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苏诗婉，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在早期殖民历史的研究中，医学与疾病的问题并未受到学者的重视。自20世纪以来，随着环境史、生态史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不同的维度探讨殖民历史，关于殖民医学与疾病的历史才逐渐显露头角。在17-19世纪新旧大陆不断交融的过程中，扮演照护殖民者生命健康角色的现代医学逐渐形成，不仅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重要成分，而且医学本身也与帝国主义的历史一起演变并促进了殖民主义的发展。疾病是历史之镜，通过现代医学和疾病的发展史，我们也能辨析出帝国主义的发展脉络。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①(Pratik Chakrabarti)著《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②(下文简称《医疗与帝国》)简体字版在2019年出版后，旋即受到中文学界的认可与关注。作者另辟蹊径，以全球的尺度来认识医学史。该书在地理尺度上横跨欧、美、亚、非各洲，在时间刻度上探究了16-19世纪涉及帝国主义四个不同时期300年的殖民史，并取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第一手档案文献资料，叙述现代医学与欧洲帝国主义的交会与相互构成的历史。该书有助于我们认识欧洲帝国的兴起与现代医学在知识和物质上的联系。同时，作者也关注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医学发展。研究医学史让我们得以理解更加深广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是如何导致疾病、死亡和医学系统的变化；以何种方式影响不同的人群；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医学的交会，而医疗如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 实际上，在该书出版之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突破只关注经济史和政治史的传统框架，跳脱西方中心论，以全球史的视角研究医学、疾病的历史。艾弗瑞·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在《哥伦布大交换》③一书中首先提出，新航路开辟后，新旧世界不仅在植物、药材、生活方式、文化、思想等方面相互交换，同时导致了生态、疾病和病菌上的交换，这形塑了此后的世界史，也开启了研究人类历史或“世界历史”的新方式。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④强调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重大影响，作者从疾病和病菌的角度来分析现代世界诸多不平等的原因。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瘟疫与人》⑤从医学维度来关注疾病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疫病史纳入历史研究的新范畴，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但较少关注疾病与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和互动。约翰·M.巴里(John M.Barry)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⑥记叙1918-1919年横扫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流感，并再现了这场瘟疫的发生、发展、影响和20世纪的医学演进史。 而医学的发展与社会环境和政治又是相互影响的。伯纳姆(John Burnham)在《什么是医学史》⑦中为我们详细解释了医学与健康史领域，这一领域不仅吸引了医学者和医务工作者，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国内近年来也兴起了关注医学和公共卫生的潮流，韩毅的《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⑧分析了宋代瘟疫的流行及所采取的防治措施，这些措施也完善了宋代的防疫机制。余新忠的《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⑨在对清代的卫生和防疫机制进行分析的同时，展现了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公共卫生的关注。以上著作都从环境、疾病和医学的角度来探究医学史和世界史。 诚然，殖民医学是《医疗与帝国》的关键词，殖民医学也是一个更为新颖的领域，这个词最开始是科学史和科技史学者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在1960年代使用的名词。⑩医学和疾病贯穿于殖民主义的历史，在1970年代之前，多为外科医生和官员记载殖民地的医疗和卫生状况，以及殖民地的一些珍贵药材。