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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中国行】历史记忆与话语主权:构建南京大屠杀史实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

http://www.newdu.com 2020-12-25 未知 王银泉 参加讨论

    南京大屠杀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屈辱的至暗时刻,这也是一段充满国殇家恨的历史,不仅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铭记,世界亦不能遗忘。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加强南京大屠杀史实真相的国际化宣传力度,国际社会关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认知也不断得到加强。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标志着这段民族记忆成为世界记忆。但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大屠杀史实在西方的知晓度仍然非常低,与二战时期纳粹屠杀犹太人(Holocaust)的惨案相比,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认知仍然存在明显差距。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其《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指出,西方人了解很多关于二战期间德国在欧洲、日本在亚太战场的情况,甚至关于苏联反法西斯战场的情况,但是,关于中国在二战中的故事在西方就没有真正被讲述过。又如,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决定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但是,南京大屠杀却不在这一主题之内。
    鉴于日本右翼势力拒不承认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铁一般的反人类罪事实,我们必须构建南京大屠杀史实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掌握话语主权,以公正的史实和客观可信的话语揭露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中国制造的累累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真相。构建南京大屠杀史实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一方面我们必须提升符合国际学术界共同规范的研究水平,提升学术话语的公信力和说服力,从而主导学术话语权;另一方面,鉴于南京大屠杀史实国际认知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基于第三方视角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国际讲述和传播,以增进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了解,构建共同的人类记忆。比如,2016年10月在法国冈城和平纪念馆举办的《共同见证:1937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就是基于当年留守南京救援难民的拉贝、马吉、威尔逊、魏特琳、辛德贝格等西方人士留下的影像、照片、日记和书信等第一手史料而组织的促进南京大屠杀史实传播国际化的有力举措之一,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在此之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又组织了赴美国、捷克和白俄罗斯的基于第三方视角的史实展,同时在馆内也组织了多次中英文展览。此外,江苏电视台完成的十集电视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获得“艾美奖”的中美合拍剧情片《南京之殇》等,都是基于西方人士留下的第一手史料构建了第三方视角的直观全面的国际化讲述,提升南京大屠杀史实成为人类记忆的有益尝试,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认可。
    翻译是构建南京大屠杀史实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南京大屠杀史实翻译属于国家翻译实践行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关系到国家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们绝不可以把南京大屠杀史实翻译与对外传播的话语主权拱手相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2019年8月31日,南京赠送的辛德贝格雕像在丹麦奥胡斯市马瑟里斯堡纪念公园揭幕,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等出席活动。世界各大主流媒体连续报道,传递南京人民的和平心声。在赴丹麦之前,南京市政府代表团就提前完成了大量重要翻译任务,包括展览文字稿、致辞稿、给丹麦女王的礼物手册,等等。在丹麦揭幕和展览期间,代表团由熟悉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英语媒体协调员协调沟通外国媒体的采访,为丹麦民众和外国游客详细介绍了辛德贝格当年在南京的义举,南京市与奥胡斯市签署了友好合作谅解备忘录后,以最快时间拿出了中文新闻通稿的英文版向全球媒体发布,因而很好地掌握了话语权。中丹合作举办的辛德贝格雕像和展览之所以通过精准发力主导对外话语权,除了找准辛德贝格这个中丹命运共同体最大公约数之外,中方在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统筹协调等方面自始至终掌控着主导权是重要的原因。
    南京大屠杀史实翻译的根本原则和前提是必须确保话语主权,体现国家意志,即从国家政治立场、国家形象意识、文化主权意识、语言政策意识等立场出发,推动国家叙事,用国际化语言讲述这段历史真相,从而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捍卫民族尊严。比如“抗日战争”这个名称,我们就坚决不能使用国外较多使用的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第二次中日战争)这个极不准确的说法,而是必须表达为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因为前者属于混淆视听,有帮助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责的嫌疑,这样的说法连加害方都无法确认,因此是我们断然不能接受和采用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国格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又如,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时期肆无忌惮地对日本妇女以及亚洲妇女的人权人格的践踏,是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丑陋肮脏黑暗的一幕。“慰安妇”这个日语词汇是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军国主义者发明创造的新词,有美化遮掩日本军国主义、践踏女性人权事实之嫌。1996年联合国曾就日军慰安妇问题出台报告,将慰安妇制度认定为性奴隶制度。2012年12月6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张宪文在《南京大屠杀全史》出版发布会上郑重提出,“慰安妇”的称呼是从日本军人角度而言的,而受害国妇女大多为被诱骗或强迫而沦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对象,因此,所谓日军“慰安妇”实为日军“性奴隶”,应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征中国、朝鲜等国“慰安妇”改称为“性奴隶”。为此,我们在构建南京大屠杀史实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过程中,绝对不应该继续使用日本军国主义者创造发明的“慰安妇”这一日语词汇,而应该依据联合国决议,还所谓“慰安妇”的真正面目,直接定义为“日军性奴隶”(Japanese military sexual slavery)。“日军性奴隶”这一词汇不仅要出现在词典里,而且所有媒体舆论都要统一使用这一最能客观反映事实真相的词汇,彻底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真实丑陋面目。
    基于上述翻译原则,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翻译策略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策略,即史实可靠,译文地道,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话语客观、可信。具体翻译方法包括必须结合历史语境,推敲贴切译文;结合历史背景,确保回译到位。比如频频出现在留守南京救援难民的西方人士的书信日记里的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University of Nanking Hospital),指的是当时的金陵大学附属鼓楼医院,即现今的南京市鼓楼医院,为南京历史上第一所西医医院,其前身是1892年由基督教会派遣的加拿大籍传教士麦克林医学博士(William E. Macklin,中文名“马林”)创建的“基督医院”,民间又称“马林医院”,1914年更名为“金陵大学鼓楼医院”,当年在南京的西方人士通常称其为University Hospital。因此,将当时的鼓楼医院这一名称翻译为英语时候,最贴切的译文应该是还原那个时代的英文表达University Hospital,以回归历史语境,呈现客观可信的史实原貌。
    在南京大屠杀史实国际传播过程中,翻译与有力焉,能够促使国际社会增加对中国近代史至暗时刻的了解。做好南京大屠杀史实翻译,有利于我们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掌握话语主权,从而体现国家意志,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捍卫民族尊严,这就是国家翻译实践的必然旨归,也是构建南京大屠杀史实对外话语体系和话语主权的基础和根本所在。构建南京大屠杀史实对外话语体系,掌握话语主权,就是为了更好地向国际社会系统讲述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真相,使得民族记忆真正成为世界记忆,进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人类和平事业做出贡献。
    (作者系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参加2020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宣传教育活动之“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原标题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南京大屠杀史实对外传播话语原则与策略》,发表时作者进行了修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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