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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文学 孔林 摘要：曲阜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由于孔林林门始建年代史无明著，所以后世多依据建筑的结构形态、建筑元素和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推测，有“元至顺二年”说和“清雍正年间”说。考诸典籍及前人研究成果，借助碑文史料，笔者认为“二说”均是不当推测。《阙里文献考》中的“建重门”，所建宣圣林神门系孔林第二个神门而非“建双门”。据杨士聪的《重修林记碑》，笔者尝试提出孔林林门是明崇祯七年（1634）维修时所创建的主张。 关键词：孔林；林门；宣圣林神门 曲阜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位于曲阜城北。 孔林林门，习称“大林门”，位于至圣林坊后，是进入孔林的第一道大门。门立于台基之上，三间五檩，单檐悬山緑琉璃瓦顶，明间为断砌造间，次间围木栏。关于此门的建造年代，史无明著，后世多依据建筑的结构形态、建筑元素，以及《阙里文献考》《宣圣林神门记碑》等史料推测，但说法不一：“元至顺二年”说，此说法最早，为当今主流意见，目前导游讲解词和景点说明牌皆采用此说；“清雍正年间”说，此说法最为晚出，系近年曲阜文物管理部门组织编写的《游读曲阜》所提出的。 由于文献史料鲜见此门有关记载，所以笔者在考证辨析历史文献资料的同时，借助整理孔林碑刻资料过程中意外发现的一些信息，整理奉飨与众，期待指正。 一、“元至顺二年”说和“清雍正年间”说 1979年，曲阜孔庙、孔林、孔府恢复开放。1983年，为满足游客参观和旅游讲解的需要，济宁地区出版办公室编写了《曲阜观览》一书。该书主要由曲阜文物管理部门研究人员和曲阜师范大学部分专家学者撰文，是最早的曲阜游览指南。“元至顺二年”说最早见于此书： 元文宗至顺二年（公元一三三一年），孔思凯主持修建了林墙，构筑了林门。 林门，神道的尽头是孔林大门，俗称“大林门”。 进入孔林大门，迎面可看到一洞深邃的拱门。拱门上有高大的“观楼”。拱门上方门额石刻篆书“至圣林”三字，系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敕修。 由孔林大门到“至圣林”门这一段，是孔林前突出的部分，类似古代城市建筑的月城。进得林门，有一条长约十华里的环林路向左右两侧延伸出去。 文中认为，孔林林门包括大林门和至圣林门，建于元至顺二年。1987年出版的《曲阜孔庙建筑》记载：“元文宗至顺二年，五十四代孙曲阜尹孔思凯‘以樵林难禁，始作周垣，建重门’。重门即今日之大林门和二林门。”此说与《曲阜观览》观点一致，并进一步明确了元至顺二年所建的重门，就是今日的大林门和二林门。 1993年，曲阜孔庙、孔林和孔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的申报材料明确采纳了“元至顺二年”说，申报文本《主要文化遗产目録表》对孔林大林门记述为： 类别：古建筑；名称：大林门；数量：一；位置：孔林大门；时代：元至顺二年（1331年）；突出特点：门屋三间，悬山顶，五檩三柱分心式木架，门台断砌造，门筑于高台上，明间留出车道；价值：门台是宋元时期流行的做法，是断砌造遗留至今的实物例证；现状：保存完好。 文本中强调了孔林大林门断砌造门台建筑型式，认为是断砌造做法遗留至今的实物例证。1994年，《孔子文化大典》也采纳了“元至顺二年”说：“大林门，孔林的正门，位于至圣林坊后。断砌造，门筑于高台上（台高1.10米），明间留出车道，是宋元时期的流行做法，与元至顺二年（1331）‘作周垣，建重门’的记载正吻合，此门即为这年造。”此后，曲阜相关志书和著述以及导游词，大多采纳“元至顺二年”说，有的全文照録，有的在遣词造句上作一些改动。 2012年，曲阜文物部门出版的《游读曲阜》，是《曲阜观览》的升级版。