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欧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在他的主导下，现当代美国以欧洲事务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基本确立，大西洋联盟的巩固和发展由此成为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对艾奇逊外交理念以及实践过程的探讨，呈现出战后美国逐步制定并推行遏制战略，缔造两极格局的全过程。秉持“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这两个核心概念，艾奇逊竭力塑造出新的国际秩序，使之能够助益于提升美国国家实力。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成功推行，加速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获得，艾奇逊及其同侪最终构建起一个反映美国价值观，守护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全球体系。 关键词：欧洲政策；实力地位；总体外交；大西洋主义；双重遏制 作者简介：王道，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后，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访问学者；夏亚峰，东北师范大学东师学者讲座教授，美国长岛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冷战史。 美国政府历次外交思维的变革，都无法同1940年代末至1950代初的转变相提并论，大国合作最终让位于对抗遏制，冷战的爆发意味着美苏对峙时代的到来。秉持“先欧后亚，欧洲优先”这一外交原则，加之国际主义思维在美国政府高层已占据压倒性优势，战后美国对欧政策引领了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大方向。作为西方学界一致认可的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对战后美国外交模式的重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对美国外交的重点——欧洲政策影响颇深。自20世纪40年代进入国务院后，他曾先后担任助理国务卿、副国务卿、国务卿，兼任总统顾问、民主党外交委员会主席。他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尤其在塑造战后美欧关系方面的业绩颇为后世称道。他是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重要的幕后推手，他倾力筹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美欧多领域联合”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思维。他也是自威尔逊时代萌发的“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最终成功实践的关键人物，更是战后美国“双重遏制战略”(Dual Containment)的主要策划者。如果要对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构建过程进行深入分析，艾奇逊外交思想的研究价值可谓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由于美欧关系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对欧政策长期占据美国外交事务的核心议程。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国际关系的发源地，欧洲列强及其霸权曾长期主导国际体系，美国作为后起之秀，最终成为欧洲霸权的终结者和继承者。二战后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的两极结构取代了以欧洲均势为核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美国为了主宰世界，立即终止对苏合作政策，而苏联亦致力于在巩固东欧原本利益的基础上，将自身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延伸。[1]杜鲁门政府决定实行对苏强硬方针，以此来建立自己的全球统治力，一个以遏制苏联为特征的全球战略逐步成熟。作为矢志秉持跨大西洋视野的国务卿，艾奇逊在兼顾美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坚持以美欧联合思维主导美国外交模式，一方面积极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缔造一种新的均势，另一方面借助西欧的力量达成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战后复兴，西欧国家的确有理由最大限度借助美国的力量，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能让欧洲人更好地适应美国人的思维逻辑和宪政体系。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构建，就是要解决这一战略课题。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艾奇逊外交思想以及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方面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2]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对艾奇逊政治阅历的表述，罗列其担任国务卿期间的重大外交举措，以寻求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合理动因。大部分著作缺乏对艾奇逊外交思维的整体梳理，没有认识到其外交理念对于美国外交进程的独特贡献，没有将艾奇逊与欧洲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论析，没能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构建过程中发掘出艾奇逊外交思想的核心，亦没能充分地理解战后美国对欧政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更遮蔽了“杜鲁门——艾奇逊外交政策”对后世历届美国政府相关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在上述研究盲点取得突破。 笔者借助美国本土档案，从艾奇逊外交思维的基本逻辑——“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这两个概念入手，深入剖析艾奇逊如何使美国凭借自身的综合实力，以及逐渐趋于成熟的外交思路，对西欧国家进行全面扶植，从而使美欧同盟得以迅速建立。[3]一方面，艾奇逊作为战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欧洲政策的主导者，他的思想以及所主导的外交模式，有必要结合近年来最新解密的一手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欧洲问题是美国外交的核心议题，本文将对美国国务卿的个人研究置入美国对欧政策构建的大框架中，为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迪安·艾奇逊“欧洲优先”理念及其实践述评 艾奇逊从求学到步入政坛的30年(1914—1945)，可谓是世界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岁月。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国际环境大为改变，二战结束伊始，随着大英帝国的全球支配地位逐渐瓦解，西方世界呈现权力真空状态。艾奇逊认为，美国应该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以美利坚式的理念重新构建世界秩序。“崇尚自由”是其外交战略的意识形态根基——力图缔造一个让“美国的生活方式”可以无限推广的环境。艾奇逊认为，上述理想得以实现的最重要前提，就是捍卫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文明，并且反对专制，社会制度因而成为问题的关键。依据自由原则建立的经济体制，最终会导向民主社会，而那些企图通过国家计划、铁幕控制来追求既定结果的政权，只能衍生出极权和尚武的国家。因此，艾奇逊断言，无论是共产主义抑或社会主义都无法在美国存活。[4]艾奇逊外交政策的基本思路就是，除非美国引领战后世界进入一个可控的秩序中——信仰自由、个人权力自由等普世价值得以实现——否则，人类就会在世界大战和全球大萧条所造成的紊乱和绝望中覆灭。 