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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原创性的伟大理论创造，它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具有重要意义。托洛茨基没有直接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但认为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起支配与主导作用。中国托派分子则一致认为中国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不否认中国社会的封建性，也使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概念。托洛茨基及其中国信徒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伟大代表和集大成者。历史表明，中国的理论创新工作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完成。 关 键 词：半殖民地半封建/托洛茨基/布哈林/中国托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北京 102488)。 托洛茨基本人及其中国信徒究竟怎样看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问题与理论问题，对于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观点，正是在与托派的斗争中形成的。因此，考察一下托派在历史上究竟说了些什么，是很必要的。不过，目前为止，对于这个问题的考察，还比较笼统。通行的观点认为，托派把近代中国看作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此与我们党所认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相对立。①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要深刻地认识它，则尚需仔细梳理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分子的理路及他们在观点上的细微差别，从中揭示更加丰富复杂的内容。 一、托洛茨基本人的看法 众所周知，“托派”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是以苏联(俄)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托洛茨基(1879-1940年)为实际领导与精神领袖的一个政治与理论派别，是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政治斗争与组织分裂的产物，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至今依然以松散的形式活跃在国际思想理论界，具有一批顽强的信徒与一定的思想影响力。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托派问题都无法回避。 中国问题是托洛茨基本人一直关注的重要领域，撰写的文稿数量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托派的政治与思想纲领，影响甚深。总起来看，他以不断革命论为最基本的理论武器，以之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所主张的革命阶段论，并将其应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的分析。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内，托洛茨基针对斯大林、布哈林所主张的“封建残余主导中国社会”的观点，发动了全面进攻；从理论问题一直到具体政策的制订，乃至对蒋介石、汪精卫等人阶级属性的认定等，呈现出处处对抗的态势。在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的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当中，双方的斗争非但没有终止，而且愈来愈激烈。大革命失败后，斗争更是步入高潮。 1927年5月，在前期撰写的各种文稿的基础上，托洛茨基完成《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一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尔后，他又撰写了若干文稿，其中尤以1928年6月与10月完成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国问题》两本小册子最为出名。②这些文稿并没有专门论述中国社会性质，而是着重于论述政治与政策问题，但其理论基础无疑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其中有一段话，是具有纲领性的。他说： 在商业和银行无孔不入的作用的基础上，国内工业的十分迅速的增长；最重要的农业地区对市场的彻底依赖；对外贸易的巨大的和仍在增长的作用；中国农村对城市的全面服从，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的绝对优势，它的直接的统治。无可否认，农奴和半农奴的社会关系是十分强大的。它们部分起源于封建时代，部分地构成了一种新的结构，即旧的关系在生产力发展滞后、剩余农业人口、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活跃等基础上的复苏。不过，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农奴制的关系，一般来说，即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支配作用，我们才能严肃地说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前景。③ 这段话表明的基本思想与主张，在托洛茨基那里是一贯的。向前追溯，会发现他在1927年“七一五事变”前夕，已经集中性地做过相关表述。他说： 在军事力量的庇护下，帝国主义以现成的商品、对铁路和工业投资的形式，以为国内高利贷加冕的银行的形式，以保证夺取国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以国家借贷的形式植入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的基础，是它的经济落后。……从整体来说，帝国主义现在阻止和瓦解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它把经济、政治和军事措施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它手中最重要的工具是关税机关。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归根到底正是表现在中国人民或他的有产阶级失去了通过相应的关税保护自己国家工业发展的机会，而没有关税自主，落后国家是不能摆脱落后的。这是事关中国经济主权的问题。通过外部强加的低关税，世界资本强行为自己的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国家工业的独立发展受到阻碍，手工业破产。这又导致农业后方的衰朽，居民人口过剩的增长和赤贫化的加剧。衰朽的最不幸的表现是高利贷的无所不能。农奴奴役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土壤上维持，重新产生和增强。对国家的大部分来说，它们的源头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残余，而是被强行阻止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经济关系。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路线上，关税问题是基础。 在中国农村、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城市中，高利贷-奴役、农奴制和半农奴制的关系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但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在中国无可争议地起着主导作用。④ 上述重要引文集中反映了托洛茨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以往所集中批判的，即上述引文所表达的思想。从中人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托洛茨基并没有直接说中国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认为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具有“绝对优势”，“占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无可争议地起着主导作用”。托洛茨基的这种观点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他确实没有把“就是”说出口。