他们渲染殖民者的征服及对殖民地带来的帮助和福音，并带有一种道德说教的论调；1970年代后，殖民医学论著大量出现，如罗伊·麦克劳德(Roy MacLeod)和米尔顿·刘易斯(Milton Lewis)的论文集《疾病、医学与帝国》(Disease，Medicine，and Empire)(11)和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的《帝国医学和本土社会》(Imperial Medicine and Indigenous Societies)(12)这两本关于帝国主义与医学的书几乎同时出版，表明学术界对“欧洲以外”的医学社会史越来越感兴趣。这两本书都决然地打破了热带医学史上的“英雄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野，但也承认了西医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13)这一时期的医学史成果也逐渐由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执笔，视角转向日常和民众生活，从正反两方面来探究医学和疾病在殖民地扮演的角色。如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生态帝国主义》(14)中从生态和地理的视角探索历史上欧洲全球扩张的目的，认为殖民者带来的生态破坏导致16世纪疾病在美洲的传播。谢尔登·瓦茨(Sheldon Watts)和伊拉·克莱恩(Ira Klein)也持有相同观点。1990年代，殖民医学史研究开始探究殖民脉络下政治经济与医学的互动，了解殖民主义内部运作权力的复杂性和多样性。(15)在《商业和帝国时代的医学：1660-1830年的英国及其热带殖民地》中，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强调了欧洲与其殖民地之间共生的关系，并质疑了长期以来强调的西方知识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看法。相反，他探讨了现代英国医学本身是如何从英国的海外帝国纠葛中得到启示的。(16)李尚仁主编的《帝国与现代医学》探究现代医学在近代帝国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作者重点关注现代东亚医学在形成过程中与殖民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认为医学建构殖民现代性，是塑造被殖民者身份认同的关键力量。(17)正如作者所说，医学(作为一种技术、一种过程、一种世界观、一种帝国的工具)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复杂性，其微妙之处很少能被其他研究课题超越。 在《医疗与帝国》中，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殖民史来叙事现代医学史，将疾病与医疗穿插于欧洲殖民过程中，从不同的视角论述经典议题。同时，医学史、疾病史与政治史、社会经济史相互交织，共同绘制了殖民史和现代世界发展史。但是医学只是一种帮助殖民者治理殖民地的工具或者媒介吗，抑或是殖民者给殖民地带来的福祉，为了传播文明改善当地的医疗状况，降低其死亡率的吗？实际上，虽然殖民地医学在人员、资金和实践方面有无数的缺陷，但它也挽救了生命，防止了人类感染和死亡。所以在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而需要理解殖民主义与医学之间更深层的联系。本文将用三个部分来分析这本书，首先整体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特色及研究路径，其次探讨西方医学在殖民体系中的角色争议和殖民地国家在应对西方先进医学冲击时的回应或者抵抗，最后评估该书的学术价值。 一 《医疗与帝国》的主旨和研究路径 该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前4章描述殖民者进入新大陆后带来思想和物质方面的改变：第5-8章分析疾病的全球化，疾病随着殖民征服被传播到亚非、美洲和非洲等殖民地，在这些殖民地与当地医学及民众接触和斡旋；最后一部分为第9、10章，重点探讨殖民地医学发展和传统医学的抵抗与接纳。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从横向与纵向、互动与变化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医学与殖民交织的历史图景，其中不乏一些被忽视的声音，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推敲和反复品味的议题。首先，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在第1章中介绍贸易时代(1600-1800)的医学。新航路开辟后，随着世界逐渐连为一体，各地的植物、药物、物品等互相流通，新旧大陆医学第一次交会和碰撞带来了思想上的火花和医学方面的改变。该书以贸易时代的医学作为切入点，并结合后九章内容，试图勾勒出医学和疾病在新旧大陆的传播及其与殖民主义的关系。 新航路的开辟标志着贸易时代的来临，这一时期也是亚洲、非洲、美洲与欧洲互动和交流的历史，同时出现了疾病、医疗体系和混合的医学文化。一方面，来自新大陆的各种植物、药物和材料的流通，充实了欧洲的医学材料和典籍。欧洲医学者整合来自美洲和非洲原住民的传统医学，将其纳入自己的医疗体系，但这些殖民地医学在欧洲常常作为一种没有历史的药物突然出现，殖民地传统医学在欧洲要么遭到歧视，要么被遗弃。另外，一些随殖民者到新大陆的外科医生成为医学变革的加速剂，在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交流与沟通，成为文化、医疗和生态知识的工具，同时丰富了自身的医学和文化知识。在此期间出现的新现象是复兴矿物在医疗中的使用，用化合物和金属来充当药物。