欧洲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实现其世界领袖夙愿的天然盟友。不论作为英国移民后代，抑或是从小接受盎格鲁—撒克逊精英式教育的影响，在艾奇逊的政治生涯中，欧洲始终处于战略核心地位，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与美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地缘实体，艾奇逊无法容忍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割裂。[5]入主国务院后，艾奇逊在构建美国外交政策时奉行的“欧洲优先”(Europe First)理念，对当时乃至今后的世界格局都意义非凡。美国外交在1945年后面临两个困局，即战前国际体系的完全崩溃和苏联战略意图及动机的不确定性。为此，艾奇逊的外交思维涉及两方面内容：利用威慑制服威胁，修复紊乱且低迷的西方国家体系。就艾奇逊而言，国际秩序的构建既关乎经济和战略层面，也关乎心理和政治层面。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相比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艾奇逊更为担心欧洲的沉沦对全球势力均衡所造成的破坏，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回到一战和二战时那种以武力应对威胁的老路。[6]所谓“欧洲优先”外交政策的动机，是为了避免战争和国际秩序再度失衡。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实行了全球战略，即发动针对苏联的冷战，进而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全面遏制，重新确立西方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优势。那么，作为必须要拉拢的盟友，美国的外交天平必然向欧洲倾斜。矢志构建西方联盟的国务卿艾奇逊，不仅寄希望于欧洲这个众多西方盟国和国际组织的聚集地，可以成为对抗苏联的第三种力量而重新崛起；而且坚信美国维持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可以将自身的防御线推移到德国莱茵兰以东，从而使美国民众更加远离战争威胁。艾奇逊认为，“确保一个适宜的免受外来者侵扰的环境，就需要意气相投的国家达成行为共识。”[7]他在1951年支持“北约共同防御援助计划”的演讲中表明，“正是因为我们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国同根同源，这样的渊源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使我们有机会构建一个值得守护且更为乐观的未来；我们为了追求和平而阻止战争，这是应对目前威胁的最佳答案；所以我们倾尽所有、联合一致抵御来自国内及外部的威胁”。[8]他在1961年还曾提到：“美国和西欧的人口和生产力分别是苏联的两倍和三倍，(这些)对于军事防御和经济发展都是充足的。”[9]从以上言论分析，艾奇逊自始至终将西欧看作是美国遏制苏联最为有效的助力，美国只有依赖与西欧国家组成的西方联盟，重新塑造欧洲均势，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因此，促进与盟国的合作成为艾奇逊外交生涯追求的主要目标。 引人注目的是，艾奇逊曾与有“遏制之父”之称的凯南(George Kennan)展开论战，再次为其“欧洲优先”理念添加了注脚。凯南于1957—1958学年任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期间，接受BBC(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就国际事务发表演说。凯南声称，除非美国和苏联共同从欧洲撤退，建立一个统一且中立的德国，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免于核毁灭威胁的欧洲。凯南信心十足地估计，西方军事力量在欧洲大陆的过度膨胀会增加战争的风险。[10]凯南的演说虽然没有直接挑战美国当局的权威以及北约组织的合法性，但却会被理解成西欧国家应该警惕成为大国政治的傀儡，欧洲社会民主人士极为认同凯南的言论。针对上述“美国抛弃欧洲”的论调，艾奇逊很快反唇相讥。1958年1月12日，他发表了“回应凯南”的文章，刊登在美国和欧洲的主流媒体上，重申美军之所以驻扎在西欧，源于公认的冷战缘由——遏制苏联入侵欧洲的野心。艾奇逊宣称：“依我的判断，凯南先生从来没有领悟权力关系的现实性，而是对它们采取一种更为神秘主义的态度，因而认为苏联对西欧不存在军事威胁。”当时，众多民主党要人纷纷表态支持艾奇逊的立场，希望美国政府远离凯南的非正统观点。[11]凯南和艾奇逊关于德国问题，以及驻欧美军部署问题的分歧，伴随其极强的政治影射性，在大西洋两岸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应《外交季刊》所邀，艾奇逊发表《分离的幻想》一文，其中指出：“孤立主义者的本性蕴藏在‘美国退出欧洲’这个错误愿望中，试图重回历史窠臼同样是徒劳且致命的，这完全是二战期间不干涉主义的借尸还魂。”[12] 艾奇逊和凯南就美国外交政策导向问题发生过多次争执，后者无法认同前者对西欧那种似乎过度的“偏爱”。然而，艾奇逊确信冷战中西欧对美国安全的必要性，这种重要性源于建立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认知。他的外交理念核心，就是坚信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地缘安全需要一个与之兼容的国际秩序作为结构支撑。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莱芙勒(Melvyn Leffler)认为：“毫无疑问，相比凯南，艾奇逊的理念更为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遏制政策。凯南主张在德国和日本建立中立政府，令其独立发展，艾奇逊则倡导联合、结盟以及美国的领袖地位；凯南贬低战略地区的重要性，艾奇逊则坚持美国必须掌控世界核心地区，并反对再度兴起的民族主义潮流；凯南谴责美国过分依赖核武器，艾奇逊则认为其会为外交政策的推行提供有力凭借；凯南强调国家实力应该促进大国协商，艾奇逊则坚持现有实力应该促成更强大的实力储备。概言之，艾奇逊认为美国的实力可以构建出全新的地缘政治经济秩序，更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13] 艾奇逊的外交思维将欧洲的重要性和苏联的威胁这两个核心议题进行了巧妙组合，配以战后初期欧洲移民后裔主导美国主流社会话语权，以及杜鲁门时期亚洲政策接连受挫的大背景，美国对欧政策在实践环节呈现势如破竹之势可谓顺理成章。已故美利坚大学教授贝斯内尔(Robert Beisner)指出，艾奇逊的外交战略曾有两种选择：“其一，美国的政策导向应该强调本土需求，以此来把握战后世界格局，应该将苏联视为美国的朋友抑或一般的对手；其二，由于苏联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美国应该立即强化自身的海外影响力，并以此作为政策依据。”最终，第二条线索成为艾奇逊外交政策的主导观念，其核心目标是维护美国的价值观，进而延续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传统。[14]笔者认为，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核心，正是从经济、军事等方面对西欧的多维度扶植，帮助欧洲大陆国家实现区域联合，将西德同时纳入西方联盟和北约组织。美国的海外影响力因此急剧膨胀，对苏东阵营造成的压力与日俱增。特别是联邦德国大国地位恢复的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受到极大遏制，其经济实力的急速扩张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后来的东欧剧变埋下了伏笔。 从“欧洲优先”理念的形成与实践效果看，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利益几乎均得到体现。美国利用扶植西欧国家再度复兴这一历史机遇，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自身相对于苏联的战略优势。艾奇逊利用不断涌现的地缘危机说服欧洲领袖(特别是法德两国)用积极的态度来化解历史积怨，欧洲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以及安全权益不得不做出政治妥协，开启联合进程。而欧洲方面对艾奇逊政策提议的积极回应，反过来加强了后者在美国政坛的话语权，孤立主义者以及反对派愈发不能对“欧洲优先”这一理念造成实质性冲击。[15]正如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瑟夫·约菲(JosefJoffe)所言：“艾奇逊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外交的核心人物。