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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包容力、凝聚力离不开对内在有机性的关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内在有机性发挥着“凝”元“结”体的功能，并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特质。有机性是与机械性相对而言的，有机性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活性和韧性，有助于克服内部组成部分的差异性衍生的解构效应，能够不断优化共同体的内部结构，提升共同体在发展进程中的抗震性、抗阻性，从而保障共同体的内部聚合，最终促进共同体整体前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包括“横向”有机性和“纵向”有机性，横向内在有机性影响着共同体的内部组成部分之间的团结与融汇，纵向有机性则对共同体的延续、发展发挥作用。有机性的生成和历史进程有关，也和社会关系结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有机性的理论支撑，有机共同体理论则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有机性的区域差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不断增强。步入新时代，要从物态和心态两个维度不断增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内在有机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筋脉与聚力之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强内在有机性的有效保障。 关键词：中华民族；内在有机性；共同体；纽带 作者简介：严庆（1970—），男，河北乐亭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政治、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教育。 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JZD054）；中央民族大学2020年度教改项目“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公共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G2003）的阶段性成果；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拥有形成与发展的悠久历史，具有艰辛与荣光交叠的行进历程。在各民族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无疑成为了最富感召力的概念。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成果林林总总，纷繁呈现，推进了全社会更加广泛、全面、深刻地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笔者认为，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横向”和“纵向”的内在有机性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活性（有机互动、富有生命力）、韧性（顽强持久、富有建构力），而活性和韧性的增强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包容力、凝聚力的增强同步并行。 一、内在有机性是诸多研究中的一点或缺 “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这些话语的背后关联着共同体怎样的学理，需要深入解读、深刻阐释。遗憾的是，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及其成果产出还是凤毛麟角。 （一）目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有机性的研究不足 通过中国知网文献检索发现（相比于论著的出版，期刊论文的刊发周期短，因而可作为统计样本参考），“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了2014年以来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词和议题。12014年以前的相关研究很少，只是在2011年“突然”出现了6篇文章，都和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相关联，原因是当年《史学月刊》第4期集中刊发了6篇以“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为主题的笔谈文章。  图1 中国知网“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文数量增长示意图 学术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实践史，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华民族”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概念和术语，长期未得到认真的研究和论证，致使人们对它的理解还有许多模糊之处[1]。或者说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担心苏联当时流行的“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苏联人民具有“加速民族同化”的嫌疑，那么经过中国学术界近年来的阐释与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涵则更加清晰了。 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指出：“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2]。命运，可以解释为一种生死攸关的选择。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可以追溯过去、把握当下、选定未来的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分开、共命运、同风雨、共荣光的共同体；是有着家人般的亲情与温暖归属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论断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响应，相关研究叠加跟进。例如，徐德莉指出，经济利益共同体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文化共同体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精神磁场、政治共同体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现实场域[3]。而孔亭、毛大龙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到党的十八大之后方才逐渐成熟，是指中华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结成的相互依存、共担共享的有机统一体和亲缘体，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4]。