此外，医学的交流与互动也影响了欧洲的经济发展，改变了欧洲的医药生意。药剂师成为新药信息的来源，其地位也随之逐渐提高。 关于植物在殖民过程中的地位，在第2章有详细论述。欧洲殖民者寻求异国的植物和药材，而殖民地种植园的建立也为殖民主义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自17世纪开始，欧洲发起了在殖民地寻求药材的“殖民生物探勘”(18)，其中葡萄牙医生加西亚·多达在印度期间，于1563年写下了《药材与药物对话》一书，是欧洲了解印度疾病和医疗的第一本一手知识巨著。1686年，英国自然史学者所著的《植物史》一书，摘录了世界各地的植物。这一时期的人员交流，除了植物学家和外科医生外，传教士是另一批在殖民地搜索并收集药用植物的人。18-19世纪，对殖民地植物的研究也为药理学和制药学以及化学家和药剂学家等的兴起铺路，医疗使基督教在殖民地站稳脚跟。金鸡纳的发现是一重要突破，用来对抗各种热病，加速了殖民步伐。 17、18世纪欧洲国家的殖民拓展和冲突加深，军事史、殖民史和医疗史却相互交织，相辅相成。一方面，殖民军队需要医师来关注他们的健康，降低死亡率，这也使外科医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殖民征服又为欧洲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一时期，海军和陆军医院也在欧洲相继建立，带来了19世纪殖民部队的“死亡率革命”(19)。卫生管理方法的改变，改变了现代医学和欧洲军队，医学在殖民过程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第4章探讨殖民主义、殖民种族和气候的关系。在殖民过程中，地理和种族的概念也受到重视。18世纪前，种族单一起源论盛行，因此殖民者对不同种族较为容忍。从19世纪开始，西方对征服殖民地没有了以前的乐观主义，恐惧和焦虑伴随其中。殖民者贬低殖民地气候，走向气候和种族决定论，这一观念导致了欧洲在殖民地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并建立非定居殖民地。 第5章讲述伴随帝国主义扩张过程的疾病全球化。殖民过程中带来的疾病使对病毒毫无抵抗力的印第安人人口大幅减少，与1347-1348年传播到欧洲的黑死病和1300-1600年从中亚到欧洲的瘟疫类似。虽然疾病不一定直接威胁印第安人的健康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但仍会引起经济、社会的不稳定和内战。(20)同时，疾病传播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当地医疗卫生体系的完善、国际卫生会议的召开也有助于殖民地的扩大。 在接下来的第6-9章，作者分析了印度、非洲及热带殖民时期的西方医学。17世纪，西方医学通过渐进的方式引入印度，并建立殖民医院，凸显了殖民者的统治及其文化优越性，同时印度的公共卫生得到了改善。19世纪晚期，印度民族主义兴起，印度医生和西方医生为争夺医学统治地位而展开激烈角逐与竞争，医学逐渐演变为殖民行政与霸权的一部分。印度传统医学通过学习西方医学进行了自我。在19世纪初欧洲国家试图进入非洲内陆时，现代医学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帮助殖民者进入非洲。殖民带来医学上的进步，反过来又加速了殖民进程，如奎宁的发现降低了欧洲人在非洲的死亡率，接着奎宁又被应用于进一步的殖民征服，这是一个重大突破。19世纪晚期，殖民帝国在热带地区展开新的医学投资、调查和研究，以“热带医学”之名为人熟知。这个词的出现突出了热带的独特性，但其本质上还是为帝国服务。在征服热带的过程中疟疾寄生虫和病媒的发现也推动了细菌学研究。但事实上，作者揭露了殖民主义带来的破坏是导致疾病流行的主要原因，殖民者推动了殖民地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也形塑了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政策。而公共卫生措施往往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增加，因为一些措施(如建立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部门、隔离检疫等)是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干涉，因此受到了公众的误解、憎恨，甚至反对。 最后两章介绍了新帝国主义时期殖民者的“文明开化使命”和殖民地对西方殖民医学的回应。随着细菌学的建立，实验室研究兴起，巴斯德研究所在殖民地建立起来，成为增强殖民主义霸权和影响力的重要辅助。在欧洲国家向殖民地输入医学的同时，当地医生也以独特的方式回应，即使医疗传统被边缘化。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发明传统。这一观点首先是在埃克里·霍布斯鲍姆和特伦斯·兰森的《被发明的传统》(21)中提出的，认为许多貌似传统的做法实际上是晚近的发明，是刻意建构出来的，为了服务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如印度传统医学尤那尼医学和阿育吠陀医学既有古代观念，也有与欧洲医者和当地医者的互动，在18世纪被创造出来。 最后，作者总结认为殖民医学史的开展有两条主要的轨迹：同化与差异。(22)16-20世纪，全球的互动与同化形塑了医疗与帝国的历史，不同医学的混合促进了现代医学的诞生。从1918年世界性的大流感到20世纪中期以来各种形式的卫生组织、基金会、团体和个人的参与，不同地区医学的交会也促进了现代医疗的国际合作，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全球卫生与流行病控制的新纪元。