他试图构建一个国际体制，可以使美国通过服务其他国家而加快实现自身利益。”[16]因此，国家实力与外交决策这两个基本因素，成为战后美国对欧政策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艾奇逊赋予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两个维度 战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并未立即形成完整的体系，美国国务院在与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政策博弈中，逐渐确立起以美欧联合为核心旨趣的外交战略。作为杜鲁门政府在外交领域的关键人物，艾奇逊主导并缔造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核心的美欧同盟体系，美国顺理成章地取得支配地位。艾奇逊恰如其分地将自己的决策思路定义为“实力与外交”：一方面，美国逐渐构建起西方联盟的实力地位(Situation of Strength)；另一方面，将国内外各方面因素进行整合，推动总体外交(Total Diplomacy)。后世学者将上述两个概念定义为“艾奇逊主义”(Acheson Doctrine)，他们甚至断言：“一个并未完全成形的艾奇逊主义——倡导美苏对抗，维持东西德分裂局面——最终导致苏联解体。”[17] 诚然，所谓实力与外交，成为美国政府贯彻欧洲政策的两个基本维度。 国家实力是外交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前提，现代美国外交战略历时超过70年，其主张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全新运用。不论是盟友还是对手，实力允许一个国家使别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实力来源于许多资本因素——地理和自然资源，素质颇高且基数较大的人口，遍布世界的盟国，以及一支规模庞大且装备精良的军队，利用上述综合实力来完成政策目标，就是现代美国外交战略的体现。1945年后，美国的目标就是寻求和维持一个与其国家观念和政治制度相匹配的世界秩序。二战结束后不到10年间，美国缔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催生了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解决了柏林危机，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日本和德国分别实现了民主化改造，经济也得以恢复，双双被纳入西方联盟当中。在世界现当代史进程中，上述外交成就为冷战的结局奠定了基础。基辛格曾经让杜鲁门选出最让他自豪的政绩，后者回复道：“我们完全击败了此前的敌人并使他们彻底屈服，然后再帮他们复苏而实现民主化，最终重回世界民族共同体之中。”[18] 回顾20世纪中叶，由于“新政”的施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着美国权力的膨胀与核心国家利益认知的不断扩展，国民对美国强国地位的依赖逐渐加深。二战结束伊始，美国的外交战略并不以征服敌人为目标，美苏两国并未即刻成为战略对手。然而，当华盛顿确定莫斯科对自身国家利益造成了严重威胁时，杜鲁门认为美国必须调整战略。因此，合理使用国家实力对维护美国的理念、制度和传统至关重要。杜鲁门最坚定的战略决策助手艾奇逊，始终致力于缔造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构建一个具备自由制度和开放经济的国际社会。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提升了美国国家实力并且将其投入于外交运作之中。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高层很快将实力和意图相结合，来追求庞大的战略目标，杜鲁门、艾奇逊的继任者们将他们创造的外交模式延续到后冷战时期。[19] 艾奇逊曾在1950年宣称，苏联在其意识形态驱使下，将其他国家视为敌人，损害西方的安全和文明，苏联威胁的可怕之处在于，其积聚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了自身合理的国防需求。积累这种实力的冲动来源于(苏联)对西方自由世界的恐惧，因为西方从本质上对莫斯科控制的东方构成了威胁。艾奇逊害怕不可预知的东西方摩擦，会升级为一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介入的战争。更大的威胁还在于，西方因为受制于克里姆林宫的恐吓，而使莫斯科赢得毫无代价的胜利。虽然艾奇逊承认苏联的一些政策和行为源于其自身的恐惧，但是他更关心如何弥补西方军事力量的相对弱势，而不是怎样解除共产党人的恐惧。他认为，在拥有核武器后，斯大林试图将苏联的边界向西推进，这必然会让正在恢复的西欧社会手足无措，极易引发一场西方在军事上具有明显劣势的战争——西方如此突出的军事弱点可能会激发莫斯科的鲁莽行为。[20] 客观来讲，战后美国对苏联威胁的认知是过度的，这在很大层面上导致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目标的盲目和泛化。然而，为了更好地应对苏联的挑战，艾奇逊提倡迅速提升西方联盟的实力。就缔造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言，艾奇逊强调必须满足损失惨重的西欧各国的重建需求。面对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的局面，西方各国政府、特别是战败国必然要用国家权力来解决国内问题，从而导致专制政府的出现，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与以美利坚自由精神为准绳的意识形态模式不符。虽然艾奇逊确认苏联是西方的主要威胁，但他同样害怕德国和日本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会驱使二者进入极权主义轨道，从而抵消美国的战争胜果，将美国重新推入不安全的孤立状态中。因此，艾奇逊主张利用美国的实力优势平复西欧的创伤和紊乱。首先就是利用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注资贷款，用美国的农业和工业成果充实西欧。美国政府对国内生产者的补偿使其可以慷慨解囊，欧洲人借此有能力购买美国的产品，欧洲最终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美国提供的“经济止痛剂”并非万无一失，苏联仍在欧洲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西欧工人暴动方兴未艾。据此，艾奇逊打破美国在和平时期不结盟这一传统，竭力推动美欧联合构建起跨大西洋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便是美国给西欧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联邦德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大西洋共同体，坚持民主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成为美国冷战大战略的重要棋子。美国构建北约组织的主要目标是让西欧国家有安全感，欧洲人对战争再度爆发的恐惧因此大为缓解，遂能全力投入到自身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中去。[21] 正是因为单纯的经济援助无法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平息盟国的恐惧，艾奇逊提出发展“补偿性实力”(Countervailing Power)战略。对他而言，第一步就是维护美国和西欧经济的增长以及社会的包容度和开放性，第二步则是积累和使用其他形式的实力。正如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所言：“一个没有实力的社会是不牢固的。”肯尼迪(Paul Kennedy)也曾提出，“缺乏实力，人类所有的成就——艺术、文学、经济的进步，乃至民主社会的推进，都将面临风险”。[22]艾奇逊则进一步指出，美国必须要克服自身实力的局限，临时的“遏制”将会损害而不是加强美国的实力，与其有重点、针对性地遏制苏联，西方更应该全面接近乃至超过它的实力。想要赢得冷战，意味着要长期抑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冲动，所以应该将日本和德国纳入西方体系中，从而全面压制苏联在欧亚的地缘优势。只有构建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使苏联意识到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都将遭遇难以承受的后果。概言之，西方联盟军事实力来源于北约组织的强化、西欧的重新武装以及双重遏制战略的推行，艾奇逊断言：“冷战是一场西方绝不能输掉的战役。”