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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社会资本是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资源通过行动主体的应用性实践而被投资并产生增值的过程即为社会资源资本化。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源分为传统社会资源和新型社会资源，根据对山东省沿海三市(青岛、烟台、威海)的调查资料，从横向层面发现，新型社会资源数量，获取渠道较流动初期和上一代有较大提升；从纵向层面发现，在不同流动时期对社会资源都积极予以资本化实践，新型社会资源资本化仍有提升空间。个体层面资本化意识中的身份认同与社会信任顾虑、资本化能力障碍，以及社会环境层面的制度政策与交往平台的制约是主要影响因素。要通过提升资本认知水平和组织参与能力、引导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践行城市资本化规范、搭建跨文化交往平台和健全适用性制度政策促进社会资源资本化。 关 键 词：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社会资本；社会融入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东部地区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项目编号：14BMZ085)、安徽法治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研究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研究”(项目编号：fzsh2018zd-1)、安徽大学首批“优秀人才计划”之英才三期资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汤夺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教授；刘辰东，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杨珍，女，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合肥 230601）。 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和工作已成为国内人口流动的重要现象。当前，我国的城市正逐渐由地域城市向移民城市发展，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移民的重要部分，深刻影响着我国民族分布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②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③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环节。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户籍在农村地区且被雇佣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被称为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④相较于上一代，他们具有年龄、观念等方面优势，有更强的城市融入意愿与能力。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⑤要努力创造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促进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全方位利用社会资源进行资本化转化，积极拓展社会资本，提升适应与融城能力，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东部沿海城市是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流入地。课题组选择以山东青岛、烟台、威海三市为调查地，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方式开展调查。鉴于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和民族身份等因素，通过偶遇抽样方式发放问卷392份，回收有效问卷370份，剔除出生于1980年以前的调查对象问卷，获得264份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填答的有效问卷。⑥其中，男性45.5％，女性54.5％；民族构成包括回族、朝鲜族、维***、苗族、佤族、满族、彝族、蒙古族等，数量以回族、朝鲜族、维***和佤族等居多，分别占比40.2％、12.5％、15.2和12.9％；在年龄结构上，80后占49.2％，90后占34.9％，00后占15.9％。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各少数民族间农民工数量差别较大，尤以朝鲜族、回族、维***为多，且民族和职业等特征较为鲜明，其他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少，流动性较弱，调查难度相对较大且样本特征不明显，因而所得资料甚少。依托第一手资料，笔者尝试对当前东部沿海城市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实践进行论述，分析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影响因素，提出提升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对策。 一、研究回顾 社会资本是社会科学界一个重要的概念，学者们对其有着不同的理解。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社会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某种持久的社会网络密切相关”，⑦“个人或者集群通过占有社会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⑧强调社会资源与社会关系对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社会结构资源是个人的社会资本，它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是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要素组合而成，为结构中的个体行动提供方便。⑨“社会资本并非单一的实体，而是多样的不同实体，它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之中”，⑩侧重从社会结构角度进行定义。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益”，(11)倾向于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开展研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通常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等文化机制所建立起来的”，(12)偏重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资本。林南(Nan Lin)主张社会资本是“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13)从社会资源角度界定社会资本。边燕杰等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对行动者目标产生功效的社会资源”，(14)从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源获取方面界定社会资本。显然，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但聚焦于行动者层面、关注社会关系网络则是共识。 布迪厄、林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等学者倾向于从社会资源层面理解社会资本。林南认为，社会资源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资源，(15)这些资源附着在社会关系之上，只有当被使用以换取资源回报时方可被称为社会资本，即社会资本是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或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且产生效益的那部分资源。张广利、陈仕中认为，社会资源是个体或组织所拥有的关系网络中嵌入的资源之总和，包括资金、信息、劳力、合作、保障、权力、机会、决策；社会资本则是可以被调动和使用的、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以实现某种目标的资源。(16)显然，当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被使用并换取资源回报，社会资源就转变为社会资本。一些学者们在理解社会资本时，对社会资源给予足够的重视。