中、被希腊和土耳其吸纳后，带来的破坏性更大。它“使土耳其人和希腊人身上的兽性同时复苏，使他们如野兽一样行动”（201页）。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1919—1922年造成了近200万难民的希-土战争，19世纪的希腊独立战争可以说是民族主义这个西方物品在近东地区的第一次尝试。由于该地区没有一个单一民族在绝对数量上占有优势，因此按照西方观念来重新安排当地的政治版图，必然引起各种报复性的残杀与屠戮。希腊独立战争就引发了在摩里亚（Morea）地区屠杀土耳其人的惨案，以及在希俄斯（Khios）地区屠杀希腊人的惨案，两国人民“如今双双被嗜杀成性的民族仇恨所支配。1914年与1916年，仇恨的情绪在当地土耳其人中爆发。1919年5月，希腊军队登陆后，仇恨的情绪在当地希腊人中爆发。……这些惨案只是互相无法避开的邻居间民族斗争的极端形式，受到了上述致命性西方观念的刺激，依靠其他一些致命的斗争工具不间断地进行，如没收、驱逐、有敌意地干预教育与礼拜以及母语的使用、拒绝法庭正义”。（第18页）西方国家以古希腊神话里“种龙牙”（意为挑拨离间）的方式来激发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相互厮杀时，自己却隔岸观火。可见，近东和中东地区发生的暴行并不是地方病，民族主义思想推动下的西方化革命才是主因。 西方尊崇古代希腊辉煌文明，这种迷思导致希腊在西方人的感情中占据特殊的位置，以至于西方在评判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暴行时，总是假定土耳其人比希腊人更不对，甚至假定“自这两个民族相遇以来，土耳其人对希腊人犯下的暴行，（下转6版）要比希腊人对土耳其人犯下的暴行大得多”（第199页）。虽然汤因比认可古希腊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与意义，但在他心中，土耳其同样值得欣赏：“土耳其是一个独立的中东国家，比波斯强大得多，比阿富汗文明得多，……她能够接受一些西方元素并拒斥另一些。对于借鉴来的东西，她可以选择自己的适用方式。”（第28页）考虑到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要求希腊放弃一些不相称的特权可能是公道的。遗憾的是，西方出于对希腊的偏爱，将希腊视作向中东传播西方文明的前哨，将土耳其视作伊斯兰文明威胁西方社会的前锋，西方的这种偏袒与误知若不及时消除，希腊和土耳其就会一直处于恶性关系中。 汤因比对希-土关系的认识，无疑为西方学界关于希-土关系一边倒的主流观点注射了一针醒脑剂。 在汤因比看来，笼罩着人类其他人群的阴影是西方文明带来的。以物质与技术为导向的西方文明对于非西方社会的公共与私人生活已经产生了渗透性与压倒性的影响，在近东与中东地区，西方文明的影响力因地理上的邻近尤显突出。中东文明其实也包含不同的价值发展可能，因为经常处于互动接触中的中东文明、近东文明和西方文明其实相互间是共性大于差异。一旦中东文明消失，将会是一种损失。中东的伊斯兰元素与西方文明中的建设性元素如果不能兼容，更会带来灾难。“西方造成的阴影，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两大当代文明（这里汤因比指的是中东文明和近东文明），并产生了摧毁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影响。”（第21页） 汤因比对西方文明给近东文明和中东文明造成的深远影响的判断，在今天依然可以经受检验。今天的希腊与土耳其在海域与油气资源方面的纷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避重就轻地将中东地区冲突的核心症结——巴以问题置于一边，力促阿联酋、巴林等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建交，都可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对近东和中东地区的一系列诡异举动上找到影子。 如果我们放大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当前的希-土冲突某种意义上是另一个版本的巴以冲突。希-土之间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纠葛，7月份索菲亚博物馆被改为清真寺，在西方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两国之间在土地与历史上也有纠缠与重合，著名的特洛伊木马发生地如今在土耳其境内，早在公元6—7世纪前，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即为古希腊文明所主导，安纳托利亚的中、东部是近东文明的摇篮，也是现代希腊民族的诞生地。在日本学者林佳世子看来，巴尔干是奥斯曼帝国的发祥地，正是对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征服，才使奥斯曼侯国得以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众多的突厥语小国中脱颖而出，并以巴尔干为基地向四周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 欧洲国家尤其法国对希腊的偏袒犹如今天的美国之于以色列，犹太利益集团在世界各国尤其美国有着强大的游说与活动能力，殊不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尤其在英国，希腊侨民依靠强大的经济能力也对其侨居国的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游说。吊诡的是，希腊在与西方保持紧密关系的同时，由于曾经又是奥斯曼帝国疆域的一部分，与土耳其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奥斯曼帝国自1517年将哈里发挟持到帝国后在其东侧的阿拉伯世界享有特殊的地位，西方社会也因此将其视为了伊斯兰文明向西推进的桥头堡。有趣的是，法国在1305年也曾将新当选的罗马教宗挟持到阿维尼翁（Avignon）长达70余年，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天主教的中心及代言人。说到这，大家就不难理解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何要在东地中海冲突中力挺希腊了。 作为一位受过西式教育规训的学者，汤因比的可贵之处是能够跳出主流的西方视野，以宽幅式的视角来冷静评判希-土战争：“只要西方大众用粗野的侮辱或近乎粗野的喝彩鼓励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像斗鸡一样炫耀，并激发他们全部的憎恨和鄙夷之情，希腊和土耳其就学不会互相平等对待。西方人对于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情感，认识多半是片面的，表达是激烈的，影响是有害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颠覆性力量，是无意识和权力达成致命联合的显著案例，是现代西方对待其余人类的典型态度。”（第241页）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欧洲与亚洲、文明与野蛮，这三组错误的对照物深深地扎根在西方人的心中。这些错误的历史和情感，造成了西方公众对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思想偏见。要打破希-土关系的死循环，唯一正确的出路是努力消除偏见、打造不同文明间宽容的精神氛围，否则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 （罗爱玲，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