[23] 这就是艾奇逊所谓构建“实力地位”的战略，其中充斥着普遍主义的思维逻辑。在战后美苏意识形态对抗愈演愈烈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外交逻辑自然而然取代了凯南的以政治手段为主，提倡重点遏制的特殊主义思维，最终赢得美国政府高层的一致推崇。首先，艾奇逊的思维核心在于试图扑灭冷战中每一个真正的威胁，在限制苏联发展的同时，使西欧自由地开展经济重建。美国力图发展常规武器来巩固北约的军事实力，恢复西德的大国地位，使它们在美苏对抗的最前沿发挥功效。[24]其次，艾奇逊的政策目标是要缔造实力而非协商解决意识形态差异，他致力于美国永久介入海外，特别是欧洲事务，最终迫使苏联接受西方取得优势地位这一既成事实。他认定西方应该通过移除自身所有的“弱势区域”而非寻求和苏联达成共识，依靠自身实力来解决冷战中的分歧。再次，即使展开东西方协商，苏联愿意做出让步，艾奇逊也提倡避免在东西方讨论中就关键问题进行妥协，因为随着冷战终结，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25]战后美国对欧政策基本上就是按照上述逻辑来制定的。 如果说构建实力地位是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第一个维度，那么凭借实力推行整体性、全面性外交，则是艾奇逊外交理念的第二个基本点，这一内容在他多次公开演讲及谈话中均有体现。回顾欧洲政策的每一个环节，不论是1947年的《援助希腊土耳其法案》、1948年的《欧洲援助法案》、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还是1952年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艾奇逊一贯主张运用政治、经济、技术等力量配合军事手段——利用国家的综合实力来实现外交目标，最终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实力强大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体系”。[26]1950年初，随着苏联核试验成功和朝鲜战争爆发，西方社会人心惶惶，艾奇逊则适时地不断强化“总体外交”这一理念，事实上标志着所谓“艾奇逊主义”的诞生。[27]1950年2月16日，在白宫举行的美国广告委员会会议，国务卿谈道了东西方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以及避免极端主义(包括军事摊牌和预防性战争)的重要性：“国家一旦处于危险中，社会凝聚力自然提升，人们对于民主生活方式的自信也会增强。正因如此，美国应该尝试‘总体外交’——政府所有部门，不论是商务、劳工还是传媒，都自愿付出努力来成就外交事务。就国务院而言，总体外交意味着要更好地整合外交、军事和经济战略，最终形成一个整体性理念，从而坚决遏制敌人的挑衅。”[28]一个月后，在华盛顿举行的探讨美国国际角色的全国会议中，艾奇逊对所谓“总体外交”理念进行了更为充分的论述： 总体外交的两种主要思维，其一是物质层面，其二是方法和程序。就第一方面而言，任何议题，包括税收、贸易、移民、军事、对外援助等方方面面，实则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部分，每一部分都是重要的，没有哪一部分能够被随意处置。总体外交意味着美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互相关联的，都是维系国家存在的关键部分…… 就第二方面而言，(外交)程序和行为影响着政府和民众，而政府则与其行政和立法机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过去几年里，在总统以及总统办公室的领导下，我们政府全部行政机构的所有国家机器都可以整合在一起，从整体的角度来应对所有问题，这已经制度化。正因如此，外交和内政问题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29] 战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主旨已确定，政府需要针对国际局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制定一个将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和社会生活各种要素涵盖在一起的整体性战略。如果实力是执行国家大战略的根本，那么外交就是关键的手段。艾奇逊认为，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增加促进政治团结的因素，就能缔造一个可行的世界体系使国际权力对比趋于稳定。[30]具体到美国对欧政策这个领域，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美国必须加强美欧双边互动渠道，充分利用美欧特殊关系。[31]由此可见，杜鲁门政府几乎将总体外交思维贯穿始终，一直致力于通过多方面扶持来彻底根除欧洲的不稳定因素，成就西方联盟的实力升级。为此，艾奇逊对美欧联合思维——大西洋主义极为推崇，坚决贯彻针对西德和苏联的双重遏制战略，美国与西欧国家开始结成多领域合作的西方共同体。艾奇逊在经济、军事、政治多个维度，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将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综上所述，“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作为艾奇逊外交思维的两条主线，亦是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精髓所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对欧政策诸方面的内容，无一不体现出国家实力与外交战略的积极整合，亦构成了所谓“艾奇逊主义”的核心内容。 三、国家实力与外交诉求——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得与失 战后初期，美国和苏联从战时的盟友转变为争夺地缘利益的对手，双方都不愿将主导世界秩序的机会拱手相让。随着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彻底失败，英、法两国的综合实力亦受到极大削弱，这直接造成中欧地区的权力真空与欧洲均势失衡，美国和苏联都有强烈企图对此进行填补。出于血缘以及文化的关联性，自美国建国以来，其一直将欧洲国家视为天然盟友，通过缔造美欧联盟来遏制苏东阵营，便成为杜鲁门政府的最终选择。艾奇逊则在这一时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构建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总的来看，这一过程最终帮助美国赢得相对于苏联的战略优势，从而奠定了美国在战后的霸权地位；另外，就国家实力的构建与外交政策的实践两个层面而言，战后初期的美国对欧政策亦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足，长远来看，导致美国国家利益受损，所谓有得必有失。 艾奇逊在美国现代外交崛起的进程中究竟占据怎样的地位？相关记录又是如何证明其外交战略之确立过程？同处一个时代的欧洲政治家艾登(Anthony Eden)和舒曼(Robert Schumann)均认为：“艾奇逊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西方自由国家接轨，令西方通过实力与联盟来遏制战争，更使欧洲获得了联合为一体的勇气。”[32]美国著名政治记者和历史学家怀特(Theodore White)曾写道，“在战后世界中，倘若有人称得上美国霸权的人格化缩影，那一定是迪安·艾奇逊，其权力鼎盛时期无人可以匹敌”。[33]甚至连基辛格也激赞：“杜鲁门和艾奇逊，共同开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时代。”[34]当代研究艾奇逊外交思想最为出色的学者贝斯内尔则认为，“在20世纪，艾奇逊的外交成就确实为世界所瞩目。纵观美国历史，恐怕只有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威廉·西沃德能够逾越其地位”。[35]诚然，上述都是美国学者固守本国立场而得出的结论，难免充斥溢美之词。艾奇逊在美国对欧政策构建中的作用，需要建构系统性框架进行分析。 由于近东危机的爆发，艾奇逊对苏联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不同于此前一直坚守的美苏合作理念，他认为苏联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构成最大威胁。因此，美国应该抓住时机增强自身军事实力，成为自由国家安全防务结构中的强大核心。具体而言，第一，美国应该通过物质援助恢复西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意愿；第二，在北大西洋自由国家中创建统一的安全体系，美国应该通过增加在欧洲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的方式，使该体系不断强化；第三，挫败苏联向地中海地区的推进，使该地区成为维护西欧实力地位的前沿阵地；第四，恢复德国和日本的国家主权，使其能够维护自身安全；第五，应给予联合国实际的权力，使其成为义务和规范的化身，彰显其与美国宪法潜在的相同价值观。