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从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大多数文章聚焦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的讨论，这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系统地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特征，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讨论还不充分。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不是一个简单的多民族拼盘，而是一个有机的多民族统一体。作为一个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必然有其组成结构，而且这一结构处在动态演化中，动态演化体现了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 （二）如何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 内在有机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结构特性。2015年笔者尝试从格局的视角理解中华民族的内在有机性[5]，认为中华民族的内在有机性是不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交合、融汇的特性。作为共同体的一种特性，内在有机性来源于各民族之间长期的互动融汇，在群体感知上体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群体关系上体现为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与共”与“协同”。 内在有机性蕴含在共同体的有机成分和共性因子中。有机成分是渗透、流动、融通在共同体组成部分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内容，可以是物质形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行为方式、艺术建筑、服饰装扮等），也可以是主观形式的（态度、情感、认同、思想、意识、精神等），有机成分穿透族际边界，成为多民族共有、共生、共存、共长的融合动力。有机成分中具有共性因子，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因素，是多元能够缔结成一体的黏合剂，也是回答和阐释中华民族缘何能够一体的根本要素。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内在有机性发挥着“凝”元“结”体的功能。在社会空间意义上，内在有机性把共同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焊”接为横向有机结构；在社会进程意义上，内在有机性把共同体的过去与未来“淬火”为纵向生长结构。有研究者把中华民族族体比喻成一棵大树，把中华大地比作这棵大树得以扎根生长的土地，把中华经济、中华政治、中华文化分别比作这个大树的根、茎、叶[6]。这样的比喻显然是为了凸显中华民族族体（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木芹则使用了人体的比喻：汉族与少数民族、内地与边疆是肌肤与腹肠、支（肢，原文为支）体与手足、唇与齿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7]。 二、社会有机体、有机共同体理论视角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如果说，共同性是共同体的灵魂，那么有机性就是共同体的血脉，血脉通则肌体活。笔者权且将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厘定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具有共同因素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通性和融汇性是与机械组合、联合相对而言的。科林·贝尔（Colin Bell）和霍华德·纽拜（Howard Newby）在解析出超过90个共同体的定义之后，指出“它们之中的唯一共同要素就是人!”[8]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人们共同体的本质是人群，人群的社会性自含不同程度的群体有机性。 （一）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 马克思主义者高度关注社会的有机性，认为社会是存在内部联系且动态变化的有机体，并形成了社会有机体理论。在研判社会的有机性时，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9]。可见，马克思在建构社会有机体理论时，运用了辩证法的观点，指出有机体既是动态变化的，其构成部分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通过揭示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将社会的有机性赋予了发展的内涵。变化、联系、发展就是阐释社会有机性的关键词。列宁也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体”[10]。可见，注重社会的有机性，将社会视为活的有机体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正确开启模式。而人类的交往行动和交往关系网络是社会有机性形成的条件。 社会是人们个体关系和群体关系的总和，各民族通过族际关系连缀、融汇成中华民族大社会。因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社会共同体，必然具有内在有机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性体现在横向内部关系结构的变化依存中，也体现在共同体发展的辩证否定进程中。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主权国家时代之前的“家天下”时代，通过互市、和亲、朝贡、驻防乃至战争等形式发生多种联系，积聚整个社会的有机性，而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依存互补的经济活动、兼容并蓄的文化融汇成为了有机性生成与增量的重要保障。步入现代国家时代后，以国民身份为基础，以国家疆域为空间，以国家能力（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强制能力）为保障，国土之上的整个社会（中华民族的社会维度）的有机性不断增强。 从共同体优化、生长、发展的角度而言，从远古到现今，整体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不断增强。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到公元1911年的2132年中，处于分裂状态的时间只有三国时期的45年（公元220-265年），东晋十六国时的103年（公元317-420年），南北朝时的169年（公元420-589年），五代十国时的53年（公元907-960年），南宋辽金时的152年（公元1127-1279年），总共479年，不足1/4的时间。