该书首次提出了“清雍正年间”说，并言之凿凿： 关于此门的始建年代，一直存在错误的认识，大多数据记述此门为元至顺年间始建。主要依据是《阙里文献考》卷十一有“作周垣，建重门”的记述和现存建筑型式。“重门”一词被现代人理解为双重之门，即一并建了孔林大门、二门。但现存的至顺三年《宣圣林神门记碑》是最为原始的史料，虽部分字迹有残损，然仍可辨“崇建一门”的记载，一门即神门。碑文中是否有“重门”字迹，已无法明断。即便有，当为丧葬礼仪之重门的称谓，也可称之为“凶门”，不可能同时存在“崇建一门”，又有现代意义的“重门”即双门之意。至于明间券门低、次间断砌高的建筑型式，只是功能作用上的历史传承，主要是为了方便丧葬、祭祀、谒拜时棺柩、车马、仪仗的出入。同时，也增加了大门的威严肃穆之感。通过现存柱础皆用石鼓礅，中柱落地、柱顶直接承脊檩；边柱稍有侧脚，柱顶梁作，不用斗拱；单、双步梁断面几成方形；悬山挑度较小等建筑元素，明显呈现出清式做法。明《阙里志•圣林》在描述当时孔林建筑布局时，明确记载：“洙水水上有桥，桥东有辇路，路南为观楼。楼在周垣之上，鲁故北门也。楼南为林坊，匾曰‘宣圣林坊’，之前为大石坊，五洞，镌‘万古长春’四字。”并未提及此门的存在。 另外，康熙年间皇帝谒拜孔子墓的史料中，只是记载：随从官员至圣林门外下马，皇帝过洙水桥至墓门降舆。也没有明确记载大林门与二林门之间的概念，且今二林门处旧有树立下马碑1通。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此门有可能是清雍正年间大修孔林时所建。 《游读曲阜》依据《宣圣林神门记碑》“崇建一门”的记述，提出不可能同时存在“崇建一门”，又有现代意义的“重门”即双门；参照建筑元素具有明显清式做法和清康熙帝谒拜孔子墓有关史料记述，推测此门是清雍正年间大修孔林时所建的。 “元至顺二年”说的主要依据是：林门建筑的断砌造结构形态具有宋元时期的流行做法，与《阙里文献考》元至顺二年“作周垣，建重门”的记载相吻合。“清雍正年间”说的主要依据是：其一，《阙里文献考》“建重门”与《宣圣林神门记碑》“建一门”不符，“重门”不是双门之意；其二，此门断砌造，只是功能作用上的历史传承；其三，现存建筑元素具有明显清式特征，与《阙里志》和清康熙帝谒拜孔子墓的文献史料相吻合。 “元至顺二年”说和“清雍正年间”说皆是依据建筑的结构形态、建筑元素，以及《阙里文献考》《宣圣林神门记碑》等文献资料进行的推测，“二说”的形成各有其因，有必要略加辨析。 二、“清雍正年间”说难以自圆其说 《游读曲阜》指出，清康熙帝谒拜孔子墓的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大林门与二林门之间的概念。此说法与孔毓圻《幸鲁盛典》、孔尚任《出山异数记》等史料记载不符。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帝东巡泰山、巡幸江南后北还，过曲阜而祭拜孔子；谒拜孔子墓时，孔子六十六代孙袭封衍圣公孔毓圻率孔尚任陪驾。孔毓圻为记述康熙帝拜孔盛事而作《幸鲁盛典》，康熙帝御览钦定并作序。《幸鲁盛典》记载： 圣驾……前行一里至圣林门，命从臣皆下马，又半里，入观楼门，衍圣公孔毓圻等跪迎道左。上顾笑曰：“尔等已先到此耶。”毓圻奏曰：“臣等从间道先来伺候。”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记载： 圣驾……前行一里至圣林门，令扈从臣皆下马，行又半里，驾入楼观门，衍圣公毓圻率尚任等跪迎道左。上顾笑曰：“尔等已先到此。” 两文记述较为一致，均明确记载随从官员至圣林门（大林门）下马，又行半里，入观楼门（或楼观门，习称二林门）。显然，《游读曲阜》“没有明确大林门与二林门之间的概念”的说法是欠妥的。由此可知，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圣林门也就是习称的大林门是存在的。 台基断砌造建筑形态，最早见于宋《营造法式》：“若阶断砌，即卧柣长二尺，广一尺，厚六寸。”《营造法式》这部建筑典籍，颁刊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是中国长期流行于建筑行业的经久行用之法。