[36]参照此后的美国政策制定模式，杜鲁门政府时期的欧洲政策基本上是按照上述设计来执行的，此后美国历届政府亦基本延续了艾奇逊的缔造西方联盟“实力地位”这一战略。 概言之，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形成与提出，是历史经验、地缘政治逻辑、事态发展以及政治家自身素质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一战之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打造的“纸面和平”，很快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打破。与之相较，二战之后西德以非暴力方式接受战争失败，从而很快转变为民主和平的西方盟国，艾奇逊在西德国家快速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西德被重新纳入西方体系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重新武装政策，从衰败狼藉的被占领国再度成为发达的独立国家。其次，“大西洋主义”很好地弥合了美欧国家之间的历史嫌隙，艾奇逊与欧洲政治伙伴以及国内“欧洲派”官员合力缔造出一个跨大西洋军事联合体。再次，无数历史教训证明，一体化是欧洲国家在战后唯一的出路，美、英、法三国进而催生出欧洲一体化的萌芽：它由马歇尔计划发端，随着舒曼计划而进一步升华，促使欧洲人逐渐抛弃极端民族主义而接受合作共赢思维。艾奇逊为恢复西欧经济和士气竭尽全力，为美国在欧洲塑造了长期的良好形象。伴随艾奇逊推行的“双重遏制战略”渐露狰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渐认识到苏联必须融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提出实施缓和东西方关系的外交新思维，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导致冷战终结。 就战后美欧关系而言，与历史经验紧密相连的是一种宏大的地缘政治逻辑。杜鲁门政府面临十分严峻的国内环境，死灰复燃的孤立主义险些将“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扼杀。艾奇逊等美国国务院“欧洲派”官员认为，美国若采取隔岸观火的姿态，西欧国家会为谋求自身安全而再起纷争，进而刺激苏联再度西进的企图。倘若没有北约的军事威慑，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必然会屈服于苏联而被迅速“芬兰化”；意大利共产党人会通过自由选举夺取政权；希腊和土耳其会因失去国际仲裁而延续双方的冲突；法国会为抵御德国复兴而倒向苏联；而在法国和苏联的联合弹压下，西德不可能实现自由民主并赢得和平；最大的隐患在于，战后英国依然固守传统的“离岸原则”，一旦没有美国的拉拢，英国的光辉孤立必然被无限放大。若上述情况均成为现实，未来的美国将难以避免蜕化为受经济保护主义支配的军事独裁国家。[37]正因如此，艾奇逊坚持“欧洲优先”的外交理念，很好地贯彻了“大西洋主义”这一美欧联合思维，最终排除了西欧国家重蹈世界大战覆辙的可能性，开创了战后美欧关系的全新模式。 战后欧洲形势的发展，也不断更新着艾奇逊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判断。苏联先后强势介入东欧各国事务，对德国东部实施占领与管制，在中欧地区保持强大的影响力。由于苏联并非完全以战争的方式获得统治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共同控制中欧，以致美国难以对苏联这一“新生敌对力量”进行军事反击。因此，当美国发现自己与苏联在对德管制、德国统一以及东欧政治前途等问题上愈发难以取得共识后，在西欧各国政府倍受国内共产党等左翼力量冲击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最终选择对苏联发动冷战、实施遏制战略作为应对之策。随后，由艾奇逊等国务院欧洲派官员主持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刻成为美国在欧洲遏阻苏联权势扩张的主要力量。战后初期，西欧各国的孱弱现实导致北约组织在很长时间一直是一个“纸面联盟”，远非实质性的军事同盟。出于地缘战略、防务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必须把联邦德国纳入北约框架，才能使大西洋联盟胜任有效遏制苏联、恢复欧洲均势的战略使命。尽管艾奇逊在其任期内未能完成使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组织的目标，但是其参与设计的双重遏制战略，以及将恢复联邦德国主权与重新武装整合在一起的“一揽子计划”，还是成为解决德国问题的最佳方案。 战后美国外交政策走向转变剧烈，为了更好地推行冷战战略，以艾奇逊为代表的美国外交决策者们，根据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对国际格局走向的判断做出扶欧抑苏、重塑实力、构建联盟和双重遏制的对欧战略。但是，艾奇逊制定的欧洲政策构想亦存在诸多缺陷。针对战后初期美国和欧洲各国在经济、军事以及政治领域的纷争与合作，美国对欧政策的得与失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艾奇逊主持制定的杜鲁门政府欧洲政策及其实践过程，成功地构建起西方联盟，使美国和欧洲国家真正结成经济、军事与政治共同体。艾奇逊的国际战略观念对欧洲国家有很强的吸引力，欧洲人愿意和一个并非道德说教者的美国政客打交道，双方分享趋于一致的利益观念。与此同时，艾奇逊的外交理念亦得到美国国会和民众的大力支持，这为美国成功缔造西方领袖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正如英国学者麦克莱伦(David Maclellan)所指出，“艾奇逊认为美国和欧洲的影响是相互的，欧洲绝不相信美国会漠视他们的危机，他们总是认为美国的决策行为会优先顾及他们的问题。艾奇逊坚信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依赖于和盟国维持良好关系，他将盟国的看法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标准，强调外交战略的成功在于维护大国政治的平衡。与此同时，在塑造外交政策的过程中，艾奇逊绝不允许别国利益凌驾于美国之上。他总是依据战略的主次对不同的地区予以区分，评估(美国)在某一地区的战略风险和成本收益”。[38]艾奇逊对国际政治的敏感度，为美国外交政策奠定了战略基础，战后美欧关系的塑造就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的责任感之上。通过对欧洲的经济援助，以及大力提倡美欧联合思维，以“联盟”和“实力”为导向，使得战后初期的美欧共同体初具规模。 其次，艾奇逊将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核心战略理念定位为“双重遏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冷战的走向。通过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美国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消除了欧洲的不稳定根源，另一方面利用联邦德国加强西欧抗衡苏联的能力——通过对西德隐性的遏制达成对苏联显性的遏制。从美国的角度看，美欧联盟成为一种手段，遏制苏联实则是根本目的。在西欧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利用联邦德国的实力优势促成德国的最终统一，进而为西方国家塑造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爱好和平的德国，使之在欧洲具有更大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联邦德国在日后成为东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对日后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客观来讲，艾奇逊针对德国和苏联所制定的“双重遏制战略”使美国在战后初期便赢得相对于苏联的地缘战略优势。 再次，在艾奇逊力主之下，欧洲一体化在战后初期便开始起步，并且迅速取得显著成就。第一，舒曼计划的出台，使得艾奇逊决意将美国以单方面经济援助推动欧洲复兴的模式，改由法国主导欧洲联合进程，欧洲国家开始致力于缔造超国家机制，并且推进经济联合政策。舒曼计划可以延伸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缔造一种国际机制，使法国的安全和德国的复兴相协调，不仅使法国和德国达成历史性和解，同时重新构建起西欧国家的均势状态，最终加强了美国在战后的优势地位。