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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到北大念博士，那时北大的博士课程刚刚建立，第一届只有我和温儒敏两个博士。所以王瑶先生没正式开课，除了外语和政治课，其他就是每星期到王先生家里去聊天，谈学问也谈人生，从下午一直聊到傍晚。王先生还告诉我，应该去系里几个老先生那里走走，请教问题。我见得比较多的是吴组缃、林庚、季镇淮，还有朱德熙。每个老师的性格不一样，像吴组缃先生特别喜欢说话，能讲出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季镇淮先生比较木讷，不爱讲话，基本上是问一句答一句，若大家都没有话，就在那里坐着对看。季先生是夏晓虹的导师，我们比较熟悉，经常去。可以用“从游”这个词来形容我求学时的情形。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本来也就是这样，大鱼游，小鱼也游，游着游着小鱼就变大鱼了。学生们跟老师朝夕相处，一起读书、生活，观察老师如何做学问，也看老师的精神状态及日常生活态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自己体贴、模仿。说得出来的，是有形的经验；而精微之处，很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或描述的。传授独得之秘，是需要心心相印的，这在“从游”过程中比较容易体会到。 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风气很活跃，学生们有各自的主张，老师们也有自己的追求。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发表以后，北大研究生部举办了一个研究生座谈会，中文的、历史的、数学的、物理的学生都来，那样跨院系、跨学科的对话很精彩。 在当今中国大学努力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北大中文系因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而显得比较特别。以前我们的老先生会很自信，北大中文系就是世界第一的，但是现在有的人越来越崇拜海外汉学，容易“唯哈佛剑桥马首是瞻”。我们不能跟哈佛、耶鲁比中文研究，北大中文系教师过百，哈佛、耶鲁一个东亚系才几个教授。如果一定要比，就应该跟本国语言文学系比，要跟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巴黎索邦大学的法国语言文学研究、东京大学的日本语言文学研究、耶鲁大学英美文学和语言学研究比，这才能够看得出我们的差异。可这样比的话，又碰到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各自不懂对方的语言。而且还有“溢出效应”——每个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都承担了语言文学教育之外的、对于这个国家精神文明建构的责任，无法量化。比如说北大中文系当年的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业绩，这怎么计算？谈院系水平，不能只是衡量专业成绩，如出版专著或取得专利。所以我说，每个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都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建设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没办法量化，也不应该量化。如果一定要把北大中文系改造成哈佛东亚系，那是失败的，对不起国家的信任与民众的期待。当然，具体到专业领域，我们努力跟海外汉学家对话，向他们学习，包括把学生送到哈佛等名校去听课，为学生们争取尽可能多的外出交流机会，这些都需要。但有个前提，即建立学术自信，这是北大中文系应该有的精神气度。 （陈平原，1954年生，2008年—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