事实上，直接将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是中国的托派分子，并非托洛茨基本人。第二，托洛茨基显然并不否认中国社会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就此而言，他与斯大林、布哈林对封建性因素的强调之间，是具有契合点的。正是由于这种严重的封建性，他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比俄国的还落后，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与中国资产阶级一起”还进一步“把资本主义剥削方法与农奴强制和高利贷奴役方法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农民起义所直接反对的土豪劣绅既是资产阶级的底层环节，也是帝国主义剥削的底层环节。比如军阀，代表的就是“与农奴主的利益和关系不可分割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⑤可见，他并不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封建关系(即所谓农奴制与半农奴制关系)，但他将这种关系置于资本主义关系之下来予以揭示。同时，他还认为这些封建关系决不仅仅是“残余”下来的——即所谓“它们的源头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残余”，而且还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和生成的，是一种具有复苏意涵的新的结构——即所谓“是被强行阻止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经济关系”。因此，所谓军阀，本质上非但不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反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尽管它与农奴主的利益和关系不可分割)。这是他与斯大林、布哈林的区别所在。第三，托洛茨基同样承认中国是半殖民地。除上述引文外，他还几次讲过“中国是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⑥一类的话。他说，与俄国1905年相比，中国革命的第一特点就是其半殖民地地位。⑦他又说，“中国半殖民地的情形，就是它的经济落后”；“中国半殖民地性质之表现，不是别的，而是中国民众或是有产阶级失了发展工业的保障，因为失了它，落后的国家便始终不能前进”⑧等。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已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那就必然会围绕资本主义的主轴来转动，半殖民地强化了这一点。但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非但没有弱化国内的阶级斗争，反而还强化了阶级斗争，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包括地主、军阀)紧紧地与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⑨对于外国资本而言，它在一定的时刻推动某些部门向前发展时，又“蓄意地阻止另一些部门的发展”，“以榨取丰厚利润，停滞中国内部的积累”。⑩所以，在中国，民族矛盾非但不掩盖、减弱阶级矛盾，还激化阶级矛盾。由此出发，托洛茨基坚定地主张，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样要开展阶级斗争。 中国托派正是在托洛茨基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大大拓展和细化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问题主张。当然，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是多方面的。但恰恰是在社会性质问题上，他的论述并不充分。这就为中国托派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二、中国托派分子的看法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曾作出《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决议案》，“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1917年以前与布尔塞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11)这个决议是出于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的临时动议，而且是由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彭述之极力促成的。(12)可见，包括陈独秀在内，那时的中共中央一致反对托洛茨基。但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党内出现托派分子，他们全盘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 1929年5月至8月，陈独秀研读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问题的文件，开始成为托派分子。(13)作为中国托派的最高领袖，陈独秀原本不擅长独立的理论分析，(14)所以他比较完整地接纳了托洛茨基的见解。1929年11月14日，有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作报告说，陈独秀“实际上是根据托洛茨基的分析对中国形势作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评价”。(15)这是符合事实的。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以及其他文件，将托洛茨基的所谓理论纲领化，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确定了近代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论。这既是中国托派的共同观点，也是陈独秀本人的个人观点。直到1938年7月，陈独秀在重庆讲演“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在反驳中国社会“是封建或半封建”的观点，还在强调中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属领导地位，但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发展之余地”。针对陈独秀的观点，陈伯达曾经专门作过批判。(16) 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等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写下一段提纲挈领的话： 我们以为：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崩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自国际资本主义打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银行工厂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到了欧战前后，更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及货币经济，连穷乡僻壤都达到了，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17) 这正是中国托派的核心论点，套用托洛茨基语录的痕迹非常明显。接着这段话，又说：若“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中国不占绝对优势地位，则只是常识的判断，而不是科学的观察”。依然采用的是“占绝对优势地位”的讲法，意思是说，不论封建势力多么强大，都是受资本主义势力主导的。 总体看，中国托派分子到死都坚持了上述基本观点。比如郑超麟到1980年还在说：“中国社会并非封建残余占统治地位，是早已资本主义化了，乡村落后的经济关系是受城市资本主义关系所支配的，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配合世界各国革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总之中国革命或中国第三次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18)这完全是在运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国托派的社会性质观点主要是由被称做“动力派”的托派分子进行论述的。其实，这种观点并不确切。1930年7月，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创办《动力》杂志，被称为“动力派”。但是，《动力》杂志主要反映主编严灵峰一人的观点，其他代表性的托派分子均未曾在《动力》发表文章，李季则只发表了《马克思及其夫人的疾病与死亡》《论资本论》两篇与社会性质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章，杜畏之发表了恩格斯《辨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与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的译文(署名畏之)。