[39]第二，欧洲防务共同体(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虽然在艾奇逊离任后遭遇失败，但是欧洲联合防务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乃至西欧联合部队的建立，最终在艾奇逊创立的“北约模式”中得以实现。长远来看，艾奇逊所倡导实施的欧洲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等多维度联合——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进行国际合作的范本。 概言之，艾奇逊在塑造“美国理念中的世界”这一过程中所推行的一系列举措，同样也是他积极追求国家利益的体现，即建立持久的国际多边机制，推动法德和解，加速欧洲一体化。美国通过对欧洲政策的成功规划及实践，使自身攫取了大量的战略优势，添加了与苏联进一步对抗的筹码。同时，西欧国家实现复兴并且与美国结盟，唯美国马首是瞻，最终增加了美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的话语权。正如艾奇逊在1950年的国会证词中所表示的那样：“美国如果要遏制苏联支配世界的野心，必须做到两件事。第一，美国继续保持与俄国人进行协商的开放态度；第二，美国要创造实力地位，使西方联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维持一支能与苏联抗衡的联合部队。只有完成后者，我们才有可以与苏联协商的资本。”[40] 以上四方面称得上是艾奇逊所构建的欧洲政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积极影响。然而，在冷战大背景下，美国对欧政策必然要适应“遏制”这一主题，杜鲁门政府执政后期所表现出的“全面遏制思维”，最终使囿于其中的欧洲政策不可能摆脱其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 第一，战后美国对欧政策完全充当了美国遏制战略的工具。正如艾奇逊指派尼采(Paul Nitze)编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 Paper)，表面上在于促使杜鲁门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实则倡导针对苏联实行“全面遏制”。这一构想是对凯南“遏制理论”的武断修正，与凯南基于现实主义、特殊主义的所谓“动态遏制”——以政治、经济手段为主，军事手段辅助的遏制方针相去甚远，实际上回归到普遍主义的思维路径之中——追求一种绝对的安全，用苏联的威胁来认定美国的国家利益。[41]这种全面遏制思维与艾奇逊此前推出的“烂苹果理论”神似，均倡导美国必须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对抗，这样不分轻重缓急的全面对峙，最终导致战后美国外交目标的模糊和泛化。为了更好地威慑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艾奇逊便促成美国对欧援助政策的转型——由经济层面过渡到军事层面。以重新武装西德为契机，美国强迫西欧各国追加军事预算和重整军备，这对战后的欧洲国家可谓苦不堪言。美国对西方联盟军力恢复的迫切需求，与西欧各国穷困潦倒的残酷现实形成强烈反差，而后者迫于前者的政治压力不得不就范，导致1950年代欧洲反美思潮的兴起。基于本国的冷战战略，艾奇逊几乎完全忽视了欧洲盟国相对于美国并不迫切的东西方对抗意愿，可以说是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最严重的思维盲点。 第二，艾奇逊对西欧国家采取的全方位扶植政策，使欧洲国家对美国产生严重的依赖心理，最终不利于其长远发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珀(John Harper)认为，“战后欧洲各国领导人普遍认识到，没有美国全方位的支持，欧洲统一是天方夜谭，美国确实营造出一种欧洲人自主观念和独立意识受到限制的情境。欧洲对美国持续的依赖和欧洲本身的分裂状况，迟早会转化成欧洲人长期的忧虑：未来美国可能彻底退出欧洲并放弃对欧洲的军事庇护”。[42]由于双方的实力差距，美国在美欧事务中始终占据主导话语权，欧洲国家很多时候只能根据美国的政策来制定自身的战略规划，造成“美国一朝短路，欧洲全面停电”的后果。英伦三岛始终无法摆脱“英国病”，欧洲大陆一再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是最鲜明的写照。所谓“欧洲优先”理念的核心，实际上在于美国通过对欧洲的全方位援助，树立前者在西方联盟的主导地位，最终使欧洲国家为美国所用。换言之，美国既要支持和帮助欧洲实行联合，又要确保西欧联合不能脱离美国的控制，实为“美主欧从”。[43]然而，这样的战略导向客观上不利于西方联盟的发展，进而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三，艾奇逊主导推行的“双重遏制战略”，虽然取得了颇为理想的效果，依旧存在不少缺陷。诚然，美国赋予联邦德国在北约体系中的盟国身份，其背后的深意在于弥补西方联盟在遏制苏东阵营时缺乏战略前沿这一不足，以期更有效地恢复由于苏联实力上升而日益失衡的欧洲均势。同时，美国又能通过北约框架对重新武装后的联邦德国的民族主义进行有效控制，以安抚英、法等西方国家对德国复兴的恐惧。这种双重遏制战略付诸实践的前提是东西德的分裂以及德国和苏联持续处于敌对状态。但是，随着东欧剧变以及两德统一，德国综合实力迅速上升，伴以国际地位提高和外交自主权完全恢复。为维护国家安全，德国一直积极寻求同俄罗斯的对话与和解。冷战结束后，所谓“双重遏制”的战略基础荡然无存，如何有效地抑制德国乃至欧洲死灰复燃的右翼极端势力，成为当今的国际难题。战后初期，美国外交决策者们仅仅探寻到某一特定时代适合美国的欧洲战略，却缺乏未雨绸缪的长远布局。艾奇逊纵然看到德国暂时分裂对遏制战略利好的一面，却未能顾及未来德国统一后美国可能遭遇的挑战，这为后冷战时代的美德以及美欧关系带来诸多隐患。 如前文所述，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得”抑或“失”，都与迪安·艾奇逊这位战后第四任国务卿的思维导向紧密相关。“缔造联盟”成为艾奇逊的外交信条，其目的不仅仅是将具有同一目标的国家整合在一起，更在于使相关国家重新获取经济和社会的动力，鼓励道德、自信以及渴求成功的信念，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庞大的任务。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无论在精神、物质还是国家权力层面，都需要恢复健康和自信，从而追求一致的目标。[44]艾奇逊极力促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美欧联合方案，试图创造一个“美国的国计民生和个人自由都能生存并发展的国际环境，为此必须将欧洲保留在自由世界体系之内”。[45]首先，艾奇逊所倡导的大国间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合作，使美欧联合进程持续焕发出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战后西方联盟较之于苏东阵营的实力优势，为美欧关系的发展开创了比较有利的局面。再者，美国的商品由此可以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汲取更多的资源，欧洲国家客观上帮助美国分担了经济、政治负担。事实证明，通过致力于欧洲联合，战后美国实现了自身国家利益的进一步放大，这实则是“杜鲁门—艾奇逊式美国对欧政策”的深层动机。 结语：迪安·艾奇逊与战后美欧联合思维的确立 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将保卫“西方文明”和缔造“大西洋共同体”，与美国自身文化存续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论证美国援助欧洲和构建北约组织的正当性，成功地将美国与西欧凝聚成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共同体。[46]强调美欧休戚与共的“大西洋主义”瓦解了主张欧美对立的大陆主义。俄亥俄州立大学荣退教授麦克马洪(Robert McMahon)精辟地指出：“迪安·艾奇逊的政策理念，催生出‘西方’这个概念，这一构想首先基于一个想象中的欧洲和北美民族国家共同体，不仅分享利益和价值观，更拥有一个共同的民主根源。随着时间推移，其深入人心并部分成为现实。”[47] 20世纪中，随着两极格局的涌现和欧洲整体式微，以美国为主导的大西洋共同体成为美欧双方唯一的选择。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对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影响颇深，确保西欧的政治稳定和经济重建乃首要原则。以史为鉴，德国的资源对于欧洲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政治上将德国纳入西方体系更为必要，美国通过欧洲一体化将西德纳入并限制在西欧联合体乃大势所趋。