波特斯提出，社会资本指“移民个人以其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在更宽泛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移民可以利用这种成员身份来获取工作机会、廉价劳动力以及低息贷款等各种资源”，(17)它是一种运用关系获得资源的能力。边燕杰、丘海雄持同样观点，主张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18)个人通过组织成员身份从组织获取稀缺资源，或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开展社会交往获取社会资源，社会资源通过个体的社会联系行动转变为社会资本。 显然，社会资源与社会资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提出，社会资源是社会资本的诉求对象和外化形式，社会资本是获取社会资源的动态能力，获取稀缺资源是社会资本的目的。(19)可以把社会资源看作是社会资本的原始状态或原型，经过行动者行动才能转化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源转变为社会资本后实现了增值，增值性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属性，社会资本是一种可增值的社会资源。有学者认为，只有预期能获得回报的社会资源才能被称之为社会资本。(20)社会资本的增值一般需要行动者的应用性实践，并由此获得稀缺资源回报，即将社会资源投入到资本化行动中实现增值。当社会资源通过行动者进行运作并产生一系列资源增值的时候，可称其为社会资本，这个过程即为社会资源的资本化。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资源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社会资本，关键环节在于社会关系网络，它是资源转换的载体和社会资源配置的工具，是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路径。还有学者直接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本身亦具有资本化的倾向，即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来看待，“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当作一种能够带来更多社会资源的特殊的社会资源。此时社会关系网络便成为一种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资本”。(21)张继焦认为，把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原因就在于其可开发性和可利用性以及有开发价值、利用价值。(22)边燕杰、张磊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人情关系，提出关系社会资本概念，以区分西方的一般社会资本。(23)显然，行动者利用社会资源投资并获得回报的过程中，社会关系被视作社会资源并在社会投资中产生损耗或增值。有鉴于此，须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社会资源资本化才不会出现偏颇，既要把社会关系视作社会资源的内容、社会资本的构成，同时又将其视为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载体与路径。也就是说，社会资源包括先赋关系与自致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财富、地位和权力等资源的总和。 就社会资源而言，它是一种社会化、符号化的资源，不专属任何个体，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社会性特点，包括社会化的自然物质资源(如财富、器物等)和符号化的意义体系(如教育程度、权力、声望、社会地位等)，载体为社会关系网络。(24)换句话说，社会资源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通过交往才能获得的资源。社会资源内容较为复杂，包括信息、机会、资金、权力、劳力、知识、时间、关系、决策、保障、合作等诸多资源。 学术界并没有细致区分社会资源的类型，但是对社会资本的类型进行了划分。有学者把社会资本理解为个体从社会网络和社会制度中所可能获得的资源，分为个体层面的社会网络关系(关系型社会资本)及个体从制度获取的社会资源(契约型社会资本)，(25)这是根据社会资源的来源划分的。有学者根据个体流动状态分为初始(原始、乡土、同质性)社会资本与新型社会资本(异质性社会资本)，(26)前者是流动前固有的，后者是流动后新获得的。有学者着眼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开放性，把社会资本分为“整合型”社会资本与“跨越型”社会资本，(27)前者是由地缘或亲缘等闭合网络方式形成，后者因流动而造成群体之间跨越联结而形成。有学者把社会资本细分为私人关系型(传统关系型)、组织型(现代关系型)和制度型(公用型)社会资本，(28)前两者是关系资源，一为传统社会关系，二为新型社会关系；后者是公用资源。有学者按社会资本主体把社会资本分为三个层次：微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29)为避免社会资本概念更模糊化，其主体应严格限制在个人和组织层面，宏观社会资本则可构建另一个概念来解释。(30) 综上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如关系型社会资本包括私人关系型与组织型，而新型社会资本与跨越型社会资本有重合部分。社会资本的类型与社会资源的来源、获得时间、社会网络是否开放以及资本主体密切相关。 国内学术界从社会资本角度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进行了一些研究。高永辉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推进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化进程、提升城市化水平、推动城市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31)陈纪将社会资本分为群外与群内资本，认为通过提升群外社会资本量来获取城市发展资源以实现社会融入。(32)张继焦认为，少数民族务工经商者在城市就业主要依靠亲友等强关系，其谋求发展则需要扩大社会关系网络与提升社会资本。(33)还有学者认为，强关系社会资本有利于经济融入但不利于心理融入，应拓展业缘新型社会资本与制度型社会资本。(34) 既有成果侧重探讨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并未从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行动者运用社会资源进行社会资本转化开展研究，这正是本文尝试突破之处。一方面，要考虑行动主体的社会资源资本化实践，从微观层面把握其社会资源资本化过程；另一方面，应充分考虑到社会资本的增值性，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与静态社会资源相区别的动态概念，肯定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稀缺资源、促进社会融入的积极意义。因此，将社会资源作为社会资本的源头展开研究，不仅能从微观上衡量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情况，也能从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动态关系中体现社会资本的增值性。 二、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实践 探究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实践，需先对其在城市中可用社会资源进行类型划分。依前文所述，从个体行动者视角出发，立足于社会关系网络，重点把握与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实践密切相关的那部分社会资源类型——传统社会资源和新型社会资源(含个体性社会资源和组织型社会资源)，不把宏观社会资本，即来自制度层面的社会资源纳入考察范围。传统社会资源是指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依靠血缘、地缘、亲缘、族缘等初级关系纽带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及其配套资源，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从家乡带来的社会资源，也包含他们在城市中依靠传统关系纽带建立的新型社会关系，后者实质上是家乡传统关系的延伸。新型社会资源指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与城市其他民族成员或社会组织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及配套资源，包括个体性社会资源和组织型社会资源。笔者拟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来展示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实践过程，横向层面主要讨论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获得渠道的拓展以及社会资源总量的增加，纵向层面主要探讨社会资源在不同阶段的城市适应融入过程中如何转化为社会资本并发挥作用。 (一)横向层面：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源增长 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源一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族群内群体或地缘群体中建立的传统社会关系；二是与城市其他成员建立的新型社会关系；三是由某些社会组织所连接的社会关系，即通过参与社会组织活动所建立的间接社会关系，组织参与行为可以为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某些潜在的社会关系。其中后两者及附着其上的社会资源均属于新型社会资源。“拓展交际网络是建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的核心”，(35)社会关系的拓展有利于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积累社会资源、强化社会资本。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社会交往活动，交往对象更丰富、交往范围更广泛、交往方式更多元，有利于新型社会关系增加。在既有研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多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的，老乡与亲戚成为他们交往的主要对象，城市居民多在他们的交往圈之外。(36)而且，他们即便是与城市居民发生交往，也是一种缺乏经济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浅层次交往。(37)然而，笔者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不仅超越了族群和血缘关系的界限，也跨越了地缘关系的界限。他们除了与本民族成员进行交往外，也与城市中其他群体建立较为稳定的联系。根据在山东三市调查可知，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后经常交往的对象中，“同事”的个案百分比(38)为77.6％，“老乡”的个案百分比为43.2％，之后是“本民族成员”“邻居”“本地市民”。显然，“农民工在进入城镇之后，就必须完善原有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重新建构社会资本”。(39)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城市在解构其原有社会网络的同时，又为他们提供了建立异质性社会网络的机会。 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并不单纯局限于本族、本地共同流入者，而是多了异质性的外向型拓展与业缘型扩充。一位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谈道： 在这里，我交到了很多朋友，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大家是同事，平时会一块吃饭，有时候也会出去吃。我也会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游戏，一起打打球，逛逛街。(烟台R电子厂装配工人A，男，20岁，佤族) 从访谈资料中可知，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民族成员相处较为融洽，日常生活娱乐有较多互动。在城市中，亲缘、地缘关系等依然在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是新型的异质化社会关系已经逐步建立，原先的同质化交往状态被打破，社会资源总量逐步提升。 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通过参加社会组织活动，有利于积累其组织型社会资源。组织型社会资源是通过加入一些特定的社会组织以获得组织成员资格或通过参与某些组织活动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此外一些可利用的服务型社会组织甚至无须成员资格(需具备被服务对象身份)也可以获取组织型社会资源。在城市中有一些社会组织，如协会、商会、社区少数民族服务组织的正式组织，以及一些类似于同乡会、调解会的非正式组织，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利用类似组织型社会资源来获取就业机会、培训资源、资金扶持以及法律援助等。组织型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为所有组织成员进行利益表达，并帮助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40)组织型社会资源是一种源于个人社会资源却超越个人的新型社会资源类型。王春光跟踪研究巴黎的温州人后发现，社会组织成了他们寻找建构社会空间的重要方式，既是强化社会联系的平台，又是建构新社会联系的机制。(41)多类型的社会组织不仅可以为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也为他们提供了发掘潜在社会关系的平台，是积累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青岛一位拉面店的老板说： 刚来的时候大家(少数民族拉面经营者)可能会有一些纠纷，会按家乡的方式找一群老乡解决。(后来)他们觉得原来的方式既不合适也不合法。协会宣传引导他们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解决纠纷。协会现有18人，阿訇参与调解。遇到问题时介入，尽量避免打架……不忙的时候，大家一起聊聊天，出来都不容易，有什么问题、想法交流交流。(青岛市U拉面店老板，男，32岁，回族) 由访谈资料可见，随着相关社会组织的建立，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源不再局限于个体性资源。通过参与社会组织拓展社会关系，建构组织型社会资本，有助于他们积累关系资源，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借助成员资格获取工作和生活帮助。(42)一些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积极参与城市社会组织活动，与当地人建立交往关系。(43)社会组织可以较好地满足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同时为他们提供间接的社会关系和有效的社会关系拓展渠道。借助与正式的或非正式社会组织之间的组织型社会关系，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获得一些难以利用个体性社会资源获取的稀缺资源。 总体而言，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源相比于上一代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重点体现在新型社会资源和组织型社会资源的积累上。社会关系的不断增长说明他们的社会资源已经开始实现多元化积累和异质化拓展，社会资源总量已经实现较为显著的提升。 (二)纵向层面：社会资源向社会资本的转化应用 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关键在于他们能否通过积极行动，利用社会资源以获取某些稀缺资源，实现社会资源的增值。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横向层面获取的社会资源类型逐渐多样化并不断增加。从纵向层面选取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重要时间节点，呈现出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源资本化实践过程。这里需区别不同的社会资源类型，即传统型社会资源、新型个体性社会资源和组织型社会资源。 传统社会资源的资本化是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以血缘、地缘、族缘等社会关系为纽带，以附着于社会关系的信任资源、物质资源或情感资源等进行投资，来换取诸如就业机会、经济借贷、创业经验等相关资源的过程。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善于使用传统社会资源，尤其是在就业方面。既有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擅长使用初级社会关系网络整合就业资源，利用亲友、老乡、同族等关系寻找工作，常常在亲友、邻居、老乡等带动与帮助下到都市里谋生。(44)笔者调查发现，在城市中从事拉面经营、清真烧烤等行业的回族、维***等民族的新生代农民工，多是利用传统社会资源流动到城市并实现就业或创业，如青岛市Z拉面店的老板说： 我开拉面店有好几年了。我以前是在一个老乡的拉面店里打工，在那里面我攒到了钱，学会了拉面技术和经营。我们那里都是这样的，“亲帮亲，邻帮邻”嘛。当然要用心学，多请教，老板都会教的。后来我自己开店，我那位老乡还教我怎么选地方。(青岛市Z拉面店老板，男，31岁，回族) 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在流动初期大多也存在这种情形，如朝鲜族、苗族等。黑龙江某媒体驻青岛的一位朝鲜族记者说道： 当时(朝鲜族)进来(流入)的特点就是那种家族式(迁移)形式。我一个开饭店的朋友先过来，然后把一家人都带过来了，他的弟弟、姐姐、亲戚、朋友，甚至一个村的邻居都来了。