此外的文章还有吴西岑《机械的唯物论与布哈林》、刘光宇《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彭苇秋《苏联五年来之哲学论战》《苏联关于价值学说的争论》，均与社会性质论述关系不大。 不过，中国托派分子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一干将，确实是严灵峰(1904-1999年)。1931年5月中国托派各小组织统一后，他任托派中央宣传干事。严灵峰在《动力》创刊号和第2期先后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两篇文章，尔后又加上“我们的反批评”及“序言”，编成著作《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由上海新生命书局于1931年6月30日出版。1932年11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又将他的《追击与反攻》一书作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丛著第三种出版。他还发表过《在“战场”上所发见的“行尸走肉”》(完成于1931年6月13日，上海)(19)、《关于任曙、朱新繁及其他》(20)，翻译出版了鲁滨的《近代西方经济学家及其理论》(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 严灵峰说：“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商品输入野蛮民族的国家，将封建的城壁打破，并征服了封建势力。”(21)被征服的封建势力，不仅包括“旧时独立和闭塞的经济制度”，而且还包括了“这种经济制度基础上的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即“旧时的社会制度”。(22)在全面打碎封建主义的同时，帝国主义便修建铁路，把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搬到中国，直至进行资本输入，从而将中国经济有机地融入国际经济，使之成为国际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严灵峰严重地夸大了外来势力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催生与促进作用，不懂得外来势力到了中国还会与封建势力结合，反过来压制和摧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从托洛茨基观点的倒退，表明他根本不认识半殖民地的本质。 严灵峰将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看做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原因，这与任曙是一致的。任曙(原名任旭，又名任昭明)曾被严灵峰误以为是任卓宣(同是四川人)，(23)可见他们当时并不熟悉。任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研究绪论》(24)《中国的工业》(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发表的论文有《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和批判”》(25)《怎样切实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商榷》。(26)在《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和批判”》中，任曙提出80年来中国急剧变动的原动力，“便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由此才有新的都市以及外与世界市场、内与穷乡僻野相联系的新式商业、新式农业、新式工业，以及金融经济”。由此出发，他判断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他同样不懂，既然是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必然是畸形的、不正常的。 与严灵峰的侧重点不同的是，任曙格外强调对外贸易的作用，这显然也是受了托洛茨基的启发。他说：“帝国主义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对外贸易又是中心的中心。对外贸易是中国整个经济变动的动力，是过去和现在一切问题之症结之所在。”从对外贸易观察，他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已经发达到俄国战前的状态，亦即有了‘十月革命’的经济基础。由进出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进出口商品是否深入并支配全国穷乡僻壤的经济生活，可断定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阶段为：封建的自然经济崩溃，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占了优势”。“资本主义在中国现在发展到了摧毁封建经济、支配全国生活、可以实行非资本主义运动的程度”。(27)这个结论，忘记了托洛茨基所谓外来资本主义在中国还会造成新的农奴制与半农奴制关系的训导。 显然，关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后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与结合的一面，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重视。严灵峰说：“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它对封建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地位。”“帝国主义在中国是要绝对地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认为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扶植封建势力乃是无稽之谈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修正！”他还进一步说：“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或发展可能性并且以为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封建势力，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新修正派的最反动思想的论据，这样必然推论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不能发展。”“必然会把农民的革命作用看做高过于无产阶级的水平线”，必然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幻想代以其它政权来履行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必然会“忽略国际的阶级关系”。因此，必须承认“封建势力只是成为过去历史的残骸，决不能在中国重新恢复旧观的；即目前中国封建残余势力的抵抗，正是表现一种回光返照的作用”。“中国毫无疑议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28)很明显，严灵峰虽然在社会性质总观点上与托洛茨基保持了一致，却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看到外来资本主义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的结合，而是将它们看作了完全对立的东西。即使在托派内部，他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估计也过高，对封建势力作用的估计也过低。 这一点，当时人已经予以指出。比如余沈就说，严灵峰、任曙从观念主义或主观主义出发，“想以观念来支配事实。他们的观念不是从实际生活的事实中归纳出来的，而是从书本上抄袭来的，想以经济的事实嵌合其间。严灵峰认帝国主义整个说来是帮助中国资本主义蒸蒸日上的发展的，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在异常普遍和深刻的经济危机中已度过了四年，闲空的资本已积聚有不少在银行中，何以没有拿来帮助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使其蒸蒸日上并解除自己的困厄呢？严君并不企图解释这些事实，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观念，虽然违背事实，他也是要坚持和发挥的”。(29)这就是说，严灵峰只懂得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道理，只会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关于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一般论断，完全不懂中国的实际，不懂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玩法。 