由此可见，统一是主流，占据主导地位。两千多年的封建中国是一个既统一（主导）又分裂，统一中有分裂，分裂中有统一，二者不断互相交替发展的多民族国家。而统一和分裂绝不是简单、机械地相互交替，而是每次大分裂后的统一是前一次统一的前进，即更高水平上的统一[7]58。“更高水平”可以视之为共同体有机性增量、优化的状况与程度。 （二）从有机共同体理论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 有机共同体理论可以从共同体的维度，为我们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提供借鉴。需要指出的是，有机共同体理论中指的共同体具有狭义性，指代的是小规模的、社群性的共同体。该理论侧重于描述人类原初的基于血缘、地缘、精神纽带的共同体及其扩展，而共同体“大”到全社会的程度，就成为了基于自由主义或契约精神的个体的联合体，亦即共同体“稀薄”为社会联合体。 18世纪晚期，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的发轫，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2理念诞生，并逐步实现了理论化。作为理论工具，它强调人们共同体崇尚整体、尊重传统、尊崇自然，认为人们生活的社会政治状态应该是一种因袭传统、自然有机、相互关联、不可分离的整体，个人只有成为共同体中有机联系的一员，才能彰显出生命和生活的价值意义。 195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将人类群体生活中的结合类型划分为两种基本形式：有机共同体和社会（契约社会、原子社会），将有机共同体理论带入成熟阶段。他认为，共同体是凭借传统的自然情感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1]。 有机共同体理论鼓励共同体成员相互团结、相互依存、相互支持。与原子社会相比，有学者将有机共同体的特征表述为：整体的目标统一性、有机或内在的联系、动态或辩证的过程、“成员”形象、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角色视角、能动或自然的功能[12]。有机共同体理论中关于有机整体的主张强调个体对于共同体的道德归属感与情感依附感，“有机共同体成为一个人身份认同的基本参照物，成为一个人价值观和美德的重要评判所在，因此，想要永久离开共同体，就需要这样一种剧烈而深刻的痛苦或创伤”[13]。 有机共同体突出了对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家庭、宗族）、地缘共同体（村庄、城市）、精神共同体（师徒、友谊）的强调，在这些纽带坚实的共同体中，有机性体现为每个部分都是必要的，并且能与其他部分很好地配合。而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以个人、个人的自由和意志为基础，虽然也具有共同体的特点，但成员基本上是分离的，不具备血缘等纽带生成的较为充分的有机性。 应该说，滕尼斯从共同体规模发展的角度，为人们揭示了共同体的有机性从“浓稠”到“稀薄”的演变规律。从小规模的宗族共同体，到较大规模的社区共同体，再到更大规模的区域共同体，有机性渐趋稀薄。凝聚共同体的主要纽带由血缘到地缘，再到情感认同，可见共同体的纽带坚实程度和共同体的有机性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联系，即共同体的纽带越坚实，有机性就越强。 有机共同体理论启示我们打造和构建共同体要注重培植和发挥纽带的作用，但其对于原子社会的研判不是有机共同体，而是从个人自由主义出发的，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观，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社会的自生长本身也表明社会有机性不断增强，劳埃德宣称：“几乎每一位当代严肃的思想家都接受有机社会理论”[14]。同时，他又指出：“事实上，不仅在政治学中，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中，‘有机体’这个词正被用作解开所有谜团的钥匙。”[14]社会有机理论已经取代了流行于17、18、19世纪的社会契约论，如果说社会契约论解释了社会的形成与维系方式，那么社会有机论则揭示了社会的本质。 认识到有机共同体理论存在的不足，并不影响有机共同体理论能让人们认识到内在有机性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差异。如果从有机共同体理论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至少可以有两点启示：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存在局部、结点上的非均衡性。从局部看，不同民族内部的有机性强、一定区域的族际有机性强，居住距离遥远的民族群体之间的有机性弱；从结点上看，城市作为社会肌体的重要结点，形成了社区（空间）有机性。其二，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伴随着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建设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坚持不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有机共同体的特征会越发明显，因为“共同建设”“共同担当”“共同分享”“共同归属”的道德、精神要素会不断注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纽带中，并会不断生发为内在有机性。 （三）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可以生成，也可以培植 社会有机体理论和有机共同体理论为我们认知共同体的有机性提供了帮助。内在有机性决定着共同体结构的致密性和团结凝聚力量的强弱，内在有机性可以从空间地域、物质利益中产生，也可以从思想信念、道德精神中衍化。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可以依托一定的条件自然生成，也可以通过治理者的主动作为建构生成。就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依据民族、区域的原生有机共同体基础，遵循社会有机体理论，积极创造条件，进行合理的主动建构，尤其要善于发挥价值观念、政治认同的建构作用。有机共同体理论可能过于关注了共同体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关系的特征，因而尤为关注“共同的生活地域”“共同的伦理系统”“共同的利益基础”对于内在有机性生成的作用，但人类从部落时代进入国家时代之后，超越血缘与小地域的大的“共同体”归属观念日渐突出，国家建构者也正好适应这一需求，动用各种资源，进行国民共同体的塑造，这似乎成为了现代国家的必备基本功。这是因为，共同体所刻画的社会模式代表着一种类似家庭或家园的亲密关系[15]。 三、洞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通过统合多种要素来集聚、积淀内在有机性：分布格局的交错杂居，成为多民族社会结构、空间环境有机互嵌的基础；文化上的兼收并蓄，表明各民族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上的有机融汇；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促进了各民族在生产生活方面的有机联通；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则反映了各民族在族际关系上的有机互动。