断砌造基座分为左、右两个部分，中间分开留一条平整的道路，方便车马从两个基座中间出入。此建造型式，在宋代时比较常见，如《清明上河图》中寺院山门的肋门就采用了断砌造样式。南宋萧照《中兴祯应图》中的康王府大门，也是断砌造。宋代及以后，断砌造建筑型式一直广为流行，其方便车马出入的特点，与孔林大林门的功能作用非常契合。 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去世后“葬鲁城北泗上”（《史记•孔子世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陵墓受到重视，不断扩充林地、增创建筑。据统计，从汉代至清末孔林修建、增建达15次。历次修筑，修建者莫不精心设计、巧妙施工，其建筑形态和建筑元素，集中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建筑规制和特点。但是，建筑的发展与朝代的更替并不一定同步，在建造过程中遵照营造法式，延续传统工程做法，或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而留有当代建筑形态和建筑元素的痕迹，实属必然。断砌造台基在宋代时就比较流行，且一直影响元、明、清三代的建筑。凭籍建筑形态或建筑元素推断建筑的建造年代时，其可作为“不早于哪年”的依据之一，但絶不可据此推断“建于哪个年代”。 可见，建筑形态或建筑元素不是确定建筑建造年代的主要依据。暂且不论《阙里文献考》“建重门”之本义如何，单纯以建筑形态或建筑元素“断砌造法，是宋元时期的流行做法”而断定系元代建筑，或因“明显呈现出清式做法”而推断此门始建于清代，都是不严谨和不妥当的。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谒拜孔子墓时存在大林门，“清雍正年间”说不能成立。 三、《阙里文献考》“建重门”之本义 依《孔子文化大典》所阐释，查检孔继汾《阙里文献考》记载： 元文宗至顺二年，五十四代孙曲阜尹思凯，以樵牧难禁，始作周垣，建重门。 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专考阙里（曲阜）及孔子故实，专辨旧志、新志之失，采择丰富，去芜取精，除经史子部文献，还兼及作者所闻见之口碑资料，也利用了孔氏谱牒资料，为研究孔子及儒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关于元至顺二年（1331）孔思凯“作周垣，建重门”一事，《宣圣林神门记碑》有明确记载： 至顺二年春，五十四代孙曲阜县尹孔君思凯，虑窃有樵牧者，乃垣而周之，前临通衢，崇建一门，甚为雄丽，榜曰“宣圣林”。 《宣圣林神门记碑》，元至顺三年（1332）立，现存于孔林大林门西次间内，孔尚任《阙里志•陵墓志》、《曲阜碑碣考》卷三丙部、《寰宇访碑録》卷一二有记，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辑録该碑。碑文主要介绍元至顺二年（1331）宣圣林神门建造的缘由、时间、目的、意义和歌颂建造者的功绩等。此碑立于宣圣林神门建造的次年，为最原始的史料。（见图1）  图1《宣圣林神门记碑》拓片 《阙里文献考》中的记载与碑文所记基本一致，文中“建重门”即指宣圣林神门。既然碑文明确记有“崇建一门”，那么把重门理解为双门即今日之大林门和二林门显然是不当的。《阙里文献考》中所载“建重门”应另有其意。 考察孔林建筑历史不难发现，其实早在汉代时孔林就已建有神门。神门，指帝王陵墓祭殿的宫门。《阙里文献考》载： 至东汉桓帝永寿三年，鲁相韩敕修孔子墓。墓前造神门一间，东南造斋厅三间，易旧祠坛以石。 东汉永寿三年（157），韩敕在孔子墓前建造神门一间。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所载“孔林图”明确标识金时孔林神门在今享殿处，墓门前有石人一对，石兽两对，石柱一对。（见图2）元至顺二年宣圣林神门建造后，使得孔林内实际存有两处神门，也就形成了双神门。