由于严灵峰的观点并没有与托洛茨基严密对缝，所以同样受到其他托派成员的严厉批评。王宜昌即指出，严灵峰“先天式的唯物史观，不问中国的实际的地理条件，和其他实际历史情形，而只依‘先天’便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为自发，这只是回想时期的死理论遗传下来的恶影响”。他感慨严灵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证太肤浅，然而他的所谓“科学周密”最终也不过是归于与严灵峰一致，即“反驳‘新思潮派’的封建或半封建论”以及“‘新生命派’的过渡社会”论，主张“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优势”，因为这是严灵峰的“功绩”。(30) 刘镜园(仁静，1902-1987年)也对严灵峰进行了批评。在代表作《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当中，他批评说，“中国经济的特质是半殖民地经济”，严灵峰对此“全然不了解”，从而“走到与史大林派相反的另一极端”。他提出：“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死亡，而不是向上发展。”“帝国主义在中国是摧残而不是帮助资本主义之发展”。“革命的爆发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刘镜园表示，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不发展，而是资本主义大发展，但不是畸形的发展。他看到，帝国主义不会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健康发展，但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用长枪大炮打破了中国的闭关状态以后移植进来的”。显然，他忽视了中国社会原生的资本主义因素。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既在中国“移植”了资本主义，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造成“在中国经济中，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他说：“中国现在不是一封建社会，而是一资产主义社会——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其落后关系，所以‘封建与半封建关系无疑的是强有力的’。”“中国今日的社会是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它是买办资本主义。继之而起的应当是民族资本主义，可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所以中国无须经过民族资本主义，可以由买办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换言之，中国可以无须经过如欧洲各国那样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之时期。”(31)很明显，上述观点是最为原汁原味的托洛茨基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详细论述“封建与半封建关系”与所谓“买办的资本主义”到底是如何相处的。由于刘镜园的论述比严灵峰、任曙都来得严密，考虑到了更多的复杂因素，因此连胡秋原都说，刘镜园的论述“含有许多有价值的暗示”，有“共感”。(32)其实，刘不过是在搬用、引申托洛茨基。 与刘镜园观点比较接近的是李季。李季是论著最多的中国托派分子，精通英文与德文。他说：“自鸦片战争至现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自五口通商，西洋的新技术输入以后，我们的产业资本主义便马上可以发轫了……中国现在是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国中虽尚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或其他生产方法的残余的存在，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确确切切站在领导的地位上。”(33)这段话可视为刘镜园观点的提要。 王宜昌则从农村经济的角度论述中国的资本主义性质。他说：“今日中国农村经济，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土地所有形态已经被资本制生产屈服了。所以‘问题的中心’并不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等，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的分析。”“中国现阶段的农村经济研究，应该以研究农业资本主义为‘问题的中心’。对于落后的分子，如土地所有，商业高利贷等只是为充分说明农业资本主义的各种变异形态与其或迟或速的进化过程时才加以注意”。“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现在已不是土地分配为其中心，而是资本分配为其中心了；在此种形式之下，要以资本的大小来划分社会阶级，从而说明其中残存的封建等级”。(34)为此，他特别重视对生产力要素生产工具的分析，反对以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为核心。他对中国托派的贡献在于将视角聚焦到了乡村，将托洛茨基的观点更加具体化了。 总之，中国托派分子一致认为，中国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结论和目标基本一致的前提下，他们的论述角度、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估价、对封建要素内涵及作用大小的估价、对相关问题复杂性的判断等，多有不同。同时，他们全都是托洛茨基理论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因此一致反对斯大林、布哈林关于中国是封建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论断，也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断。严灵峰曾批评说：“中国的民粹派为的要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掩蔽自己的错误……现在已绝口不说‘封建制度’的中国了，现在是所谓‘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中国了……”(35)意思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是由封建残余主导说演变而来的。他的这一批评虽属别有用心，但也从敌对的方面映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独立的理论创造。 三、我们的看法 中国托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核心观点，在于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是对托洛茨基观点的扩展。托洛茨基讲“主导”“优势”，他们将其扩展为“就是”。 第一，所谓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从上面的引述看，确实是中国托派分子写下的白纸黑字，不容否认。但也应看到，这种表述即使在中国托派成员之间，也并不平衡。在一些人那里，采用的还是资本主义关系主导、占统治地位一类讲法。“主导”“统治”与“就是”是有差异的。即使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不得不承认，那绝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不发达的，还掺杂着严重的封建要素的资本主义。应该承认，他们的论述与列宁是有关联的。比如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作报告，讲到“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在20世纪已经完全确定了”。中国“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36)意思是说中国已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经列宁同意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第一条就包含着“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的词句。(37)1923年3月，列宁又说，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出现整个欧洲的那种动荡。现在全世界都已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进程”。(38)这样的言论显然就含有资本主义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含义在内。因此，托洛茨基常常引用列宁的语录说事，很是振振有词。