(23)在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艾滋病带来的死亡人数的增加，(24)死亡率降速放缓，疾病的阶级性等，这些都与公共卫生、经济条件和死亡率有很大的关联。 二 现代医学在殖民体系中的争议 现代医学具有浓厚的殖民性，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大卫·阿诺德在《殖民机构》(Colonizing the Body)中就将西方医学与非西方医学在英殖印度的互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取用、统治、诋毁。(25)经过这三个阶段，西方医学才逐渐进入印度并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实西方医学不仅在印度以这种方式赢得了主导地位，在其他殖民地也是以这种路径赢得主动。但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现代医学在殖民过程中引发了争议、斡旋与接纳。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分析了现代医学在印度、非洲、热带殖民地的互动，展现了殖民主义内部运作之权利的多重性与多样性。(26) (一)医院、医生与传教士的角色 为了在相对未知的殖民土地深处生存(以及减轻创伤、疾病、隔阂等)，商业利润、自然医学、地理知识和军事征服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殖民地发展的过程中，医生、医院、传教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三者的目的各不相同，而殖民地的发展同样促进了三者的发展。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分析了三者不同的动机，指出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期望过高。梅根·沃恩(Megan Vaughan)谈到，殖民医学在控制殖民地人口或控制疾病方面的重要性没有我们曾经想象的那么大，它只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为政府官员和一些传教士提供了较小程度的帮助。 在贸易时代，外科医生随着军队来到殖民地，初次接触殖民地的各种奇珍异物，不仅丰富了自身的药理知识，同时也将殖民地有用的药材与植物带回欧洲。在此过程中，外科医生的名声、地位和财富也有很大提升和增加。但欧洲的医生只接受那些在殖民地系统中能够强化西方医学传统的基本观念，对殖民地传统医学进行否定、重新加工、处理、过滤和重新包装。大卫·阿诺德在1988年断言：“医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帝国力量开始(在19世纪晚期)使用药物作为从新臣民中赢得支持的一种方式，以平衡殖民统治的强制性特征，并建立一种比单靠征服更广泛的帝国霸权。” 同一时期，在探险者所发起的“生物勘验”活动中，传教士紧随其后。为了传播基督教，他们也研究当地的医疗，广泛接触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在他们看来，医疗作为一种帮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工具，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新教传教士向奴隶传教，将治疗病人视为其医疗和传教职责的一部分，他们用西方先进的医疗来帮助殖民地居民，增进与他们的交流，也分享宗教信仰及世界观，促进基督教的传播和普及。同一时期，外科医生也变相地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他们通过医疗手段使奴隶看起来“容光焕发”，使他们能卖出一个好价钱。医院也是殖民过程的一部分，如东印度公司建立医院来增强军力，医院成为帝国的工具和机构，也是英帝国权力的象征。 医生推动了17、18世纪殖民军队的改善。在欧洲殖民者殖民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卫生和医疗措施不完善，大多数人死于坏血病、麻风病而非战争。基于此事实，从18世纪开始，外科医生建议在海军中应用新的医疗技术和预防科学，这使医学在军队中变得逐渐重要。1702年，伤病局建立，负责组织和监督英海军的健康事务，随后建立了海军医院。医学在军队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具有革命性，它们形塑了现代陆军和海军，也提高了外科医生的地位，医学开始居于军队现代化的核心，并创造了19世纪的“死亡率革命”。一些史学家认为，欧洲国家18-20世纪的现代化及军事成功，现代医学发挥了重要作用。(27)殖民体系的稳固归功于有能力取得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这也加速了殖民的进程，加快了殖民主义的传播。但是轻率地将死亡率下降与殖民主义联系是危险的，作者也在第3章中提到了另一观点，即欧洲帝国所取得的军事胜利是因为其劳动力充足、设备和军事战略先进，而非医学进步。殖民地医疗仍处于落后阶段。 19世纪，在殖民者征服热带的进程中，医疗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历史学家专门研究传教士为帝国引进西方医学所扮演的霸权角色。传教士为了扩大在殖民地的影响力，与帝国主义携手并进，在非洲进行传教、建立植物园、为当地人提供食物和医疗服务，他们也认识到医学是传播宗教最好的方式。