(黑龙江X媒体驻青岛记者，男，39岁，朝鲜族) 资料所示的是一种利用传统社会资源的流动迁移模式，从最初依靠亲缘、血缘、姻缘等初级关系的家族链式迁移，到使用地缘、友缘等次级关系的村落网式迁移就业，传统社会关系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对山东沿海企业调查发现，来自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新生代员工多是工厂委托老员工组织招聘来的，工厂除了给这些员工承担往返差旅费用外，还额外按新招聘来的人员数量给予老员工一定的奖励。族缘、地缘等传统社会资源在某些时候甚至比职业介绍机构招工模式更为有效，烟台某食品公司的负责人在访谈中说： 我们现在就靠他们(指工厂现有来自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职工)来招工，我们通过中介机构招工的力度不如他们。他们信自己民族的人，信当地的人，中介机构只是辅助性的……他们地域性、民族性交往多一点。(烟台T食品公司负责人，女，44岁，汉族) 该公司的一名员工说起他来烟台打工的原因： 我来这里上班一年多了，是跟着老乡一起来的。我老乡是这里的老员工了，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一个村的。他在这里干过几年了，过年的时候他回家，我爸爸给他家送了烟酒、熏肉，拜托他带着我一起打工。刚好他说厂子招人，过完年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来了。(烟台市T食品公司员工，男，22岁，苗族) 刚来城市初期面临着就业、生存以及适应城市等问题，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使用传统社会资源来实现就业与创业。因可信度较高、使用成本较低，(以血缘、宗族、同乡为纽带的)私人社会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是农民工最依赖的社会资本。(45)区分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标准就在于它是否被应用于获取稀缺资源的社会行动。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初期，通过传统社会资源实现就业与创业，传统社会资源因个体的积极行动而发生了资源增值和转化，实现了向社会资本的转化。 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逐渐学会积累、利用新型社会资源，包括在城市中与其他民族成员建立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参加社会组织活动获得的组织型社会资源，并利用新型社会资源在资源投资中实现增值。如威海市某饮店老板就是与本地朝鲜族同胞合作，不断扩大经营。 外地人来城里做生意，里里外外的关系好麻烦。去年我和一个朋友提到想换个地方开店，我这个朋友也是朝鲜族的，在威海待了二十多年了，我俩是在一起吃饭时认识的，因为都是朝鲜族，联系就比较多。他说可以帮忙并愿意跟我合伙一起干。正好我当时手头有点紧，也想着找个人共担风险，就一起合伙了。他帮着找到新的地址，忙里忙外跑手续，约朋友们捧场吃饭，一起把店子搞起来了。现在这个店主要是我负责管理，朋友投资分红，还负责与政府部门、街道社区和社会上的人打交道、理关系。现在的生意比以前好太多了，认识了很多本地的朋友。(威海市D餐饮店老板，35岁，朝鲜族) 有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利用新型社会资源实现了择业，一位佤族年轻人说： 我对现在的工资挺满意的。我来这个厂时间不长，两个多月。之前在另一个厂子，做得不习惯，工资也不高。后来一个哥们告诉我这里在招人，工资挺高。这次换工作多亏了那个哥们，他是本地人，信息广，为人热情仗义。他是我参加一个社团搞活动时认识的，我们加了微信，平时没事吹吹牛，撸撸串。有时候一起参加社团活动。(烟台市X工厂员工G，男，25岁，佤族) 还有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利用新型社会资源解决子女教育问题。青岛市一位开拉面店的老板讲起其亲戚孩子办理上学的事情： 我们现在很重视教育。在青岛只要够一定条件就能上学。居住证、经营证、租房证，还有社保证等只要办齐就能上学。前一段时间，一个开店的亲戚，他儿子想到青岛来上小学，但是又不完全符合条件，差个什么证。我带着他找到常来店里吃饭的青岛朋友，这个朋友比较帮忙，通过他的关系找到了教育局、统战部的领导，以及附近学校的老师，帮亲戚把孩子上学的问题解决了。实话说，要不是我的这个青岛朋友，他孩子上学的事情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办。(青岛市Q拉面店老板，男，37岁，回族) 无论是合作开店，还是“跳槽”抑或是解决子女上学问题，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均充分利用了新型的社会资源，主要是个人新型社会关系，并且不限于单一的关系资源，而是多种社会资源的组合利用。朝鲜族老板的新型社会关系是依靠在城市中新结识的本民族城市居民，兼有城市新族缘关系和新型个人社会关系的内容；佤族年轻人是通过参加组织活动认识了新朋友，他通过组织型社会资源获得新型个人社会关系资源进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回族拉面店老板的亲戚则综合了利用传统社会资源和新型社会资源而获得了教育资源。这是为获取创业、就业与教育资源回报而把社会资源进行资本化的过程：通过投入新型社会关系资源并获取了就业、创业、教育有关的信息资源、资金资源以及关系资源等，随后把类似资源再次投资转化为城市异质性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源资本化是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利用传统社会资源获取资源回报的重要环节，即在某些情况下，传统社会资源的资本化需要借助他人的新型社会资源的资本化才能顺利实现价值回报，其实质表现为通过传统社会关系的资本化实现与他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有效连接。 少数民族流动者通过参加社会组织活动，以及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来挖掘隐藏在社会组织中潜在的社会关系，如通过与社会组织的接触和参与，与组织内成员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或者拓展社会组织外的社会关系等。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应用组织型社会资源的过程本身也是组织型社会资源资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组织成员身份或组织服务对象身份向社会组织表明求助需求，或直接接受某些社会组织的资源帮助。其结果是组织型新型社会资源转化为组织型社会资本，以城市异质性社会资本方式存在。 组织型社会资源是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特定社会组织或组织活动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类型，是一种稳定、持续且强大的资源力量。其大致包括两类，即参与型组织资源和服务型组织资源。前者是通过加入某个社会组织，取得组织成员身份后所拥有的社会组织关系和组织公共资源；后者的获取方式与常规社会资源有所差别，个体因具备某种身份属性而成为某个服务型社会组织的服务对象，从而被动地拥有这种社会资源。这不同于个体性社会资源和参与型组织资源，获取时更强调个体发挥主动性。严格来说，服务型组织资源实际是一种公共性资源，但由于其服务对象是特定主体而非公众，因此可以作为组织型社会资源的内容。就参与型组织资源资本化过程而言，组织成员以其社会组织身份支配组织资源解决问题，社会资源投资实际上是社会组织成员为了获取组织成员资格而预期投入的资源，如“会费”等，社会资源收益以一种避免资源亏损的隐性形式存在。服务型组织资源是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被动拥有的社会资源，因此，其中的资源投资一般由国家或社会公益组织所替代，其资源收益常常表现为职业介绍、法律援助、社会保障等。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部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动用组织型社会资源来解决纠纷问题。 有时候两家店面因为恶意竞争客源导致矛盾，这对谁都没好处。后来大家找到拉面协会，让协会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现在好多地方的协会都有经验了，比如新店要开在老店500米之外，(或者)800米之外，这都是约定俗成的，毕竟大家都想好好赚钱，最好是同一片区域的都能互相帮助。(烟台市M拉面店老板，男，35岁，回族) 拉面协会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只有加入其中成为组织成员才能获得被帮助资格。事实上，参与拉面协会获得了使用组织资源的资格以此化解纠纷，个体的投资与收益并非直接性的利益回报，而是避免损失。在使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等服务型组织资源的时候，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因其民族身份和流动属性而被赋予拥有这类社会资源并进行资本化转化。 我们刚来做生意时，找过这里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签合同时让他们帮忙把关，我们不太懂。