是否可以推测，《阙里文献考》“建重门”的本义就是如此呢？  图2《孔氏祖庭广记》孔林图 孔弘干续修《阙里志》辑録《圣祖林庙落成纪功碑》中记述： 先是版筑孔林围墙千百余堵，手植神道桧柏百余株。今又重修帝王驻跸之亭，创造圣祖享祀之殿。以神门隘陋也，架以观楼而重其门于内外。以石桥卑小也，琢以栏杆而复两其翼于左右。 《圣祖林庙落成纪功碑》立于明弘治七年（1494），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司教授王拱撰写。碑文记述了孔子六十一代孙代袭衍圣公孔弘泰重修林庙的情况，此碑现存位置不详。孔尚任《阙里志》也辑録该碑，碑文记述： 先是版筑孔林围墙千百余堵，手植神道桧柏百余株。今又重修帝王驻跸之亭，创造圣祖享祀之殿。以神门隘陋也，架以观楼而复重其门于内外。以石桥卑小也，琢以栏杆而复两其翼于左右。 孔尚任“架以观楼而复重其门于内外”较孔弘干“架以观楼而重其门于内外”多了一个“复”字。“重其门”是指在神门上架建观楼，形成了重门之制；“复重其门”是指在神门上架建观楼后再次形成重门。至于原碑文是“重其门”还是“复重其门”，目前无从查证。但是，“复重其门”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亦为元至顺二年宣圣林神门的建造使孔林形成双神门成为可能，也不排除孔继汾撰《阙里文献考》作“建重门”时受到了孔尚任《阙里志》“复重其门”的影响。《阙里文献考》“建重门”的本义，应是从神门数量的角度来说的，指所建宣圣林神门为孔林的第二个神门，而非建造两个神门。 关于明弘治七年孔林是次修建，《阙里文献考》记载：“孝宗弘治七年，六十一代代袭衍圣公宏泰重修驻跸亭及享殿、林墙、门楼，建洙水左右二桥，植桧柏数百株。”文中对弘治七年孔弘泰重修驻跸亭及享殿、林墙、门楼等记述较为简略，对始建享殿此等大事也一并带过，记为重修之列。 东汉永寿三年（157）建造神门后，为保护先圣子孙墓，神门两端接有矮墙（又称壖垣），将孔子墓及子孙墓围了起来。明弘治七年（1494），孔弘泰之所以在汉代神门位置处建造享殿（见图3），是因为汉代神门早在明永乐年间就已失去了神门的功能。明永乐二十年（1422），孔子五十九代孙衍圣公孔彦缙在孔林思堂西新建墓门三间。墓门又称墓道之门，两侧设八字墙，基本具备了神门的功能。墓门新建后，翁仲、甪端等石仪并没有随之移至墓门外，形成了现在洙水桥北先墓门、次石仪、次享殿、次壖垣的格局。  图3《孔圣全书》孔林图 孔林建筑神门具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标志性功能，凸显陵墓的神圣。所谓：“圣人之林，灵寝于斯。”“入是门者，可不肃而畏悏而伤，动霜露之感者乎？”“是门之岧不及林乔，而名与天高，入是门者，曷不肃雍而尽敬恭哉。”二是实用性功能，禁樵牧以保护陵墓，免受破坏。所以，宣圣林神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林门，其标志性功能不容忽视。 孔尚任《阙里志•陵墓志》亦载：“又北为至圣林坊并林门三间，内为神道，两旁筑高墉。又北有洞门，石镌‘宣圣林’，乃旧林门也。上建观楼，弘敞壮丽，额曰‘功参造化’。”文中称宣圣林门为“旧林门”，说明当时有了新林门而改称。这与《圣祖林庙落成纪功碑》《幸鲁盛典》《出山异数记》的记载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元至顺二年所建宣圣林神门就是现在所称的二林门。现门额嵌刻“至圣林”，系雍正十年（1732）奉敕重修孔林时所改。《阙里文献考》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此时“宣圣林”门已是“至圣林”门了。 综上所述，元至顺二年（1331）所建宣圣林神门，相对于东汉永寿三年（157）所建神门而言，是孔林的第二个神门，《圣祖林庙落成纪功碑》为之提供了有力佐证。《阙里文献考》“建重门”的本义指宣圣林神门建造后形成了孔林双神门，而不是建造“双门”（大林门和至圣林门）。“建重门”与“建一门”表述不同但实质一致。 