其中，大卫·利文斯顿是19世纪著名的探险者和传教士，他成功将商业、基督教和医学联系在一起。传教的本意是要将非洲人从奴隶中解放出来，结果却是传教士协助探查与剥削非洲的自然资源，协助建立西方医疗机构，以西方医学取代了传统疗法，为殖民主义铺路。统治和控制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其中的矛盾性所在。 (二)现代医学在殖民体系中的争议 现代医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当殖民主义在现代史中制造断裂和混乱时，(28)现代医学却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对现代医学在殖民体系中的角色争议是《医疗与帝国》主要探讨的问题。首先是欧洲医学在何时转换为现代医学？作者提到在13世纪末，对欧洲本土医学、古希腊医学和科学传统的重视，然后在17世纪晚期对自然客观看法的形成，这两个关键时期欧洲医学转换为现代医学。(29)从17世纪开始，商业和殖民扩张构成了互动的新世界，同时出现了混合的医学文化。西方医学作为殖民霸权的工具，为殖民体系的建立“披荆斩棘”，无形中也形塑了殖民地的经济、政治发展。这一时期，医学与疾病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殖民主义历史：传播疾病对当地人的影响，充当了帝国降低殖民地死亡率的工具，帮助欧洲建立殖民霸权。 对于现代医学是否促进殖民主义的发展，不同的时期学术论调不同。在19世纪早期，欧洲帝国主义赞扬西方医学；自马克思主义揭露了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之后，研究帝国主义负面效应的文章出现，学者对帝国主义的角色认知开始转变，也引起了医学对殖民地是否只是有利影响的探讨。学术基调转向的原因也与历史的书写者有关。早期是医生执笔书写医学史，关注进步的叙事和伟人成就的故事。1960年代开始由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描绘医学史。1970年代，帝国史学研究发生了转型，萨义德等人关注对帝国主义及文化霸权的重塑以及亚非底层民众被忽视的历史。(30) 在殖民初期，殖民者普遍认为殖民活动给殖民地带来了先进的文明和现代性，给殖民地带来重大而有力的影响，这一影响可以从欧洲国家和殖民地两方面来论述。第一，殖民主义带来的物种交换丰富了欧洲药材，改变了欧洲医学形态，也推动了殖民地医学变革，欧洲国家提取这些植物中的有效成分并将其加工为现代药物再销售到殖民地，随后在医学中兴起了矿物在医疗中的作用。促使17世纪欧洲博物学研究多样化，并将其列为大学课程。第二，欧洲殖民将先进的医学带到殖民地，改善了当地的医疗服务体系，如印度殖民地的本土医学吸收和接纳了西方医学，来自我补充和完善。另外，殖民地迎来新的医学挑战，催生了19世纪实验室研究和现代制药工业的兴起。如19世纪疟疾阻碍了西方国家进入非洲内陆的步伐，威胁帝国经济利益，为了研究异域疾病，殖民国家聘用更多医疗人员和助手，展开了医学调查，发现了奎宁的效力。为了应对热带疾病，欧洲出现了预防医学，改善了公共卫生。巴斯德的病菌学说、巴氏杀菌法和疫苗接种影响了殖民地的经济、农业等方面，帮助建立西方霸权主义和优越地位。欧洲帝国的医学知识、实践和机构经常被输出到殖民地的边缘地区，并在那里被完全复制。西方医学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种先进性和优越性的体现，成为殖民地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改善了殖民地和欧洲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推动了其向前发展。 同时，我们也需思考，现代医学是否帮助殖民者建立殖民霸权？殖民医学是否宣扬种族、阶级和性别差异的观念？现代医学是否排斥当地本土医学，破坏当地基层医疗体系，使殖民地过度依赖欧洲医学？这些问题非常复杂。不可否认，现代医学在带来进步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副作用。其一，殖民主义带来环境的改变，殖民者抢占本地居民的土地建设铁路，造成生态破坏，从而导致疾病的流行。其二，19世纪对种族焦虑及对退化的恐惧，使殖民国家宣扬种族决定论，认为特定的种族在本质上和其他种族不同，贬低其他种族乃至环境，将殖民地的疾病与种族、环境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殖民地气候与环境在本质上没有病态之处。此外现代医学也被整合进殖民经济与治理，殖民地的一些本土医学被边缘化甚至摒弃，各地医院依赖西方医学，削减了自主性和主动性，现代医学作为一种工具帮助建立西方国家的霸权。如热带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动力来自帝国的野心，是为了进入非洲殖民地，瓜分非洲的资源。殖民主义造成的结果是20世纪的全球卫生计划与政策是在殖民医疗措施合作下发展的，但保留很多殖民的色彩，世界卫生政策仍取决于前殖民国家。因此，正如作者所说，帝国主义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医学经常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非只是其催化剂，被发明并应用于进一步的殖民征服，加速了殖民进程。 (三)传统医学的回应 殖民主义带来的西方医学并不是单向输入，亚洲、非洲、美洲的本土医生和医疗人员以创新性的方式因应现代医学，发明并现代化其本土医学。(31)欧洲殖民者引进殖民地的药材和疗法，却阻挠当地传统医疗的使用。如非洲传统医学诞生于非洲本土医疗与基督教长期的互动，这也是西方医疗传教士从19世纪晚期以来介入的结果，相比于其他地区，非洲医学经历了欧洲医学乃至现代性更为剧烈的介入。