服务站专门找了法律援助站的律师给看合同。后来遇到其他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找服务站。(青岛市N拉面馆老板，女，32岁，撒拉族) 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源在持续的城市活动中不断增长，其资源类型从传统型拓展到新型个体性社会资源和新型组织型社会资源。在不断深化传统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同时，他们开始尝试在就业择业、教育培训、权益保障、纠纷化解等方面综合使用传统社会资源和新型社会资源，将其转化为社会资本以获得个人资源回报与增值。 三、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源资本化实践显示出社会资源在其积极行动中转化为社会资本并收获回报的过程。一般情况下，异质性较差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质量较差，(46)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拓展异质性较强的新型个体性社会资源和组织型社会资源对提升其社会资本质量非常重要。据调查所知，他们在社会资源资本化上表现出对传统社会资源的较多依赖，其新型社会资源资本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传统社会资源对他们的迁移、居住、就业等助力固然不小，但也反映出他们对新型资源的资本化应用相对不足。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与其能否将“群外社会资本”(即少数民族成员进入城市后获得的社会资本)投射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并获取物质和精神资源密切相关。(47)忽视对新型社会资源的资本化会影响其社会资本整体水平，也难以凭借新型社会资本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在少数民族迁移就业的不同阶段中，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具有积极作用，组合运用各种不同的关系网络成为适应城市的重要手段。(48)充分运用扩大化和异质性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而明确影响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对新型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因素则值得思考。个体行动会受到社会环境影响，并体现在个体的态度和行动选择上。因此，应在考虑社会环境因素基础上，从微观，即个体的思想态度与实践能力层面具象化展示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提升资本化的策略。 (一)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影响因素 1.身份认同与社会信任：资本化意识中的顾虑。资本化意识不足是导致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把社会资源顺利资本化的首要因素。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他们对某些社会资源资本化存在认知不足。 他们(本地人)又不是我的亲戚，凭什么要帮我？我十几岁就出来做拉面了，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也不是说没有好人，但是我们出来做拉面还是要靠老乡与熟人带，我们开店都是这样“亲帮亲，邻帮邻”带出来的。(青岛市P拉面店老板，男，34岁，回族) 基于身份认同局限，他们对新型社会资源的资本化认知存在偏差。部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与城市本地人并非同一群体，他们不会为外来少数民族提供发展资源的。族裔身份建构理论认为，族裔身份的认同建立于相同社会结构中族际群体互动，强调宏观社会结构的制约。(49)少数族裔群体在流入城市实现社会融入的过程中，要经历从族裔身份到市民身份的自我认知过程，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个体对其与“他者”社会关系的认同感难以快速生成，进而制约了他们对新型社会资源的资本化使用。 社会信任不足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促成社会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50)社会信任的提高对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源资本化水平具有正向意义。“凭借群内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合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从群内其他民族成员或组织那里获得一定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51)这种群体内的社会信任限制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与群体外成员的广泛合作。尽管弗朗西斯·福山发现，群体的信任范围可以通过某种基于真诚的社会行动的积极性“溢出效应”而扩大到群体之外，(52)但这种基于集体行动的跨群体跨文化的社会信任是难以快速大范围建立的。由于与部分城市居民接触带来的负面印象，以及某些偏见与歧视的局部存在，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并未完全建立，对部分新型社会资源进行资本化还存在顾虑。 2.资本认知、文化碰撞与规范适应：资本化能力上的困碍。社会资本产生于社会网络关系、机会网络结构关系中的规范和价值观，以及在社会网络中调动节点能力的信任。(53)部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并将之转化社会资本，这与他们对城市社会规范和城市文化的习得及运用社会关系资源的能力不够有关，具体表现为资本认知不够、文化差异存在和社会规范不适应。 对社会资本认知的不足源于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资本化的技能欠缺和组织型资源信息获取的障碍。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和人力上的短板，使之缺乏对新型社会资源进行资本化使用的关键技能，如具备能胜任某些工作的核心技术能力，影响了他们对新型社会资源的资本化。对组织型社会资源的信息获取障碍也会影响其社会资本认知。由于相关社会组织数量较少且宣传不到位，以及缺乏经验人员的引导，部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顺利获得某些组织型社会资源。 由于民族文化差异和城乡文化差异而发生文化碰撞和文化冲突客观存在，城市社会尚未形成全面的文化理解与尊重的氛围，影响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能力提升。事实上，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前提之一是与城市居民实现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有研究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的结果应该是其民族文化与新文化元素重叠与整合，二者和谐共生。(54)民族文化与城乡文化在相互交流基础上逐步实现交融，形成一种适应性文化，这对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转变身份认同和增强社会信任有积极意义。但实际上，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当前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他民族成员难免存在着基于文化理解不同的冲突，如部分顾客因清真餐馆不允许喝酒而引发的矛盾。 我们在店里面都贴了字的(本店清真，谢绝酒水)。酒在我们那里是不允许喝的，所以店里面也从来不卖酒。有的顾客不能理解，认为自己带的酒凭什么不能喝。有几次差点就起冲突了。(青岛市Q拉面店老板，男，37岁，回族) 异质文化共存模式理论认为，移民在移入地社会不仅是多元文化共存的模式，更是两种文化共同存在并相互借鉴和学习的过程。(55)移民一方面接受流入地的文化，一方面保留自己的文化。这种良好的文化共存状态的形成需要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互学习、双向适应，这也是促进前者实现新型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关键。 对城市社会规范的不完全适应也制约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源资本化能力。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认为，规范基于人们共同建立的秩序和可预见的社会成果，社会资本的产生与共同的规范和文化密不可分。(56)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市，进入一个“异文化”环境，其所持有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与城市社会存在一定差别，因此，他们在适应城市社会规范上需要经历文化习得、行为模仿、价值磨合的过程。