有机互嵌、有机融汇、有机联通、有机互动凸显出共同体内部构成的交集、叠合、涵化、互渗、交融的态势和境况。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更是呈现出“多元一体”共同体的有机性，而非“多元”机械地拼接为“一体”。 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无疑是一个兼跨时空的宏大工程，在此，笔者仅就内在有机性生成的条件以及物质、精神两条路径作以简要分析。 （一）路：实现不同民族、不同区域通达、与共的基础 路，传统意义上讲包括陆路、水路，近现代又出现了“天路”“网路”。没有路，人员、物资、文化、信息就不能流动，社会就不能实现一体化、有机化。早在周代，道路便成为判断国家兴衰的主要标志之一。王崇焕、任继愈将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的道路分为陆路、栈道、水路和海路四种类型，这四种道路组成了古代中国广大疆域之内的交通网络[16]。唐代仅从长安修建到各地的主要干道就有17543千米之长，以长安为中心，八方皆有干线，例如通往西北的主要路线，从长安西北行至鄯州，再东北行到凉州，西北行到甘州，又西行到沙州，又北行到伊州，再西北行达安西都护府，全长2795千米。汉、隋、唐时期，因为都以长安为首都，通往全国的交通干线稳定，北宋、元、明、清时分别以开封和北京为首都，交通的辐射中心向东、向北渐移，不过主要路线变化不大。3而严耕望指出，依托隋代开凿的大运河和唐代由都城向外辐射出的十四条主要干道，唐朝形成了便捷的交通网络，包括从长安通往“四夷”的七条路。“开元盛时，凡天下水陆驿一千六百三十九所。”[17] 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有机性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各种要素的流动与联通，增强了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与依存。同时，依托便利交通条件建立起来的城镇、城市，又成为整个社会肌体的重要关节点和区域内社会建设和政治、经济、文化辐射中心，成为局部社会有机性的孵化器、路由器。从网络效应讲，商贸、迁移、战争都要依靠路的通达来实现。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8]以商贸为例，从传说中的神农氏设立集市开始，商业贸易便成为了中华民族先民们互通有无的重要途径，而道路的通达更是扩大了“各得其所”的范围和人群。在汉代，关中、巴蜀、三河、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宛、寿春、番禺都是颇有影响的都会；时至东汉，北与鲜卑互市、东与岛夷通商、南接蛮辽、西通大秦；金与宋互市，在泗、寿、唐、邓、颖、蔡、凤、密、巩、洮等地设有榷场，金与西夏在保安、兰州、环州、绥德州也设有榷场[18]55,56,68,134。可以说，伴随着商业在路途中流动的不仅是商品和人员，还有工艺、技术、贸易规则、文化和思想等，这些要素大多会转化为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之间的共性成分以及共享利益，进而成为不同民族、不同区域联结、融汇为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 再以迁移为例，沿路而下，到达理想之地通常是迁移的基本选择，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我国一次大规模的民族人口迁徙，王朝的统治者采用多种形式吸引甚至强制原居住在我国北方和西部地区的匈奴、氐、羌、羯、鲜等少数民族南迁，达致“关中之人，戎狄居半”的程度。从唐末五代至辽金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人口大迁徙时期，大量蒙古、女真、契丹、突厥、党项等民族人口以入侵及迁居方式进入内地，出现了广泛的民族融合、同化现象。“徙民实边”“洪武开滇”“湖广填四川”“内附入塞”等说法都成为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各民族人口迁移的真实写照。 （二）家：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有机性 家是每个人成长的出发地，也是每个人情感驻守的大本营，家对中国人来讲有着浓郁的道德归属感和责任感。由家及家族、宗族、社群、民族、国家、天下是中国人的认知次序，由家出发的共同体感知和共同体建构自带亲和感，将亲和感扩展就是仁的道德原则、标准与境界，也是人与人相互友爱、帮助、同情的行为规约。古代“四海一家”“天下一家”“华夷一家”的理念和我们当下所喻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都以家或拟家的情感有机性来看待族际关系。尽管在阶级社会这种崇高的道德基色不时被民族狭隘、歧视、疏离的杂色浸染，但强大的道德力量总能感染拥有良知者将家或拟家的情感有机性延续和放大，直至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和“一”，有内在的统一，是有机的联系，两者辩证统一[19]。从情感维度讲，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亲近及其所体现的情感有机性是大家庭和谐温馨的基础。与家相联系的是一系列社会伦理准则，例如贵“和”、“兼爱”、尚“礼”等，这也表明：中国人历来重视群体，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由此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是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的一个重要体现[20]。如果把家引升至家国同构的高度，那么爱家也就扩展为爱国主义的情愫。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与美德，尤其到了近代，当中华民族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硬壳”之后，促进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成为了互建互构的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民族凝聚力是爱国主义传统的内化形式。没有爱国主义传统的民族只能是一盘散沙，没有号召力，也就没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缺乏每一个个体从心灵深层的真正加入，维系这个民族的内在纽带松脱了，民族发展的源泉枯竭了，最终将滑向衰亡[20]14。从情感维度最能描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而“中华民族大家庭”则是浸透情感的有机共同体。 以“路”和“家”作为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有机性的切入点未免显得过于微观，但笔者深信从“家”出发，沿“路”走向八方，定能感悟到宏大的共同体，因为再大的共同体都是由全息化的小部分构成的。一些学者通过建立更为宏观的模式旨在解释中华民族以及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无论是“滚雪球式”[21]“搅拌式”[22]“旋涡模式”[23]，还是“家国天下连续体”[24]，这些分析模式都为回答和佐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提供了启示。 