(32)19世纪晚期，更为混合的医疗传统通常是在基督教传教过程中产生的，基层民众对此进行了协商和抵抗。但由于西方医学太过昂贵，或者无法有效治疗非洲的疾病，非洲的传统医学也得到发展。20世纪欧洲生物学被纳入非洲的生态观和环境观，(33)一种新的、混合的非洲传统医学诞生了。这一传统医学仿效现代生物医学，重新发明非洲文化。梅根·沃恩在《治其病：殖民权力与非洲病痛》(34)中也指出西方医学在非洲建立的霸权地位，同时也关注到非洲人的行动——发明出斡旋和接纳西方医学的模式。 19世纪印度的民族主义兴起，掀起了本土医学与殖民地医学竞争的浪潮。印度传统医学吸收西方先进医学文化来维系尤那尼医学和阿育吠陀医学的传统性和正当性，带来新的、具有活力的和现代性的传统医学，建立起一种文化霸权。印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也介入此进程，在19世纪给印度带来了西方科学与医学的文化转变。(35)作者自下而上地研究殖民历史，关注到了印度在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受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以及殖民官员和医生的紧张关系。而印度精英群体、上层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医疗政策采取肯定或者阻挠政策的措施，这种颠覆与协商在印度是一直存在的。 从18世纪开始，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医学引入澳门及华南等地，并逐渐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但是传统中医并未被取代，而是以一种更为有机、个人化及温和的方式生存，在一些农村地区甚至成为主流医学，改革开放后传统中医成为一种全球的医学传统和经济力量。(36)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医也不可避免遭到西方医学的冲击和影响，但中医引进了西方现代医学，如接种和疫苗，可以说中医也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发明和创造出来的。 三 《医疗与帝国》的学术价值 一是史料翔实。资料的选取范围广泛，跨度上覆盖亚洲、非洲、美洲、欧洲近300余年的历史，展示了殖民者与殖民地的互动，为我们呈现了“失语者”的历史，反映了殖民地医学人士、底层群众和社会的行动力、抵抗和斗争。同时，作者采用最新研究成果及一手档案资料，多引用文献著作来为读者提供看待问题的多种方式和思维。 二是研究角度新颖。作者从相互联系和发展的角度来探究现代医学的诞生；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研究殖民史；从全球史的角度研究殖民史与医学史相互交织的历史。此外，作者注意到联系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关注到世界历史上的各种联系和同一联系在不同地域和时期的存在状态，凸显了作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对新大陆探险的进程中，作者关注到医疗工作人员、医疗传教±、探险家、生物学家及地理学家在其中的角色和声音，他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殖民图谱。此外，殖民国家与民众的互动也非常微妙，殖民地的医学不可避免与经济和政治活动相互关联，殖民公共卫生措施运作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最终为帝国利益服务。在分析殖民医学的性质时，作者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其作为殖民过程的一部分总是积极和有用的，也没有美化自由主义交换模式和全球化网络所带来的影响，而是从正反两方面理性地对过去几个世纪欧洲帝国与殖民地的医学互动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评估，以新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过程。 三是从历史的横向及纵向来研究医学史。横向是在地理位置上跨越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四大洲。纵向上探究17-19世纪的历史，并将殖民史划分为四个不同时期来探究。从著名罗马医生盖仑对医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开始，到殖民时期现代医学的诞生，再到二战后世界公共卫生组织和体系的建立。重点关注西方医学在殖民地的影响和互动的动态过程，展现了医学与疾病以不同方式嵌于殖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形态。此外，作者洞窥到疾病、医学与人类社会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将历史学、殖民史和医学史相结合，进行跨学科对话，在互动的过程中分析殖民地传统医学、医疗工作者及基层民众的回应，广泛呈现了医学史的多层次与多样性。 当然，这部著作也有一些瑕疵。作者分析了殖民医学的长期影响，从医学所带来的卫生观念的转变中获取线索，探究医学在塑造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秩序方面更广泛的作用，但忽略了由欧洲帝国所主导的殖民地之间的交流，未关注殖民地与帝国合作的部分。