对城市社会规范的不适应不仅可能会制约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源资本化水平，也可能会导致他们出现进一步拓展城市新型社会资源的畏难情绪。正如调研中有位在烟台市打工的苗族小伙所言： 我不太喜欢城市里面的交往氛围，太死板、太不通人情了。上个月我跟一朋友借一万块钱，跟他说了发工资攒够钱就还给他，然后他非要让我写欠条。我当时就不想跟他借了。要我说还是家乡的朋友才是朋友，我一开口，二话不说就转了微信。所以说关键时刻还是家乡朋友靠得住。我算是认清了(他)，以后有事我也不找他，他有事我也不管了。(烟台X工厂工人，23岁，苗族) 这位苗族小伙所言显示出城市与其家乡在社会交往规范上的差别。城市重视契约，农村在乎人情，二者存在着较大差异。对城市社会交往规范的不适应，制约了他们拓展并使用新型社会资源，进而影响了社会资源资本化。 3.制度政策与交往平台：资本化的社会环境制约。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的资本化深受制度、政策、平台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为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并融入城市，各级政府从户籍、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相关制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资源的资本化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如通过政府部门发布就业信息、组织劳务输出或安排职业技能培训等举措，不仅为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获取社会关系资源的渠道，更有助于增加社会关系附着的技术资源、信息资源等。但事实上，某些政策常常因缺乏及时性和灵活性而无法应对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状况，如部分普通话水平不好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对职业技术培训的接受度较低。 因政策宣传不足导致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缺失也会影响社会资源的资本化，如笔者在烟台市调研所知： 我是青海化隆的，开拉面店一年多了，之前都是在别人的(拉面)店里打工。我开店的钱有一些是自己攒的，还有跟亲戚借的，借了一大圈才凑足钱。……我知道是有个什么“拉面中心”，(57)说是可以帮忙贷款，但是我没去，现在贷款利息高，还是跟亲戚朋友借好一点。(烟台K拉面店老板，男，28岁，回族) 上述材料显示，因对政府扶持政策认知不足，致使拉面店老板顾虑贷款利息而不愿意向扶贫拉面产业培训服务中心求助，使其转向传统社会资源。 交往平台也是影响社会资源资本化的重要社会环境因素。交往平台主要指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的跨文化交往场所和组织及其相关活动，如社区艺术团、社区活动中心、拉面协会等。这些交往平台为少数民族人口提供了活动和展示场所的同时，也为大家互相交流提供了空间和便利。然而，一些社区要么缺乏社交平台，要么社区平台缺乏活动场所，要么某些社会组织运转不畅、开展活动不多等，影响了部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的获得及其资本化转换。城市中跨文化交往平台的建立对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完成新型社会资源资本化具有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通过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空间和组织活动中参与多民族、跨文化交往平台中的活动，在频繁的族际交往中获取更丰富、更有效的社会关系资源。交往平台的缺乏则会导致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获得更多的新型社会资源，从根本上影响其社会资源资本化。 (二)社会资源资本化的提升策略 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充满发展潜力的群体，其社会资源，尤其是新型社会资源的资本化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这就需要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积极行动，在意识层面转变身份认同、扩大社会信任；在行为层面遵循社会规范、适应民族文化差异，在社会环境方面积极适应，将基于不同社会资源通过社会关系进行投资以换取预期回报。这个过程需要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积极实践；需要党和政府的正确指导、民族工作部门的专业引导以及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以便从宏观层面形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环境；需要社区和社会组织从中观层面营造各民族和谐共处的良好基础；需要城市民族工作者和民族社会工作者从微观层面细致服务，满足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和发展需求。因此，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绝非其自身的独立行动，而是更大范围、更多主体参与的共同结果。有鉴于此，提升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应该从以下方面具体着手。 首先，多层面提升个体的资本化认知水平和组织参与能力。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源资本化认知缺失主要表现在资本化经验、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不足方面。社会资源资本化的认知缺失使得他们难以估算社会资源在资本化后的资源增值能力，也不容易预测和应对社会资源投资的失败风险。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足则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源投资的有效回报率和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可以通过专门的组织培训，向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传授资本化经验，提升其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水平。还应当关注相关社会组织的规范化运作，积极扶持并培育与少数民族农民工有关的社会组织，扩大相关社会组织面向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活动内容和规模，在此基础上提升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组织参与能力，进而强化他们对组织型社会资源资本化的认知水平。 其次，通过城市再社会化习得城市新型社会资源资本化的规范。在农村内群体中，人情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情感表达方式，是熟人社会中构建人际关系的基础与核心，人们基于人情产生互惠与认同。(58)农村社会交往中，社会资源常常以人情的形式转化为社会资本，由此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循环的社会资本建构与增值过程。相比于农村，城市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异质性社会空间，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其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社会资源的资本化除了遵循人情规则外，更多依照的是以城市市场原则、契约精神和法治理念为主导建立的资源互惠规范。如果不理解或不适应城市的社会资源资本化规范，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化可能会出现偏颇。在城市对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再社会化，对于提升他们的社会规范认知度和适应融入城市是一条可行路径。通过再社会化，重新学习城市社会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习俗，掌握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知识和技能。(59)这对于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资本认知水平、消除社会规范和文化差异的不适应，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新型社会资源的资本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可以通过政府、民族工作部门、社会组织，尤其是少数民族服务组织、社区、社会工作者，以及少数民族民间权威和精英分子的积极宣传和指导，向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传递城市社会交往的规范，引导他们适应并践行城市社会交往和资本化规范。 