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 20世纪60年代，李维汉将当时我国的民族状况概括为六个方面：民族数量多，各民族人口数量十分不平衡；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很少，但是分布的地区很广；各民族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甚至在同一民族内部也发展很不平衡；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早已建立且长期存在，但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则保留着封建领主制度或者原始氏族部落制度；少数民族大都有很深的宗教信仰，不少民族还保持全民族信仰某一宗教的现象；革命发展的不平衡[25]。在今天看来，这些特点对于理解和增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仍具有启示意义。那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嵌合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态势、位置、程度不同，各自族体内部的有机性、族体之间的内在有机性、共同体整体有机性之间也需要有机形塑、焊接。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自近代以来不断得到加强。从外部因素而言，外国列强的入侵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整体上促进了国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和团结联合。从内部因素而言，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通过统一战线、群众路线、武装斗争、组织建设等措施促进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各阶级阶层、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团结，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民主改革，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伴随着国家建设进程的推进，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促进了各民族成员的政治认同和国民意识，政治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有机性空前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联结于生产、交换、分配的同一张大网，经济领域和物质生活中的有机性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宣传、国民教育引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促进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意识、道德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内在有机性；流动的社会、互嵌的结构、包容的心态等促进了中华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内在有机性。总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因素不断增多的时期，共同因素的增量以及尊重差异、兼容并包的价值取向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有机性的不断增强创造了条件。 新时代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可选择两条路径，即物态路径和心态路径。内在有机性是蕴含在物态和心态之中的，物态包括物质产品、物态文化、物态空间和物质利益，具有客观性；心态包括人文情怀、人际态度、社会心态等，具有主观性。 具体而言，物态路径中的有机性主要通过“物”的流通与“利”的互惠生成。一方面，我们应当重点立足“现在”，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资源、技术、人力等要素的有效调配，寻求综合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获得感，不断实现人民的共同利益，让各民族在共同奋斗、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共同繁荣中相依共存、守望相助，不断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积累物质财富。尤其要精于发挥经济领域的融汇共赢效应，围绕就业交融、产业通融、事业熔融引生有机性。另一方面，还要善于从“过去”留存的文物、建筑、器具、服饰等物态文化中，从回溯中华民族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物态文化的历史中，体验各民族在材料、技术、美学、工艺等方面的相互借鉴和互动交流，感悟物态有机性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有益影响。心态路径中的有机性主要通过包容差异、亲和他者、认同交融生成，不当心态需要矫正，良好心态需要培塑，整体心态需要管理，民族共同体的团结与凝聚在于“心往一处想”，不同个体与群体实现心境、心气的有机嵌合，心态秩序才能得以优化。“教化”是引导人群与社会的重要依托，中华民族具有崇尚道德伦理、精神道义的传统，而思想、精神层面的“心态”有机性的形成必然要以认同为基础，因而这就需要治理者和全社会深化意识形态教育、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解包容教育等内容，力求教育效果触及心底，撒种心田，化为心态。 总之，无论是应对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还是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都需要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包容力、凝聚力，需要不断增量、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应该注意的是，有机性不是同质性，有机既包含对差异、异质的容纳、组合，也包括对共性、同质的积聚、生发。内在有机性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对应，并取向于一体格局的优化。 参考文献 [1]贺国安．中华民族与多民族共同体——兼与何叔涛同志商榷[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6）：3-8． [2] 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强调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N]．光明日报，2015-10-01（1）． [3] 徐德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光明日报，2017-04-10（15）． [4]孔亭，毛大龙．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J]．社会主义研究，2019（6）：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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