[48]正因如此，艾奇逊始终将把一个民主和先进的德国纳入西方体系视为冷战战略之关键，德国的纳粹主义和容克主义最终消弭殆尽。此种“双重遏制”的战略思维，成为杜鲁门政府大战略的核心内容。显而易见，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最大变化在于两方面，其一，美欧结成了大西洋军事政治联盟；其二，美国推动欧洲实现一体化。上述新的对欧政策追求安全与经济两个目标：美国通过大西洋联盟为西欧的安全承担主要责任，维持欧洲的稳定局势。同时，美国通过支持一体化避免西欧退回到民族国家争霸状态，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美国在欧经济利益最终得以放大。艾奇逊认为，这两个目标最终得以相互补充，美国在大西洋联盟内部排斥西欧在防务和外交领域采取自主行动的权限，为北约组织设置了极为精密的构造，并赋予自己绝对主导权，就深刻地体现了这一意图。正如艾奇逊所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只有根植于更广泛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中才更为安全”。[49] 总体而言，本着构建西方同盟的实力地位，推行总体外交的原则，以艾奇逊为代表的美欧政治家协力缔造出“大西洋共同体”，“大西洋主义”遂成为描述美欧联合思维和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经典概念。战后至今，美国对欧政策虽然经历了不断的调整，但是其两个核心成分和目标却得以延续和保留：其一，坚决防止欧洲出现挑战美国利益的霸权国，美国两次参加欧战、组建大西洋联盟乃至支持欧洲一体化皆为实现此目标，维持欧洲均势是美国绝对无法妥协的国家使命；其二，美国在欧洲推行全球秩序政策，以促进建立一个能够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没有歧视的多边开放的国际体系，这一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全球秩序政策与防止欧洲霸权的现实主义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初期，随着艾奇逊等一批“欧洲派”的涌现，美国将组建大西洋联盟作为实施对欧政策的多边机制性框架，并主要在该框架内处理美欧关系，这实际上成为后来历届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所遵循的根本性原则。正如曾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的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Gelb)所指出的，“杜鲁门团队所制定的冷战初期的美国外交大战略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进入黄金时代，这一成就可与美国国父们制定宪法相媲美”。[50] 注释： [1]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 [2]相关研究参见Gaddis Smith, Dean Acheson,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1972; David S．MacLellan, Dean Acheson:The State Department Years, New York: Mead and Dodd, Mead Company, 1976; Robert, McGeehan, The German Rearmament Question: American Diplomacy and European Defense after World War II,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Melvyn Paul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hn L．Harper, American Visions of Europe：Franklin D．Roosevelt, George F．Kennan, and Dean G．Aches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ames Chace, Dean Acheso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ho Created the American World,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Robert L．Beisner, 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Robert J．McMahon, Dean Achesonand the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 Washington: Potomac, 2009；张曙光：《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赵怀普：《当代美欧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吕磊：《艾奇逊：美利坚“帝国大厦”的初代建筑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档案主要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图书馆(Truman Library)的“迪安·艾奇逊文件集”(Dean G．Acheson Papers)，笔者查阅了其中的60多个系列包括164盒不同内容的文件。 [4]U. 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ected Executive Session Hearings of the Committee, 1943－1950: Historical Series. Volume IV: Foreign Economic Assistance Programs, Part 2，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p.38. [5]John A．Thompson, “The Exaggeration of American Vulnerability: The Anatomy of a Tradition，” Diplomatic History, Vol.16, No.1 (Winter 1992), p．35. [6]David S．McLellan, Dean Acheson: The State Department Years, pp.380－381. [7]Dean Acheson, Present at Creation, New York: W．W.Norton,1969, p．727. [8]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in Support of The Mutual Secretary Program, June 11, 1951, Records Group 59: Records of Undersecretary of Dean Acheson, Entry Number: 1460, Memo for President, 1944－1951, Box 6, Folder: Secretary's Testimony-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MSP,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aryland, USA. (Hereaftercited as RG59, Entry, Box, Folder, National Archives II)． [9]Dean Acheson, “Fifty years After，” Yale Review，Vol.51 (October 1961), p．7. [10]内容摘录自[美]乔治·凯南著，何新译：《俄国、原子与西方》，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8－29页。 [11]Douglas Brinkley，Dean Acheson: Cold War Ye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82－84. [12]Dean Acheson, “The Illusion of Disengagement，”Foreign Affairs, Vol.36, No.3 (April 1958), pp.371－382. [13]Melvyn P．Leffler, “Negotiating from Strength: Acheson, the Russians,and American Power” in Douglas Brinkley, ed., Dean Acheson and the Making of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p．