最后，健全和完善适用性高的制度和政策，搭建跨文化多民族交往平台，减少社会环境的制约和障碍，消减资本化意识顾虑。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是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的新兴主体，因具备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强的学习能力和网络使用能力，其自身发展速度和需求增长速度相对更快。因而相关制度政策不仅需要不断健全，更需要具备灵活性和适用性，以适应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实践需求。另外，对于涉及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居住、就业和培训、子女教育、医疗保障、民族文化开发与宗教生活等方面的制度政策，可以适当改革、简化，消减来自制度政策层面的限制与障碍，让他们更便利地利用制度政策资源以实现适应和融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政策认知水平，借助社区工作者、民族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把政策细节、预期成果等明确落实到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认知中，鼓励他们将基于制度、政策所积累的社会资源应用于资本化实践。 依靠交往平台开展的集体活动对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扩大社会交往，进行初级群体外的新型社会资本建构极其重要。在集体性跨文化活动中，不同民族的文化得以共同展示，参加活动的个体对他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因而集体性文化活动可以帮助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建立跨民族的社会关系。城市集体性活动能够减少城市不同民族之间、城乡身份之间的疏离感，并在微观层面上形成一个小型的、跨文化的、多民族的“熟人社会”。(60)同时，基于共同集体活动中积极的民族文化展示，帮助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某种“符号资本”，这种符号资本的使用有利于强化跨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并在持续的交往中重建身份认同和形成社会信任。因此，应依托互嵌式社区、公共活动广场、新媒体等公共活动空间，搭建跨文化、多民族的交往平台；城市地方政府、民族工作部门、社会组织应创建各种具有民族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民族交流平台，如开展民族团结月活动、构建和谐民族社区活动、创办民族社区文化活动等。(61)积极引介相关的民间团体、社会组织等资源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有利于消减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的心理顾虑，促进其社会资源的资本化。 四、结语 社会资源资本化及其转化成的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得益于城市工作生活期间对社会资源的延续、新发现及其拓展应用。其中，既包括传统社会资源的携带与延续，也包括城市新型社会资源的拓展与增殖；既包括在初入城市实现就业时对既有传统社会网络等强关系的运用与强化，也包括在城市创业转型时对新增社会网络等弱关系的建构与开发，以及新老社会资源与社会网络的组合优化运用。社会资源资本化过程实质上是在熟悉城市文化前提下，遵循城市社会规范，将社会资源投资并获取新的发展资源回报的过程。类似资源不仅可以给他们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提供支持，而且可以帮助他们进一步维系现有关系，甚至开拓更丰富的新社会资源，同时还可促进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适应，进而融入。从更广泛意义上讲，社会资源资本化还可以通过资本的相互转化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层面融入社会。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认为，社会资本是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它可以使你得到获取其他资本形式的机会，(62)如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依靠社会资本获得就业机会和经济回报，进而提升经济资本，或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将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相结合形成族裔特色经济，获得部分竞争优势，(63)进而全方位融入社会。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对其社会资源的资本化使用可以直接促进其在社会层面的融入，也可以通过资本转换进而促进其多层面融入社会。 就东部沿海城市而言，其对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流入的吸引力较大，相关政策较为到位，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流入较多，融入程度相对较好，据此可以大致展示出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资本化状况。当前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过程实质上是社会资源的资本化实践过程，其社会资源水平远远超过了其流动初期和上一代农民工，基于社会资本的城市融入实现了较大程度的突破，这是值得欣慰之处。然而，在社会资源的应用性实践上，他们仍然沿袭了上一代对传统社会资源和个体性社会资源的资本化使用，对新型社会资源和组织型社会资源等的开发使用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推动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不能片面注重提升其社会资源总量，更要有针对性地提升其社会资源资本化意愿与能力，改善其社会资源资本化的社会环境条件，提高社会资源转化效率。通过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深化微观层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促成身份认同转变和社会信任感提升，依托政府支持，以职业培训、文化教育的方式提升资本认知、适应社会规范、促进文化适应。社会资源的积累和资本化并不是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的最终追求，而只是他们顺利实现城市融入的工具。充分提升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源资本化水平，更有利于他们发挥自身优势，在共生活、共发展的社会行动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共同发展。 注释： ①参见杨小柳：《从地域城市到移民城市：全国性城市社会的构建》，《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 ②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7/c_1125049000.htm。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④参见汤夺先、王建伟：《我国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⑤《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9/c_1112683008.htm，2014年9月29日。 ⑥本文调查数据及访谈内容除特别标识外，均来源于课题调查小组对山东省沿海三市的调查资料。 ⑦Pierre Bourdieu,Loic.J.D,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119. ⑧Pierre 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pp.241-258. ⑨参见[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⑩James S.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4,No.1,1988. (11)Robert 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Italy,Print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759. (12)[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李宛容译：《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3)[美]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14)边燕杰、孙宇、李颖晖：《论社会资本的累积效应》，《学术界》2018年第5期。 (15)参见[美]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第20页。 (16)参见张广利、陈仕中：《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瓶颈：定义及测量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2期。 (17)Alejandro Portes,"Social Capital: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4,1998. (18)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9)参见熊威：《社会网络的资本化》，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4页。 (20)参见陶金：《论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属性》，《江汉论坛》2008年第1期。 (21)张海东、杨隽：《转型期的社会关系资本化倾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2)参见张继焦：《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9页。 (23)参见边燕杰、张磊：《论关系文化和关系社会资本》，《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24)参见张海东、杨隽：《转型期的社会关系资本化倾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5)参见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26)参见张云英：《农民工社会资本与建构》，《求索》2006年第3期。 (27)参见王春超、周先波：《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入吗？》，《管理世界》2013年第9期。 (28)参见赵立新：《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29)参见乔纳森·H.特纳著、张慧东等译：《社会资本的形成》，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戈尔丁编：《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4页。 (30)参见张广利、陈仕中：《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瓶颈：定义及测量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2期。 (31)参见高永辉：《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城市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32)参见陈纪、李论：《论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33)参见张继焦：《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第101页。 (34)参见刘冰津：《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实证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35)叶玲：《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建构研究》，《中国劳动》2015年第22期。 (36)参见张旭东、葛燕林：《漂泊的异乡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缺失及路径探讨》，《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37)参见陈纪、鲁亚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社会适应问题探讨》，《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0期。 (38)所谓个案百分比是指选择某选项的人数与有效问卷总人数之比。 (39)谢建社：《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40)参见陆益龙：《嵌入性适应模式：韩国华侨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41)参见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125页。 (42)参见刘程：《资本建构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页。 (43)参见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44)参见马伟华：《社会适应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资源整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45)参见吴丽丽：《社会资本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农业经济》2016年第9期。 (46)参见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47)参见陈纪、李论：《论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48)参见张继焦：《关系网络：少数民族迁移者城市就职中的社会资本》，《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49)参见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9。 (50)参见何炜、刘俊生：《多元协同精准扶贫：理论分析、现实比照与路径探寻—— 一种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51)陈纪、李论：《论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52)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曹义译：《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2期。 (53)参见S.W.Kwon,P.S.Adler,"Social Capital:Maturation of a Field of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39,No.4,2014。 (54)参见张文礼、杨永义：《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文化适应问题》，《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55)参见Y.Y.Kim,Becoming Intercultural: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ion,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 Inc,2001,pp.28-145。 (56)参见C.E.Ostrom,"A Grammar of Institution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3,1995。 (57)全称为青海省扶贫拉面产业培训服务中心，由青海省扶贫开发局于2015年在化隆县出资建立，旨在将扶贫和拉面相结合，为本地人在外地开拉面店提供贷款、培训、咨询等扶持与服务。 (58)参见卢霞：《“人情”、宗教与民族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模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10期。 (59)参见陈纪、鲁亚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社会适应问题探讨》，《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0期。 (60)参见卢衍衡、钱俊希：《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广场舞与中国城市公共性》，《地理研究》2019年第7期。 (61)陈纪、李论：《论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62)参见Ronald Burt,Structural Hol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9。 (63)参见汤夺先、刘辰东：《族裔特色经济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