四、孔林大林门始建年代 查检元至顺二年至康熙二十三年间诸多阙里文献史料，均不见建造大林门的相关记载，孔林图中亦不见（见图3，图4，图5）。成书于明代末期的孔胤植重修《阙里志》记载： 先圣墓……墓门之前为洙水，水上有桥，桥东有辇路，路南为观楼，楼在周垣之上，鲁故北城也。楼南为林坊，匾曰“宣圣林”。坊之前为大石坊五洞，镌“万古长春”四字，万历二十二年山东巡按郑汝璧、连标建。  图4《阙里志》（嘉靖本）孔林图 文中记述观楼南为林坊，两者之间没有大林门。孔胤植重修《阙里志》成书于明崇祯年间（杨士聪为重修作序，署“赐进士第”。杨士聪为崇祯四年进士，可知此序写于崇祯四年后，成书时间不早于崇祯四年）。可见，孔胤植《阙里志》成书时，孔林还没有建筑大林门。  图5《兖州府志》孔林图 如前所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谒拜孔子墓时，孔林有大林门。可以推断，孔林大林门当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据史料记载，这期间孔林较大规模的维修有三次，分别在明崇祯七年（1634）、明崇祯十六年（1643）和清康熙十年（1671）。 孔尚任《阙里志•陵墓志》记载：“崇祯七年，兖东兵备道佥事李一鳌捐俸重修林门。”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亦载：“庄烈帝崇祯七年兖东兵备道佥事李一鳌，十六年六十五代衍圣公先后复加修筑。”关于崇祯年间孔林这两次维修，两文献记録均较为简略。 近期笔者考查孔林碑刻时，在孔林观楼内发现《重修林记碑》。碑文记载： 圣林殿阁门坊岁深渐圮，不修将颓矣。甲戌秋，兖以东备兵使□李瞻拜，嘱孔令曰：“吾奉命巡东，应吾侪修者，无可俟并无可诿。”于是移镇捐资，鸠工庀材，□孔令董其事，夙夜风雨，略无虚日，率作屡省，身亲其劳。全敝者更，半敝者葺。先林坊，次林门，次林楼，次殿门，次享殿暨驻跸亭、植楷亭、庐墓堂、斋肃所。易朽为新，增所未备。靡求雕□，柢蕲浑坚。饰以丹雘，焕乎一新。爰命石政琢狮二对。是役也，经始新秋，竣工长至，凡五阅月，斋沐告成而东矣。 《重修林记碑》高248厘米，宽83厘米，现镶于观楼内东墙。碑文系时任翰林院检讨杨士聪撰写（见图6），记述了崇祯七年（1634）秋至崇祯八年（1635）夏，兖东兵备道佥事李一鳌捐资维修孔林坊、门、楼、殿及各亭堂，镌两对石狮一事。此碑清孔祥霖《曲阜碑碣考》有记，名作《杨士聪重修林记》。文中记述崇祯七年“先林坊，次林门，次林楼”的修建次序，与孔林现存林坊、林门、林楼的顺序一致。文中还提到此次修建“易朽为新，增所未备”，也就是说，增添了新的建筑；“琢狮二对”与大林门和二林门前现存石狮相吻合。孔林门前安放守门石狮的目的是镇守陵墓、辟邪纳吉，按照安放石狮的传统，如果没有大林门，那么林坊（原宣圣林坊）前是不可能安放石狮的。由此可以断定，大林门当是崇祯七年新建的。杨士聪与衍圣公府关系交好，关于此年孔林维修，杨士聪还撰有《重修圣林门楼碑》，此碑现存于孔林大门里东侧。  图6《重修林记碑》拓片 结语 孔林大林门具有断砌造的显著特点，但是建筑形态或建筑元素并不是确定建筑建造年代的主要依据。《阙里文献考》“建重门”的本义是指元至顺二年宣圣林神门建造后形成了孔林双神门，而不是建造“双门”（大林门和至圣林门）。《阙里文献考》“建重门”与《宣圣林神门记碑》“建一门”表述不同，但实质一致。明代诸多阙里文献史料中不见孔林大林门有关记载，据《重修林记碑》“先林坊，次林门，次林楼”的修建次序和“易朽为新，增所未备”，尤其是门前“琢狮二对”的记述，孔林大林门当是明崇祯七年（1634）维修孔林时所创建的。 宣圣林神门，由于过分强调其“禁樵牧”的实用性功能，淡化或忽视了其标志性功能，所以习称“林门”（二林门、旧林门）。因为孔林大林门始建时间史无明著，《重修林记碑》镶于观楼内东墙，观楼大门日常紧闭，此碑鲜为人知，所以人们多按照大林门宋元建筑型式和《阙里文献考》“建重门”的记述，推测提出“元至顺二年”说，并成为主流说法，自在情理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