1921年6月24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的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发言说：“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在国际市场上并不起明显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这一发展已达到的程度，对于日本、中国和印度的革命发展，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9)这样的意思，在列宁还健在时，并没有受到批评。因此，对托洛茨基的观点，对其观点与列宁有关论述的关联性，我们认为还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 另外，从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是布哈林所特别强调的“封建性”的一面来看，众所周知，列宁围绕“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的意思，同样讲过一些话。这里所谓“占统治地位”，具体到中国，托洛茨基及其信徒显然不喜欢听，而斯大林、布哈林却将其视为理论依据。可见，斯大林、布哈林与列宁同样具有理论上的渊源性。对此，当然同样需要进行细致的理论考察。 需要强调的是，当托派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主导社会的时候，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还没有形成。因此，托派的观点最初并不是针对着“两半”理论而来的。他们最初针对的是主要来自布哈林的“封建残余”关系占优势的观点。这种“封建残余优势说”，发明者是布哈林，后被斯大林接受并反复阐述。托洛茨基追问，何以“残余”会占“优势”？(40)他说，中国的工业已经建立在商业与银行资本的基础之上、农民依赖市场生产、农村隶属于城市，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41)他对中国的看法，基点是立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中国已经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它是中国社会的主轴。托洛茨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对他的一些具体观察与视角，同样需要作具体的理论分析。总体看，他在与布哈林、斯大林进行理论争执时，给人的印象是后者处于守势与劣势。 第二，在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过程中，从托洛茨基到中国托派，始终没有否认“半殖民地”概念。托洛茨基本人的讲法，我们前面已经作过介绍。严灵峰说：“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实权大部操诸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手”。(42)任曙说：“因为中国是半殖民的国家，其前途将愈益殖民地化。”(43)正因为托派也认可这个原本来自列宁的概念，所以托派的死敌王明在1932年说，在分析中国经济时，除了胡适等少数人外，对于“中国经济陷入半殖民地地位的问题，差不多是没有——至少是非常少有严重的争论”。(44)这就是说，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基本上是当时各界的共识。在社会性质论争中，“半殖民地”问题不处在核心位置。当然，怎样认识半殖民地的本质，区别还是存在的。 第三，关于“半封建”问题，我们在托洛茨基本人的作品中还没有发现使用这个概念的情况(这可能与中文翻译有关)，但没有疑问的是，托洛茨基并不否认现实中国存在着所谓的前资本主义关系或封建残余关系。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的中国信徒同样不排斥半封建概念。比如严灵峰说：“中国社会长时期是沉淀在半封建制度和商业资本长期侵蚀的进化过程之中。”中国农村“可以发现许多封建和半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陈迹”。“我们不怕承认中国有封建和半封建的残余存在”。(45)刘仁静则在力主“中国经济的特质是半殖民地经济”的同时，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出发，论述了中国的半封建关系。(46)这就是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承认“封建”或“半封建”，而是它是否起“统治作用”。 第四，尽管托洛茨基本人及其中国信徒讲得头头是道，但从根本上说，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是错误的。他们的错误，既表现为实践上有害，也表现为理论上的空想性。从实践看，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一旦成立，那么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就不仅面临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还要去彻底地反对国民党、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亦即反对托派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及其纲领。那样的话，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不会等到1927年就遭受重大失败。国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共产党毕竟壮大了，毕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取得了伟大成绩。当然，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反省。这一点，倒是后来的某些国外学者看得比较清楚。他们说，如果共产党“在1922年和1923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47)前一个“如果”，是说照托洛茨基的办法去做；后一个“如果”，是说应该听从托洛茨基的告诫。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评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同样认为：“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但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的认识，则是错误的。”(48)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王明在其名著《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讲到这段历史时，也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实已经侵入中国的经济生活，帝国主义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确实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确实存在，但资本主义在中国毕竟是“畸形”的，亦即与封建剥削关系密切关联着的。至少在农村，“封建余孽仍然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49)此评论除结论外，托洛茨基本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第五，从托洛茨基本人到中国托派分子的中国社会性质论，再到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社会性质论，都凸显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创造，值得中国共产党人骄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伟大理论既是在与托派的理论斗争中形成的，也是在突破布哈林、斯大林所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之后形成的。毛泽东是这一理论的伟大代表和集大成者。周恩来曾说，到六大时，社会性质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50)而六大时，托洛茨基的观点及论述理路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清晰，布哈林、斯大林的主张却还没有完全“说服群众”。因此，理论创新的工作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完成。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决议并没有采用斯大林与布哈林的现成观点，而是在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同时，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51)这就点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观点，标志着中共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有了鲜明的理论自主性。