204. [14]Robert L．Beisner, 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 p．644. [15]John L．Harper, American Visions of Europe, p．366. [16]Josef Joffe, “How America Does It，”Foreign Affairs, Vol.76,No.5 (September/October 1997), p．27. [17]JohnL．Harper, American Vision of Europe, p．332. [18]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00, p．599. [19]Robert L．Beisner, 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p.643. [20]Aaron L．Friedberg, In the Shadow of the Garrison State: America's Anti-Statism and Its Cold War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6. [21]Hal Brands, What Good is Grand Strategy? Power and Purpose in American Statecraft from Harry S．Truman to George W．Bus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5. [22]Paul Kennedy, “The Modern Machiavelli，”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49, No.17 (November 2002), p．52. [23]Robert L．Beisner, 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 p．646. [24]Dean Acheson, Pattern of Responsibili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pp.32－33. [25]Dean Acheson, Present at Creation, p．380. [26][美]迪安·艾奇逊著，熊友臻译：《实力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序言)第1页。 [27]Robert L．Beisner，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 p．248. [28] “Summary of Secretary's Remarks Before The Advertising Council, February 16, 1950, Press Conference, 1949－1953, Classified off the Record Speeches folder, Box 69, Acheson Papers, TL，” Quoted in Robert Beisner, Dean Acheson, A Cold War Life, p．248. [29]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Washington D．C., March 29, 1950, National Conference folder, Box76, Secretary of State File, 1945－1972, Dean Acheson Papers, (Unpublished Archives) Harry S．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O (Hereafter cited as TL)． [30]迪安·艾奇逊：《实力与外交》，第17页。 [31]JohnL．Harper, American Vision of Europe, p．280. [32] “Remarkby Foreign Minister Kraft in Praise of Mr.Acheson at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Meeting，” December 18, 1952, North Atlantic Council Statement folder, Box134, Acheson Papers, TL. [33]Theodore H．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M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pp.343－344. [34]转引自Robert L．Beisner, 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p.647. [35]Robert L．Beisner, 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p.647. [36]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n Mobilization Policy, October 15, 1951, President's National Advisory Board Mobilization Policy suggested notes folder, Box 76, Acheson Papers, TL. [37]LawrenceS．Kaplan, The Long Entanglement, NATO's First Fifty Years,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9, pp.221－237. [38]David Maclellan, Dean Acheson: the StateDepartment Years, p．406. [39]Douglas Brinkley, Dean Acheson and Making of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3, p．16. [40]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and Representative Christian A．Herter, March 24, 1950, USSR and Containment folder, Box 77, Acheson Papers, TL. [41]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42]JohnL．Harper, American Vision of Europe, p．280. [43]赵怀普：《当代美欧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44] “Post－War Foreign Policy Second Phase” address by Dean Acheson, October 1, 1953, Post－War Foreign Policy speech folder, Box 134, Acheson Papers, TL. [45]Dean Acheson, This Vast External Realm, New York:Norton, 1973, p．19. [46]王立新：《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第2页。 [47]RobertJ．McMahon, Dean Acheson and the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 p．211. [48]参见赵怀普：《美国缘何支持欧洲一体化？》，《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第6页。 [49]“Acheson to Lovett and Truman，”July 30, 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Paper Relating to Foreign Relations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Washington,D．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Vol. Ⅲ，p．850. [50]Leslie H．Geld, Power Rules: How Common Sense Can Rescu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9, p．1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