虽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地理界限，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科学和医学向其他民族单一输出和传播的思想限制，但对民众，包括欧洲和殖民地民众对现代医学和疾病的看法关注较少，对澳大利亚、拉丁美洲等地的关注不够。此外，该书过度重视现代医学在殖民地建立过程中的作用而忽略了政治、商业和宗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忽略了女性、儿童和奴隶的特殊性，不平等和剥削依然存在。作者未把重点放在国家控制机制上，而是放在医学科学和技术如何改变个人和国家特性的概念上。医学已经被编织进了殖民主义结构中，殖民地医生也被纳入新型医疗体系，它的性质并不是由殖民主义单独确定的。 现代医学与帝国主义史息息相关。疾病和欧洲医学从贸易时代开始就以各种方式通过与殖民的联结而变得丰富。欧洲人探索并利用殖民地的自然资源，标准化自己的医学，从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制成当地药典。同时，欧洲与其他种族相遇，在现代医学思想中建立了种族与人类演化的观念。殖民地不同阶级和社会群体也在因应这一过程。所以在欧洲帝国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在人的行动力和更广大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的互动过程中，现代医学作为理解当代健康挑战的锁匙也进行着知识论与结构的根本改变，医学史也随着殖民者而变化。在众多复杂的历史中，疾病、医学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历久弥新、常说常新的问题，(37)而世界历史也在这种联系与发展中变迁。 注释： ①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和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近代医学史，著有《当代印度里的西方医疗》《物质和医疗》《英属印度的细菌学》。 ②[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李尚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③[美]艾弗瑞·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郑朋萱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72。 ④[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⑤[美]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⑥[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 ⑦[美]伯纳姆：《什么是医学史》，颜宜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⑧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商务印书馆，2015。 ⑨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⑩George Basalla,"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 Science,Vol.156,1967,pp.611-622. (11)Roy MacLeod & Milton Lewis,eds.,Disease,Medicine,and Empire:Perspectives on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Expansion,London:Lewis Routledge,1988. (12)David Arnold,Imperial Medicine and Indigenous Societies,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 (13)Megan Vaughan,"Reviewed Work(s):Imperial Medicine and Indigenous Societies by David Arnold; Disease,Medicine and Empire:Perspectives on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Expansion by Roy MacLeod and Milton Lewis,"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15,No.4,1989,pp.700-701. (14)[美]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张谡过译，商务印书馆，2017。 (15)详见Mary.Louise Pratt,Imperial Eyes:Studies in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London:Routledge,1992; David Arnold,Colonizing the Body: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e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Megan Vaughan,Curing Their Ills:Colonial Power and African Illnes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Warwick Anderson,Colonial Pathologies:American Tropical Medicine,Race,and Hygiene in the Philippines,Durham,NC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 Gyan Prakash,Another Reason: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16)Mark Harrison,"Medicine in an Age of Commerce and Empire:Britain and Its Tropical Colonies 1660-1830,"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Vol.45,No.3,2012,pp.443-450. (17)李尚仁主编《帝国与现代医学》，中华书局，2012。 (18)Londa Schiebinger,Plants and Empi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19)Philip D.Curtin,Death by Migration: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0)[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第145页。 (21)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22)[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第316页。 (23)[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第321页。 (24)Richard G.Feachem & Dean T.Jamison,Disease and Morta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n,Washingt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5)David Arnold,Colonizing the Body. (26)Patrick Joyce,"What is the Social in Social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No.206,2010,pp.213-248. (27)William S.Maltby & M.S.Anderson,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of the Old Regime,1618-1789,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Fontana Paperbacks,1988. (28)[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第32页。 (29)Scott L.Montgomery,"Naming the Heavens a Brief History of Earthly Projections," Science as Culture,Vol.6,1996,pp.73-129. (30)Edward W.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 (31)[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第291页。 (32)[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第304页。 (33)Helen Tilley,"Ecologies of Complexity:Tropical Environments,African Trypanosomiasis,and the Science of Disease Control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1900-1940," Osiris,Vol 19,2004,pp.21-38. (34)Megan Vaughan,Curing Their Ills:Colonial Power and African Illnes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35)Dhruv Raina & S.Irfan Habib,"Perceptions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Vol.32,1995,pp.95-117. (36)Volker Scheid,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Plurality and Synthesis,London &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 (37)刘招静：《另辟蹊径，以待来者——评麦克尼尔著〈瘟疫与人〉》，《医疗社会史研究》201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