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吸取以往的理论成果，在创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理论视为“规律”“总的最本质的规律”，“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52)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最终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3)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创造，无论就思想史的角度说，还是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说，都应该给予认真研究和总结。 ①较早做此判定的是何干之。他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版)一书中不仅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的总观点概括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第37页)，而且指出中国托派分子也是这样认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是‘新思潮派’和严、任等的基本对立”(第75页)。 ②杨笑湛译《中国革命问题》第2集即此两部小册子的合集。该书由世界文化研究出版部于1930年出版。 ③《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④《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第121—122页。 ⑤《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第362、365—367页。 ⑥《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第49页。 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85、86页。 ⑧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研究会2001年翻印本，第71页。 ⑨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集，杨笑湛译，上海书局1930年版；节本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7—871页。 ⑩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下)，第874、875页。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09页。 (12)《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3—94页；又见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13)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353页。 (14)《郑超麟回忆录》，第125页，另参见第325、327页的解释。 (1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229页。 (16)陈伯达：《评陈独秀的亡国论》，《解放》第60期，1939年1月15日。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76页。 (18)《郑超麟回忆录》，第327—328页。 (19)《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1年再版。 (20)《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21)严灵峰：《追击与反攻》，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5页。 (22)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动力》创刊号，1930年7月15日；《再论中国经济问题》，《动力》第1卷第2期，1930年9月30日。 (23)任卓宣(1896-1990年)也曾被认为是托派分子，实际上他并未加入托派。 (24)作于1930年12月，中国经济研究会1931年1月15日出版，1932年2月1日出版修订本。此书因“宣传共产主义，提倡无产阶级经济学说”而被国民党列入查禁名单。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82页。 (25)《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2年再版。 (26)《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3辑。 (27)严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国问题研究会1931年版，第26页。 (28)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动力》第1卷第2期，1930年9月30日。 (29)余沈：《经验主义的、观念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5年再版，第4页。 (30)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 (31)刘镜园：《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 (32)《胡秋原致王礼锡陆晶清》，《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 (33)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神州国光社1934年版，第94页，另参见96、99页。 (34)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5年版，第105、108、110页。 (35)严灵峰：《追击与反攻》，中国社会史论战丛著第三种，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5页。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6页。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29页。 (38)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5页。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55页。 (40)托洛茨基说：“幸而就一般言，残余是不能占统治的地位。”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335页。 (4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335页。 (42)“半殖民地”是严灵峰使用的固定概念之一，笔下常见。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第346页。 (43)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下)，第469页，另参看该书第426、429、477页。 (44)《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6页。 (45)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第346、399、400页，另参看第393、403—405页。 (46)刘镜园：《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第17、2页，见《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按：该书无统一页码，每篇文章均单列页码)。 (47)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3页。 (4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 (49)《王明言论选辑》，第128、196—197页。 (50)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日、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223页。 (5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见《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52)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第4页。 (5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